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正说历朝十大冤案——还您一份剥去虚幻的真实 作者：如果石絮

共工滔天

??前言
　　 对于历史积淀的沉思，往往由士人们去完成。数千年，历史记载的只是能够发出声音者的行迹。民众们只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重复一天天的日子，而后逐渐老去。他们并非没有精神生活，也并非没有声音，只是他们不能将声音传递出来。衣食之外，他们并不缺少与王侯将相们同样的生活情趣与精神寄养。中国建筑、音乐、美术、医学等等往往是由他们创造。这足可证明庞大民众的才智与力量。
　　 民众或许对为王侯将相热捧的诗词歌赋并不感兴趣，尽管这些文学作品成为我们研究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轨迹和体现中华民族精华的宝贵财富。他们仅仅对身前或当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饱含热衷，与三五老友评头论足，唾沫四溅。他们所与生俱来的真善美情怀，让他们对历史事件中的冤案更是情有独钟，与之扼腕顿足，与之热泪滂沱。他们在不自然中又加入了他们的想象和发挥，增添了诸多情节，让坏人更为凶狠阴毒，让好人更加娇小可怜，这些冤案从而更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他们的愿望也从中得到了满足。
　　 世世代代走下，原来的冤案已经面目全非，就如蚕茧，愈见增厚。
　　 后人如果想知道当时的原貌，就必须从卷帙浩繁的史料中剥茧抽丝，去伪存真，方能得到真正的史实。
　　 笔者无意于考据，也无意于哗众，不过有意将存在于世代间、引得无数热泪的冤案择其一二，尽量抹去被世代民众附加的虚幻、煽情、光环或者中伤，还原其原貌，让后人免去难睹真面的疑惑或焦虑。
　　 对于具体选择哪些述说，在没有得到方家指正之前，只能信马由缰，以十为满，择愚以为当可一说者说之。
　　 自冤案发生起，历数百、上千甚至更久，众口纷纷，原始史料汗牛，史家著述充栋，笔者重复鉴借自不能免，还期方家批教。
　　 尤需说明的是，在浅阅读弥漫网络的时候，可能所有的深邃都不被欢迎，但我们依然相信民众依然期待深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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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滔天

<P>　 庄廷鑨明史案(1）
　　 公元1644年，来自山海关外黑土地上的满洲人在明朝投降将领吴三桂的配合下，已经来到北京。这年五月，明朝最后一个正宗的皇帝崇祯自缢于煤山，年仅六岁的顺治帝在北京登上了龙廷。明朝军队节节败退，却不甘就此丢弃大好江山。几乎就在顺治帝登基的同时，明帝后裔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城做上了南明小朝廷的王位，召集残兵败将，欲与南下的清兵背水一战。其他朱氏后裔们也纷纷效仿，建立各自政权，标榜正统，以抗击清廷的步步进逼。
　　
　　面对异族的攻占抢掠，这场抗击满清的斗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神圣的光环，被升华为保家卫国的斗争。一向自视为汉族正统的士人和百姓们慷慨激昂、前赴后继地加入进来，誓死抵抗，也曾让满洲骑兵们焦头烂额，甚至一度萌生退回东北的想法。但十余年后，情势早已出现逆转，清军攻城略地，严厉镇压反抗者，制造了“扬州十日”，对扬州百姓大肆杀戮，死亡八十余万，“嘉定三屠”则屠杀2万余人，济南屠杀十三万余人，其他如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等数不胜数，昔日繁华都市顿成片片废墟，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屠杀的结果就是汉人不得不剃发易服、在表面上臣服了新的朝廷。但满族统治者心里清楚，汉族儒道文化的滋养，使前朝士人们的亡国之痛很难愈合，他们不会割舍故国之思，而是或隐居山林，或遁入空门，或寄情诗文史籍，结社吟咏，冷嘲热讽，唤起人们对满族血腥杀戮和异族统治的敌视，唤起臣服者的斗志。比起先前的武力镇压，这才是真正让统治者头疼的大事：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从头脑里让民众臣服。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瞪大眼睛，随时发现风吹草动，并加以镇压。
　　
　　这就是我们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P><P>　　 浙江南浔是今天的旅游胜地。这座千年古镇流水潺潺，既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灵气，又洋溢着江南水乡古镇诗画一般的神韵。而且此地自古以来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仅宋、明、清三代，南浔就出了进士四十一名，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谚语。2005年南浔被评为“2005中国魅力名镇前十佳”。
　　
　　在清朝初年，南浔也是繁华名镇，属乌程县（今吴兴）辖，镇上富贾豪商云集。庄家就是其中之一。据《明朝庄氏族谱引略》记载，这庄氏老家原在江苏吴江县的陆家港，到庄允（一作胤）城这一代才迁居南浔镇定居。庄家不仅是当地闻名的豪门大户，家资丰厚，而且还出才子，当时有“九龙”之称：庄允城与弟弟庄允坤、庄允埰，庄允城的儿子廷鑨、廷钺，庄允埰的儿子廷镳、廷鎏、廷镜、廷铣。这两代九人中，庄允城为明季贡生，庄允坤为清顺治十一年贡生，庄廷鑨也是贡生，其余多为庠生，都喜读经史子集，吟诗作画，附庸风雅，在当地煊赫一时。
　　
　　庄廷鑨更是“九龙”中的佼佼者。他字子相，从小文采出众，十五岁就被从县学里选拔出来，成为贡生，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设在北京的国子监。也可能是天妒“英才”，正在庄廷鑨信心十足地打算迈步仕途时，19岁时却不幸身患重病，虽经花费大把银子抢救保住了性命，却从此双目失明。他极为痛苦，如花似锦的前程从此一片黑暗，曾经的抱负和雄心灰飞烟灭。但他毕竟经过儒家思想的灌输和洗礼，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观念时时激荡着他：人活一世，要么以自己的品德修养树立起万人膜拜的典范，要么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如果两者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著书立言，流传千古，总之要青史留名，遗芳百世。他又想到司马迁虽受宫刑能写出名垂千古的《史记》，是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立即灵犀点透，雄心万丈：既然左丘瞎了眼能写出千秋拜读的史书《国语》，我堂堂七尺男儿又有何惧？于是，庄廷鑨以“瞽史”自居，誓言写出一本与《国语》、《史记》相媲美的书籍，流传万代。
　　 说归说，想归想，但要真正写出书来，凭他的才能还相差甚远。正在他烦躁时，事有凑巧，从人杰地灵的南浔镇走出的前明名士朱国祯帮了他的大忙。朱国祯，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字文宁，号平极，别号虬庵居士，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此后官运亨通，直升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明熹宗的重要辅臣。晚年却遭奸党李蕃弹劾，不得不称病辞官，归隐家乡，专心文史。他文才甚高，所著《涌幢小品》清新灵秀，至今令人喜读。其悉心搜集大量史料，仿照司马迁《史记》等明以前二十一部史书的体裁，编撰并刊刻出一部《皇明史概》，书中包括《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皇明大事记》以及“开国”“逊国”时期的诸臣列传，记录了明朝二百多年的一些历史实事，还有他自己以“朱史氏”名义发的一些评论。刊刻时，因其家院门庭前悬挂的牌匾上刻有“清美堂”三字，在书籍的版心就雕上了“清美堂”三字。同时，朱国祯还写有《皇明大因》《皇明大志》两种笔记体史书和《皇明列朝诸臣传》等，但还没有付梓印刷就抱憾离世，只留下尚需整理的稿本。朱国祯的明史稿本还很不成形，“曾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几数十帙，未成书”。据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载，《列朝诸臣传》还没有刊刻。杨凤苞《秋室集》载朱国祯明史只有《开国、逊国诸臣二列传》，而《费恭庵日记》则言，朱国祯的书中没有志、表、帝纪、世家，只有列传，而且“即王阳明一传，就有上下二卷，共三百余页，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因朱国祯死得早，其书也就没有崇祯一朝的史事。
　　
　　他死后，子孙不学无术，家道急遽中落，最后只得变卖家产，家产卖得差不多后，就打算把父亲的这部书稿以一千两银子的价格向外出售。
　　
