义和团：中国一百年的阴影

文王之后

对于义和团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和过去的我一样知之甚少（确切的说只知道教科书上的几句评语），也不会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不过，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我们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经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义和团的起源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

　　二、义和团的兴旺  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了祸（杀死了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的镇压，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再说那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说起这个徐桐，后来鲁迅曾说他“只知道世界上有英格兰、法兰西，却不知葡萄牙、西班牙，认为那是洋人要得太多不好意思了，所以才编出来的”，而这位徐中堂正是后来义和团的实际指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o(︶︿︶)o 唉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三、义和团的衰亡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保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

　　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o(︶︿︶)o 唉对外交涉。十八日，八国联军陷天津。二十七日，主和派官员许景澄、袁昶奏劾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七月初四日，慈禧将许景澄、袁昶处死。十七日，又将同样为主和派的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

　　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四、后世对义和团的看法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共*产*党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五、登上神坛的义和团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o(︶︿︶)o 唉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六、回首再看义和团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现在义和团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不过，这个“反帝”的头衔实在是太过牵强，因为他们分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洋”，而且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包括铁路、轮船、电线杆等等。至于“爱国”更是何以见得，光是被他们杀死的国人数量还远在洋人之上，最后还害的中国人又受一次耻辱，说“害国”恐怕更为确切。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之后，随之而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其中一种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科学、制度等等，另一种则反对对现状做任何改变，这两种不同思想的代言人就在短短几年中各自登上了一次历史舞台，并且都以失败告终。这两者哪个更先进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直到陈独秀提出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才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广为接受。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文王之后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o(︶︿︶)o 唉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文革。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姬安地

义和团爆发是西方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榨取，中国人对西方人新仇旧恨一起发作的产物。我们可以指责他们愚昧，被满清利用，但我们应该宽容他们的行为，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华文明。

思茶

<P>我个人反对一些学者将义和团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那是用所谓现代文明的标准要求当时的中国底层的老百姓，他们无论如何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17 13:28:53编辑过]

共工滔天

个人相当讨厌义和拳

咸阳游侠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吗?一群被满清洗脑了的愚昧的保守的农民

舍藏室

<P>义和团确实愚昧,但愚昧的人也有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的权力,愚昧的人难道天生不想安居乐业吗.怒其愚昧之前,至少要先哀其不幸.甚至怒其愚昧都不应该,一个社会发生动乱首先应该受指责的是有权有钱有脑的精英.所以比较同意思茶的看法.</P><P>至于"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指责其的理由.我们可以敬仰明清之交宁死不剃发的英雄,痛恨当时助纣为虐的o(︶︿︶)o 唉.可是假如我们生在1700年,能做到不心安理得拖着那条辫子吗?如何理性地看待历史,是个事关民族复兴成败的大问题.现在的价值尺度可以说是非常混乱的,一方面是很多o(︶︿︶)o 唉翻案成了英雄,另一方面林则徐这样的人也被有些人扣上了o(︶︿︶)o 唉的帽子.</P>

思茶

<P>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期望一个在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工业产品面前急剧衰落的帝国里那些生计面临崩溃的底层人民能够欢欣鼓舞地拥抱西方送来的现代文明，显然幻想了。他们本身的行为固然是对文明的反叛，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他们当时也一定感觉到是被文明抛弃了。</P>

文王之后

<P>近来看到几幅八国联军和清兵杀戮义和团民的照片，不禁恻然心动，思绪沉重，久久难平。

　　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记性，大约总难免重蹈覆辙；一个民族倘若不知从苦难中汲取教训，怕是要万劫不复。应当有记性，应当懂教训的，首先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知识份子和它的有历史责任感的民众。

　　其中一张：行刑完毕，被砍掉的几颗脑袋滚了一地，那些无头的尸体佝偻着倒在地上，身子还被捆绑着，地上一大滩乌血，旁边一些人在袖着手默然观看。

　　另一张：一群义和团民被清兵押上刑场，这些即将被杀头的汉子们大都木然无表情，亦可说是沉着自若，绝无罗丹雕刀下的“加莱义民”那种痛苦万状的神情，亦无希腊雕刻家刀下的“拉奥孔”那种被毒蛇缠身的痛苦和绝望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们心里是否有被出卖的沉痛感。

　　然而，使我格外注意的是，中间一位精壮的汉子，赤着上身，腰间束一根布带，脚上趿着一双破布鞋，两臂交叉在胸前，脸上微微露笑，神态泰然自若，似乎在等着领奖，或是去就餐，这表情决不是几分钟后就跪在地上，引颈就戮，鲜血喷溢，身首异处了。

