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沈胜衣 《满堂花醉－钱钟书》

苏小妹

<P>                             <FONT color=#1a42e6>到底还是喜欢</FONT></P>
<P>谷林先生于2002年6月来信末顺笔谈到，有人贬损钱锺书，“说钱的‘博闻强识’，无非是一个‘上网’问题，买架电脑，悉数解决云云。其信然耶？”随信惠赐先生近年发表于《书友》报的大作一批，当中恰有篇《新世纪的期待——〈宋诗选注〉读后》，文中以该书所收陆游的末首《示儿》为例，说钱氏写的“两百多字的注提供如此丰富的资料，还足可抵当一篇美文读……古诗选注多如牛毛，而淹博睿智堪与斯人方驾的麟角并世焉求？”——遂再次勾起了我对钱锺书、对陆游以及此书的兴趣。
　　我中学时读《围城》已深生景仰，但真正倾倒于作为学问家的钱氏，且产生欢喜的共鸣，则正与陆游有关。八十年代后期念大学时，因颇喜《卜算子·咏梅》、《钗头凤》、《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剑门道中遇微雨》等作，便专门读其诗词集，一心以为类似珠玑当俯拾皆是。孰料读毕甚为失望，掩卷一叹，大呼上当；但又心存疑惑，不知是否自己浅陋，看不出好来。恰在那期间，在图书馆开架书库见到《谈艺录》，随手翻到第37节《放翁二痴事二官腔》等有关章节，见钱锺书痛斥陆游“好说梦”，“好谈匡救之略”，“矜诞无当”等等，雄才傲气，英风逼人，大畅吾怀；得一本有好感者作依傍，遂可放心在笔记写下“放翁之作，如无奇大木，徒粗壮耳！常纸上谈兵，少潜心诗内，疏而无韵，何可耐读！”等结论或谬论。（这一端，是促成我购置《谈艺录》的因素之一，不过，此外还有更重要的私人因素，那是更值得一说的故事，但应放到别处来记述了。）
　　“钱缘”有此“前缘”，因此看了谷林先生的文章，便翻出《宋诗选注》，专门去读其中的陆游部分，有点“重认起点”的意思，疏离既久，籍此进一步了解一下陆游及钱氏之评。
　　在陆游本论中，钱氏指出放翁“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报国复土；“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烫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
　　这纸上谈兵的“武人化”与“文人情调”两方面，陆游都做到了极致。《剑门道中遇微雨》“此身合是诗人未”之问，当然如钱氏之注，是陆游在掂量自己“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陆游对自己的身份定义为诗人，始终心存侥幸的疑惑。这原是中国传统下文人的共有思维：文艺只不过或者是小道，或者是进身之阶与经世济民的工具，或者是无奈的退路，一心还在入世甚而殿堂。但除了少数人外，他们真正能做得好的、能留诸后世的，还是诗文，“文人”才是他们真正的自身价值；世事由不得人，即使确曾身临前线、有过军旅实践的陆游亦概莫能外。他的《秋声》，“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在我看来是他勉力要破除、压抑自己伤春悲秋的文人情调那“一方面”（下面写道：“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无非自夸能文能武，重点还在大写特写的“壮士抚剑”、“唾手擒胡”之类）；《春残》，“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则仿佛在提醒别人：别忘了我除了文那“一方面”还有武这“一方面”；因此《小园》中的一首：“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便并非闲适、豁达、历尽沧桑后的返归澹然，而是不忿与委屈，就像他在另一处（《月下醉题》）说的：“闭门种菜英雄老”……可是，虽然他作了许多努力，但排除钱锺书指出的特定时代气氛的影响，单纯从文学的角度，陆游成功的，终究是文“一方面”的作品，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等文人情调一类。借用其名句，陆游“诗中征尘杂酒痕”，我喜欢的是其“酒痕”而非“征尘”，例如《度浮桥至南台》的尾联，“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听横笛坐榕荫”，恰是那两个方面的并列，但可堪吟味的便是下句而不是上句。他武人化的“征尘”方面内容，能使我欣赏的，只是“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这种能放大到整个人生、广及整个人类的深远喟叹；或者“楼船夜雪”、“铁马秋风”、“铁马冰河”这些其实与文人情调方面相通的、“烫贴景物”之句。
　　《宋诗选注》中，钱锺书对陆游没有了《谈艺录》里逞笔为剑般的放言无忌，但还是不无言语背后的含蓄微意，尤其于“打虎”一事的注释，讽刺的味道已跃然纸上了。
　　曾有陶喻之氏撰专文《此身死去诗犹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1996年5月31日），谓《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对陆游的评价前后矛盾；《谈艺录》之议陆游或另有所指，借之警醒文人消除功名之念云。
　　联系到《谈艺录》著于抗战时期，陶说也不无道理。问题是陶称《宋诗选注》对比《谈艺录》对陆游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在我看来是他没读懂钱氏在特殊时日选注宋诗的不得不的隐晦含蓄，甚至把钱的反话当正话读了。其另一例证，说《宋诗选注》所收以陆游一家最多，也说明不了什么，选家之难，身不由己，钱氏在五十年代的初版《序》和八十年代的港版《前言》都已讲得很清楚了，此书的选目并不能完全反映钱氏真正心意。如果我们非要采用别的因素，那么《槐聚诗存》所录1989年的《阅世》诗，自注用了陆游诗的典故，难道我们就可以凭此说钱氏到老都对放翁念念不忘、独有心得？