　　庄廷鑨家资殷实，听说此事后立刻将书稿购下，起初他只是让门客给他朗读以消遣时光，并不甚上心，后来才突然触发他的敏感神经：自己要实现青史留名的宏愿还无着落，这不就是一部现成的书稿么？我只要稍加增删润色，修订补充，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不就可以实现“立言”的夙愿并流芳百世了么？同时，他也深知，凭自己的才力和目盲的现状，增删修订也做不到，何况朱国祯的书还很不成形，需要修订的地方很多。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庄允城，想听听他的意见。
　　
　　庄允城，字君维，是明朝天启间的贡生，又是复社遗老，也深谙“三不朽”的要义，当即为儿子的身残志坚击掌叫绝，极力赞成。但对于现实存在的困难，考虑再三，商讨良久，意识到这只能求助于当地的文人士子，成立一个写作班子，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完成宏愿。
　　
</P><P>　　 江浙一带自古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人才荟萃，名士辈出，要搜罗编修史书的人倒也不是难事。庄氏父子经过几天的筹划商讨，终于列出了十八位当地名士：
　　
　　潮州府归安县的茅元铭、吴之铭、吴之镕、李礽焘；
　　
　　湖州府乌程县的吴楚、茅次来、严云、唐元楼、蒋麟征、韦全佑、韦全祉；
　　
　　江苏吴江县的张寯、董二酉、吴炎、潘柽章；
　　
　　仁和县的陆圻；
　　
　　海宁县的查继佐、范骧。
　　
　　名单确定后，庄氏父子就发出聘单，说聘请诸位作为“参订”共同完成《明史》修撰大业，言辞恳切，且提供的报酬极为诱人，每千字润笔为三十两白银。
　　
　　一时间，各名士纷至沓来，开始这一浩大工程。他们分工明确，磋商研讨，夜以继日，影响甚大。据当时的笔记《书潘（柽章）吴（炎）二子事》载，顾炎武听闻有人编纂明史，喜出望外，慕名前来，但实地考察后，认为庄廷鑨不学无术，全无史才，不过是一沽名钓誉的庸碌之辈，所编撰之书也“冗杂不足道”，就离开了。然而他对参与编纂的一些名士很是敬慕，如对吴炎、潘柽章，在著作中还为他们写了传记。参与编书的名士们有人颇有才华，在当地也有不小的名气，有些在史籍和方志中有不少记载，而且大家也多认为这是一件很荣光的事，是顶天立地的大功业，不少人因未能名列其中而遗憾万分。
　　
　　但总的看来，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修史队伍，组织相当松散，有的是因家贫为求重金而来，有的反清复明意识强烈，秉笔直书，言辞激烈，而如查继佐、陆圻、范骧则根本没有参加，只列其名。甚至极个别人竟然品德恶劣，如那个被聘任为总裁的陆璘，就很为人不齿。他作为书籍的总编，也是全书的总监，负责整部书稿的内容、体例、文笔、语言风格等等的协调，因才力有限又不负责任，根本就不管不问，致使整书没有严密的提纲和要求，任由各人凭兴致或专长随心所欲写来。书写成后，陆璘名声大噪，被聘到一家徐姓财主家做教师，教授徐家正待字闺中的爱女读书。未想该女生得标致非凡，可谓闭月羞花，陆总编春心荡漾，把持不住，开了色戒。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被徐家告到官府，移交到浙江学道衙门，革去功名，下放回南浔交地方官看守，声名狼藉。庄允城很看重个人品德修养，在书即将付梓印刷时，把陆璘的名字剔除出参编人员名单。没想到，因桃色事件而丢尽脸面的陆璘，却因此免成刀下之鬼。
　　 然而，祸不单行，正在庄廷鑨踌躇满志、信心满怀之时，又罹患一场大病，于顺治十二年（1655）撒手人寰。庄允城悲恸万分，儿子大业未成，媲美司马迁的宏愿尚未实现，竟出身未捷身先死。他在儿子墓前立了一个石碑，雕刻四个大字“才高班马”，意思是说，儿子庄廷鑨的才华堪与写《汉书》的班固与写《史记》的司马迁相比。
　　
　　为完成爱子未竟大业，实现爱子遗愿，庄允城在悲恸之余，放下手中的一切生意，不惜金银，致力于书稿的修订工作。他从同乡茅瑞征家借来《五芝纪事》和《明史启祯遗事》作为参考书，还辗转相求，亲自跑到湖州请当过南明礼部主事的李令皙作序。
　　
　　庄允城之所以想到了李令皙，全是因为李令皙在当地的声望和名气。此前，他和次子庄廷钺商讨了不少人选，但一本书的序言就像一个人的眼睛或灵魂，至关重要。序言作者的才气、品行、地位、声望如何，直接关系到书的品次高低和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为此，他们曾一度想请当地青年才俊费尔庄。费尔庄字夔一，少有才气，为人仰羡。讨论甚久，庄允城认为他年少言轻，资格不够，难以服众，就回绝了。最后因庄廷钺与李令皙的儿子李礽焘私交颇深，且李礽焘也在修订者之列，才请得李令皙作序。
　　
　　李令皙，字霜回，原名木实，后改名本实，字木生，最后改为令皙。他自幼聪颖灵慧，文采超群，在周围颇有名气。明天启四年（1624）考中举人，后屡试不中，直至崇祯十三年（1640）才中进士，任江阴知县，而此时清兵已经步步进逼。四年后，清兵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令皙得知弘光皇帝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前去投奔，官至礼部主事。但在清兵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这个南明朝廷仅一年就宣告终止，满怀救国图存热情的李令皙只得归乡隐居。此时庄允城请他作序时，他的双眼已经因病完全失明了。
　　
　　李令皙得知是为新修撰的明史书稿作序时，或是怀着对明廷的怀恋和对清朝的憎恨，或是像庄廷鑨那样为了留名青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他没有推辞，也没有亲自动笔，而是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同学陶铸。陶铸也没有推辞，慷慨激昂，一挥而就，随后交给李令皙。李令皙署上自己的名字交给了庄允城，算是完成了一件差使，并从中得到“四币十二金”的润笔费。
　　
　　在庄允城的积极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操劳，终于大功告成：第一部全景描绘明朝始末的书籍问世。庄允城将儿子庄廷鑨列为总纂，其他十八位参编人员都榜上有名。书题为《明史辑略》，又称《明书辑略》（以下简称《明史》），内容上除了藻饰增删朱国祯原作内容外，又增添了朱国祯死后崇祯朝的史事。同时，为借重朱国祯的威望，书中的评论大抵仍署“朱史氏曰”，又为使后人不忘庄氏功劳，有时则直署“庄廷鑨曰。”
　　
　　 庄允城见诸事皆备，就解散诸位写手，开始着手准备雕刻印刷。他请当地最好的刻工汤达甫、最好的印刷工李祥甫，在南浔镇北圆通庵开始工程浩繁的刻板印刷工作。为与朱国祯原刻的《皇明史概》版式整齐统一，庄氏书稿也在版心雕刻“清美堂”。幸而庄氏家底殷实，又专心于此，耗费巨资，历时五年，至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冬，《明史辑略》正式问世。书凡一百余卷，也可堪称煌煌巨著。
　　
　　 庄允城虽日渐老迈，但见书籍最终大功告成，刊印梓行，倍感欣慰，可以告慰爱子在天之灵。他一面将书赠送给亲朋好友，一面让行商坐贾运往各处发卖，说不定还可以大赚一笔，名利兼得。正当他做着黄粱美梦的时候，殊不料一场泼天大祸倾盆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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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庄廷鑨明史案(2）
　　 署名庄廷鑨总纂、庄允城主刊、各大名士参编的《明史辑略》甫一问世，立刻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当地名士李令皙作序，更让该书身价倍涨。尽管其六两银子一套的价格颇有些昂贵，但销路却一直不错，各大书铺购者如云。一时间街谈巷议，无不以庄氏《明史》为话题，巷闾之间，遍论明廷与清朝是非功过。
　　
　　与六七年前刚开始修订《明史》时相比，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清廷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浙、闽等东南诸省和云、贵、川等西南边陲一些负隅顽抗的明军和义军也被镇压下去。随着政局的稳定，清朝统治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思想文化上来。作为异族，统摄一贯视自己为正统、视异族统治为亡国灭种耻辱的汉族士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从思想上压制人们的反清和排满意识。他们深知满族在文化渊源和底蕴上远远不能与数千年之久的汉族文化相抗衡，只有不惜采取高压政策。如顺治十四年就借口科考作弊，接连兴起了“顺天科场案”“江南科场案”“河南科场案”“山东科场案”“山西科场案”，杀了六七十个涉案人员。顺治十七年又颁布圣旨说：“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也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最后还加上了“违者治罪”的恐吓语。
　　
　　皇帝本意如此，但落实到地方上，在资讯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地方上的反应肯定会慢上几拍。不是经常读史诵经的士子是很难读出其中蕴含的气息的。商人出身的庄氏家族更是不可能从中央的几起案件和态度中察觉出有何不同。庄允城抚摸着印制精美的《明史》，看着书店里不断发卖出去的书籍，听着别人充满崇敬的谈论，心满意足，这既可以告慰儿子在天之灵，更显示出庄家的风雅：我们庄家决非只认铜臭的粗人，也是书香一门。
　　