　　义和团民这种视死如归的气度，这种面对死亡冷静沉着的神态，这种丝毫不露内心痛苦的性格，大约是国人那种对生命的理解的一种外现：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是的，他们也许就是这样一批追求理想的农民，象他们的几世孙红卫兵那样青春无悔，死亦无悔，至今还在为往日的风光而自豪。

　　执行死刑杀他们的，是手执大砍刀，一脸横相的大清刽子子。别忘了，这些将要被杀的汉子们，当初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扶清灭洋”四字，现在他们要被大清帝国杀戮无赦。

　　洋人杀中国人，则用洋枪；此时，他们待在一边作壁上观，欣赏这东方野蛮的杀人奇景。

　　这就是１９００年８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北京街头的真实情景。九十六年前，大批慷慨激昂、仇洋杀洋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被历史白白牺牲掉了。洋人没杀多少，他们自己却在老佛爷的出卖和洋人的围剿下成群地喋血故土。

　　这些死者若是活着，至少应当是一百二十岁的老翁了；他们若是有后代，现在应当是五世孙了。不知这些儿孙们是在跑单帮呢，还走在种地？是在乡下开小店呢，还是跑到大城市去打工？是落草为寇了呢，还是在酝酿着新的教派？是在浑浑噩噩地聚众赌博呢，还是在读书求知？

　　义和团是上个世纪末年（兴盛期为１８９８—１９００）在中国北方山东农村自发兴起的民众组织。它最初名为义和拳。不久之后，他们改为义和团，口号为“扶清灭洋”，标志着这个民间组织在性质上的改变，显示出它己经被清政府利用，成为这个o(︶︿︶)o 唉政府的一群家奴和粗野的打手。这是义和团走向历史大悲剧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转变。

　　反清灭洋可能也以悲剧告终，但是却和扶清灭洋而失败大不相同。反清，标志着一种独立的政治倾向、清醒的头脑和正义的立场，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击和扫荡清政权的o(︶︿︶)o 唉因素，促使它的政权内部产生某种变化；而扶清却起到了为这个病入膏肓的o(︶︿︶)o 唉政权加剧罪恶的消极作用，不仅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丧尽脸面，而且使中国陷入空前灾难和极度耻辱的境地。这些只有血勇而缺乏清醒头脑的农民作了一件十分可悲的蠢事，不仅惨遭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残酷绞杀，而且也遭到慈禧政权翻脸无情的迫害。

　　毫无疑问，最初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相当的民族正义性质和反抗**的政治性质。这一运动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抗某些洋教人士在中国的不法活动和对某些恶徒的包庇。他们的活动，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时人记载：“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愤，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周之桢等篡：《茌平县志》”卷１１，民国二十四年本第１９页）

　　“去岁拳民抢教，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之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太横……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甚至教士为教民包揽词讼，该教民不递诉状，但凭教士函片，即签票传人，差役又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曲直未判，真伪未分，而良民已受无穷之累犊连篇……近数年来，何省不兴教案？而抑之愈深，激之愈甚。若不釜底抽薪，而徒恃搜拿以镇压，窃恐柔懦者尽趋于洋教，强悍者愈增其不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

　　一位御使道：“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藉以捍卫身家。”（“御史黄桂均折”，光绪２５年１１月２５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４４页）

　　这些历史记载，清楚地勾画出这样一幅末世怪现状：洋人欺压农民；官府怕洋人，反过来压迫中国百姓；百姓走投无路，揭杆而起。

　　清政府对中国民间自发组织和秘密结社一向采取严厉镇压和取缔手段（例如对白莲教，天地教），视为政权之大敌。然而，他们对待义和团却采取安抚和利用的手段，这是很耐寻思之事，显然它对了掌权者的胃口和需要。

　　在最初阶段，地方政府o(︶︿︶)o 唉对义和团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官员主张采取镇压手段（例如袁世凯），有的官员则采取招抚和引导的态度（例如大学士刚毅、端王载漪、山东巡抚毓贤等）。他们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互相对立。这是一种有趣的末世现象，也是一种大有学问的新式宫廷斗争手段。镇压者，是为了整个统治集团利益；而招抚和利用者，乃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为了那一部分更自私更保守的集团的利益。这种引民间力量来向国内反对派或国外干涉者o(︶︿︶)o 唉的手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中开了先河。

