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明代民间服饰的流变及其成因

居延雪

<FONT size=3><FONT size=2>北方论丛　1996年第5期(总第139期)       王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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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容提要</b>

　本文认为，考察不同时期的服饰形制和流变，可以真切感受到时代的跳动脉搏，而对明代民间服饰流变的考察，则能了解黎庶百姓的某些世俗心态。作者认为明代民间服饰姿彩纷呈，出奇更新，流变性突出；士庶着装由俭到奢，违礼越制渐成潮流；服饰纹样蕴意宏富，吉祥图案渐成模式。明代民间服饰这种流变的成因与当时王朝兴衰与社会结构深层变动息息相关。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新经济因素增长，政府控制能力弱化，社会层级流动活跃，异端思潮和市井文化的崛起，价值审美观的多元化等都是影响明代民间服饰流变的重要因素。

服饰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凝结，是社会进化的一面镜子。考察不同时期的服饰形制及其流变，可以真切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中国古代社会，礼的规范无所不在，历代服饰在礼制的约束下大都官民有别、递等有序，从而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官场服饰和民间服饰。一般说来，前者常常反映统治集团的政治意图；后者则较多地映印着黎庶百姓的世俗心态。明代的官场服饰刻板差繁、僵滞完备，成为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注脚①；民间服饰却争奇斗艳、绮丽斑斓，折射出社会结构的错动和封建末世的世风民情。本文拟就明代民间服饰的时代流变及其成因做初步探析，谬陋之处，敬祈教正。

一、 姿彩纷呈，出奇更新，流变性突出

　　明代的服饰上采周汉，下取唐宋，集历代华夏服饰之大成，崇古而不泥古，长于创新流变。故形制之繁杂、纹彩之斑斓，质料之多样，裁制之精巧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

明代庶民男子的日常服饰，洪武年间规定：“戴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穿皮扎”。②四方平定巾亦称“方巾”，是一种四角方正，可以折叠的轻便纱帽。据载，朱元璋因奇其形状、喜其名称而令天下吏民俱服之③。盘领衣即圆领长袍，因其领形似盘，故名盘领衣。皮扎　是十分简便粗糙的皮履，多为北方人穿用，江南则可穿蒲草编的鞋子。头顶方巾，身穿盘领长袍，脚蹬皮扎　，是明初平民男子最为普遍的装束。然而这种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的千篇一律的穿戴方式不能维持长久。至洪武末年，民间服饰已悄悄地“巧制新样”④，此后男装便日渐丰富起来。查诸史籍，明代200多年间，男子服式变幻繁多，其中流行最为普遍的有以下十几种：直缀、罩甲、　　、　衫、褡护、裤褶、程子衣⑤、裤、褂、裙、衫等等。这些服饰的款式、色彩、面料都随着社会风俗的变迁而多有变异。如直缀，明初庶民大多遵守政府规定穿“青布直身”，但后来，许多人都不是用布，而是用绢、绸等华丽面料来裁制，颜色也由单一的青色转而出现了沉香色、元色、酱色、玉色、淡蓝等，款式变得愈来愈长，尤其是衣袖非常肥阔，以至于民间谚语这样形容：“绵绸直缀盖在脚面上”，“二可怪，两只衣袖象布袋。”又如罩甲，本是骑马仪卫穿用的黄色短衫，正德以后衣身变长，不仅诸军步卒服用，市井小民也仿其制，用素花棉布裁制者颇多，富贵人家或以绸缎为之，下摆还常加饰丝穗，遂使罩甲成为广为流行的“时世妆”。

一般说来，无论古今中外，男子服饰比之女子服饰都要简练平实得多，但在明代这种差异明显缩小，男服的变幻与流行周期与女服相去无多。尤其是巾帽形制的繁盛，足以同时髦多变的女裙相媲美，明代史籍中留下正式名称的男子巾帽就不下40种，其中的唐巾、晋巾、席帽、万字巾、二仪巾、东坡巾、折角巾、华阳巾等是承继前朝，其他则多为明代所独创或更新之制，如四方平定巾、六合一统帽(瓜拉帽)、网巾、儒巾、飘飘巾、老人巾、瓦楞帽、边鼓帽、砂锅片、缣巾、阳明巾、金钱巾、凌云巾、烟墩帽等等。同一款式的巾帽，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如四方平定巾，洪武时高矮大小适中，“其后，巾式时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⑥，到明末则变得十分高大，故民间有“头顶一个书橱”的形容。乡村野老、市镇卒贩们所喜戴的帽子，其样式也各随风尚而变，弘治时流行平顶，形似截筒一般，到正德年间则帽顶收拢，做成桃尖模样。名目繁多而又因时变异的男子巾帽，充分展示了明人极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明代服饰的不拘一格、宏富大气。

