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进文化与当代书法艺术精神

秦安澜

<FONT face=宋体>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它始终和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古至今，文化都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凡属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前进方向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都应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求人们应该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从事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以形成一个积极、健康、科学、向上的文化环境。“先进文化”的提出是立足于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经过二十纪整整一百年的文化摸索而得出的科学选择，它回答了我国文化在今后如何走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第一，它明确了必需走“以我为主”的民族文化发展之路。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其民族精神的反应，脱离了这一点文化就成为虚无。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品格，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中国文化只有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按照自身规律去寻求发展之路，方现生机和活力，而不能一谈走向现代，就是等同于走向西化，这是偏颇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极大差异。面对西方文化，我们应坚持“以我为主”，做到有用的才拿来，这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取舍观。第二，强调了必需树立“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态度。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对文化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文化只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具有服务时代和人民的价值和意义，否则就会成为陈旧没落的“旧”文化。所以，文化发展坚持“与时俱进”和“三个面向”，这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书法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迹化形式。如果用文化的眼光去考察一下我国几千年的书法发展史，即可发现一部书法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汉字作为书法的载体，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我国悠久的文化史都是通过汉字而记录、传承下来的。汉字自身的点画构成以及其艺术表现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之哲学精神，比如书写上的窜插、映让、收放、开合，欣赏上的抽象、模糊、虚无、感悟等。汉字自身的这一“魔块”结构特征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无穷的视觉审美变化，注定了自它产生之日始就要走过风风火火的非凡历程。正是如此，秦之古、汉之拙、晋之韵、唐之法、宋之意、元之态、明清之朴也成为不同历史埋藏的审美表征永远地嵌刻在历史的时空中。

　　现在，我们又开始面临着新的问题：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结构虽被打破，新型的现代文化体系却尚未构建，特别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输入，又让我们在“传统”与“西方”的问题上陷入新的困境。文化的困惑、转型带来了书法的困惑、转型。古老的中国书法正是在这一现代思想的困惑、矛盾、交织中于该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发生了剧烈的嬗变，积极的、消极的、激进的、保守的、创新的、传统的共存于一体，呈现出流派纷呈，学术活跃，思想多元，表现手法大胆前卫的新格局。这是我国书法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书法是文化精神的审美反应和价值体现，文化是因，书法是果，文化、书法同生共振，即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与书法“嫁接”，就有什么样的书法创作形态出现。中国书法正是由于有了中华文化精神生命力量的注入才不断吐纳，不断扬弃，不断激活，不断前进的，也正是如此，才有了中国书法几千年的生生不息，走向高远。

　　另一方面：传统书法在现代文化转型中所出现的书法艺术精神的弱化。书法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在当代追求软化、墨象化、美术化倾向中，“形式”增强了，但“意味”却减弱了，这是不是走上了事物的反面？书法是靠精湛的技法语言和丰富的笔墨意象去打动人、征服人的，过于极端地去肢解技法或夸张笔墨的视觉冲击，在让人获得一时的快感之余，又发觉不了些什么，传统书法那种持久震撼人心的内力没有了，留下的是外在形式肢体，失去的是内在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它消解了传统书法的优秀成份，削弱了书法的民族文化精神。所以说，传统书法的现代转型，并不是推倒和重构，而应该是在继承和发扬历史传统基础上的扬弃和再生。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抒情达意的象征符号，中国文化精神一直贯注其中，成为水之源，木之本，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由此我们认为，书法的健康发展是脱离不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支撑的，只有正确把握我国传统书法的本体特质，深切关怀书法的人文精神，才不会走进误区。在当代，我国民族文化的核心就是先进文化，所以我们应把当代书法的艺术精神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主动去应接先进文化，才能真正展现书法的时代精神风貌。书法要应接先进文化，必须把握“三种精神”：即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大众化精神，只有坚持这“三种精神”，才能真正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一、民族精神——书法艺术安身立命的前提
　　书法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艺术，坚持书法的民族精神是书法赖以存在和向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书法的民族性集中体现在它反应了我国传统的哲学精神。书法创作是“技”与“道”的结合，是由“技”入“道”的。“技”即技法、技巧，“道”即精神、意境。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要把汉字的书写法则、技巧锤炼，升华到一个抽象的、精神的、形而上的至高层面，从形到神，从实至虚，从有形之境进入无形之境，所以有“形神兼备”、“以形写神”、“以貌取神”之说。书法为此有了方圆、向背、位置、疏密、风神、迟速、气势、情性、血脉、书丹等笔墨矛盾冲突，生命表达，这种审美思维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观，具有深刻的美学思想和较高的理论价值，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烙印。