　　义和团在反洋教问题上采取的那种横扫一切的态度，那种由反对不法教士到反洋教，发展到反对一切西方文化和科学发明的立场，那种由杀教士、烧教堂发展到凡是西方发明的东西都要摧毁，于是干起扒铁轨、倒电杆、毁电线之类的愚蠢行为。诚如一位智者所言，这些人“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暂不可久。总之，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９－８０页）

　　这种野蛮行为一方面强烈地表现出中国民众对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产生的痛恨和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深刻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文化本身的某些保守性心态。不思社会发展，自私o(︶︿︶)o 唉的清帝国造成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结果，使西方文化在中国成为征服者文化，使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而失去平衡，从而把羡慕变成了仇恨。究其原因，皆因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长期不长进，不能给人民以进步，尊严与富强。

　　这种野蛮和愚蠢的行为终于使痛恨西方列强的慈禧集团眼睛一亮，发现从贫瘠的黄土地上冒出一支完全可以利用的力量。这对于镇压变法因而陷入穷途末路的慈禧集团，无疑是一个绝望中的惊喜。不走现代化道路，不走政治改革道路，难道就真的没有路，就真的要受帝国主义的窝囊气，挨帝国主义的打么？你瞧，这天兵天将不就在老佛爷脚下的黄土地泉水般涌出来了吗？此时正是民心可用，何不创造一场历史大奇迹？

　　慈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她不知羞耻地谈起“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袁昶：《乱中日记残稿》）的堂皇道理：“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义和团的神奇气功和神秘符咒，它吹嘘的所谓“刀枪不入”（即今日中国人又一次大肆吹嘘的“特异功能”之类功夫，这种吹嘘总是末世现象之一），也是使慈禧集团十分沉醉的一个因素。他们终于相信民间那套神秘的土功夫能够抵抗西方的洋枪洋炮。此时的慈禧，大约完全忘记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避暑山庄，圆明园化为焦土；完全忘记了１８９５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此时的他们，大约是最“爱国”，最“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的一夥人了。那些王公们如获至宝地连吹带捧，把义和团从华北平原的乡村引入京城，把这些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的农民请进王府，请进皇宫，引见给慈禧皇太后，让他们在老佛爷面前露露刀枪不入的奇异功夫。

　　有人不无忧虑地写道，“（一个僧人）自称，浑身气功，能拒枪炮，金刚附体，外洋无敌。复以上峰奖许，练拳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此辈乡曲豪强，原非善类，今骤拥此声势，渺视官府法纪，日后隐患，正难预科。”（“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函”，１８９９，１０，１３；《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页）这就象当年红卫兵兴起，由于最高领导人支持，无人敢说不好，于是一面倒，但却隐藏着日后的许多问题。

　　这些人扬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可以避枪炮。上奉太后密旨，下遵毓贤命令，兴大清，灭洋教，他日功成名就，大则仕宦而至将相，小则丰富而有衣食。种种谣言，出人意外。”（“山东义和拳匪论”，“万国公报”卷１３２，光绪２５年１２月）

　　于是，在最高统治者支持下，义和团在京城到处设坛，香火极盛一时。中国农民组织从来没有得到过专制君主如此的青睐，竟然能够破天荒地受到皇家的如此殊荣，能够在天子脚下，皇宫前面，如此张扬，如此自由，如此“造反”。

　　时人记载：“光绪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义和拳之组织，设坛吞符降神，不伦不类，自诩枪刀不入，耍刀舞枪，到处皆是。甚至妇女亦托真神附体，自诩能于空中飞舞，名为红灯照。其奸滑之徒，滥混其间，藉图私利。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事暴发，各处杀戮外人，肆无忌惮。”（刘荫歧等撰《陵县续志》卷四，民国２４年本第４３页）

　　在慈禧集团的支持和鼓动下，义和团愈走愈远，大开杀人毁教之风：“自称符咒种种灵验，可避刀枪，愈传愈远，愈远念妄，……其迫害教民也，以逐西教士为第一意。伪称奉太后懿旨，故受其蛊惑者日益众。七八月之间，遂千百成群，依势作威，而天主教民适逢其怒，被抢数十村，耶稣教尚无恙也。至中秋节前数日，匪焰更炽，于是不论天主教，耶稣教，既是教民不免惨害矣。……先惟劫掠财物，后则毁教堂，害教民，杀教士，无不可矣。”（“义和团闹教纪实”，“汇报”第１４６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年初十日，转引自《义和团源流史科》，陆景琪等编，第１６３，１６５页）