在服饰王国中，妇女的裙装因其世代盛行、常变常新而被誉为“月季花”，服饰风尚的变化往往首先从女裙开始。明代的女裙姿彩纷呈、出奇更新，近300年中，究竟有多少种式样实在难以计数。仅就大体而言，从质料上分有绫裙、绵裙、罗裙、绢裙、绸裙、丝裙、纱裙、布裙、麻裙、葛裙等；从工艺上分有画裙、插绣裙、堆纱裙、蹙金裙、细褶裙、合欢裙、凤尾裙等；从色泽上分有茜裙、郁金裙、绿裙、桃裙、紫裙、间色裙、月华裙、青裙、蓝裙、素白裙等，除了诏令严禁的明黄、鸦青和朱红外，裙色尽可随意。在美不胜收的明代女裙中，最能代表明人裁制工艺和审美情趣的当数凤尾裙和月华裙。凤尾裙用各色绸缎刺绣镶缝而成，制造时需将不同色彩的料子剪成大小规则的长条，每条分别精工绣制图案，然后在条幅两侧镶绣金线，碎逗缝合后，裙摆五彩缤纷，精致富丽犹如凤尾。月华裙则是一种手绘彩裙，用料十幅，每幅色泽不同，都采用含水分较多的浅淡颜色，或粉或白，或嫩绿或鹅黄，先在每幅上轻描淡绘，再缝合一起，腰部打裥，每裥一色，微风吹过，裙裾飘拂，色如月之光华，清新淡雅，格调脱俗，有着较高的审美欣赏价值。

明代妇女非常注重裙子长短宽窄以及与上衣的搭配，追求时尚，讲究美观，其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弘治年间流行上短下长，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两袖布满金绣，裙则用金彩膝　，长垂至足；正德年间，上衣渐大，裙褶渐多；嘉靖初衣衫已长至膝下，去地仅五寸，袖阔四尺余，仅露裙二、三寸；同时还流行插绣、堆纱和画裙；万历末年又流行大红地绣绿花裙；至崇祯时，裙色转而趋向淡雅，专用素白纱绢裁制，只在下摆一、二寸处刺绣精致花边作压脚；崇祯末年又流行细褶长裙，追求一种动如水纹的韵致。万历时期的顾起元曾经这样描述南京妇女的装扮：“留都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⑦说明江南城镇妇女衣饰的流行周期很短，乃至二、三年一变，”这种现象在以因循守旧为特征的封建社会里是极为罕见的，明代民间服饰的生命力之旺盛，流变性之突出由此可见一斑。

