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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从历史学及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分析,似乎尧舜禹所代表的三个集团原本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尧舜禅让则是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事件,且是在周邻文化崛起以及气候变迁给中原居民造成极大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中平等式联盟是其发生的社会基础。
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及至五四运动以来,尧舜故事仍是古史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过去,顾颉刚先生在考察尧舜故事时,曾不失敏锐地叹道:“有一桩遗憾,这便是我们对于商代以前的政治组织不能确实地知道,所以不能把这件故事所凭藉的时代的情形托献给读者看,这是要待锄头考古学的发展来帮助我们的”①。中国考古学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已经使人们相信,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而与夏文化探索休戚相关的二里头文化就是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主要基础发展起来的。尧舜禅让传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一故事本身已经涉及到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即古代社会的演进问题,所以在探讨尧舜故事之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也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包括国家的发生发展。
一、 尧舜禅让传说的矛盾统一
近人在讨论尧舜禅让问题时,或信或疑,或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观点不乏启迪意义,但却难作结论。我们曾就先秦各家的尧舜禅让观做过一番考察,发现儒、墨、法、道诸家对尧舜禅让事件的态度虽不尽一致,甚或截然相反,但在矛盾的异说中却也隐含着不少共同之处,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儒、墨两家都以尧舜为圣德之人,极力宣扬。儒家的禅让观中清楚地贯穿着天命思想,主张“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故“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荀子虽在《正论篇》中把尧舜禅让传说斥之为世俗之说、虚妄浅陋之言,实则是承继孟子反对现实社会中“好名”之辈迭起效仿,在克服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把天命思想隐晦化而已,目的当在避免政治宣传上的误导作用。因而儒家的尧舜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天命禅让说”。墨家的禅让观则极富其尚贤和尚同之政治思想,以“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等为据,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不仅如此,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其首领“巨(钜)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故墨家的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尚贤禅让说”。
法家和道家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说疑篇》中言:“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着重在批评舜禹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道家对禅让说的批评则不同于法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方式来批评和反对禅让之举(《庄子·逍遥?》)。在道家看来,君王让天下不仅无可称颂,甚至还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有失为君之道。言外之意,不仅臣子不该受之于天下,君王亦不该让天下于人,一切当顺其自然。法、道两家所以反对禅让说,他们顾及的关键是担心后人效仿,“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韩非子·忠孝篇》),“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庄子·庚桑楚》),真可谓遗害千秋。
儒、墨两家对尧舜禅让故事的态度无需赘言。道家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并未否定尧舜禅让故事。其在盛赞许由等人的同时又证实了尧舜及禹之间禅让承继关系。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五蠹篇》中,把尧舜禹之时的生存环境描述得苦不堪言,王者让天下实乃是一件“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的好事。这说明韩非子也承认尧舜禹禅让故事确实发生过。尽管先秦各家的态度和解释不尽相同,但不难发现儒、法、道三家的尧舜观念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递变关系。他们都充分注意到政治宣传的负面效应及误导作用,并试图通过对禅让说的批判及对尧舜禹继承关系的具体阐述来加以克服。实际上,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或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尧舜禅让故事。
二、 尧舜禹三大集团的独立性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尧舜禹分别所在的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三大部族,其活动区域原本有所区别。《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佚文:“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亦即《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其地约当今日河北、山西两省。《帝王世纪》亦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这些情况表明,陶唐氏可能兴起于冀南、晋北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南迁或南扩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关于有虞氏的活动区域,《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相同或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其它一些史籍之中。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这些传说中舜的主要活动地点,多在山东省境内和河南东部一带,表明有虞氏集团主要活动于鲁西及豫东地区。至于夏后氏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史籍中也有诸多线索可寻。《国语·周语》中称禹之父鲧为崇伯,崇即嵩之古体,故崇地当在今河南登封市嵩山一带。再依传说中“禹都”所在等方面的记载观之,夏后氏集团当主要活动于豫西及晋南地区,尤其是豫西一带。
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这三大集团不仅活动区域有所区别,而且各集团内的继承制度也都分别是以世袭制为基础的。这一史实早已被孟子等人若明若暗地道了出来。《孟子·万章上》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尧之子于阳城,……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表面上,这一段话似是在讲尧舜禹间的禅让故事,并未涉及各集团内部的继承问题。但若考虑到这些集团的活动区域原本就不在一处,则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以及益避禹之子之说便无从谈起。若暂不顾及尧舜禹三者间的禅让问题,据孟子所言,则尧之后陶唐氏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者非尧之子莫属,舜之后其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有虞氏集团的代表人物。而夏后氏集团的情况似乎更能说明世袭制的存在。《史记·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虽因治水无方而被治罪,但其后位居夏后氏集团最高权力之代表者并非他人,而是鲧之子禹。禹之后以夏后氏集团为依托而与益争锋的亦非他人,而是禹之子启。这种集团内部最高首领的世袭制也已经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5座龙山时代大墓集中成片,埋葬时间略111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有早晚,可能就是同一家族中的几代人,当系世袭制存在的结果与历史见证②。所以,五帝时代世袭制的存在基本可以得到肯定。
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诸集团的活动范围明显有别,原来分别都拥有各自的领域。如果三个集团相互之间没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很难解释这些现象尤其是各集团内部世袭制的存在。因而可以认为,在尧舜禅让传说故事的背后至少可能存在着三个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这与五帝时代普遍筑城建国、王国林立的历史发展特点相一致。
三、 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前文指出,尧舜禅让故事可能是有所依据的历史事实,而这里又作出尧舜禹所在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集团可能分别代表三个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的论断,其间是否有矛盾?