　　可说明钱锺书对陆游评价没有“前后矛盾”的，是《谈艺录》六十、八十年代时曾作几与初版等量的“补订”，（按钱氏诸作之补订绝少完全否定自己过去的论点，且分别列出，而非暗中偷换，甚得识者称赞，见出其堂堂正正的学德，及一向反感篡改历史、改造回忆、“自我整容”，而不屑以身试之。）对陆游作了篇幅更多举引更繁的批评，尤其于武人化那“一方面”，指其好言兵论战不仅“作态”甚而“作假”等等，比当年贬斥得更严厉，嘲讽得更辛辣。又据陶氏说，撰写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锥编》也有对陆游的贬词。（按《管锥编》与《谈艺录》研究范围一前一后，以唐为界，它研讨10部古代典籍，其中并无论陆游的专章，可能一如钱氏惯有的纵横瓜蔓，在汪洋恣肆的笺注旁笔中及之吧。）这些，陶氏归之为或是“不同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影响”，或是钱锺书“滑稽游戏”的幽默笔法——前者恰好颠倒过来了，反而我们可以抬杠般以之解释，为何《宋诗选注》会对陆游的评价收敛那么多，及选了那么多陆诗，因为此书是公开出版的公家任务、应命之作，而陆游正是当时主流推崇的爱国诗人；至于后者，则简直是无话找话的扯淡了。
　　《宋诗选注》体现了钱氏治学一贯的特色。对于其学术，争议并非从近年始，如早在1948年，《谈艺录》初版刚出，钱的好友夏承焘便在9月17日日记中评为：“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次年1月7日夏于日记云：“近日报纸登批判此书文字数篇，予爱其诗评中材料多，此君信不易才”；但不久批判《宋诗选注》的风向稍转，夏应何其芳约所写“挽回影响”的评论文章，却只对该书之“选”甚加好评，而对其“注”则不作详论，不知是否仍不能同意其“注”的方法所致？
　　至于近十多年来，指钱氏积卡片、掉书袋、堆砌片段、不成体系等等更不绝于耳，到网络通行的今日，马上又有了谷林所听到的那种应景之议了。
　　事实上，钱锺书最看不起的是学究，《管锥编》“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已成名论，他又怎会仅仅做些寻章摘句的死工夫。对《宋诗选注》，他后来表示不满意其选，因为迎合了时风；但却颇自得于其评注，“还算有价值”。当时身在海外的胡适也有相同的看法。可见钱氏及识者对这种治学方式的肯定，他是有意为之的。
　　后人称《宋诗选注》的意义：“突破旧的笺注模式，创造性地把注释与评论结合起来”。“结合”也者，是将观点与材料相融为一，材料出观点，却又不为之所囿，而能以观点统领之，以至到了材料组合的注释自可成论，甚而“抵当一篇美文”的化境——谷林先生此语并非吹嘘，与谷林兴味相投的止庵，曾写过一篇《说钱》，那么巧，也专门举《示儿》一诗的注文，说钱锺书“才情识见应有尽有，所嫌略少者但是一点（周作人那种）苦味耳”，若于钱文中求此，则如这篇注文，便是他“最喜欢”的云。他正是将其当文章来读了，虽然是别有所取。
　　按此注文举陆游死后宋与蒙古灭金、及元灭宋时人们相应的两首诗与之对照，不作任何评说，然已尽见世事的沧桑、历史的诡异、人的微渺，愿望竟可以变形异化而实现之，无言中自寓“讽刺与感伤”的悠长感叹，的是大手笔。可见钱氏的“博闻”，容可“上网解决”，然搜集资料后的取舍剪裁、以出己见，则非大才不能办。在这里，我情愿望文生义把“博闻”后的“强识”别解为“见识”的“识”，没有超常的见识为主导引领，给你“买架电脑”，哪能搞出钱锺书那种水平的东西来——虽然谷林先生未曾尝试过上网收集整理资料，故有来信中的疑问，但他称赞钱“淹博睿智”、“并世焉求”，却是完全成立的，要紧的正是淹博的背后有睿智也。
　　至于钱锺书直抒心得的评论，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读《宋诗选注》陆游部分，并瓜蔓而及其他，便好好的再次领略了其学力、心眼和风采，读来每觉会心微笑，真觉神气为之清朗，在偷闲的晴好绿窗下，得销片时夏炎。
　　钱氏其他著述文章也时令人得类此的赏心。如这本《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便使我感觉他把平常射向虚妄人间的“讽刺和感伤”之箭也射向了自己，好像微笑说：我是明白的，但一样免不了在时代中人的悲哀与缺憾。而他又是如此清高洒脱，不怕把那悲哀与缺憾展示给后人看。这是一个至高的境界，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揭示，在那份无奈与幽默的混合中正显现出大智慧来。这种钱氏作品中屡屡可见的智者心怀，尤使我叹服不已。
　　只是到近年，钱氏晚年引起媒体关注、成为新闻热点的几件事，其处理，主要是杨绛的处理，我认为很不得当，也不得体，因而有所腹诽，情份略减了。不过，终究叹息如此聪明，世间聪明人难得，也就爱惜难舍——我前面所谈，仿佛是要加入一个已冷的战场，“为钱锺书声辩”，实质并非如此。我也认为钱氏无论治学还是为人确有可议之处。但我有幸在他尚未被在大众范围内炒热、未被捧为“文化昆仑”前就倾慕之，个人的敬意不曾掺了任何杂质和外界之力，干干净净是自己的选择；后来也从来没有在心中神化过他，或假情假义地把奉为宗师。我只视钱为一位可亲可近的、时时令我欢心的聪明才子，所以无论别人的攻击、自己的微词，原也不曾太有损对他的喜爱。
　　谷林在《期待》文中讲了一件“令人难忘”、“石破天惊”的旧事：《宋诗选注》刚出版即遭批判，叶圣陶先生却在公开场合，“举起书朗声说道：‘不管他们怎么讲，反正我喜欢这本书！’”我想，“喜欢”比起容易引起失望的“尊崇”，是对一个聪明才子更恰当的态度。谷林“期待”“新世纪里，又一位钱先生将重临人间”，然而要这样的人才再现，岂是易事。所以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喜欢。