　　也正是书法的这一民族文化特征决定了书法的创作和研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一切观念、方法、手段都应服从于这一“国情”。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运用西方美学来研究中国书法而提出质疑。民族性是先进文化的核心，书法一旦脱离了民族性，脱离了先进文化的支撑，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前提。“离开民族的土壤，只有生出遗憾的苦果来。”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西天取经”，而应更多地“自练真经”。坚持民族精神，传统书法在现代转型中才不至于误入歧途。</FONT>
<DIV> </DIV>
<DIV> </DIV>
<DIV> </DIV>
<DIV>　　第二、科学精神——书法艺术健康发展的保证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性，艺术的创作行为同样也必须遵循艺术的自身规律。坚持科学精神，就是要求书法家要按书法艺术的自身规律去办事。书法的关键在于“写”，在于你写的“功夫”，书法的最低层面在于“写”，其最高境界也在于“写”，晋韵、唐法、宋意、明态、清朴都没有跳出“写”的范畴，都处在一种“法”的规定中，只不过是情趣、风格不同而已。离开了“写”，书法就不成为书法。书法创作这种特有的规定性和自律性正是我国书法几千年来有着一个完整的历史承传的原因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写”。所以书史上就有了大量的关于“如何写”的论述，如《九势》（蔡邕）、《八诀》（欧阳询），如《草书势》（索靖）、《笔阵图》（卫铄），又如《永字八法》（张长史）、《结字三十六法》（欧阳询）、《七十二法》（苏轼）、《九十二法》（黄自元）等等。

　　（一）、要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既然书法是一门“写”的艺术，这就要求书法家必需在点、线、笔墨的训练上下功夫，在书写技巧、法度规则的把握上下功夫，在汉字结构和体势的处理上下功夫。坚持这一点，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有科学的学习法，因为获取这种“功夫”的唯一途径是从传统中来，靠继承传统而行。不沉入传统锤练“写”的“功夫”而去“独辟新境”那则犯了主观虚无主义的错误，是缺少科学态度的。然而，我们一谈传统，往往会感到一种沉重的历史负荷与压力，要么认为传统的东西都是好的，应全盘吸取；要么认为传统已被用尽挖竭，对当代书法已无意义，要全盘否定。这是对传统和历史缺乏认知的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辩证的。传统是多元的、立体的，不同的视角会获取到不同的东西。传统又是运动的、相对的，昨天成了今天的传统，今天又将成为明天的传统，这样一代一代地把优秀成果传承下来，发展下来，才有了几千年的书法历史。所以说，传统永不过时，就看你如何去激活传统。我们“不要把传统变成文本，而要变成一种精神，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去。”“传统书法文化价值在现代性中不仅没有消失，相反经过文化转型和重新定位已经有了坚实的现代文化地基。”人类的历史正是靠传承优秀传统而不断地走向先进的。

　　（二）、要取法乎上，学习“经典”。传统丰富多彩，传统博大精深，这是老话，但传统也有好差之别，优劣之分，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就是应取法乎上，学习“经典”。“经典”中蕴藏着无限的优良“基因”，就看你如何去挖掘。二王、颜柳、苏米、黄蔡、赵董等之所以是经典，正是在于它蕴含着丰富多元的艺术含量，这种潜在的艺术含量能让人常学常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都能从中整合出新的不同的艺术资源，所以它始终是历史主流。试想想，历史上学习二王的何止千万人，但从没有出现两个完全相同的王羲之，相反，却造成了许许多多新的流派和大师。而一些民间书法、鸟虫书、杂书等，不论你如何高看厚爱，那都是暂时的，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能处于低潮，无法和经典主流法帖相媲美。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从没有学习过“经典”而仅靠取法民间杂书而成为大师的实例。