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自仰韶文化晚期特别是龙山时代以来,黄河下游及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迅速崛起,大都有向中原地区逐渐推进的发展态势。而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气候变化可能又造成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南移,迫使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农业民族逐次向中原地区压缩③。不仅如此,尧舜禹时期下游黄河改道、洪水泛滥也给中原地区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④。在内忧外患俱来、生存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原地区居民若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首先消除中原地区的内部纷争,并齐心协力解决好黄河的水患问题。可能就是在上述共同利害关系的推动下,中原地区原本相互独立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诸集团最终选择了联合,迈向了政治一体化的道路。从尧舜禹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原地区居民当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及其结盟的主要原因与目的。
自尧以来,中原及附近地区居民即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来治理黄河水患。其间先是共工氏和崇伯鲧因治水无方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而后又有“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这些情况当能说明治理水患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而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发动了一系列战争。由于自黄帝战败蚩尤以来,华夏、东夷两个集团的矛盾日趋缓和,尤其“东夷之人”舜及其集团入盟中原,更加巩固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局势。当时北面的农业民族虽有南下之势,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势力集团,力量相对比较分散。这也许就是尧舜禹时期北方少战事的主要原因。所以尧舜禹时期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南方地区苗蛮集团的。《尚书·舜典》有云:“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史记·五帝本纪》亦云:“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据此可知当时苗蛮集团常常北犯劫掠,与长江流域龙山时代文化北上的发展态势大体一致。因而在黄河中下游局势稳定之后,尧舜禹都分别对南方的苗蛮集团展开了反击,以战争方式来遏制南方集团的北上。在这场旷日持久、规模空前的南北战争中,尧舜禹集团以极大的代价,包括“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训》),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⑤。若非陶唐、有虞、夏后氏诸集团合力,很难预料这场战争的结局。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中心、对抗性极强的扇形聚落群结构出现在中原而非其它地区(一般为不甚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聚落群结构)。
不过,尧舜禹三个集团是如夏、商、周三代依次主盟中原呢,还是另有一番情景,尚需进一步分析。《孟子·万章上》所云:“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虽是以孔子之名言之,却也表明在孔孟看来,尽管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的道理相同,都不过是依天命行事而已,但尧舜禹之间的政权更替方式仍有别于夏商周三代。即便是篡夺说的主张者韩非子,对此似也不无认识。如《说疑篇》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说到舜禹皆用“逼”,有别于汤武,与孔孟之言颇具相通之处。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就是,尧舜禹时期虽不乏战事,但这三个集团之间却不曾发生大的战争,甚至在鲧因治水失败而遭殛刑后亦能保持全局之稳定。《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评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据《国语·周语》所载,鲧未及时吸取共工氏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结果亦如共工氏“堕高堙庳以害天下”,不仅没有消除水患,反而使之更为严重。按理应当究其罪责,但《左传》中却把殛鲧视为舜之过失,其中不免有些蹊跷。似乎只能认为这一评价的基准当是出于稳定大局方面的考虑。夏后氏集团在联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味追究其首领的罪责或治罪过重,都有可能导致夏后氏集团毁约而使联盟破裂,而不究鲧之罪则众怨难平,舜的处境实在也不好过。可以想象,舜在做了各种充分准备之后,便在殛鲧的同时委禹以重任,既使夏后氏集团的利益未受太大损失,又化解了矛盾,保全了联盟的整体利益。禹也是一样,在共同利益的制约下,只好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并且再不敢失之大意,最终以疏导之法完成了共工氏及其父鲧未竟之事业,平息了水患,为中原地区居民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兴禹”也被视为舜的成功之处。另据传说资料,尧曾以女妻舜,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联姻,是尧为加强和巩固联盟关系的政治举措之一。上述情况充分说明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诸集团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存关系,非如夏商周三代。