　　但尽管如此，仍有博读经史、洞晓世事的名士从表面的和善中察出了不妙。他们就是列名《明史》参订的举人查继佐和贡生陆圻、范骧。正是他们的首先发难，点燃了《明史》冤案的导火索。
　　 查继佐，字伊璜，号东人，浙江海宁人，明崇祯间举人，明亡后，曾参加鲁王朱以海组织的抗清斗争，失败后定居杭州讲学，学者云集，影响颇远。有《敬业堂先申后甲集》《落叶编》《远道编》《罪惟录》等。
　　
　　陆圻，字丽京，钱塘（今杭州）人，自由聪慧，有神童美誉，尤擅长诗文。其兄弟五人，各有造诣。陆圻是老大，著有《威凤堂集》；老二陆培，崇祯十三年进士，明亡时死于国难；老三陆堦，有《白凤楼集》；老四陆坦，诗文颇佳；老五陆坒，有《丹凤堂集》，在当地很有名望。
　　
　　范骧，字文白，也是海宁人，以品格高洁闻名。清朝建立后，地方上推举他为贤良方正，坚辞不就。有《点庵集》问世。
　　
　　这三人在江浙一带名气甚大，时人以与之结交为荣。庄廷鑨在组织人员修订《明史》时，为了扩大书的影响，抬高书籍身价，有意邀请三人参与，但因三人行为乖僻，不与商人交往，就没有发出请柬，就没有征得三人的首肯，直接把他们的名字列入修订者名单，并刊印在书前的扉页上。
　　
　　首先发现三人名列《明史》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范骧有个相交甚契的老友，叫周亮工。周亮工，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祥符人。明崇祯庚辰进士，官御史，是诗人、书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有《赖古堂集》。是当地闻名的名士。周偶尔发现一本庄氏《明史》，看见该书载有李自成进入北京事迹，明朝有降表，并在下面注上了龚鼎孳的手笔。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祖籍江西临川，后迁安徽合肥，诗文俱佳。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明亡后，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著有《定山堂集》等。龚鼎孳为人心胸狭窄，时任清朝都察院左御史，如果知道庄氏《明史》中列自己名字，必然报复。因此，周亮工并极力劝三人赶紧向官府检举，以免无辜受牵连。范骧、查继佐、陆圻大感惊奇，说庄氏与他素昧平生，一声招呼不打就列名其中，肯定是搞错了。三人专门跑了一趟书店，找到那本《明史》一看，果然三人大名赫然在列。翻了翻内容，都认为该书内容虽然有些表述过于偏激，“抵触本朝”，但历朝史书都是贬彼扬己，无可厚非，对此毫不在意。何况在当时，这种借助名人效应宣传书的情况也并非少数，对于被列入书中的名士来说，这也可使自己声名广播，一个为利一个为名，双方各取所需，也并非绝无好处。正因此，范骧甚至还炫耀地对人说：“吾三人参阅有名。”
　　
　　周亮工却反复警告，说君子不能掠人之美，自己没有功劳就不能列入其中滥竽充数，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有犯禁的地方，我们没有参订，也就不代表我们的观点，这应该向外界和衙门说清楚，应该给学政衙门写一封联名禀帖，声明自己与该书无关。为了敦促三人赶快检举，周亮工甚至替他们起草了呈稿，声明庄氏未经他们同意，擅将三人列为参订者，所言诸事，与己无关。
　　
　　三人也觉不好再推辞，乃于是年十二月，联合具呈向浙江按察司衙门检举此事，申明备案。按察使衙门对此事爱理不理，说：“文章之事，不便存案。”而司理嵇永福却认为此事不可等闲视之，就拿着呈稿去见浙江学道胡尚衡。谁知胡也很不上心，说：“文章之事，何必存案？贵司以为需要，就烦贵司代批如何？”嵇永福也不客气，就代批几句：“明史一书，非奉旨孰敢擅刻？仰湖州府严查确报，以便详宪题参可也。”批转给湖州府学察明报告。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正闲着无聊，看到批文，即刻行动起来，从而真正揭开了这场文字惨祸的序幕。
　　
</P><P>　 赵君宋，温州人，时任湖州府学教谕。他只是一个拔贡出身，做着这样一个学官，想受贿没人送，想o(︶︿︶)o 唉无处下手，只能瞪大眼睛四处寻找机缘大捞一把。上面的命令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到叶圣基开的书店买了一套《明史》，带回衙中细细审读。因为自己水平有限，又觉速度太慢，他就找来他的学生俞世祯，帮他搜索提取违禁语言。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人找出了几十条悖逆不道的文字、称谓和评论。赵君宋如获至宝，即刻将之报送浙江学道胡尚衡。胡尚衡即着手调查。
　　
　　庄允城得知此事，感到震惊，但还不至于惊惶失措，一来他觉得这事虽然有些棘手，却不会弄出什么大的风浪，二来他毕竟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数十年，做事颇有手腕，三来他与官场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也很有些交往。他一面上下行贿，央求现任浙江巡道张武烈责令赵君宋停止行为，一面赶紧派人去书店收回尚未卖出的《明史》，将其中存在悖逆语句的页码抽掉，找人窜改补正，重新刊刻和装订，使之成为一部洁本，仍发往各地销售。同时，为避免再惹出此类麻烦，庄允城带着改版后的《明史》和大量金银，亲自进京拜访在北京通政司衙门主持工作的王元祚。王元祚当初在浙江任守道时与庄允城交谊颇深。庄委托王元祚分别转给礼部、都察院一部洁本《明史》，同时送给三衙门大把金银。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得到实惠，且书已被净化，就未加任何批驳。因此，后来湖州府推官李焕给《明史》下判状时，就有“既经部、院检察，便非逆书”的官方鉴定。
　　
　　庄允城心知肚明，通政司、礼部、都察院已默许该书继续通行。他花去大批银子，运用自己的手段和关系，终于将事情摆平，认为自己有了官方的护身符，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此时庄氏《明史》事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心怀叵测之人开始盯上这个非常惹人的敏感物。此事惊动了两位刚从刑狱重释放出来的人物：李廷枢和吴之荣。正是这两位人物的翻云覆雨，弄权作奸，成就了《明史》冤案。
　　
　　李廷枢、吴之荣何许人也？
　　
　　李廷枢，字辰玉，江苏震泽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选为庶吉士，升翰林院编修，后谋得浙江督粮道的职位。明清时期，沿江沿海省份缴纳的米粮，由水路运往北京，称漕粮。官方设漕运总督一人，为正二品官。其下设专管漕运事务两人，即为督粮道，又称粮储道，主要职责是监督征收粮食和押运粮船，并任命地方上的押运官，颇有实权，被视为一个绝好的肥缺。李廷枢也果然不负众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侵吞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官。
　　
　　吴之荣，祖籍江西抚州，旗下人，自顺治七年（1650）任归安（今属吴兴）知县。此人一贯善于钻营，贪赃枉法，为达目的从来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当时他得知浙江两位督粮道中，进京押漕的不是李廷枢，而是另外一个满族出身的督粮道。为讨好这位督粮道，他送去大礼，给李廷枢送去的却是一个象征性的礼物。李廷枢绝非良善可欺之辈，听说后勃然大怒，着人搜罗吴之荣的罪状，准备上告揭发。未想吴之荣在归安县门目很多，得知此事，也派人搜罗李的恶行，准备以牙还牙。结果事情越闹越大，甚至惊动了远在京师的顺治皇帝。浙江总督、巡抚为替官场遮丑，不顾两人的分头行贿，将二人革职查办，查得李廷枢侵吞钱粮至白银六七万两之巨，吴之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高层指示，将二人同时治罪，判处绞刑，入狱等待处决。李、吴二人的确神通广大，在狱中托人找关系，花去大把银子，让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六年也没有执行。二人蹲了六年的监牢，到顺治十六年（1659）皇帝大赦天下，被赦出狱，但必须追缴赃款。
　　
　　经过这一番狗咬狗的折腾，两人共历患难，臭味相投，竟然尽弃前嫌，化敌为友，并结成了儿女亲家。二人的品格高下自此也可窥见一斑。
　　
　　李廷枢出狱后，为还清被追缴的赃款，四处寻找发财良机。这时，他风闻庄氏因《明史》与赵君宋之间的一场风波，觉得大有文章可做。庄家作为当地豪富之一，颇有油水可捞。他立即花六两银子从袁祥甫的书店买到一部《明史》，废寝忘食地翻阅一遍，就兴冲冲地跑到湖州知府陈永命家，叫道：“苞苴到，共烹之!”他深知自己如今无权无势，根本撼不动庄家根基，只有依靠官府，让官府有财可得，自己也能分一杯羹。
　　 陈永命是现任湖州知府，满族人，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由庶吉士转部署，升任湖州知府。李廷枢是他考中进士时的老师。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李廷枢晋见自己的学生、当今的知府陈永命，几句寒暄过后，就直奔主题，拿出《明史》递给陈，极力渲染该书奇货可居。陈知府当即对恩师的思路和打算鼓掌叫绝，并许诺为恩师办好这件事，以报答恩师的栽培之恩。
　　
