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虚构的故事，大吃一斤二两。zt

文王之后

并非虚构的故事，大吃一斤二两。

那一半该不该杀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所谓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干部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挠：“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地主阶级，她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明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这股风从湖南常宁县南的道县飞来，首先在庙前公社开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直到北乡的一大部了。就是说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了83人，可惜无人把这椿奇冤详情纪录下来。为此也让世人了解这股风源，特此抄录下来，间节里也算让常宁人了解这段冤情实况。后来国内出版了《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录》里简述了一点。可悲的是全国已出版了的书，公然发生地的常宁人们自己却淡化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什么骨肉之情，世道之理，治国之方，一概丢到万丈深潭去了。它把人们带到原始部落的荒原：漫骂、罚挂黑牌、戴高帽、穿彩衣、剃光头、打锣游街、吃馒头、跳美国舞、拳打脚踢、关黑屋…….，这还只是小菜一碟。更有惨绝人寰，毛骨悚然的花样：棍打、扳缯、坐老虎凳、杀雷公尖、踩杠子、跪玻璃瓦砾、乱石砸死、鸟铳打死、菜刀砍死、自己挖洞自己跳、一箩石灰活埋……总之，尽五千年的残酷手段，一下子无师自通了。人本来就是兽类进化而来，但是在文革中这种人性又返祖到兽性里去的现象，其暴力行为和迫害行为之普遍，不是社会和国家对暴力采取某种实际上的宽容态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声称：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人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更可悲的是对那些参与暴力行径的多数人来说，暴力并不是一种恶，而是被认为合乎“革命道德”的行为，是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这不仅是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同时更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有人说这是盲动，但也有人说，这更是盲从，说到后者，一切按“最高指示”办，谁敢不行？

“造反有理”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嘛！

都不能说没有根据。早在1958年8月召开的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o(︶︿︶)o 唉就说过：“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转引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平日且如此，更何谈运动之时，所以文化大革命时的法律已成唾液，成了受批判的东西。请看共和国主席、国家元帅不就是只凭一个人一句话，就被拉下来批斗，打得鼻青眼肿，骨断筋伤，饥病交加，直至死无葬身吗？下面怎能不遵最高指示办呢？上面不是树了样板在吗？



文革实录之一，杀红了眼的“革命”恶魔

地点：湖南道县

时间：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起初，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旗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铳打、铁铬、活埋、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几十人绑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薰死、一群群的人推进其深莫测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头砸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书！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据道县这次惨案，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道县所在地区零陵十个县市，以及外地区的毗邻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

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4000余人。

以上只是个大概，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可见当时具体惨状。祥述如下。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前一天因出身地主，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

“起来！起来！开会去！”

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

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

“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

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

“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在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

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压去……

“蒋汉正！”

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三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五、六、七、八……第八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三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o(︶︿︶)o 唉，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梁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梁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梁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

“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掩掩一夕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七天七夜。

文王之后

文明的社会 超祖的野蛮

“文革运动”的第三年（1968），引出一桩“湖南大屠杀”惨案。首先由常宁邻居的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到处都处在无政府状态。风声鹤厉，人心惶惶，胆战心惊，不可终秒。这时候，公然有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发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在北京呼吁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造成强大声势，震动了中南海。“湖南屠杀”的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第一天，周总理挤出十多分钟亲自接见了。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令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o(︶︿︶)o 唉。马上黎原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双手沾满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场血洗劫难。在正义已经死亡，国法如废纸时期，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英雄哪里？英雄在这边！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还有三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这里且说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位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血染红了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家子弟家里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了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叫一团）谁知被逼供为组织了o(︶︿︶)o 唉救国军“一团”、“二团”，就是如此糊里糊涂而大开杀戒。最初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兼亲带故的什么12种人、21种人，再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训一年就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杀了，还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还未到达家门，就用锄头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从阴户、肛门用木棍插进而死，有的被捆绑跪在床门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八十，小的才二、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原始野蛮人类的历史中，日本侵华对待异族历史潮流中可能有此，但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人还能下得这样的手，而且在中华民族已有漫长的文明史的今天，将永远摧人痛哭。