二、 士庶着装由俭到奢，违礼越制渐成潮流

　　自从等级制度确立以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行为就受到政治力量的限控。这在服饰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历代正史中那一部周详完备的《舆服志》便是其明证。洪武年间，明政府在制定百官服制的同时，也对士庶着装做了相应的规定，力图用繁缛苛细的衣冠服制强化社会层级分野，维护等级制度。明初政府对民服的限制非常严苛，规定庶民袍服衣长离地五寸，袖椿一尺，袖口五寸；不许用锦绮、绽丝、绫罗，只准用绸绢或布；不准施金绣，禁用大红、鸦青和黄色；不准穿靴，只准穿皮扎　；首饰不准用金玉珠翠，只准用银和香木⑧。这些条条框框，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基本得以执行，因为这个时期自然经济刚刚恢复，君主集权高度强化，民众的生活也以传统的俭素勤朴为信条，民风淳厚，对政府的规定能够认同，故不会擅越雷池。正如明人自己所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年间，人⑨遵画一之法。”“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顶巾，衣青直身，穿皮靴(皮扎　)，鞋极俭素。bk这些记载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明初民服的主流状况。然而，服饰做为一种极富文化内”涵的社会现象，自有其内在的独立性和更新机制，它不可能绝对受制于附庸于某种政治力量。所以尽管明初律令严明，此后民间服饰也一再受到封建政权的蛮横干涉，但它却不像官场服饰那样刻板僵滞，而是处在一个由俭到奢的变化过程中。这个过程早在洪武末年就微露端倪，成化以后渐成风气，嘉、万时期愈演愈烈，到明末达到极点，政府禁令几成空文，民间着装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洪武二十五年，“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太祖诏令礼部阻止。永乐末年，教坊司乐人也多次出现衣帽违禁现象。可见在政治高压下，服饰更新的幼芽仍在萌动。到成化年间，江南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得风气之先，成为民间服饰风尚变移的发源地，渐江绍兴府新昌县、江苏常州江阴县、湖北京山、湖南茶陵等都出现了明显的服饰变侈风气，“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到嘉靖万历年间，服饰的变异之风已漫延全国，各地方志中都留下许多相关的记”载，嘉靖《雅县志》称：“其服饰则旧多朴素，近则妇女好为艳妆，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男子则士冠云巾，余为瓦楞帽，市井之人多以麻布为之，谓之凉帽。《建宁县志》载：”嘉靖二十四年，“男皆饰瓦笼帽，衣服皆　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万历《通州志》记述更为典型：“今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多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故有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谓羊肠葛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侩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禁厉，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在这股求奢风潮的裹携下，一些经济并不宽裕的人也不顾自身的承”受力，一味讲究排场和时髦，如直隶顺天府，有人“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在南京，“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到明朝末年，民”间服饰的竟相华奢达到极点，人们似乎已经不满足于衣式的多变和纹彩的华美，转而寻求一种更加新奇怪异的趣味，这主要表现在男装女式化倾向：“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装”，”“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衣服，外披内衣。“佻达少年，以红紫为服，以””绫罗被，衣罗绮。连男子的鞋子也“其色红紫黄绿，无所不有，即妇女之饰，不加丽焉。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人做诗讥讽道：“昨日到城廓，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在历史上，女著男装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在唐朝还一度形成了广为流行的社会风”尚。但男著女装，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历来是受人嘲弄的，三国时诸葛亮就曾用送“妇人巾帼”的方式羞辱激怒司马懿，以使其出战。明末男子却公然叛逆传统，以着红装为时髦，这应是明人通脱无忌和以华富为美的心境的一种极致表露。

民间着装的竟相奢华和标新立异，必然超出政府的禁令，于是违礼越制行为也就屡见不鲜了。明朝初年对民间服饰的种种规定，到明中叶就被置若罔闻，“男子服锦绮，女发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愈国家之禁也。民服从款式色彩到面料图纹都冲破了以往的限制，更有甚者，连勋臣受赐的特恩之服亦被民间僭用。如斗牛服和飞鱼服，斗牛似龙，只两角下弯，飞鱼类蟒，只多　和角，非勋臣贵戚无缘得赐。如此尊贵的服饰图纹，在正统年间就已有人僭用，致使明英宗不得不诏谕工部：“今闻有僭用织绣蟒龙、飞鱼、头牛及违禁花掸者。尔工部其通谕之：此后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服用之人亦重罪不宥。cl禁令不可谓不严，惩处不可谓不重，然而成效甚微，在时隔不久的天顺年间，民间”擅用头牛，飞鱼纹样者仍大有人在，故英宗再次下诏禁止。到万历年间，连宦官也“服似蟒似头牛之衣”，民间妇女在衣服上刺绣此类图案的也“靡不有之。从洪武二十五年诏”令禁止民间“靴巧裁花样”，到崇祯十六年“谕礼部禁约风俗”，明朝历代政府下达的禁奢令多达124条，其中直接针对服饰违禁的就有50多条，这些禁令正是明代民间服饰不断冲决政府限控的极好反证。事实上，这种冲决的力度越来越强，到明末，政府禁令已成具文，除了皇帝的龙袍无人敢明目张胆地僭服外，其他一切服制都打破了尊卑贵贱的界限，民间着装各随喜好，犯禁愈制形成一股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汹涌潮流。 </FONT>