　　客观地说，慈禧老妇在接见和怂恿苦大仇深的农民“造反”上，是中国史无前例第一人。这些义和团，实在是六十六年后北京红卫兵的老祖爷。

　　此时的义和团，已经成为清政府卵翼下的一支别动队。他们愈发无所顾忌，很象是六十六年后那位红司令麾下的红卫兵。在慈禧集团支持和鼓动下，义和团们愈走愈远，有恃无恐。在这种情绪下，官兵们也同样疯狂起来，不久发生德国公使克林德、杀死日本o(︶︿︶)o 唉人员杉山彬被杀事件，乃至围攻和炮轰外国o(︶︿︶)o 唉，从而挑起严重的外交纠纷和战争。于是，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攻陷京城，慈禧集团仓皇鼠窜，把中国这个满是文化宝物的烂摊子丢给别人收拾。

　　慈禧集团之利用义和团来反洋人，有其非常自私的欲望和狭隘的情绪。分析分析她的那种心理不仅十分有趣，而且十分有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叶赫那拉氏还是一位少不更事的小姑娘，自然对西方列强的厉害没有多深的印象。当她荣幸被咸丰皇帝招进宫里，靠着自己的姿色、聪明和生子，成了西宫娘娘时，她就应当对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的惨败有深刻印象了。就是那次惨败，才使她跟随咸丰由圆明园仓皇逃亡到承德，那位皇帝不久就死在那里。在和顾命八大臣展开的宫廷夺权斗争中，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和东宫太后一道，与京城的“小六子”恭亲王弈忻联手，争取得到各国公使支持，辛酉政变成功，立其子同治为帝，其实是她垂廉听政。本来，慈禧是靠洋人支持上台的，后又因镇压“百日维新”，废黜光绪，遭各国公使冷遇，康梁等外逃又获外国庇护，她便转而仇恨洋人了。

　　然而，慈禧的这种仇外情绪，最容易披上一层漂亮的民族的外衣，也很容易混同于一般的民族主义情绪。

　　袁世凯说得很明白：“（山）东省民教不和，大半由于地方官o(︶︿︶)o 唉未能持平。前任（指前任巡抚毓贤）自己怕洋人而煽动百姓与人闹事，未免太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第２０页）后来的慈禧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慈禧本人来说，她对走火入魔的义和团，本来持比较谨慎的怀疑态度，这老妇毕竟不是年幼的娃儿，大约应当知道这些乡野农民常常会有的那些戏法和骗招，大约知道他们会闹出麻烦。她对于这种厉害攸关的事情，最初还是较为小心的。

　　可是，满街满城那么多风风火火的拳民，如此高涨的反洋情绪，不正是民心可用么？中国百姓从未没有这么热气腾腾地反洋鬼子的情绪和这种性质的群众运动，此气正可鼓而不可泻，这种情绪正可以使她对洋人的仇恨心情得到发泄。不过，她也实在害怕惹出大事，那会使她的江山为之倾倒，乃至光绪复辟。那些围在身边各怀鬼胎的王公们一味鼓噪，力主民心可用，对外宣战，终使这老妇支持了那些造反暴民的行为：“会慈禧太后谋废立，各国公使不允，仇洋特甚。拳匪则以教徒之横，适树‘灭洋’之帜，中经希旨诸臣之鼓惑，而太后遂欲令拳匪灭洋，匪得密旨，因于‘灭洋’之上，加‘扶清’二字，而滔天之势成矣。”（柴萼《庚辛纪事》）

　　不过，这个软弱清帝国的那伙狂热份子作出与外国列强宣战的决定，貌似轻易，而对于那位慈禧老妇却实在是下了孤注一掷的大决心，经过了很大痛苦和动摇才作出的。“崇陵传信录”有一段记载五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那次决定宣战的御前会议极生动：

　　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日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二，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

　　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可以说当初有一箭三雕之妙：一可因势利导，把农民对满清政权的痛恨转移到仇外上去；二则，可以教训洋人，让他们今后少对中国说三道四；第三，万一出了麻烦，农民不敌洋人，也可推到“暴民”头上，他们毕竟不是政府的军队，清廷可以转嫁责任。但是，慈禧完全打错了算盘，大大的错估了“刀枪不入”的力量。她从此一蹶不振。