文王之后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庙前公社非法杀25人那天，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者，常宁解放区之初，他还在念大学，土地改革时，上有父兄，土主分子当然轮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里种地。
从此庙前乡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一任大小传信事件就是他包下来子。庙前地区都是山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无论严寒酷暑，深更半夜，总是随喊随动，完全认务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价钱讲。特别是生产队的重活、难活、脏活，总是离不开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队里都是轮流打的。它这队有了他，年年岁岁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届石灰，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全队人们也都说他老实苦干，深得好评。可是这次“杀人风”一来，他还是逃不出这个厄运，凑到这个数里来了。
他问那批刽子手头头：“我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呀！”
“那为什么要杀我？留下我帮你们打石灰也好嘛！”
“因为你家里从前有过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没得说的了。

文王之后

真假黑杀队

    在那革文化命的年代，从道县传入了股“杀人风”，很快吹遍常宁大半个县。谣言什么1952年土地改革时候划的地富反坏分子16年后反过来要杀贫农了。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明说着五年以后就应根据其表现改变他们的成份，但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原有法令都不准数了，o(︶︿︶)o 唉的改造办法实施多年也自我宣布失去灵验。因为阶级斗争不但没有稍息，反而越来越尖锐化，甚至阶级敌人钻到o(︶︿︶)o 唉中央核心里来了。所以风头一来，下面随也不去证实、不去分辩，而且也不需要去分辨。甚至一证实、一分辨，就会大祸临头。

因此一群愚氓，就到处私设公堂，自封人民法庭，打着镇压“黑杀队”名目，实际自己正在组织黑杀队，乱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并株连他们的子女。可算真黑杀队乱杀假“黑杀队”。而且真黑杀队里有o(︶︿︶)o 唉党员、大队书记、甚至公社干部，奇怪！奇迹！

    o(︶︿︶)o 唉樟塘大队王书记听到庙前公社“杀人风”这个消息，万分兴奋。为表现自己对o(︶︿︶)o 唉的“三忠于”，便大显身手，先拿大队几个地主开刀。王书记立即召集大队治安主任陈主任，民兵营长张营长，贫协会段主席开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大伙立即通过这个决议。按照会议常规先模底，先从外地迁入的地主廖常吉、张靖光和本地坏分子段绵祚开刀。再来收拾这伙人的子女。

罪名：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已经参加了“黑杀队”，要把贫下中农斩尽杀绝。这样一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么干还是每一次，怎么杀，大伙又密谋计议一番，便分头行事。

    1968年11月3日，素色的月光，给大地披上了丧服，民兵营张营长，率领一支基干民兵，手持梭标，布置在马路上来回巡逻，12点时分，他们在一户人家停留了下来。

主人名叫廖常吉，因父亲曾在老板许长青家里帮过生意，买了十几亩田，又建成几间小房，解放前夕死去，在土改时廖常吉就顶了父亲门户划上了地主分子，扫地出门，与刚从县师范毕业的弟弟廖常美隔离，外迁到樟塘乡来了。前几年老婆又死，带着15岁儿子过着安份清苦的日子，老老实实，埋头苦干。

    这夜，忽然一阵猛烈的槌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廖常吉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才拨开门闩，一伙民兵一窝蜂拥了进来，就把廖常吉和他的儿子廖树声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捆我？”大伙也不听他的叫喊，到处就搜。搜了一阵，忽然另一个民兵猛烈地扯下蛟帐，抽出帐棍一抖，从地上拾起一个纸卷，用手电筒一晃就说：“这不就是‘黑杀队’的黑名册吗？”说着就是狠狠一拳打在廖常吉的脸上：“黑名册都找到了，还有什么话说？”

    “把他们带到大队部去。”民兵营长下令。

廖常吉父子一路哭喊：“我不是黑杀队！我不是黑杀队！”