　　老师一走，陈永命便开始行动。他先是让人放出话，说《明史》问题很大，上面正在调查，准备严惩。这风很快刮到庄允城的耳朵里，尽管他已经打点好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家高层，但无风不起浪，话从知府衙门里传出来，自然与知府有关。庄委托他认识的在知府任职的一个库吏周国泰去探听虚实。周国泰没费力气就反馈回来信息。于是几个回合下来，一笔幕后交易在庄允城和陈永命之间达成：庄允城把三千两银子托周国泰交陈永命，陈永命缴回书籍刻板，全部劈毁，把《明史》案压下去。
　　
　　李廷枢原指望借官府威力，能从门生那里分一杯羹，不料等了半月却毫无动静，只得厚着脸皮登门询问。陈永命态度很冷淡，将李带来的那部《明史》还给他，告诉李事情已处理完毕，就端茶送客。李廷枢竹篮打水，懊丧不已，叹自己时运不济。但他决不甘心就此罢休，思索良久，忽想到了自己的亲家吴之荣做事极有手腕，且如今囊中羞涩，必定对此感兴趣。于是他揣着那部《明史》敲开了吴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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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吴之荣出狱后情况同样不佳，不仅丢了官职，被追缴的八万两银子就够他招架。当时的刑厅书办施鲸伯，在吴之荣任归安知县时任粮书，为吴所宠信。施鲸伯为感谢吴之荣的知遇之恩，就以百姓名义，声称愿意为吴之荣捐输，说只要吴赴湖州，赃款即可还清。清初，朝廷规定，遇有国家庆典、筹集军饷、皇帝巡幸、工程建设等浩繁开支，准许巨商富民捐款报效。其实是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勒索苛派手段。湖州府推官李焕为施鲸伯大言欺骗，笃信不疑，就向督抚申请允准吴之荣赴湖州。督抚也贪银两，默然放行。
　　
　　吴之荣抵湖州后，凭着他在归安任知县的威风，与本地的乡绅富户结识，耍起无赖本领，软硬兼施，要求各家解囊救他于水火。各富户深知此人一向心黑手辣，虽然目前一时失势，但难保来日东山再起，此时被他记上一笔帐，那时悔之晚矣。因此，不少乡绅大户宁肯破财消灾，互相攀比着捐出银两，“多者数千，少亦累百”，结果导致“富民大家，卧不贴席”。吴之荣在湖州三年，诈得赃款数十万，却依旧不知足，正寻机会大捞一把。想睡觉就有人送来枕头，此时见李廷枢携《明史》过来探访，凭着他旗下出身的背景，深知满人忌讳，只稍作沉思，即开始行动。
　　
　　他先跑到南浔镇直接找到庄允城，准备先礼后兵，探探庄允城的口气和底细。庄允城深知吴之荣的为人，又见他皮笑肉不笑地捧着《明史》，登时知道来意。因为吴已被罢官，威风大不如前，再说自己的史书已通过三部堂审查，且给当朝知府送过不少银子，说话不软不硬地端茶送客。吴之荣结实地碰了一个钉子，自然不肯罢休，就实施他的第二方案：向高层告发。作为告发者，自然会得到好处。
　　
　　清初，为镇压地方百姓的抗清活动，地方上最有权势的不是总督、巡抚，而是手握兵权的八旗将军。凡向皇帝奏事，必须由将军领衔方可。吴之荣深知此点，就直奔杭州，将逆书呈递给浙江将军满人松奎。松奎听说此书有反清内容，果然大怒，立刻下令严查，并准备向朝廷报告。
　　
　　庄允城得知吴之荣向松奎告发，一刻也不敢闲着。兵贵神速，他即刻想到与他相熟的湖州府学诸生徐典和松江提督梁化凤。梁化凤，字歧山，陕西长安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因作战勇猛，屡建战功升为参将，继而升宁波副将、苏松总兵。又因其生擒郑成功手下大将甘辉，被清廷大加褒赏，委任他为江南全省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晋三等男，准世袭八次。当年，梁曾因仇人诬陷被打入死牢，旧友徐典得知后，央求庄允城出资营救，庄思虑再三，认为梁来日前途无量，就鼎力相救，上下打点，花去大把银子，才保梁出狱。现在梁化凤是松奎的王牌，全赖梁为他挣功勋，梁说句话松奎不能不考虑，何况这事与松奎干系不大，还能捞到好处，想松奎也不会太过迂执。庄允城觉得自己不好出面，就委托与梁相熟的湖州府学诸生徐典带一千两银子去馈赠梁都督。梁化凤见昔日恩人相求，即写信备礼向松奎说明情况。庄允城又适时托人给松奎送去不少银两。松奎得赂，就让人转告吴之荣，说书籍的事是文职所辖，不归他武将管。《明史》事又不了了之。
　　
　　吴之荣失望之余，深感选庄允城作突破口力不从心，一时无计可施，百无聊赖地翻阅那部《明史》，忽然发现书籍版心的“清美堂”，他想到了他觊觎已久的南浔镇另一富户、庄允城的亲家——朱佑明，立刻眉开眼笑。
　　 朱佑明，字峋，祖籍并不在南浔，到朱佑明此辈才迁居此地。朱家世代作木匠，到朱佑明的哥哥才开始经商。其经商颇有办法，清军南下，时局动荡，朱佑明却囤积居奇，大获暴利，发了几笔横财，家资百万有余，可称南浔首富。可惜令朱家引以为憾的是，朱家世代对笔墨诗文一窍不通，颇为书香门第之家轻视。朱佑明本人又贪婪吝啬、锱铢必较，更让乡人不屑与之交往。
　　
　　朱佑明举家迁往南浔后，当地名门望族争着与他联姻结亲。庄允城就在此时为长子庄廷鑨娶了朱家的女儿，两家成为儿女亲家。朱家还花巨资买下前明尚书董份的一处宅邸，花了七万多两银子进行翻盖装修，打算将之打造成“壮丽甲于一郡”的豪宅。宅邸座落在本镇董家弄，为明代尚书董份于万历年间所建。正厅为世德堂，左厅为寿俊堂。两厅堂各有楼屋三间七架两厢房，房屋结构古朴典雅，其所用木料之大，楼板之厚，极为罕见。
　　
　　不过，当地书香之家对朱佑明的这种庸俗做派很看不上眼，在宅邸修建完成后，没有人愿为朱家题写门庭上的牌匾，很让朱佑明下不了台。正在此时，朱的外甥偶尔发现有人卖一块书法遒劲、汪洋恣肆的“清美堂”的旧匾，匾上还有“朱老年亲台”的书款。一打听，才知道是前明相国朱国祯家的旧物，出于赫赫有名的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之手，就立刻买下来给舅舅送去。朱佑明一见，果然惊喜万分，不只字体苍劲有力，且牌匾的大红色也充满喜庆气息，更宝贵的是，“朱老年亲台”的书款与朱姓也天然巧合，随即命人刷漆一新，悬挂在门厅上，颇觉体面风光。哪里会想到它会给自己带来灭门之祸。
　　
　　吴之荣之所以选朱佑明为另一敲诈对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自然是朱佑明家资雄富，二是他是庄廷鑨的岳父，为支持女婿的事业，又为附庸风雅，曾出钱赞助出版《明史》，三是朱佑明对文史诗词一窍不通，不会有多大见识，四则是最具有杀伤力的证据，就是朱家门厅悬挂的那块“清美堂”的牌匾，与《明史》书籍版心的“清美堂”一致。这几个因素一招比一招狠毒，一招比一招让吴之荣自信能马到成功。他相信：只要拿“逆书当斩”的大话一吓唬，朱佑明必会俯首听命。
　　
　　没想到，朱佑明比庄允城还硬气，他脸色铁青，一句客套话也不说，探明来意，立刻毫不客气地将吴赶出了家门。吴气急败坏地离开朱家，恨得咬牙切齿。
　　
　　两个回合下来，吴之荣被庄、朱两家作弄得狼狈不堪在南浔镇妇孺皆知。吴之荣脸面一扫殆尽，一时放不下脸去庄、朱两家，就托人捎话说只要庄家稍微馈赠些银两，借以挽回颜面，事情就可以解决。但没想到庄允城有了松奎作后台，腰杆也硬了起来，毫不松口。
　　
　　庄允城怕吴之荣再来纠缠，与亲家朱佑明一商量，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向湖州巡道衙门送去不少银子，告发吴在湖州敲诈勒索的恶行，说吴之荣“赃私既完，相应离任，何得踞任诈人无已”？巡道张武烈早闻吴在湖州的所作所为，痛恨兼嫉妒，即勒令吴限期离开湖州境。这场争斗，吴一败涂地，羞愤难当，只得准备卷铺盖离开。
　　
</P><P>　　 可他贼心不死，企图临行前再去庄家、朱家借辞行说些好话，捞些盘缠。他厚着脸皮来到朱家门口，却不见一个成年男子，朱佑明也不见踪影。正纳闷期间，突然大门内涌出数百个婢女、丫鬟、老妇，把他围在中间，破口大骂，又抓又挠，惊天动地，一片混乱。吴之荣无法和她们理论，招架不住，只能撒腿就跑，抱头鼠窜。谁知刚跑不远，迎头遇到一队官兵，不由分说将他拿下，押出湖州境界，一直过了吴江。原来庄允城、朱佑明早料到吴之荣恬不知耻，闭会登门耍泼，精心布置了这场闹剧，又买通巡道张武烈，借机将他轰出湖州。张武烈对吴之荣搜刮数万两银子早已愤恨不已，正好借今天的机会泄了恶气，所以行动起来也很是卖力。
　　
　　吴之荣敲诈不成，反而遭此大辱，实在难以下咽，无赖泼皮本性大发，发誓无论如何要报仇雪恨。此时他也不再考虑敲诈勒索银两之事，必欲不择手段置庄、朱两家于死地而后快。他千方百计弄来一套初版《明史》，将其中的“悖逆”之语一一标识出来。书的凡例中在介绍资料来源时，提到了原作者朱国祯，但在内容中阐发评论时只称为“朱史氏”，而没有写出“朱国祯”三字。吴就借此大做文章，他在其后增加了“朱史氏即朱佑明”一行。同时，为了集中打击让他丢尽颜面的庄、朱两家，他把书前的参订者名单和序文页码都撕去。作弄停当，吴之荣马不停蹄，直接赶赴京都，将《明史》和检举信递呈刑部。刑部官员一看事关重大，立即直接奏报康熙皇帝的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于是，这场《明史》案真正开始了。此时是康熙元年（1662）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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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浙江南浔是今天的旅游胜地。这座千年古镇流水潺潺，既充满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灵气，又洋溢着江南水乡古镇诗画一般的神韵。而且此地自古以来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仅宋、明、清三代，南浔就出了进士四十一名，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谚语。2005年南浔被评为“2005中国魅力名镇前十佳”。
　　
