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百年中国脑震荡

蒹葭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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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国华 上传日期:2005-7-5点击数:251[发表评论]  
时间：2004年4月4日晚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想，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叫做“精神脑震荡”状态。下面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揭示这一思维方式的误区。我在《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两本书中列出了三十个概念，都是当代汉语中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几乎从没有人怀疑的词，离开它们我们可能就没法说话了，但恰恰就在其中，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这些陷阱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关，是它们约束着中国现代进程。

今天我主要讲的三个概念，第一个是“封建”。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定位为封建社会。直到前些年，已故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提示出这个错误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Feuality”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大约是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井田制，建立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就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所谓奴隶社会。可事情的真相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几乎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常识，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关键词，在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而且并未意识到这个低级错误。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是两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跟西方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他们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打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哪有西方诸侯并起、城堡林立的封建秩序呢？事实上，我们过去说的所谓中国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宋朝有，唐朝有，汉朝就有，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城市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是，我认为这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包涵着一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原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但这不过都是些外部手段，奇技淫巧而已，并没有什么心灵的震撼，传统中国被蛮族打败的事情多了。到了19世纪末，泱泱大国却被向西方学习了的小小日本打败，接下来的义和团的挣扎更是输光了所有的面子，我们才渐渐发现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自己几乎什么都比人家不上。这样，我们急于要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我们的整个文明坐标却崩溃了，过去的所有理解都不灵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澳洲、东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胡适之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名字就是要体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20世纪初期，这种来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挨打。西方人解释说，你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前进，赶上去。这样，中国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希望，激起直追吧。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上，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P>
<P>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是必由之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观念里，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封建社会了。原来，说中国两千多年来不发展，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里，这个同语反复的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境况出发，而是以这种逻辑想当然地推导出来的。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加于中国历史。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的。可是，在座的各位，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并不认为生命进化的方向是统一的，而是呈一种树状分化的趋势。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按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前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我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一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中国的主流思维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又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化链条，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斯大林时代被人杜撰出来的，根本不属于马克思本来的思想。

第二个概念是我们仍在使用的，而且还没有人认为它是陷阱，这就是“启蒙”。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则更为隐晦得多。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前者的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公民教育的启蒙。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Enlightenment”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中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好比一座房子，本来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亮了我们无知、麻木、愚笨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是某个已经存在在他们面前的参照系，他们要以之为标干。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参照系，譬如说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经说：当欧洲人还在阿登的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善良。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一个重要智慧源头来自东方，来自中国，他们要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可能就在那里。
然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据道听途说，大多靠自己想象，他们关注、向往、讨论着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渴望爱情的时候，眼前一瞬间闪现过的一位美貌姑娘，可能会激起你无限的遐想。你越是没法见到她，越是会想念她，梦中都想和她相会，而且越是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心中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相差越大，甚至完全是两回事情。</P>
<P>法国人崇尚东方，他们以为的“Enlightenment”是用中国文明开启西方智慧，其实他们自己误解了自己，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也就是说，他们那里真实的启蒙并不是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是智慧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迪。在上一次的讲座上，我重点讲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古代希腊哲学、犹太信仰以及通过中世纪一千年的融合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基督教文化中固有理性因素的自然萌发。所谓启蒙，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思维内核，打破信仰主义外壳的束缚，一步步萌发、生长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德语中与“启蒙”对应的“Aufklaerung”一词比较清晰的揭示了它的本意，与英语、法语中“Enlightenment”的意思不一样，它是指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这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意识与辩证法思维的深刻悟性有关。
可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主流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黑暗、落后、被动的，需要接受外来光芒的照耀。说穿了，就是以西方的教科书，西方的优势话语，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这种启蒙，一厢情愿地将所谓先进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光明起来，这与西方本来意义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动的，只不过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丧失个性与主动能力，越来越平庸、自卑、被动、敏感，“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现代化”。
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它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只要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你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这就是“化”。那中国人要“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在座各位，2004年4月4日的咱们这群北大学子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一样，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独立的时间坐标。
我有一个发现：20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上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地说，他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了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据说，曾有一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爱因斯坦就打了一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罗罗嗦嗦的老太太说话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
可是同样是在20世纪，在人类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恰恰相反的变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记忆，有不同的纪年方式，还有记录每天时间段的不同方式，有太阴历、太阳历等等。但到了20世纪末，全球却几乎都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人们在社会生活时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全球化”。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全世界都很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似乎真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这一天只有人为的数字意义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称“西元”1999年、2000年，以维护他们仍在使用的民国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的独立意义。中国大陆叫“公元”1999年、2000年，因为我们没有共和国五十年、五十一年的叫法，便刻意强调我们用的纪年方式是全球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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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从风

<P>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Moernazition”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Moernazition”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这种理解普及化，也会造成一种错觉，那样在逻辑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Moernazition”了。西方的“Moernazition”是指近代以来的一个内在的必然进程，这个进程并不会出现在其它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它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数理化、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形成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法理制度；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西方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追赶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里，Moernazition只是一种文明现实，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代表着先进、发展、光明、智慧，与之相反的是落后、麻木、黑暗、野蛮。中国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学者，煞有介事地研究所谓“现代化”、“现代性”，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概括，想统统照搬过来，还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Moernazition”，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我跟他有过两次对话，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错乱，他除了对“启蒙”还是持保留态度外，都表示赞同。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跟着他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你们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一级，所以你们挨打；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西方走，还是跟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是可以跳跃一级的哟。中国人一想，可以跳级的吗，那当然跟着你走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现代化”呢，也有这么回事。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资助了一个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那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人显然是要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连日本人也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它为中心的“皇道乐土”。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没有太足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再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它又是一个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叫时尚化、新潮化。但说穿了，这是不叫“美利坚化”的美国化。所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教授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但基本理路我是赞同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那时，中国人就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这种现代化实际的运作过程，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P><P>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概念的误区，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这就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的东西。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13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o(︶︿︶)o 唉和他的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完全疏离了。
按照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Thinking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 </P><P>今天，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有甚者，9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二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80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文革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GDP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了。前些时，一位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高处，把所谓知识、思想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位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Learn，又有Stuy。Stuy并不等于我们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Stuy这根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o(︶︿︶)o 唉、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对一位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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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从风

<P>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緊(︶︿︶)o 唉こ鞘窃虑蛏峡梢匀庋劭吹玫降娜?蛄酱笕斯ぞ肮壑?弧Ｎ业氖橹刑傅秸庵炙捣ㄊ腔奶频模?晃欢琳吒?依葱牛?饰椅?裁茨茉谘罾?吧咸?罩?熬褪侗鹫庵炙捣ǖ幕拿?Ｎ宜岛芗虻ィ?灰?阕叱龆匝笕说拿孕牛??ㄈ醚笕丝湟?椿竦米宰鸬男睦恚?诖嘶?∩显擞靡坏闫铀氐目蒲?嘉?肱卸希?突岱⑾趾芏嗾嫦唷

舍藏室

<P>此帖重复.</P><P><a href="http://www.tianhan.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92&amp;ID=14745&amp;page=1" target="_blank" >http://www.tianhan.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92&amp;ID=14745&amp;page=1</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