    大队厅里摆着“审案公堂”，墙上打了个木桩，梁上悬下一根棕绳子，地上还放着红砖、木棍等等。

    王书记升堂审案，几个大队主干围坐两旁。

   “把廖常吉带上堂来！”廖常吉、廖常声父子俩五花大绑被拉了上来，王书记似乎也晓得审犯人的游戏规则，先要松绑，便命令松了绑。

   “你组织黑杀队，要杀o(︶︿︶)o 唉和干部，参加的还有那些人？从实招来。”王书记审问起来。

    廖常吉脆着哀求道：“王书记呀！我没有参加黑杀队呀！”

    王书记在桌上猛击一拳：“廖常吉，你要老实！”扬着手里的纸卷：“你看，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顽抗！”所有干部和民兵怒吼起来。

    “到底招不招？”王书记咬牙切齿凶着。

     廖常吉始终一句话：“我不晓得呀！”

    “不晓得？”王书记狞笑着：“好！大刑侍候，扳缯！”

    几个民兵如狼似虎地把廖常吉双手一剪，用绳子一捆就把他吊在梁上垂下的粗绳子上，往上一拉，廖常吉双脚离地，升到半空。王书记处捞着一根木棒，对着廖常吉腰部、腿部一阵乱打，边打边问：“你招还是不招？”

    廖常吉身子像打秋跹一样在空中摇晃，再也忍痛不住了忙喊：“我招！我招！”王书记命令民兵放下。再叫：“你招！”干部们齐声喊叫：“快招！”

    廖常吉换了一口气说：“我实在不晓得”。从干部和民兵怒吼着。王书记发令：“擀面”。

    几个民兵把廖常吉架到另一间屋里去，开始还听到凄厉的惨叫，渐渐地声音转弱，直至没了。一个民兵惊慌地跑来报告：“廖常吉死了！”书记似乎非常老练地说：“不会死的，用泠水拨到他头上，就会醒过来的。”

    另一个报告：“段绵祚、张靖光带到！”王书记立刻命令把段绵祚拉上来。被五花大绑的段绵祚顿时被拉到跪在王书记的公案前。 王书记扬起手中的纸圈问道：

   “这是“黑杀队”的纲领和名单，快认了吧！免遭皮肉之痛。”

    段锦祚被民兵抓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才知道要追查“黑杀队”，摇头说：“是还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明白，因和王书记有宿嫌，自己虽然不是地主分子，但也挂号“坏分子”名，也是有死无生了。

   “廖常吉已认招了，你不招？”转脸叫民兵：“给我扳缯！”段绵祚痛得受不了，只得说我招，我招！待到放下来，又不说了。治安主任把段绵祚拖去坐老虎凳，凄厉之声，在寂寞的夜空，特别钻山刺心，毛骨悚然。

    下一个押进来的是张靖光，王书记开门见山直对他说：“廖常吉已经供你参加‘黑杀队’不信你和他对质。”张靖光冲到廖常吉面前喊着：“你说我参加黑杀队，我在哪里和你参加啦！你死还要把我搭进去吗？”

    廖常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具僵尸。王书记把一份“黑杀队”的名单抖出来给张靖光看，张靖光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目瞪口呆，吓得魂不附体，“我不知道。”

   “胡说！花名册上分明写着你的名字，不由你不承认。在你的名字下打个指模。”不由分说，几个民兵抓住他的右手拇指，在印泥盒里一按。接着问：“张靖光，你们组织‘黑杀队’，要抓哪些人？”张靖光这时哭了，“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黑杀队’，更不晓得要杀哪些人。”

   “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扳缯！”王书记又下命令了。

    几个民兵绑住了张靖光的双手，吊到梁上的综绳上，另一个民兵把那一头一拉，张靖光抖地升上空中，突然张靖从空中掉了下来，绳子断了。几个人先审一阵后，王书记命令民兵把廖、段、张三人押到厢房里禁闭起来。

    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大队男女老少，集合在大队部前坪里，围成一个圆圈，所有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都跪在圈子外面，廖常吉、段绵祚、张靖光排跪在圈子中心。王书记这时威风凛凛，咆哮如狼，走向前来，就给张靖光当头一棒，先掩一下杀。然后大声喝道：“你还装什么蒜？开斗争会啦！”转过身来，把木棒交给治安主任说：“这些家伙不老实，给我狠狠地打。”治安主任接过大棒，对准张靖光一棒，当即昏倒过去。主任逐个审下去，没有一个人承认参加者了“黑杀队”，每人挨了一棒。弄了半夜，没弄出一个眉目。王书记下令：“接原计划办，拉出去算就了。”