　　在清朝初年，南浔也是繁华名镇，属乌程县（今吴兴）辖，镇上富贾豪商云集。庄家就是其中之一。据《明朝庄氏族谱引略》记载，这庄氏老家原在江苏吴江县的陆家港，到庄允（一作胤）城这一代才迁居南浔镇定居。庄家不仅是当地闻名的豪门大户，家资丰厚，而且还出才子，当时有“九龙”之称：庄允城与弟弟庄允坤、庄允埰，庄允城的儿子廷鑨、廷钺，庄允埰的儿子廷镳、廷鎏、廷镜、廷铣。这两代九人中，庄允城为明季贡生，庄允坤为清顺治十一年贡生，庄廷鑨也是贡生，其余多为庠生，都喜读经史子集，吟诗作画，附庸风雅，在当地煊赫一时。
　　
　　庄廷鑨更是“九龙”中的佼佼者。他字子相，从小文采出众，十五岁就被从县学里选拔出来，成为贡生，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设在北京的国子监。也可能是天妒“英才”，正在庄廷鑨信心十足地打算迈步仕途时，19岁时却不幸身患重病，虽经花费大把银子抢救保住了性命，却从此双目失明。他极为痛苦，如花似锦的前程从此一片黑暗，曾经的抱负和雄心灰飞烟灭。但他毕竟经过儒家思想的灌输和洗礼，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观念时时激荡着他：人活一世，要么以自己的品德修养树立起万人膜拜的典范，要么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如果两者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著书立言，流传千古，总之要青史留名，遗芳百世。他又想到司马迁虽受宫刑能写出名垂千古的《史记》，是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立即灵犀点透，雄心万丈：既然左丘瞎了眼能写出千秋拜读的史书《国语》，我堂堂七尺男儿又有何惧？于是，庄廷鑨以“瞽史”自居，誓言写出一本与《国语》、《史记》相媲美的书籍，流传万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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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庄廷鑨明史案(3)
　　 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做了十八年的皇帝后突然“辞职”了。 这里之所以用“辞职”，是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病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但均没有拿出有力可靠的证据，以致使之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但不管怎么说，顺治帝留下的诏书对后事做了详尽的安排，包括由8岁的儿子玄晔承继皇位，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辅政。玄晔继位后，改明年年号为康熙，是为康熙帝。因其尚年幼无知，大权就落在四位辅臣手中。顾命四大臣中又各有不同：索尼为四朝元老，资望最高，但年老多病；苏克萨哈和遏必隆资望较浅，凡事听从索尼安排。唯有鳌拜自恃功高，专横跋扈，凶悍暴虐，几乎把揽全部朝政，与索尼等人的争斗十分激烈。为显示自己才能不凡，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击异己势力，鳌拜常常小题大做，肆无忌惮，必欲闹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方才称心。此时刑部转来吴之荣递交的《明史》一部和检举信，鳌拜随即指派刑部侍郎、满人罗多即刻奔赴浙江调查此案，严惩涉案人员。
　　
　　罗多不敢怠慢，立即动身，是年初冬抵达湖州，刚安置完毕，火速派人赴南浔镇拘捕庄允城和朱佑明两个首犯。庄、朱毫无防备，束手就擒，押解至湖州巡抚衙门，打入死牢，等候发落。
　　
　　按照庄允城的招供，《明史》刻板已经由湖州知府收去。罗多即刻亲自至湖州知府衙门向知府索取。而此时前任知府陈永命已卸任，新任知府谭希闵刚刚到任才半个月，正忙于公务交接，还没有顾得上去盘点仓库。前任陈永命离开时也没有向他提及关于《明史》刻板的事情，所以当谭希闵见罗多前来索取该书刻板，又说什么逆书等等，不知所云，懵然无知。罗多大为光火，警告谭这不仅仅是失职，更可以被定为包庇窝藏罪，希望他好自为之。言外之意，这是给谭一个机会，让他赶紧行动送贿给他。但谭希闵性情耿直，为官清正，又带有书生气，不但不赔礼道歉说好话，反而实话直说，执拗犟硬，强调自己初到任上，不知此事。随后几天，罗多接连造访谭希闵。谭希闵被催逼急了，还不知天高地厚地抢白了罗多一顿。
　　
</P><P>　 罗多大怒，叫来管库的人来质问。库吏正是那个撮成庄允城和陈永命之间交易的周国泰，他只怕把陈永命的丑事抖漏出来，连自己也牵扯进去，一口咬定陈知府已经将《明史》版刻移交给谭希闵。罗多又派人询问陈永命，陈怕抖漏出自己受贿的丑事，也一口咬定已将版刻交转。谭希闵目瞪口呆，罗多冷笑而去。最后结案时，罗多有意陷害，谭希闵被判绞刑，可谓冤枉。
　　
　　之后，罗多押解庄允城、朱佑明于是年十月抵京，交刑部询问。庄允城此时尚认为该书已经通过三部院审查，无可忧虑，准备到京师申辩，并趁有申诉的机会，揭发吴之荣的老底，却万万没料到甫抵京都，就被关入刑部监狱，倍受严刑拷掠。尽管刑部曾安排他与吴在庭堂上当面对质，但讯问者只是让他确认《明史》是否自己所编，接下来就让他供认《明史》所犯的八大罪状上画押服罪。庄深知画押的后果，决不从命，更遭酷刑煎熬。不几日，就声音喑哑，只张口不出声，唯有老泪纵横，悔不当初，又加年事已高，不胜凄楚，仅匝月，一腔怨愤无可发泄，于腊月二十三日庾死狱中。
　　
　　再说朱佑明，自然也免不了受酷刑锤炼。在庭堂上与吴之荣当面对质时，吴之荣抓住《明史》上的“朱史氏即朱佑明”一条，咬定朱参与修订逆书。朱佑明有口难辩，极力否认，更受鞭笞火烙，只得极力用银子买通狱卒，才得以保留性命。
　　
　　朱佑明被押回杭州，与原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被关押在一处。他知道赵君宋是率先揭发《明史》违逆的人物之一，必不会被处死，就把他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许诺如果赵君宋能救他出狱，自己情愿以半数家资奉送。朱佑明家资百万，半数家资的酬劳让赵君宋垂涎三尺，当即应承，表示一定尽力解救。
　　
　　 当时谁也不知道事态的发展趋势。不过，像赵君宋这样善于钻营投机者，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他知道认定朱佑明有罪的证据是吴之荣后来增刻上去的“朱史氏即朱佑明”一条，而自己购买的初刻本上根本没有“即朱佑明”字样，这是证明朱佑明无辜的铁证，也是自己得到至少五十万家私的通行证。第二天，赵就迫不及待地禀告吴、戴二位钦差侍郎，清兵押着他到家里取来自己保存的那套《明史》，对照勘验，果如所言。案情一下出现了逆转，不只朱佑明可以因此赦免，赵君宋首告有功也可被释放出狱，而吴之荣可以因伪造证据、诬陷他人、扰乱治安被凌迟处死。
　　
　　 吴之荣没料到这一招，心里发毛，但毕竟老奸巨猾，训练有素。他眼珠一转，以攻为守，咬定自己那本是正本，赵君宋那本被人做过手脚，并举出一个无可反驳的例子：假如朱佑明与《明史》一书无关，何以该书版心的“清美堂”与朱家门厅悬挂的牌匾一致？这就是铁证。
　　
　　这一回马枪，戳得正准。审判员即刻派杭、严道台和乌程知县郑宗圭、协镇高鼎、总捕头顾五经等军、政、警各路随行，率领人马再下湖州南浔镇，从朱家门厅上取得“清美堂”牌匾送至杭州。朱佑明虽极力申辩，却无力回天。赵君宋只得暗暗叫苦，悔之不迭，最后以窝藏逆书久不上缴罪被置入死牢。
　　
　　赵君宋提供的全本《明史》，将参订者名单和作序者全部公布出来，清兵即刻按图索骥，派大批军队前往湖州捉拿案犯。次年正月，鳌拜再派吴、戴两位侍郎赶赴杭州，准备会同浙江督抚按照原本《明史》所列人员名单，羁捕有关人员，严加审讯。这两位侍郎的名字和供职的部门已经无可查考。可见他们的职务不会太高，但既是由鳌拜钦点派出，就与钦差大臣相类。两人带着心腹差役，带着大队人马，日夜兼行，飞奔浙江省城杭州
　　
　　刚过元宵节，大队人马就已经开进了杭州城，立即与杭州巡抚商谈行动计划。他们日夜商谈，制定了详尽的抓捕方案，任务十分繁重：包括将凡与《明史》有丝缕牵扯的人，诸如主编的、参订的、刻板的、印刷的、卖书的、买书的、作序的、审查的、谈论的等等，一律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
　　
　　康熙二年（1633）正月二十日清晨，湖州城门在大白天关闭。湖州城与南浔镇正沉浸在新春欢庆中，人们互相拜年，走亲访友，其乐融融，一片喜庆。随着吴、戴两位钦差的到达，繁华江南顷刻堕入人间地狱，刀光剑影、人喊马嘶，陷入一片紧张恐怖的氛围当中。
　　
　　吴、戴二人在浙江、杭州官府的配合下，调动当地军队，布下天罗地网，进入杭州、湖州、南浔等有关人员家中抓捕，按照书中列名各家，无论父子兄弟祖孙及奴仆内外男女，全部拿获，大有宁可错抓一千，不可漏过一人的势头。
　　
　　参与修订的吴炎、潘柽章被逮捕时，还穿着明朝服饰，一人方巾大袖，一人儒巾蓝衫，气宇刚毅，从容就缚，并把全家人都召唤出来，让衙役捆绑。
　　
　　为《明史》作序的李令皙家住湖州，被抄家时为正月二十日，当时前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都在李家大院里，有七十多人。浑然不觉中，上千名士兵已把李家围得水泄不通。李家百余人连同拜年的亲朋都被抓捕。
　　
　　庄廷钺自北京日夜兼程回到南浔，正好自投罗网，与他的五个兄弟一起被关入死牢。
　　
　　江南书商陆德儒正在家置办嫁女喜事，全家及迎亲亲朋所有男女钧被逮捕。
　　