　　（附记：谷林先生惠寄的《期待》一文复印件，除一如既往自行标出排印之误外，还在所引陆游《示儿》注文、钱锺书原引的“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放翁书卷后》”一语的第二个“书”字旁，标了一个问号。他所据的《宋诗选注》是人民文学社1979年第三次印本，我手头的是该社1989年9月第二版、1994年4月第三次印本，仍作“《书陆放翁书卷后》”，但在前面的陆游本论第二条注中，也引了林氏此著，却作“《书陆放翁诗卷后》”；我未见《霁山先生集》，推测文意当为“诗卷”而非“书卷”。——《宋诗选注》后来至少重印过三次，收入人民文学社今年出版的“大学生必读丛书”，以及三联社去年、今年分别推出的“钱锺书集”繁、简字体本；尤其后两种，均声明各做了修订错讹的工作，但这一处都未曾改过来，对比之下，无疑使人感佩谷林先生的细心了。）


　　2002年7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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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妹

<P>                                 <FONT color=#1111ee>    满堂花醉</FONT></P><P>毕业后购、读钱锺书，尚有几次感触。其中1997年9月关于罗俞君编《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一版）的笔记，稍为完整些，录如下；另酌选其他一些零碎汇辑于后。

从《钱锺书散文》中新读与重读了一大批佳作，再次感到，见识、学问、才情，我所标举的这三者钱氏均达极致之境。唐末贯休和尚《上钱尚父鏐》诗中有两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我喜欢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物当得起这境界，现忽想起，这一位钱家后人才配！
所谓“一剑霜寒”，是钱氏英风傲气，笑谈纵笔，不知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才士学人，尤其是他那些“少年盛气”之作——在《〈美的生理学〉》中，他评此书曰：“作者是少年人，所以意气非常之盛，兴会非常之高，对于老前辈谁都不买账，挖苦俏皮，无所不至。”又说：“作者因为少年盛气的缘故，似乎过火了一点……少挖苦前辈的诞说而多坚实自己的论证……那岂不更好么？”其实钱氏这样教训那作者时，自己才二十出头！他自己写起文章来，也是“挖苦俏皮，无所不至”的，那作者也逃不掉钱式俏皮的连消带打。——我不是要挖钱氏老底，其实我就欣赏这种痛快淋漓的挖苦俏皮、“对谁都不买账”，“过火”一点，那又何妨！
当然，挖苦俏皮须在“坚实自己的论证”的基础上，这标准定得很对，钱氏是做到了的。有学问打底，才能从容笑骂，剑扫千军。只举一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其价值岂止是指出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一特点，该文本身就是在示范着正确的做学问方法。惊才绝艺集于一身，钱氏才有底气说：“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谈交友》）
钱氏剑锋，有一瓣出众之芒，是其“固有的文章手法的一个特点”：喜用且善用比喻。
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又贴切绝妙。他并非为比喻而喻，在他那里，比喻与被比喻的原物之间，不是陪娘与新娘的关系，但求衬托出新娘花容月貌，管他陪娘成了木头人；而是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公不离婆，说着哥总能道着弟，既能说明了被比喻之事物，而比喻本身又绝不会闲着只做陪衬。他或是把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一并说明了，比如：“文字呢，当然是随人立义的，但是也有一个界限——以不侵犯旁的字为界限，像自由一样。”（《〈落日颂〉》）更多的时候则是连带着嘲弄比喻物，比如在《〈围城〉序》中说，此书本献给杨绛，但“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名说交付出去，其实……放手而并没有脱手。”类似的例子还有《作者五人》中把一本书比作诗，《说“回家”》中把心理活动比作战争等。
顺带一提的是，钱氏对比喻手法本身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说“回家”》中，他指出“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但同时又强调：“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也许是要力避此弊，钱氏才首先咬住被比喻的原物的特点和“理论”，再反过来施于比喻物身上，从而既避免了“妹仔大过主人婆”，“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又焕发了比喻物自身的光彩，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学问与才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这方面于我，尤觉“满堂花醉”——这个比喻要优于“乱花迷人眼”，后者只是悦目，“醉”，则是赏心；就是说，钱氏的许多妙论，都是言我心所欲言，或者我心底潜意识中本有此倾向，经他锦心绣口地说出而成为明晰的观念。读这样的会心之论，常觉足当浮一大白——