    众民兵把他们连拖带推，向杀牛皂走去，全体民兵如临大敌，全副武装，鸟铳、梭标、铡刀、棍棒、杀气腾腾，押着四类分子，群众则跟在后面。

    杀牛皂在樟树街南面，是一个乱石山岗，曾经常在这里杀牛，故名杀牛皂。先令四人朝北跪下，向o(︶︿︶)o 唉请罪。四个背鸟铳的刽子手站在他们后面，四类分子们跪在死囚侧面，群众围成半个圈子。治安主任扯开嗓门喊着：“大家不要吵了，听王书记宣判！”

    王书记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亮开嗓门高声喊道：“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宁县樟塘公主樟塘大队人民法院宣判廖常吉父子和段绵祚、张靖光等四犯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治安主任就喊：

   “开铳！”

    贫协主席对准廖常吉的头“啪”的一声，人随声倒，脑浆四拼，鲜血乱溅。接着十几岁的廖树声也随着爸爸离开了人间。

   “打段绵祚！”

   铳声响处，段绵祚应声倒地，但还没有断气。人在地上翻滚、挣扎。马上加药、上弹子，再填两铳，仍没断气。“再填铳！”不知是谁在喊。刽子手已经双手发抖，再也不敢动手了。几个民兵拾起乱石对准三具尸体如雨般乱砸，头胪都被砸得稀巴烂，谁也认不清是准了。这时候，太阳并没出来，东方已经染上了血色。渐渐染遍了天空。人们开始看得清清楚楚横躺的破烂的尸体，惨不忍睹，有人偷偷地走了。

    治安主任大喊：“会没开完，准也不准走。”王书记暴跳如雷，急喊：“民兵营长！民兵营长！打张靖光！”

    这个民兵营长虽然安个武职，却自己出世以来，只见过躺在床上的死人，从没见过这种血的场面，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周身酥软，手脚无力了，听到王书记叫唤，铳都举不起来了，任凭叫喊，死也不敢出来。

    群众已经三三两两向杀牛皂山下散去，干部们再也无法阻住。有人向王书记处示意，张靖光再也不能杀了。书记见势不妙，连忙改口：“把张靖光押回，晚上再处决。”

    不久，樟塘公社朱书记来了，找王书记个别谈话，再开大队干部会，会后，才命令张靖光，要他和另外几个四类分子去掩埋几具尸体，算是这次放下了他。

文王之后

斩草除根

    廖常美是廖常吉的弟弟，在大塘公社大塘小学教书。常美常宁师范毕业后，不到20岁就于1950年考入小教界，已有10多年教书生涯，一贯教学认真，工作负责，热爱学生，联系群众，深受学生、家长和群众欢迎。由于一伙人要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终于难逃厄运。

     自从这股“黑杀队”黑风刮了起来，廖常美感到惶恐不安，11月3日放学回家探望，谁知樟塘大队在计划以“黑杀队”罪名杀常美哥哥廖常吉时不已通知常美在瑶塘公社大合大队逮捕他了。

黄昏时候，廖常美悄悄回到家里，妻子彭延秀告诉他：“你哥哥昨天挨打了一顿。”常美说：“可能懒惰，一个四类分子在生产队挨打挨斗，是家常便饭，有什么奇怪的。”吃完晚饭便睡觉去了。

半夜时分，忽然有人棰门，“开门！开门！”

廖常美被惊醒问：“是那个？”

“我！”一个凶恶的声音在回答。

彭延秀急忙披衣起床，向外问道：“什么事呀！这么急？”刚点了灯前去开门，一条汉子已经把门冲开闯了进来 ，后面跟着几个手执梭标的红卫兵。

常美匆忙爬起，一条汉子一个箭步一把揪住他的胸襟：

“自己拿绳索来！”

   “半夜三更拿绳子干什么？”

   “你还装蒜？”