　　（三）、要当随时代，锐意创新。继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人人追求的最终目标。创新也是有序的传承，是造化所成，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是靠长期在量在和积累上的质变，可遇而不可求，只有“打进去”才能“打出来”。而不能一谈创新就要砸碎传统，推倒二王，要来全新，这不符合艺术的创新规律。徐无闻认为“创新就是要写典范作品。”“创新是应该的，但要按书法的自身规律来创，不要先想好一个模式来创。……先定好框框来创新，这是违背书法发展规律的。”书法的创新只有立足传统和历史，才能做到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同时，又要把握时代精神和审美方向，做到“笔墨当随时代”，只有当当代人的襟抱情怀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精神的对话，当代书法的时代美才会释放出来，历史上一切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背后的故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王羲之承传着汉才开晋一代书风，颜真卿承传着汉、晋才开盛唐一代书风，苏东坡、米芾承传着汉、晋、唐才开宋一代新风，不知有汉，哪里有晋，更何况唐、宋乎？当代的林散之、弘一、o(︶︿︶)o 唉等能开一代新风，也都如此。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创新。

　　第三、大众化精神——书法艺术走向复兴的关键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封建社会的书法发展史是一部文人士大夫的书法活动史，书法是文人、贵族雅玩的东西。如今，书法已从古代文人书斋中走了出来，走上了现代社会并成为服务现代社会的一种群众艺术，这种“处境”的角色转换使书法必须面对人民大众，成为人民的艺术。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一种事物（包括艺术的，体育的，……）一旦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那它就会别无选择地走上发展的巅峰，世界足球的兴起造就了贝利，美国的篮球旋风诞生了乔丹，中国的乒乓球热托起了邓亚萍……中国书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热潮，使亿万群众卷入其中，这使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书法的大众化品格必然带来书法新的复兴。相反，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书法如果失去了大众需求，它就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先进文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文明进步，提升国民的精神面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在现代文化环境中，书法创作只有把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与提升群众的思想境界结合起来才有生机和活力。人是什么？人是根本，又是目的。如果我们忽视了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书法就无法赢得群众，如果我们不能提升广大群众的思想境界、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书法就无法长久地赢得群众。

　　这也就是在当代书法应该“为谁写”，认识了这一点，就明确了我们的创作方向。这就要求书法家的创作是积极激昂的，振奋人心的，是要符合我们“民族心理习惯的大众审美需求”的。当然这种“民族心理习惯的大众审美需求”并非说书法作品一律要写成端庄规范、平整易认的“印刷体”，这是狭隘的认识观，如果是这样那就又走上了事物的反面，那草书就没有“市场”，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恰恰相反，在当今书坛行草书却有着最大的“市场”，这正是因为行草书符合国人“民族心理习惯的大众审美需求”。“大众化”并不等同于低俗。历史上一切“经典”作品其实都具有“大众化”的品格，均被人们“普遍看好”，如《兰亭序》（王羲之）、《祭侄文稿》（颜真卿）、《玄秘塔》（柳公权）、《寒食诗》（苏轼）、《诸上座帖》（黄庭坚）、《韭花帖》（杨凝式）等等，无不如此。其持久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反过来，那种抛弃“大众化”品格而去“标新立异”、“无病呻吟”甚至自命不凡的作品即使一时能引起一些多几个的“媚眼”，但也终会因为失去了“大众化”这一“群众基础”而被人们所遗忘，被历史所淘汰，这是辩证的对立统一。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象吴昌硕、于右任、齐白石、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陶博吾、启功等这样一大批足以影响时代载入史册的杰出书法家，他们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们无愧于那个时代，无愧于后人。刚刚来到的二十一世纪更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纪，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历程，物质需求的更加充足富裕必然带来人们精神需求的进一步提高。早在十八世纪，西方一预言家曾预言：十九世纪人类靠武力征服世界，二十世纪人类靠经济征服世界，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就将靠文化来征服世界。站在新世纪之初，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文化所显示出的作用和力量。

　　在这个“文化征服世界”的新世纪，我们的书法家更应该“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从一些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按照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从书法艺术的自身规律出发，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来，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才无愧于我们的时代。</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