　　一个悲哀的民族。
</P>

文王之后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00><FONT color=#000000>距今一百零三年前，1900年（清光绪廿六年岁次庚子），在中华大地土爆发了带有民族觉悟色彩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这的确是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匆匆逃难到西安，最后以给列强赔了巨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等屈辱条款而结束（辛丑条约）。</FONT></P>
<P>　　此一事件的远因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凭其船坚炮利的优势不断侵华，割土地、开商埠、索巨款，取得很多政治、经济、商务上的利益，后来又想瓜分中国、中国的势力范围，真的把中国当咸鱼肉来宰割。而清廷却又o(︶︿︶)o 唉昏聩至极，引起了已觉悟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变法维新，却不幸又遭到朝廷的惨酷打击而失败。</P>
<P>　　另一方面是外国教会和教士除了传教以外，也做了大量有益中国人民的事，如o(︶︿︶)o 唉医药卫生，破除迷信、提倡天足、创办孤儿院、盲人院、聋哑学校，兴办教育事业、参加扶贫救灾等社会事业，提倡禁吸鸦片，禁止蓄妾、早婚等传统恶习。但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差异，也引起部分国民的反感和误会，例如：中国人以往是迷信程度非常普遍且深的民族，而传教士却反对“假神”，只许敬拜耶稣。社会上也不断有谣言诬陷教会，例如说外国人反对纪念祖先，说外国人的医院挖小孩眼睛来制造“迷魂药”。而有些教会也不免有干涉地方诉讼、强购民地来兴建教堂等引起人民反感的作为。清廷既恨外国政府侵略中国，也痛恨外国人把宪政、法制和民主的思想输入中国。实际上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变法维新思想，的确是外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灌输给他们的，因之也引起了慈禧对他们的痛恨。</P>
<P>　　近因是1897年发生的“曹州教士案”。山东曹州府钜野县有座天主教堂，因为教徒和民众发生纠纷，而教会偏袒教徒，引起群众对天主教堂的不满，有二、三十人冲入教堂打砸，不幸却打死了两个德国教士，这就引起了国际外交事件，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强占胶州湾，就是这件事惹出来的。曹州府一带民性强悍，《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的“黄巢”和继洪杨太平天国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P>
<P>　　当年山东和直隶民间早就有练拳的风气。虽然此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很快就把杀人犯全部缉获，但继任他的巡抚汉裔旗人毓贤却想利用拳民来杀灭洋人。在他的鼓励之下，拳民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盛。义和团的本称是义和拳，可见基本上是一群拳民。毓贤在山东的政策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他在山东杀人如麻，上任不到三个月便杀了一千五百多人，但是拳民却越来越多。</P>
<P>　　庚子年春，山东大股拳民进入直隶，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间便进了北京。此时在北京和直隶省的拳民已多到四、五十万人，他们高呼“扶清灭洋”的口号，使得洋人十分震惊。英、美、法，德四国公使要求清廷限期剿灭义和团，否则他们要派兵前来“代为剿平”。</P>
<P>　　此时清廷有两派存在，以慈禧为首的一派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反外仇洋，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另一派以光绪皇帝、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为主，主张镇压拳民，以免外国人武装干涉，保证京师和皇宫的安全。这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连开四次御前会议，虽然光绪皇帝和四个大臣痛陈拳民之不可恃，不主张轻易对外宣战，但慈禧太后在瑞王戴漪等人支持下，终于强行对外宣战。宣战书上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P>
<P>　　清朝和八国联军的大战便爆发了。顺便一提的是，前后有八个大臣，因为反对利用义和团和对外宣战，为慈禧所杀，其中有汉族人，亦有满族人。</P>
<P>　　义和团在北京，烧杀得十分惨酷，他们把最繁华的大栅栏一带和前门大街一千多家商铺烧光，正阳门楼也被烧塌。他们在庄亲王（戴勋）府前的大广场上把中国教徒杀了一千多人，尸积如丘，血流成渠；但他们攻取东交民巷o(︶︿︶)o 唉区和西什库大教堂，却一败涂地。上述庄亲王戴勋是那时步兵营统领，统帅八旗步兵，有肃靖京师之责。</P>
<P>　　有关于记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文献十分丰富，笔者主要的资料是取自两年前在台北出版由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所写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所谓八国联军实际上出兵的只有七国，但签订“辛丑条约”的外国却达十一国。联军兵额只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军统帅便是和赛金花有过交往的德军将领瓦德西。在义和团闹事和八国联军之际，帝俄曾对我国大下毒手，占领了乌苏里江以东和以北极大片领土，又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杀戮了几万中国人，弃尸在江中。</P>