　　这场正月里突如其来的抓捕行动，使整个湖州府尤其是南浔镇地动天摇。整个抓捕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其他不在湖州的，也都追拿到案。两千多名罪犯被拘系，大多数关押在杭州驻防清军虎林军营内，等待案情审理清楚后发落。
　　
　　 朱佑明见倚仗赵君宋，“聪明反被聪明误”，仗着家资殷实，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把目光投向了手握重权的浙江巡抚朱昌祚。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深入扩大，o(︶︿︶)o 唉的态度日渐o(︶︿︶)o 唉，朱佑明知道求朱昌祚按无罪释放自己已无可能，只求能让他“一身流徙，不累家口，不致籍没”。朱昌祚是汉军镶白旗人，其妻子是浙江潘协镇富户的女儿。当时著名的武进士龚廷元恰巧也是该镇的女婿，两人也算是连襟，又很能说得上话，关系颇为密切。朱佑明的一个亲戚与龚廷元相识。朱佑明就委托这个亲戚贿赂龚，让龚去买通朱昌祚，算了一下，前后至少要花费五万两银子。朱佑明虽有些心疼，但暂无其他的路子可走，又渴盼早些出狱，只能咬牙狠心走这条路。朱昌祚倒也爽快，满口答应只要一拿到银子，将竭力相助，从轻处罚，最多只是流放，并且是很近的地方，不株连全家。这与其他获死刑和被抄家的相比，已经强出百倍。一来一往，事情进展得异常顺利，让朱佑明有些怀疑是否给价太高了？而事有凑巧，朱佑明的长子朱彦绍妻子的一个姑表兄弟王羽听说此事，极力反对，说自己与官场一些要员很有交往，与杭州城南的满人图赖也很熟。图赖掌握大权，又是真正的满人，比起朱昌祚这个镶白旗强出很多，更重要的是，图赖与两个从京师派来督办此案的钦差大臣吴、戴两位侍郎关系都很硬，而且花费绝对不高，最多三万两银子就足够。一席话让朱佑明心动神摇，他一贯嗜财如命，此时能省出两万两银子，如何不省？于是就对朱昌祚这边冷了下来。朱昌祚等了半月毫无动静，托龚廷元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早给甩了，登时恼羞成怒，发誓要给朱佑明些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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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滔天

　　是时，杭州将军松奎也因赦免庄允城被逮入京。他惊惶失措，将事故责任都推在幕僚程维藩身上。程维藩胆小如鼠，把梁化凤之事和盘托出，并找出梁的亲笔信作证。清廷对此极为重视，派人连夜赶赴松江将提督梁化凤抓捕归案。梁化凤原本以为不过一本书能有什么罪，吴之荣一个小人物也掀不起多大的浪花，就撺掇松奎接受庄允城的贿赂，自己也收入颇丰。此时见事情越闹越大，恐难脱身，就抱定死不认帐的态度，声称根本不知此事，那封信根本不是他写的，肯定系他人诬陷。吴、戴见难以查出真相，又不能对当今的松江提督动刑，一时无计可施，只能当堂对证笔迹，而对证的结果是：程维藩手里的那封信的确不是梁所写。当然，这个结果是早被梁化凤买下了。吴、戴虽有些怀疑，但又无他法，商量后，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把问题上交比较稳妥，由四位顾命大臣自己裁决。
　　
　　事情到了四大臣手上，就不是笔迹的真伪问题，而是梁化凤这人动得动不得。思虑商讨良久，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大规模的抗清虽然已逐渐熄灭，但星星之火式的反抗活动依然不绝如缕，尤其是以张苍水为代表的浙江南田地区很有威胁性，而梁化凤的军事才能及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地位都可能因处治他而引起骚乱。权衡再三，最终由九岁的皇帝下了圣旨，说梁被奸徒陷害，设计诬攀，当前海疆多事，正需良将，着令回衙供职云云。而松奎则被判决是因汉人不识汉字，免死革职归旗。
　　
　　至此，《明史》一案基本审理完毕，案件的缘由和来龙去脉也已经上报鳌拜等顾命四大臣。康熙二年（1663）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四辅臣称旨，以庄氏《明史》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著将庄朱两家和参与编撰者及其父兄子侄年十五岁以上者斩决，妻妾女孙及子侄十五岁以下者流徙为奴。余下的就是按照判决择日宣判执行了。
　　
　　那么，清廷到底认为《明史》中有哪些忤逆内容呢？由于该书已被销毁和严禁流行，原貌已经无从知晓。康熙间吕留良的儿子吕葆中曾有该书节钞本《明史钞略》，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四库丛刊》中影印出版。从影印书看，为残钞本三册，包括明朝显皇帝（神宗）本纪三、四各一卷；贞皇帝（光宗）本纪一卷；愍皇帝（熹宗）本纪二卷。此外，还有李成梁、戚继光、刘梃、杜松等列传合一卷；开国以后释教之传一卷。总共七卷三册。自神宗以下至崇祯列朝皇帝本纪及志、表，大概是庄氏增补，以使之与二十一史体例相应。
　　
　　而据亲历该案的范骧之子范韩所著《范氏记私史事》载：“壬寅（康熙元年，1662）冬，史难发，奉旨谕承审大人及督抚问：‘书内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是何情由？’著严刑夹讯。‘呼太祖为某子，是何情由？’著严刑夹讯。‘呼尚王、耿王为尚贼、耿贼，是何情由？’著严刑夹讯。‘呼本朝为后金，是何情由？’著严刑夹讯。共八条，其四条年久余忘之矣。”
　　 如此等等，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无疑是对他们的大不敬，大逆不道，违反天意。尤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来，不镇压不足以显示天威。为此，以鳌拜为首的顾命四大臣定下了严厉镇压的方针，手下爪牙为邀功请赏，小题大做，罗织罪名，广为株连，最终将《明史》一案锻炼成一个冤魂累累的文字狱！

共工滔天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日，公元1663年6月31日，庄廷鑨《明史》案于是日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被集中宣判执行。这日，在清兵虎林军营内，上千名囚犯集合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司法官摄人心魄的声音划破长空：“朱佑明，凌迟处死；庄廷钺，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凌迟”“绞”“斩”等词不绝于耳。被捆缚的犯人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涕泗横流；围观者人人自危，两股战战，不敢正视；刽子手听到名字，随即将人押至刑场行刑。霎那间，一颗颗人头随地乱滚，一片片肌肤被剐下，血流成河，惨叫声响彻寰宇。随之，罪犯家属被绳子拴着，赶上停在江边的官船，被发配流放到遥远的盛京（今沈阳），永世不得赎回。白发苍苍的老妪、怀抱婴儿的少妇、尚未成人的儿童呼天抢地，泪水横飞，闻之心酸。
　　
　　上边的圣旨明确了此案的惩处范围和力度，凡参与编书的、组织的、刻书的、装订的、印刷的、买卖的以及有书不上缴的，都必须处死刑。各家财产藉没。其男性家属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获死刑，其妻女母婶等都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做奴隶，犯罪情节较轻者的家属变卖给富家做丫鬟。那时的沈阳绝不似现在的繁荣，而是一片荒芜的狼藉之地，令人闻之色变，很少人能活着回来。
　　
　　这样，庄氏、朱氏两家和参予修订的十几位名士（除了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和已经去世的董二酉）家庭受祸最重，被凌迟或处斩，家产藉没，家属流放。庄廷鑨、庄允城虽已身死，也被掘墓剖棺，枭首碎骨。庄廷鑨的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月，后被寸磔，骨架被抛入护城河。其家人无一幸免。
　　朱佑明被判凌迟处死，妻子徐氏吞金自尽。三个儿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被斩，幼子尚不满十五岁，发配戍边，家眷流放，家产被抄没。
　　参与修订的十八人当中，除董二酉在已经病逝外，活着的十七人全部被逮。董二酉，字诵孙，少有神童之名，学问渊博，书法精妙。案发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三十六块。其九岁的儿子董与沂，年少即能诗文，被视为奇才，也被诛杀。
　　张寯，字文通，一名僧愿，博士弟子，藏书甚丰，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著有《西庐诗草》四卷。参与修订《明史》，负责明代理学家传记写作，被逮时已七十多岁，因感慨世事纷争、祸福不定，三年前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当时他正在灵隐寺诵经，也被捆绑押走，其家男女老小也一起锒铛入狱。
　　蒋麟征，字西宿，一字辕文，蒋仪仲之子，蒋姬载之侄。诗文敏妙，风姿绰约，因为家贫不得已接受庄氏招聘，修订一半觉得苦不堪言，痛哭离去，也被斩。
　　茅元铭，字鼎叔，以明经为学，少有文名，参加编纂仅数月就辞职，赴任与南昌黎元宽度学两浙。案发全家被抄没，被凌迟处死。