钱氏有通达而健壮的人生观。他看不过才子常常怨命怨天、满腹牢骚，认为我们应该“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但是不无风作浪。”（《〈落日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极为贴切，也足让人生阶段转折者警醒。
钱氏的历史观也让我注目。他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批评奢谈现代“时代精神”、“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没有史观。（《旁观者》）更多处批评那种为己所需而臆造历史的倾向，“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上），“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且这种臆造出来的“黄金时代”随时推移。（《近代散文钞》）他赞赏《休谟的哲学》一书，在于该书作者“从来没有露出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态度。”从而指出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非今日的标准尺度去看待前人，尊重古人、尊重历史。另还提出：我们只能相信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断言某某为因某某为果，且表面上的因与果，往往有史家无以尽识的貌同心异处在起作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人先自主张了魏晋文学为正统，遂视唐宋文学为逆流，但其实，“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不能算是历史观”（《论复古》）；历史并不会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而按部就班地推进（《〈走向世界丛书〉序》）……等等的当之论。
这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观。（有时甚至理性到了冷酷的地步：《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一段说，文学史上一些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往往“浪盗虚名”，但却不可抹杀其影响，“得虚名者虽无实际，得虚名要是实事，作史者须如其实以出耳”。“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就是说，由他们埋没去吧。时势造人弄人，读这段话，令我怅叹。）钱氏在阐述这种历史观时，少取挖苦俏皮，而多以正面的评述出之，但其实还是一种嘲讽，对人的嘲讽，因为他还原了所谓万物之灵、全知全能的人，面对历史时的恰当位置、正确处境——渺小的位置，无力的处境。
正由于对所谓史家的人造历史看得深透，遂使钱氏对回忆录、自传、传记，以及相应的考据、索隐、钩沉、搜佚等等研究工作采取了鲜明的不信任乃至鄙视态度，在《模糊的铜镜》、《致彭祖年》、《致黄裳》、《致郑朝宗》、《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围城〉序》、《〈人&#8226;兽&#8226;鬼〉序》、《答某记者问》等等地方，都有这方面的冷嘲热讽、妙语与直斥。
但那些大而化之的总论，钱氏同样颇诽之。如《〈英国人民〉》里批评了那种关于国民性的整体论述；《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讽刺了那种凡中必旧、凡西必新的文化观。
……
满堂花中选取我最醉心的这几瓣（还有认为愿望不可倚，反对推求诗作的世道人心的背景，批评少年老气、自恋等才子通病，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出于虚妄。钱氏嘲讽的拒斥的抨击的一切，在他眼中，全为虚妄。
大抵多见多思之人，到最后总于世间万物得了虚妄的洞察，惟所取应对办法不同，遂有各种面目。如周氏兄弟，兄是知虚妄而奋斗，压住绝望悲凉作无望的冲锋，耗力太过，“中道崩殂”，成败一言难尽，惟留精神烛照；弟是知虚妄而消极，避入自家园地，人虽长寿却“多辱”。总之，大都难有善果。至于钱锺书，则大概是那充满幽默、嘲讽、俏皮的智者心怀救了他，使他一路在挖苦人间，却没有不耐烦，只是微笑地在虚妄中营造自己的学术之塔——此乃知虚妄者最佳、也是最高明的抉择；当然，怕亦最难。惟对钱氏说一声：善哉，善哉！