<P>　　“辛丑条约”中有一条是允许外国在从北京到山海关这条铁路的沿线十二处驻兵，以保护他们的侨民。日本利用这个条文，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芦沟桥事变以前，大量增加驻华北的兵力，最后终于发动了全面性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大沽口的炮台也是因辛丑条约而撤除的，使得津沽无法自卫御侮。政府领导人愚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P>
<P>　　义和团的杀戮主要在北京和直隶，其次便是在山西。而在山西的杀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的。庚子年山西的巡抚是汉裔旗人毓贤，他本是义和团起事以后的山东巡抚，他生性残酷嗜杀，曾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是极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因之他的作风极获慈禧的欣赏，但由于洋人对他在山东的作法不满，慈禧便把他调离山东，他回京觐见慈禧时，她竟颁赏给他亲自写的“福”字以示鼓励，不久便把他任命为山西巡抚。他受洋人的气而离开山东，却又很得太后的赏识，所以他到山西以后便毫无顾忌地大干“除教（民）灭洋”。接任他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山东的作风，却和他正好相反。毓贤在山西的屠杀可简述如次：</P>
<P>　　<FONT color=#ff0000>在太原的屠杀：</FONT></P>
<P>　　在太原的外国基督教会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在太原城内东南部办有医院，诊病施药，并且由外国募款救济山西的旱灾。庚子年的七月初，义和团开始焚烧他们的住所、抢劫，作人身攻击，并把住在教会的一个女孩子烧死。浸信会的主持人George Farthing向毓贤求助，毓贤命令他们全搬进竹条巷的一座大院内以便保护。意大利天主教在当时太原北城门附近设有办事处，有主教，修士和修女多人，也奉命搬来此一大院。七月九日毓贤穿着官服前来巡视，当场下令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五花大绑，送到此大院附近的一处广场，这广场就在毓贤的巡抚衙门附近，惨无人性的屠杀就在此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外国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斩首。他们先剥光每一个人的上衣，先杀男、后杀妇女及儿童。先杀基督教的人，次杀天主教的人，最后被杀的是George Farthing牧师。在杀白须盈尺的天主教老主教时，主教质问毓贤为何乱杀无辜，毓贤立即抽出佩刀，臂头挥去，老主教立即身首异处，惨不忍睹。毓贤亲自橾刀杀老主教的记述，唐德刚的书和从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档案馆取得的资料中全都提及，应无可疑。</P>
<P>　　英国浸信会在山西寿阳也有个布道团，主持人是Thomas Wellesley Pigotts，在寿阳办有诊所、药房和学校。因有学校，所以在汾阳的传教士Atwater的两个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女孩也寄住在Pigotts家。情势危殆时，他们便来到太原以策安全，不料一到太原便被下到狱中。毓贤又把从寿阳来太原避难的男女和小孩全杀死在一广场中。这天在太原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个小孩。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此外在太原也杀了些中国的信徒约五十人。</P>
<P>　　在寿阳的义和团，在七月三日一天内便杀了71个中国基督徒，其中有小孩11人，被杀18个女信徒中有一人遭到活埋。可谓惨绝人寰了。</P>
<P>　　<FONT color=#ff0000>在太谷的屠杀：</FONT></P>
<P>　　欧伯林大学毕业生在太谷的传教事业有两处小据点，一在南门外，一在城内。庚子年在情势紧张时，他们全都搬到城内。太谷的知县在起初对他们尚能予以保护。但不知何故却于七月下旬被调走，七月卅一日晨忽有义和团及暴民混杂的大群人来到，着手放火，见有两名中国教徒，便立即杀死。美籍人士知道大祸临头，便用梯子越墙逃入邻家一空屋内躲藏，但很快便被寻获而杀害。此时在太谷的中国基督徒约一百人，但在官方威吓诱骗下，约有三十多人悔教，而悔教者中亦有后来惨遭毒手者，许多基督徒逃到山区去避难。有少数中国基督徒在被杀害前表现得对宗教信仰十分坚定，拒绝悔教，甚至要求速死。例如有一位姓刘的教会执事被官家叫到县衙门，被告知若不悔改便要被杀，但他拒绝了。 </P>
<P>　　暴徒去美国教士住宅地烧房屋时，一位中国教徒吴安圆（译音）者对暴徒说：“弟兄，让我上天堂吧！”语毕即遭毒手。有一姓王的女信徒，在义和团分子向其下毒手前对暴徒说：“请你等一等”，便去洗脸并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对暴徒说：“我不悔教，你想怎样就怎样吧！”话毕便遭杀害，她的幼子亦遭毒手。</P>
<P>　　在太谷亦有其他国家人士被杀害。数年前笔者在《大使命》双月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当年长期在母校任校医的温大夫的妻子、校友温绍杰、温绍伦等人的令慈，便是庚子年拳乱时殉教者的遗女。</P>