    一个红卫兵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动手从谷箩上扯出一根综绳，把廖常美双手一剪，就绑起来，押往大队部走。廖常美的妻儿跟在后面也被赶了转来，没奈何只得坐在家里听候命运的发落。

次早，消息传来，哥哥、侄儿俩昨晚已被鸟铳打死，但是廖常美还关在大队部没有发落。11月5日上午，廖常美被提审了。

“你交出“黑杀队”的团伙，想杀那些人？快快从实交来。”

“我不晓得什么‘黑杀队’？更没有想过杀人。”

“看来不打不得招，给我扳缯！”

一种野蛮的刑罚，不用教材，大家都会用。廖常美和他哥哥一样，被悬升到天空，边打边问：“招不招？不招再加土砖。”一个土砖就有60斤重。吊在他的脚下，上悬下沉，一身骨头全被拉裂了，正在凄厉的惨叫声中，砰然一声，人从半空掉了下来，原来绳子也承受不住折磨，断了。廖常美的脚步一拉一摔全断了。审讯者还用梭标把狠狠击打他的头。登时鲜血直流，人已晕倒过去。审讯者便把他拖到黑屋里关着。

下午，大塘学校来了九位教师，曹得亿、黄国成两位到大队找到审讯人说：“廖常美是我公社的教师，他的问题由我们来处决。”审讯人不答应。曹老师叫人把牢门打开，进去看看廖常美，这时廖常美已经醒了过来，睁开双眼，看见这么多同事来看望他，泪如雨下。只听他那微弱的声音说：“你们来了！”曹老师忍不住双泪直流，问他还能不能走。“我的腿已经断了，不行了。”红卫兵连声催促：“快出！快出！我要锁门了。”同事们眼见他无法救出，只得怏怏而返。

6日早晨，领头者率领一队红卫兵到廖常美家里去抄家，以为还可以捞点油水，可是满屋搜遍，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有没有，便把猪圈里头还没长成的猪杀了，把肉瓜分，每人一块。临走时，对他儿子石居说：“你背条梯子到大队部来。”石居追着问用梯子做什么？他们 也没答。

石居送饭去，梯子也没背去。走到牢门边一喊：“爸爸，送饭来了。”里面没有动静，从窗户口探头一望，只见爸爸正在准备上吊自尽。石居急得哭喊：“快开门呀！我爸爸上吊了！”红卫兵也急着打门，门却里面闩着的，说时迟，那时快。一个人把门冲开，才把廖常美拖住。红卫兵骗他说：“你莫自杀，我帮你想办法。”从他手里抢去绳子，廖常美倒在地上，他不相信，这时候还有谁要救他。饭当然吃不下去了，一场惊恐，儿子只得一步一回头望着快死的爸爸慢慢地告别而去。

上午，红卫兵持着马刀到廖常美家，喊石居赶快背梯子去。梯子背到，刽子手头头指挥红卫兵把廖常美绑在梯子上，手持鸟铳、梭标、马刀的红卫兵，列队夹道簇拥而行，迳直抬到烟州岭。一个刽子手用鸟铳对准廖常美的后脑壳一铳，弹子从后脑打进，从额骨出来，另一铳对准肚子再补一次，鲜血急流，登时气绝。

“石居！把你父亲拖去埋了。”这是头目最后一道命令。

这场惨剧，就算是这样收场了。死者莫明其妙地把一条生命白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里。再迟此日子，也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为防忘记，特此录存。