另附零碎若干：

近年见友人安迪兄《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记钱氏在私下交谈中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态度与某公开场合迥异。我的旧笔记中有次认为钱、张风格相似，是1991年10月读《人&#8226;兽&#8226;鬼》（海峡文艺出版社，“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91年5月一版）后，对其中几篇小说的感想，略云：
《纪念》落笔在人世间，写情的幽婉文字，颇与张爱玲相通。《猫》写世态写上流社会，已见《围城》缩影，而最后情爱只落得一个笑柄，草草萧索，这后面透着作者的悲悯眼神，也有着《围城》“草稿”的味道。

钱锺书不但散文、小说精彩，论著也极漂亮好看。我喜欢《谈艺录》的“东”拉“西”扯，旁征博引，犹如拆开亦成片段的一座七宝楼台。1991年1、2月时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新一版、1988年2月二印），则赞为“从没读过这么舒服的理论书”，并说：
最喜欢那文风，像汤汤流水，周密也是水分子的周密，而不妨碍水流的随意畅顺。谈文说艺，总有一丝悠然、一抹微笑。更妙的是在论述（以及庞杂的注释）中偶尔有感而发，岔开去几句议论，由文艺到世情，甚而再返及自身，都那么曼妙自然、意味深长。

下面，不可回避的是，《到底还是喜欢》中直言的对杨、钱近年“有所腹诽，情份略减”问题。
我一向轻蔑吃古人尸、食名人饭之流，喜爱钱锺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无聊研究者的冷嘲热讽、拒绝呵斥。但钱氏夫妇晚年与几个研究者打的几场仗，我却略有微词，觉得他们的表现非智者所当取。1998年9月关于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一版）的聚书录，曾作私下的具体分析，就不抄引出来了。——我购此书，及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二版），固然有书里书外其他原因（如李著论钱氏与我乡先贤张荫麟之关系部分，令我感兴趣；田编则其时钱锺书刚去世，购作个人的微薄哀念），但，也多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即对这样的研究著作有了同情。
1998年12月关于《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的聚书录，曾借一幅丰子恺漫画抒感。这幅画，如其题诗：“家住夕阳江上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我乃比喻说：
对研究者同情，因人类的创造几被前贤历尽，认真说来，谁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呢。是大树，就免不了要让春禽在上面求栖身、养子孙，钱氏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等，里面就岂止一二大树，简直是前人的浩瀚森林收于其中。关键是看那春禽怎样对待大树，以枝干为巢、以花果为食，是正常的、自然的；至若吸尽树液、刨起根底，乃至摘片叶子作自己的遮羞布或冠冕去招摇撞骗，则仍为我不齿。
——惭愧的是，我虽绝无以“写在钱锺书边上”作自己“冷淡生涯”“小补”之意（也没那个能力），但到底只于这样一棵大树采来几片花瓣与叶子，殊不称私心之倾伏。惟有抄录写于1998年底最后时份、上面那篇聚书录的最后几句话作结——
读钱锺书身后事的报道，其中引杨绛的话：后事简朴之至，是因为钱锺书“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
“不喜欢一切世俗的事物”，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多么重的一句话。我不禁点头叹息：“三生慧业，不耐浮尘”，说的就是钱锺书这样的人吧；所谓“谪仙”，就是这样的人吧！