<P>　　拳乱时，欧柏林在太谷的传教士主要人物是Dwight Howard C1app。他们在生命危殆时的表现，全都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可从当时他们写给在美国亲友的信和遗留下的日记中看到。本来他们也备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拳众，但他们并未使用，却勇敢就义。Clapp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一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欧柏林大学为了纪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园中的广场建了一座拱型纪念碑，上面就刻着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P>
<P>　　原来在太谷义诊施药的美国医生Dr. Atwood（曾替少年时代的孔祥熙治愈眼疾），正好在义和团闹事前回美国探亲，因之得免遭毒手。他于庚子次年重返太谷，安排了把十六位西国死难者和十五位中国信徒的遗体，安葬在太谷城东门外的一座花园内，并立碑以记其事。这花园算是清政府给西国死难者遗属的赔偿物，后来成了母校的校址，即现山西农业大学校址。在卅一殉难者安葬礼上，太谷知县也来参加。笔者在上初中时，瞻仰过校园中这小片幽静肃穆之处。庚子年在太谷死难的中外基督徒共81人，许多人的遗体己无法寻获。欧柏林大学在太谷的校友殉教者有六人，他们是：Dwight Howard C1app，Mary Jane C1app，Susan Rowena Bird，Mary Louise Partridge，George Louis Williams，Francis Ward Davis．共二男四女。</P>
<P>　　<FONT color=#ff0000>铭贤学校的创设：</FONT></P>
<P>　　基督教公理会在太谷原已有一所位于南门外的女子学校，和一所设在城内只收男童的华美公学。孔祥熙于1880年（光绪六年），出生于离太谷城不远的程家庄。他少年时因眼疾，曾由美国传教士又是医生的Dr. Atwood治愈，所以自动要求转学来华美公学。毕业后由美国传教士魏禄义的介绍，转到河北通县教会办的潞河书院。庚子年暑假时他由通州返籍，适逢因拳乱而时局不靖。据说义和团在太谷闹事时，他曾救过美国传教士。近读中国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工作的沈国仪写的一本原在大陆出版、后在台北重新排版、印刷精美的《孔祥熙传》中获知，他救了三位女传教士，并派家仆张振福把她们护送到通州，其中一位叫麦纳。 </P>
<P>　　同时期在汾州府的美国传教士，在危急时也得在教会学校教书的费起鹤救助。笔者从当年任教的高尔逊先生所写、即将出版的书的原稿中获知，有一位Leulla Minor女传教士，写的《中国两英雄》（TWO Heroes Of Cathy），记述孔、费两位，如何救助传教士的英勇事迹，我相信女作者Minor应是上述的麦纳。</P>
<P>　　在拳乱快结束时，孔祥熙曾参与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清廷谋和代表团，深得李鸿章称赞。孔祥熙于潞河书院毕业后，得这位麦纳传教士的推荐，来美国进入欧柏林大学。他来美国所拿的是李鸿章安排的外交护照，身份是“全权议和大臣的随员”。孔祥熙于1901年，21岁入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11ege,Ohio），前两年攻读理化，后两年攻读社会科学，1905年获学士学位，又入耶鲁大学专攻矿物学，两年后获理科硕士，返国后在太谷南关创办为纪念欧柏林大学在太谷因拳乱而殉教的校友的铭贤学校。</P>
<P>　　该校于1909年迁入太谷东门外杨家庄盂氏别墅，即庚子年殉道者安葬的地方。缅怀一百年前殉道先贤，令人感动敬仰。 </P>
<P>　　<FONT color=#ff0000>清兵在汾州府（汾阳）的屠杀：</FONT></P>
<P>　　欧柏林大学的校友在山西汾州府有传教的事工，当义和团之乱蔓延到山西时，汾州的知府和汾阳的县知事，对中西教友尚能尽保护之责，禁止暴徒滋扰。但不久便要求中国信徒宣布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中国教友为了身家安全，颇有宣称悔教者。</P>
<P>　　庚子年七月，汾阳知事在城外一个村庄，率领巡丁逮捕天主教徒时受伤死亡，山西巡抚毓贤立即派一亲信接任。此新知事和毓贤一样十分痛恨洋人。他于七月二十九日公开宣布杀尽洋人。同时知府却谎称要把西教士及其家属，全部送往沿海省份。 </P>
<P>　　欧柏林大学校友及其家属，于庚子八月十四日晨，分乘两辆骡车朝汾河的方向进发，县知事还发动了城内居民上万人夹道欢送。骡车行至城外二里处的一个村庄时，押送的士兵便伸手要钱，否则便予以杀害，教士们乃尽其所有给了士兵。士兵得钱后，有的抢走车上的行李，有的立即着手屠杀，并弃尸道旁，后来山村的人把尸体掷到一个深坑中，足见汾阳的屠杀是有预谋和计划的。太谷的刽子手以义和团和暴民为主，但汾州府的屠杀却是清兵的所为。</P>
<P>　　<FONT color=#ff0000>汾阳西国殉道者的名单如下：</FONT></P>
<P>　　Ernest Richard Atwater，B1izabath Graham Atwater，及他们的两个分别为十一岁和八岁女孩，本在寿阳教会学校念书，也于七月九日在太原被杀。 </P>
<P>　　Clharks Westey Price，Eva Jane Price和他们的女孩Plorence Price。</P>
<P>　　Miss Annie E1dred，Aton Lundgren，Eva Lundgren。尚有骡车车夫二人和华籍教友张、田两位亦遭毒手。</P>
<P>　　在拳乱时，全国天主教徒被杀者约两万人，基督教徒被杀者约五千人，可谓惨极！</P>
<P align=right>（作者为北加州信徒）</P>
<P>　　附注：</P>
<P>　　孔祥熙为纪念在庚子拳匪时在他的故乡山西太谷遇难的美籍传教士及华人，故于1907年创办铭贤学校，初创时仅有小学。后得美国欧伯林大学毕业生霍尔（Charles Hall）因发明电解法制铝而成功，他捐献巨额基金，增设中学部；继又设立专事科研究的工科和农科。o(︶︿︶)o 唉抗战发生后，该校辗转搬迁，毕业学生众多，其农科现并入山西农学院，工科则并入太原理工大学。 </P></FONT>