居延雪

三、 服饰纹样蕴意宏富，吉祥图案渐成模式

　　任何服装的图案纹彩，都不是单纯的工艺手段的简单应用，而是或多或少的蕴寓着文化内涵，它们往往是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等社会意识的综合反映。中国古代的服饰从商周时起就显露出色彩有所象征，图纹有所寓意的民族风格，人们把一些文丽的珍禽比作“美好”用于女服装饰，把一些雄健的猛兽形象比作“威武”用作男服纹样。这种风格为以后各代所继承和发展，秦汉魏晋，谶纬迷信与求仙得道之风盛行，服饰的纹样多以祥云丽日，神鸟仙兽、琼枝异草为主，表现出人们对天国仙界的强烈向往；隋唐国力强盛，人们生活得达观自信，服饰色彩浓艳，并以大朵的花卉、活泼的鸟兽、雍容的福寿团字和欢快吉祥的方胜、宝瓶等做为主要装饰图案；进入宋代，由于纺织工艺的提高和社会生活的丰富，织物纹彩更加繁细精巧，含义也趋丰富，并开始出现了将几种不同形状的图案配合一起的风气，在这样的组合图案中，人们或寄于寓意，或取其谐音，来表达自己的美好向往。明代的民间服饰，将此种做法发展到了极致，产生了无数蕴意丰富、引人遐思的美丽图案，这些图案中的花鸟器物，其组合方式有一定的原则，逐渐形成了许多固定的格式。

明代服饰织物图案纹样可分为五大类：一是动物。如斗牛、对雉、翔鸾、飞凤、游鱼等，此皆神灵之物，多为富贵人家所用，比喻不做庸人，飞黄腾达。二是植物，如牡丹、海棠、山茶、莲花、灵芝、萱草等，此皆美丽圣洁之品，多用于女性装饰，期望女子贤淑娇美，德貌双全。三是器物，如灯笼、宝瓶、如意、银锭等；四是几何纹，如龟背、方胜、盘绦、云纹等；此两类多用于男子和老人服饰，象征富贵如意，祥和长寿。五是用百花鸟兽等组合起来的吉祥图案，如将松、梅、竹织在一起，比喻经得起考验，取名“岁寒三友”；芙蓉、桂华和万年青画在一起，比作永远荣华幸福，称“富贵万年”；其他如蝙蝠云朵，称“福从天降”；青鸾桃子，称“青鸾献寿”；太阳凤凰，谓“丹凤朝阳”；喜鹊梅花，叫“喜上眉梢”；金鱼海棠，称“金玉满堂”；莲花鲤鱼，称“连年有余”；麦穗、蜜蜂和花灯，称“五谷丰登”，鹭鸶和芙蓉称“一路荣华”；骏马蜂猴，称“马上封侯”；蝙蝠和海水，称“五湖四海”，花瓶里画三把长戟，称“连升三级”，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图案构思巧妙，含义隽永，名称优美，把长期积淀在中国古代民众心底深层的求祥和、祈富达的种种希翼，都化做了美观生动的图案再现于方寸之间，即使目不识丁者，也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各取所需恰当地抒发他们的寄托和感情。明代服饰的吉祥图案，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我国服饰史上的一朵奇葩，她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服饰文化的宝库。直至今日，许多吉祥图仍被我们应用在服饰及各种器物中，成为民族文化风格的标志。

四、 明代民间服饰流变的成因

　　明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发展高峰，同时又是一个危机四伏“天崩地解”的时代，传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极度的繁盛后开始了裂变与错动。这一切使明人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性，从而也影响着乃至决定着明代民间服饰的风貌，这些影响服饰流变的主要因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增长的刺激。

明前期经过洪武诸帝的励精图治，社会经济迅速恢复，生产力水平也达到历史上的新高度。就手工业而言，由于工奴的相对解放和吸收了辽金元从西域传入的新工艺，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尤以丝织业的成就引人瞩目，改良后的先进机械和细密的分工，使产品种类大为丰富，仅从大处分就有丝、　、罗、绫、绸、缎、绢、绵等十数类，其中每一类又而分为若干种，以绸为例：苏州府有线绸、绵绸、丝绸、杜织绸、绫机绸、濮绸；建昌府有笼绸、假绸；湖州府有水绸、纺丝绸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棉花种植已十分普通，棉布有纺织易、耐磨损、印染缝制简便快捷等优点，因而逐渐成为民间服装的主要面料。名目繁多的丝织品加上迅速普及的棉布，使明代的服装原料空前丰富。与此同时，印染、刺绣、提花、缂丝、堆纱、镶嵌等服装工艺大大提高，又由于“花楼机”的改进和推广，人们能够在各种面料上织出变幻无穷的图案花纹，使得明人能够设计制做出无数美不胜收的服饰佳作。正是在以上这种丰厚的物资基础和技术前提下，明代民间服饰才呈现出千姿百态、争奇斗艳的恢宏景象。