四、 尧舜联盟在政治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人类社会及其政治进化历程中,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一体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武力征服,但联盟制也是不可忘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多数情况有如夏商周三代,是以某一势力强大的社会集团为中心所建立的不平等式联盟。然而,这并不能排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会形成相对平等的联盟体,甚或平等式的联盟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依传说资料分析,在尧舜禹联盟体内当不止他们所代表的这几个集团。但由于陶唐、有虞和夏后氏的力量相对较强且势力相当,所以他们便在联盟体内获得了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形成了鼎立之势。他们在联盟体内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并决定着联盟体的存在与发展。所以这几个集团之间的统一和独立都是相对而不完整的。而在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机构形成过程中,最高领袖的诞生方式至关重要。虽说联盟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这种平等式的联盟体内,最高首领之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老衰而禅”,以及“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观点虽遭荀子之批判(《正论篇》),但绝非虚妄之词,甚至应是联盟体最高首领未能实现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有力证据。因而,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⑥,这一认识颇有道理。即尧舜禅让可能就是这几个势力相当的集团不得不结成联盟时,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关系、维系联盟体的生存与延续而采取的一种领袖和新政权的诞生与更替方式。
然而,任何事物往往都是辩证的和一分为二的。从这一立场出发,先秦各家所言很可能都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或同一过程中的某一片断。如果把先秦各家的观点综合起来,便不难发现诸说矛盾冲突中的内在联系,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尧舜禹之关系及尧舜禅让故事的历史真实。在尧舜禹诸集团结成的联盟体内,各集团首领以其集团力量为后盾展开的斗争在所难免,但应是在不分裂联盟体以及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公平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竞争时,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最高首领必须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亦即必须是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否则难以服众。所以,禅让并不等于没有争斗,只不过是联盟体最高领袖及其所代表新旧政权诞生和更替的最终形式。禅让和篡夺都不是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和完整内容。换言之,即尧舜禅让并非出于自愿,实应是客观形势和现实需要所逼,是争斗之后的妥协与调和方式。禅让与篡夺并存的观点⑦是可以理解的,但尧舜禹故事所反映的却不单是选举制向世袭制的过渡,更非世袭制的发端,而主要则应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扩大以及更高一级政权机构形成过程的起始阶段。
中国历史上新旧政权的更替多是以禅让的方式来完成的⑧,与尧舜禅让不无联系和相似之处,但后世尤其是秦汉以来的禅让事件却有别于尧舜禅让。尧舜禅让是为了维系和稳定联盟体的存在与发展,是若干原本相互独立的社会集团走向联合时产生最高领袖的一种方式。并由于一定时期内联盟体内部力量对比和外部环境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尧舜禅让具有连续性。而后世的禅让一般与联盟制无关,通常只是为了谋求新政权在名义上的合理性,借以稳定和巩固新政权,禅让的主要目的和结果就是比较顺利地完成新旧政权(往往是改朝换代)的权力转移,并不完全是产生最高领袖的方式。一旦权力得以转移,最高领袖则立即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因而禅让一般不具连续性。
总的来看,平等式联盟是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但相对而言,平等式联盟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变化或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或者联盟分裂,或者不平等式联盟代之而起,并进一步促使政治一体化由不稳定状态逐渐趋向稳定。不难想象,在各集311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团分别实行王位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情况下,联盟体最高首领的禅让制又岂能长期存在。基于黄河水患以及南方苗蛮集团北上威胁的消除,中原地区的局势得以稳定。而夏禹又在治水的过程中扩大了夏后氏集团的影响和势力,率先打破了联盟体内力量对比的均衡态势。所以,夏禹父子便具有废除禅让制的条件和可能,并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战国游说之士所云:“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一》)这种观点亦或有一定的道理。《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启所诛”等,启与益之间的这一矛盾冲突,与其说是权力之争,不如说是统合与反统合的斗争。而禹、启之所以能够完成废除禅让制的重大政治变革,除上述原因外,主要还得益于这几个集团经过较长时期的联盟之后,相互间的敌对心理和敌对行为已大为减弱,并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思想观念,为联盟体政治一体化的彻底实现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因而,益的反抗已无济于事,终为大势所不容。联盟制是区域政治一体化的开端和重要阶段,但却不是政治一体化的完整过程和最终结果,其中统合与反统合的斗争可能长期存在。而最高领袖禅让制的废除也不是政治一体化过程的终结,实际也应是政治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最终随着夏王国政权的不断巩固方才达到从政权形式到意识形态的全面统一,使政治一体化得以彻底实现。
①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②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③张宏彦《渭水流域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载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8—15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⑤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集团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⑥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⑦王玉哲《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⑧冯友兰《中国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中之实际政治》,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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