2004年11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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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妹

<P>                                  <FONT color=#1111ee> 钱缘之前缘</FONT></P><P>对钱锺书（以及杨绛）的喜爱，在我个人的读书生涯中是比较早的，此即《到底还是喜欢》所谓“有幸在尚未被炒热前就倾慕之”。
念中学的1984、1985年左右，从图书馆借读了《围城》。那时还是个毛头小子，一路读一路笑，然而读到最后那段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却不由得嬉笑变成了沉郁。这个“乐极生悲”的少年阅读经验，印象如此之深，使我对那些贬《围城》为浅薄者，总怀疑他们有没有认真体悟这个结尾。也由此，“讽刺与感伤”成为我所悬的好作品标准之一。
1989年10月，在书店见到《围城》重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一版、1989年9月六印），那时它已畅销到几日间只卖剩最后两本，我不顾囊空都买下来，一作己存，一赠大学知音。——那个黑色灿烂之秋，从那位朋友处还借读了杨绛的《洗澡》，如嚼橄榄，淡淡回味，同样喜爱叹服。
说到杨绛，她的《干校六记》我也是在初读《围城》的中学时，在家乡小邑买的，那应该是初版，记得封面是蓝调，画着树木农舍。1989年大学暑假的西北之旅，带着路上看，不慎遗失在列车上，为此还遗憾了很久。回校后的1989年9月，则买了她的《将饮茶》（三联书店，“读书文丛”。1987年5月一版）。到毕业后的1992年5月，在京城重购《干校六记》校定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一版、4月二印）。
这几本杨绛，都带着那位友人的隐约影迹。而更明显的则是钱锺书的《谈艺录》。
此著之令我击节，详见《到底还是喜欢》一文所述。不过，虽因同贬陆游而欢喜，它的深奥内容和书价，始终令当时念大学的我犹豫。1989年9月的一个黄昏，过访友人，其正搬张凳子在走廊看此书，我拿起来翻翻，见扉页上写着：“留予退休后与某某（按：其恋人）共读。”友人在明朗的夕照余晖中有一脸灿烂的笑容。我被那句话展示的情景感动了，也猛然醒悟：是啊，这真是一部可以在晚年与爱人慢慢读去、不会过时失效的书。
于是，去书店买下这本《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一版、1988年10月三印），连同杨绛的《将饮茶》一起。
其后发生了太多纷乱的事情：友人与那某某转眼分手，以及其他的缘起缘灭……
友人毕业后多年一直漂泊无踪，只有零碎的联系。1994年10月，我忽生写一组“致敬集”之念，记述对心中的大师的购读感想。第一篇就写钱锺书，巧合或者天意或者默契的是，初稿甫成，那友人又注定地在秋天来信。于是通电话时，特意问起当年那本《谈艺录》；却原
来，已遗失在多个城市的流迁过程中了。
于是，《谈艺录》对我的意义也就超出了学术价值，而成为年轻时代的一个见证。它让我记得，那时我们曾拥有美好的愿望，并敢把这愿望定得天长地久，并因为这愿望的能实现而有灿烂好看的笑容。同时，它又像是《围城》结尾处的那个老钟，在不知情中，在毫无瓜葛之下，成为人生的讽刺与感伤的一个见证。


2004年11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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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箫歌

文人的琐碎有时真让人受不了，看了好几千字，你都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