明代手工业的发展为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提供了生长点，嘉靖以后，正是在江南的纺织业中最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代的江南，纺织业最盛。至中叶时，苏州已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民不置田亩，而聚货招商，阊　之间，望如锦绣，丰筵华服，竟”侈相高。临近各镇居民也大都“以机为田”，开始摆脱了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经济，卷入了商品交换和新的生产关系中。这种崭新变化改变了人们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眼界逐渐开阔，消费欲望也变得多种多样，表现在着装上则对款、色、纹、料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丰富，这可以说是明代民间服饰日新月异、流变迅速的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社会层级流动的活跃。

明初专制集权体制高度强化。政府对社会的调控强而有力，因而社会成员能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进行生产与消费，衣饰穿戴也保持俭簿拙朴的传统。然而这种局面只存在了70年左右，便随着土木之变、明帝国政治统治的衰落而结束了。作为国家机器直接操纵者的明朝帝王，自英宗以后大都缺乏太祖成祖那样勤于政事、果于决断的政治素质，致使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大大减弱。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治机能的下降意味着社会越轨行为的增多，明代消费风俗的变奢、服饰僭越现象的多发期，恰恰是在失职皇帝当政的成化、正德、嘉靖、万历等朝，世宗、神宗甚至20年不上朝议政，官员无所事事，政府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和引导，使得士庶着装的穷工极巧、恣意变幻成为可能。

明朝政治制度中有一项突出的内容，即科举取士，而科举盛行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促进了社会层级上升性流动的活跃，明中期进士的平民出身率竟高达60%，这个比例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独占鳌头的。众多贫寒之士通过科考升入较高的社会层级，身份地位陡然倍增，衣饰穿戴也随之改观——昔日青衣衫，今日紫绯绿。此类成功的范例长期不断地刺激着，强化着下层民众的求显求达心态，外化在服饰上便是竟相的模仿，攀比和僭越。与此同时，明朝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增长迅速，人的生存环境相对紧张，竞争加剧，许多人因天灾人祸或竞争失利而破产流徙，形成了下降性社会流动；还有许多人为生活所迫，或弃农经商，或废文学艺，在社会各行业间产生横向的流动。社会层级的横向流动和下降性流动比起上升性流动来带有更多的被迫和无奈，现实生活的动荡艰辛使人们更加向往安定、富足和祥和，这种广泛蕴藏在下层民众心中的美好希翼，便是明代民间服饰吉祥图案盛行的深厚社会心理基础。

第三，异端思潮和市井文化的崛起，价值观审美观的多元化。

明代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以文化结构的裂变为导向和表征的。所谓“天崩地解”纲纪凌“夷就是对明代思想文化大变革的形象概括。这种变革突出地表现为异端思潮的泛滥和市井文化的崛起。从弘治、正德开始，江南士大夫中出现了蔑视礼法，追求个性解放的清新文化氛围，到嘉、万时期，伴随着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西方文化的渐渐渗透，理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以李贽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特行独立，离经叛道，公然倡扬人性的复苏和“私欲的合理，由此汇成一股倒翻千古的“异端思潮，这股思潮在理论上冲决了理学的堤坝，把人们从几千年来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市民阶层的壮大带来了市井文化的异军突起，市井文化反映市俗民情，鼓励人们追求人生的欢乐，贴近生活而毫不说教，在下层民众中有着广阔的市场。异端思潮与市井文化的上下交合，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明人的价值观——由谨守单纯变得通达多元。极时行乐，美食华服成为一些人新的人生追求。

价值观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审美观的多元化，过去许多人“怪而哗之的彩衣丽服，奇形异制、男著女装等服饰现象，都变得熟视无睹乃至起而效尤。在任何时代，世人的审美欣赏应当是决定服饰风貌的最直接最鲜活的因素，明代民间服饰的千姿百态、竞相华奢、标新立异以及吉祥图案盛行等特色，均是明人审美水准提高，审美情趣多样化的直接结果。

综上所述，明代民间服饰经历了一个由俭约到华侈，由相对稳定到恣意变幻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明王朝的兴衰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息息相关。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明代民间服饰作为一种物化了的精神产品，既有反映民族审美思想、凝结中华文化精粹的主面，又有迎合低层情调，渲泄颓废情绪的负面。前者为后世所承继，成为今日我国服饰文化取用不尽的源泉，后者则常在社会变革的当口表现出一种脱离社会规范、紊乱世风民心的不良倾向，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地獄貓

頂呀,好文好文!拜讀了

野塘花落

<P>好贴</P>

乾坤

不错，明朝为了恢复被元所破坏的汉文化，的确做了很多努力！其服装都如原文所说，即是继承也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