　　吴之镛、吴之铭兄弟，也是湖州名士，均被斩。
　　韦全祉，字元介，其弟全佑，字次申，为进士韦明杰之子，都被处死。
　　为《明史》作序的李令皙宁死也不供出真正作序的陶铸，被凌迟处死，其四个儿子被斩。幼子刚满十六岁，法官怜悯他，让他减供一岁。小儿子却绝不减供，说父亲兄长都在九泉之下，我怎能一个人活着？慨然赴死。
　　
　更为冤枉的是，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虽仅是为养家糊口而招揽生意，也惨遭屠戮。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见出《明史》案的荒诞残酷：苏州西北太湖边尚的浒墅关是进入苏州的一个关口，顺治二十年（1655）中进士的李继白在此任一个榷货主事的小官。他爱书如命，家中藏书汗牛充栋。他听说苏州阊门书坊有刚出版的《明史》发卖，自己想买却因公务脱不开身，只得派一个仆人去买。书坊老板陈德儒极力向仆人推荐此书，说了不少好话，隔壁一位姓朱的老者恰巧来串门，也帮忙讨价还价。案发时，李继白正在京城办事，立即被逮捕枭首，仆人、陈德儒被逮回杭州处斩。朱姓老者因年逾七旬免死，与老妻一起被发配到三千多里外的边疆。
　　一些官员也未能逃脱这场文字狱祸的劫难。赵君宋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湖州原任知府陈允命于康熙元年（1662）罢官，只得返乡归隐，行到山东台儿庄时，风声日紧，知道难逃此劫，自缢于旅馆。结案时其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尸体被肢解成三十六块。其弟江宁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甫上任半月的知府谭希闵以“隐匿罪”被判绞刑。浙江巡抚朱昌祚也被立案侦查，急忙贿赂吴、戴二位侍郎，同时将责任推在归安、乌程两县教谕赵君宋身上，才得以脱身。而赵君宋虽是早期告发者之一，也以匿书不缴罪被处斩。其他如收受贿赂、办案不力的杭州将军松奎革职，幕客程维藩被诛。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则靠重金行贿得免。
　《明史》一案留给世人的并非全是黑暗污浊的东西。平心而论，被处死者中，不乏有才有识之士，道德文章可谓上乘，不少人是社盟中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明史》中那些被视为悖逆的文字，可以说是他们潜在思想的反映。其中以吴炎、潘柽章最为著称。
　　
　　吴炎字赤溟，因不忍被弃故明，入清后改字为“赤民”，隐居湖州山中，以诗文自豪，与叶恒奏主盟归隐诗社。潘柽章字圣木，入清后隐居九溪，致力于学术，综贯百家，天文地理无不通晓，尤精史事，也是诗社中一分子，著作甚多，有《今乐府》《松陵文献》《国史考异》《韭溪集》等。两人都是江苏吴江人，晚明诸生，明亡后隐居著书。两人在接受庄廷鑨招聘前，就同感明代没有成史，决心合力著作，乃与友人王锡阐、戴笠等合著《明史记》，得到名士钱谦益的嘉许。潘、吴与顾炎武为莫逆之交，庄廷鑨要把他们三人都列为“参订”者，顾炎武鄙薄庄氏，拂袖而去。潘、吴热心国史，倾心其中。案发后，潘、吴都被关入杭州虎林军营内，受尽酷刑。审讯时吴炎痛骂满族官员，誓不屈膝；潘柽章沉静厚重，处事不似吴激烈，审讯时闭口不言，不骂也不辩。两人在狱中依旧谈笑风生，吟诗酬唱。有人出狱后还整理了一些诗歌结集出版，纽琇《觚賸》卷一中《虎林军营唱和》就保留了一些当时的绝命诗，如潘柽章的《漫成四首》之一：“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撄。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对文字狱案表示切齿痛恨的同时，感叹学问误身，反不如做个文盲，悲痛呜咽。临刑前，吴炎前一日对弟弟说：“我死必定血肉模糊，你收尸时看见两大腿尚各有一‘火’字的，就是我的尸身。”谈笑自若，慨然就死。纽琇有《弼教坊》诗一首悼念吴、潘之死，顾炎武在山西汾州得知友人遇难，也题诗为祭，中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语，也可见出吴、潘二人的高洁风格。
　　
　　据清人笔记记载，一些人犯的具体处置情形如下：
　　
　　先死戮尸的有：庄允城、庄廷鑨父子；列名参订的董二酉；前湖州知府陈永命；等等。
　　
　　凌迟处死的有：朱佑明；庄廷鑨之弟庄廷钺；作序的李令皙；列名参订的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等。
　　
　　处斩的有：上列凌迟犯人的子嗣（如朱佑明的三子一侄；李令皙的三子）；刻书匠汤达甫、印刷匠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买藏逆书的人（如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参与案件初审的归安、乌程两县教官及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撺掇松奎收受贿赂的程维藩；等等。
　　
　　处绞的有：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等等。
　　
　　因清廷当时的高压政策，时人不敢笔录实情，记载只言片语，难以计算出《明史》案到底有多少人罹难。全祖望《江浙两大狱记》认为处死者有70多人，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也认为是70多人，而纽琇《觚賸》则认为死者达200多人，邓之诚《清诗纪事本末》则记载有700多人，而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则称所诛不少于1000人。陆莘行即是列名参与《明史》修订的陆圻的女儿。她字缵任，七岁就可作诗，颇有才气，被视为“奇女”。海宁县名士吴骞在其《拜经堂诗话》中记述说：“缵任七岁即能诗文，惜已散佚不传。”并录有陆莘行仅存的一首。陆莘行经历了《明史》一案，身心受到极大伤害，长大后写了《老父云游始末》一书，记载父亲陆圻在《明史》案发前后的行迹。以上诸多史料记载出入甚大，确切受难数字已无可考证。
　　
　　还有归安县学训导王兆祯，他刚上任半月，《明史》案发，庄允城被押解京师，其家人也交由地方看管，王兆祯作为县学训导，负责看管。庄允城儿子庄廷钺担心父亲安危，要去北京活动以营救父亲。王兆祯见其可怜，就与庄家族人和其邻居戈明甫等五人写一保状，愿作保人，放庄廷钺赴京。庄廷钺，字左黄，七岁便会作诗，颇有天赋，但几次科考失利后，无意仕进，在家结社吟诗。是年23岁，父亲被逮走，自己带足银两赴京活动，但却毫无效果，目睹父亲庾死磔尸的下场，悲痛欲绝，收取父亲尸骨返回湖州。庄廷钺本可以自己逃走，想到尚有王兆祯、戈明甫等六人担保自己，径去湖州投案。后被凌迟处死。而王兆祯等人依然以释放重囚罪被斩。
　　
　　列名参订者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最先告发《明史》忤逆，但案发后，他们也被关入监牢，饱受囹圄之苦。三家上至七十多岁的老母，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儿共176人都被逮系，被押解至北京又返回杭州，遭受酷刑拷掠，直到最后得以昭雪，有惊无险，被宣布无罪释放，前后达多半年的时间。尽管圣旨中有对他们三家的褒扬，且三家各得到不少财产的奖赏。但三人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心理落差极大，心境凄凉。陆圻在狱中就萌生出家之意，后以行贿五千两银子被释放，开始出家云游，为避免家人寻找，他一再改名易姓，最后竟不知死于何时何地。范骧出狱后一蹶不振，锐气消弭殆尽，最终终老于家。唯有查继佐的经历有一番传奇色彩。
　　
　　他的获救得力于吴六奇的努力。吴六奇字钘伯，别号葛如，广东丰顺人，早年失去父兄，流浪四方，以乞讨为生。查见其行为特殊，与之攀谈甚为投机，就结为挚友。其后吴六奇投奔平南王吴三桂，屡建战功，得到赏识，升至两广提督。他获知查被捕，便上书朝廷，愿以全家性命担保，为查赎罪。吴六奇当时是吴三桂手下红人，清廷正在西南交战，不敢得罪吴三桂，查家因此得以保全，陆、范两家也因此沾得恩惠。吴六奇与查继佐的故事，在《觚賸·雪遘》一文和《聊斋志异·大力将军》中有生动详尽的记载。
　　

共工滔天

<P>　作者：谢家子弟　</P><P>　《觚剩》　清·钮琇
　　●卷七·粤觚上
　　　　○雪遘
　　　　浙江海宁县查孝廉，字伊璜，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岁暮，命酒独酌，顷之愁云四合，雪大如掌，因缓步至门，冀有乘兴佳客，相与赏玩。见一丐者避雪庑下，强直而立，孝廉熟视良久，心窃异之，因呼之入坐，而问曰：“我闻街市闻，有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饿寒之色，人皆称为铁丐者，是汝耶？”曰：“是也。”问：“能饮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壶中余酒倾瓯与饮，丐者举瓯立尽。孝廉大喜，复炽炭发醅，与之约曰：“汝以瓯饮，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尽三十余瓯无醉容，而孝廉颓卧胡床矣，侍童扶掖入内，丐逡巡出，仍宿庑下。达旦雪霁，孝廉酒醒，谓其家人曰：“我昨与铁丐对饮甚欢，观其衣极蓝楼，何以御此严寒？亟以我絮袍与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见致谢。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长明寺，暮春之初，偕侣携觞，薄游湖上，忽遇前丐于放鹤亭侧，露肘跣足，昂首独行。复挈之归寺，询以旧袍何在，曰：“时当春杪，安用此为，已质钱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问曾读书识字否，丐曰：“不读书识字不至为丐也。”孝廉悚然心动，薰沐而衣履之，徐谂其姓氏里居。丐曰：“仆系出延陵，心仪曲逆，家居粤海，名曰六奇，只以早失父兄，性好博进，遂致落拓江湖，流转至此。因念叩门乞食，昔贤不免，仆何人斯，敢以为污。不谓获遘明公，赏于风尘之外，加以推解之恩，仆虽非淮阴少年，然一饭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吴生固海内奇杰也，我以酒友目吴生，失吴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与日夕痛饮，盘桓累月，赠以扉屦之资，遣归粤东。