文王之后

<b><FONT color=#f70909>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经历了从敌视、镇压到容忍、利用的转变。图为将被带去斩首的义和团团民</FONT></b>

文王之后

八国联军的宣传画

文王之后

义和团民

文王之后

<FONT face=宋体 size=3>1900年，义和团围攻o(︶︿︶)o 唉后，八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开始了攻击北京的战斗。</FONT>

<FONT face=宋体 size=3>战斗中被击毁的清军炮阵地，可见清军的火炮带有在城墙上移动的滑轨，已经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装备好了很多。</FONT>

文王之后

<FONT face=宋体 size=3>炮台上依然可以看到的弹痕。</FONT>

文王之后

<FONT face=宋体 size=3>北京的城防工事，依然是依托古老的城墙。可惜，这古老的城墙，在解放后被永远的埋葬在二环路这个名词里了，</FONT>
<FONT face=宋体 size=3>血腥的杀戮场面，义和团民被绑缚即将屠杀，看来，这张照片是在海边的刑场拍摄，推测可能是天津，行刑者则是清朝官府。</FONT>

文王之后

<P>
<FONT face=宋体 size=3>行刑的场面</FONT></P>

<FONT face=宋体 size=3>又是一批被捕获准备杀掉的义和团。</FONT>

文王之后

<FONT face=宋体 size=3>杀戮结束，看来还是用的斩首的刑法。</FONT>

文王之后

<P>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自己的侨民和国民在他国被虐杀，也不能容忍自己的o(︶︿︶)o 唉遭到有组织的民众和政府军的攻击，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大使被当地士兵枪杀。</P><P>八国联军入侵有理。</P><P>我同情那些被杀的义和团，但我是感到他们罪有应得，任何人犯罪，必须受到追究，不管这种犯罪是否被戴上“爱国”“革命”的光环。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而且是自己的老乡），心里虽然不舒服，但是这是正义力量在惩治犯罪。</P><P>为那些被杀的外国人，传教士，中国的基督教民，克林德大使哀悼，作为义和团的同族，我个人表示忏悔。对义和团仇视文明，践踏人权，残杀妇孺，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感到羞耻。</P>

风流帝王

看了楼主的介绍，“义和团”确实害国秧民，不过“义和团”反洋人侵略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性质就极其恶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