文王之后

黑杀队没杀成，反倒杀死了自己的亲妹妹

故事发生的时间：1968年秋某天
发生地点：湖南常宁衡头斛林村。
    说的是曾经当过甲长的贫农尹修士请了一个篾工在家里织萝筐，突然罗桥公社来人把篾匠抓了回去，说他是地主，参加了“黑杀队”。尹修士也就被带上了窝藏“黑杀队”的罪名，公社派红卫兵把他当即抓了起来。一阵杀气腾腾的口号声中，几次扳缯，受刑不过，便胡乱牵出了一大批“黑杀队”名单，就在邻近西塘村把“二十一种人”整得死去活来，同一个时间十多根绳索吊起了十多个“半边猪”，喊天叫地，毛骨悚然。
这还不算，谣传呼地一声散开了，到处都喊“黑杀队”来了。于是到处放哨。一个基干民兵挥舞着梭标忙来忙去，村前屋后转过不停。不知是谁一声喊叫：“‘黑杀队’进村里来了！”这个基干民兵到处搜索不见，忽然看到一个影子向自己家里钻去，他非常警觉地认定“黑杀队”钻到自己家去了，赶紧往自己家里跑。忽然听到床底下有响声，二话没说，猛地一梭标往床底下捅了进去，只听“呵哟”一声！拖出来一看，这个基干民兵立即晕倒过去。原来被捅死者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
他妹妹听说“黑杀队”进了村，吓得急忙往自己家里床底下一躲。哥哥只听到床底下有响声，也就不论清红皂白下手了。谁知这一梭标用力过猛，立即身亡。
龙门洞里听传地主富农组成“黑杀队”要杀农民，立即抓了两户地主的全家老小11人全部活埋了。

文王之后

弟弟你好好吃饱这最后一餐

一个被“改造”了近二十年的地主儿子因“黑杀队”嫌疑，在新力公社被造反派活活埋了，剩下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一个九岁的儿子。中午，儿子扯猪草回来，姐姐早已把饭做好，叫弟弟来吃。当弟弟看见姐姐停碗不吃时，才吃了半碗也就不要了。姐姐忍着泪水央求弟弟说：“好好吃饱，这是最后一餐了！”弟弟还不懂得是什么样意思，也就胡乱把那半碗吃完了。
红卫兵早就守候门口多时了，一看饭吃完了，立即闯了进来，对两个小孩说：“带你们看爸爸去。”姐妹俩默默地跟着红卫兵走出了家门，走进一座荒山，一个小洞早已挖好，叫他们自己跳下去。姐姐早知爸爸已死，活着也没希望，也不喊叫也不哭，带着弟弟往下跳，弟弟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几个红卫兵顺势一推，其他几个红卫兵赶紧把土一阵猛掀，不一刻，土平音灭。
为什么这些青年红卫兵会是这样残暴，无法无天呢？上海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描述了这一代红卫兵成长的心态：“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o(︶︿︶)o 唉是大救星’、喊着；‘o(︶︿︶)o 唉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听的是‘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斗争、大跃进、蒋介石反攻大陆、反修斗争、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不断绷紧被叩击。盲目地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o(︶︿︶)o 唉，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成为被驱使的工具。“这就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文王之后

文革丑闻：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
摘要：一、缘起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o(︶︿︶)o 唉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o(︶︿︶)o 唉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 。“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

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 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o(︶︿︶)o 唉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o(︶︿︶)o 唉载上了“红卫兵”袖章。o(︶︿︶)o 唉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6 4:54:40编辑过]

文王之后

二、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

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 ，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

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 月1 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

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o(︶︿︶)o 唉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

文王之后

三、来到大辛庄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 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o(︶︿︶)o 唉、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o(︶︿︶)o 唉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可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o(︶︿︶)o 唉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o(︶︿︶)o 唉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

文王之后

<P>历史不可以忘记。</P><P>人不能失忆。</P><P>请那些毛派和崇拜毛时代的人，读一下此文。</P>

共工滔天

<FONT color=#ffffff>…………</FONT>

九州书生

<P>呵呵，我大吃了二斤一两！！！</P>

江左居士

我从来不是毛派。

濒死的哲人

<P>啊</P><P>天！</P>

大汉飞熊

<P>什么毛派不毛派，</P><P>帽子不可扣得这么死，</P><P>“人非圣贤，熟能无过；”</P><P>“文革”之时代论题早已被千万个人讨论过千万遍，</P><P>是非早有分晓，何必再以此话题弄出个毛派，</P><P>显得有些无聊！</P>

丧狂

<P>耻辱。。。。。。华夏的耻辱，全中国人的罪行！</P>

姬安地

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啊.建国以来的重大挫折。

苍绯

<P>我没经历过那年代不能想象`</P>

思茶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o(︶︿︶)o 唉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FONT color=#ff0000 size=7>林彪</FONT>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o(︶︿︶)o 唉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