　　　　六奇世居潮州，为吴观察道夫之后，略涉诗书，躯游卢雉，失业荡产，寄身邮卒，故于关河孔道，险阻形胜，无不谙熟。维时天下初定，王师由浙人广，舳舻相衔，旌旗钲鼓，喧耀数百里不绝，凡所过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间，路无行者，六奇独贸贸然来，逻兵执送麾下，因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传檄可定：“奇有义结兄弟三十人，素号雄武，只以四海无主，拥众据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当阳，天旅南下，正蒸庶?苏之会，豪杰效用之秋，苟假奇以游扎三十道，先往驰谕，散给群豪，近者迎降，远者响应，不逾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六奇运箸之谋，所投必合，扛鼎之勇，无坚不破，征闽讨蜀，屡立奇功，数年之间，位至通省水陆提督。
　　　　当六奇流落不偶时，自分以污贱终，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门，赠金萧寺，且有海内奇杰之誉，遂心喜自负，获以奋迹行伍，进秩元戎。尝言“天下有一人知己无若查孝廉者”。康熙初开府循州，即遣牙将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书币邀致孝廉来粤，供帐舟舆，俱极腆备。将度梅岭，吴公子已迎候道左，执礼甚恭，楼船箫鼓，由胥江顺流而南，凡辖下文武僚属，无不愿见查先生，争先馈贻，箧绮囊珠，不可胜纪。去州城二十里，吴躬自出迎，八驺前驰，千兵后拥，导从仪卫，上拟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则蒲伏泥首，自称“昔年贱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临，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载，军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无不立应，义取之赀，几至钜万。其归也，复以三千金赠行，曰：“非敢云报，聊以志淮阴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庄廷钺者，购得朱相国《史概》，博求三吴名士，增益修饰，刊行于世，前列参阅姓氏十余人，以孝廉夙负重名，亦偕列焉。未几私史祸发，凡有事于是书者，论置极典，吴力为孝廉奏辩得免。孝廉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园林极胜，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许，嵌空玲珑，若出鬼制，孝廉极所心赏，题曰“绉云”。阅旬往视，忽失此石，则已命载巨舰送至孝廉家矣。涉江逾岭，费亦千缗。今孝廉既没，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岿然尚存。
</P><P>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
　　●大力将军
　　
　　　　查伊璜，浙人，清明饮野寺中，见殿前有古钟，大于两石瓮，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如新。疑之。俯窥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许，不知所贮何物。使数人抠耳，力掀举之无少动，益骇。乃坐饮以伺其人；居无何，有乞儿入，携所得糗糒，堆累钟下。乃以一手起钟，一手掬饵置筐内，往返数回始尽。已复合之乃去，移时复来，探取食之。食已复探，轻若启椟。一座尽骇。查问：“若个男儿胡行乞？”答以：“啖噉多，无佣者。”查以其健，劝投行伍，乞人愀然虑无阶。查遂携归饵之，计其食，略倍五六人。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赠之行。
　　
　　　　后十余年，查犹子令于闽，有吴将军六一者，忽来通谒。款谈间，问：“伊璜是君何人？”答言：“为诸父行。与将军何处有素？”曰：“是我师也。十年之别，颇复忆念。烦致先生一赐临也。”漫应之。自念叔名贤，何得武弟子？会伊璜至，因告之，伊璜茫不记忆。因其问讯之殷，即命仆马，投刺于门。将军趋出，逆诸大门之外。视之，殊昧生平。窃疑将军误，而将军伛偻益恭。肃客入，深启三四关，忽见女子往来，知为私廨，屏足立。将军又揖之。少间登堂，则卷帘者、移座者，并皆少姬。既坐，方拟展问，将军颐少动，一姬捧朝服至，将军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为。众妪捉袖整衿讫，先命数人撩查座上不使动，而后朝拜，如觐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忆举钟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华筵高列，家乐作于下。酒阑，群姬列侍。将军入室，请衽何趾，乃去。
　　
　　　　查醉起迟，将军已于寝门三问矣。查不自安，辞欲返，将军投辖下钥，锢闭之。见将军日无别作，惟点数姬婢养厮卒，及骡马服用器具，督造记籍，戒无亏漏。查以将军家政，故未深叩。一日，执籍谓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喝。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将军不听。出藏镪数万，亦两置之。按籍点照，古玩床几，堂内外罗列几满。查固止之，将军不顾。稽婢仆姓名已，即今男为治装，女为敛器，且嘱敬事先生，百声悚应。又亲视姬婢登舆，厩卒捉马骡，阗咽并发，乃返别查。
　　
　　　　后查以修史一案，株连被收，卒得免，皆将军力也。异史氏曰：“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而将军之报，其慷慨豪爽，尤千古所仅见。如此胸襟，自不应老于沟渎，以是知两贤之相遇，非偶然也。”
</P>

共工滔天

　　查继佐获释后，纵情诗酒，购养了十二个女优，教习歌舞，终日取乐。其妻子也解音律，亲自拍板教习，不几年查氏女乐成为浙中名部。而查继佐暗地里却在继续他从顺治元年开始的《明书》的构撰。明亡后，查隐居不出，发奋著一部明史，中经历庄氏史祸，在狱中呆了二百余天，出狱后在沉迷声色的掩盖下，把书名改为《罪惟录》，坚持写作，至康熙十一年完成这部一百零二卷的巨著，先后历时29年。《罪惟录》较之庄廷鑨的《明史》，要“违逆”得多，其能得以保全幸存，全在于作者查继佐的无畏和机智，这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下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从《明史》暗中捞到最大好处的就是罪大恶极的吴之荣。清廷抄掠的庄允城、朱佑明两家的财产，一少半赏给自首者，绝大部分则给了告发者。吴之荣就从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实惠。据翁广平《书湖州庄氏史狱》载：“吴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仕至右佥都。”既升官又发财，可谓称心如意，飞黄腾达。但人们对这样卑鄙龌龊的小人深恶痛绝，希望他恶有恶报，不得好死。于是编排了诸多吴之荣凄惨下场的故事。如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说吴之荣三年后就得了重病，肉化成水，骨架留在床上，头颅滚落下来；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说吴之荣拜神忏悔时，被神明看穿，背上起了大疮，溃烂成大洞，能看得见五脏六腑，脓水流尽而死；《范氏记私史事》则说，吴之荣走到半山腰时，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被天雷击中，犯了疟疾，寒热夹攻，两日才死云云。
　　
　　这些记载都根本不可信，不过是善良人们自欺欺人的一种心理安慰剂而已。吴之荣真实的结局不得而知，但更可能的是他得以寿终正寝。因为在当时清朝正逐步加强统治力度、走向强大繁荣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翻案。“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在很多情况下真实地存在着。在当时民主法治意识极为淡薄的环境下，庄氏《明史》冤案的形成，不仅仅在于小人的告发，也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心胸狭隘，根本的在于专制制度中人治远远大于法治。
　　庄氏史案发生在江浙，对文人名士云集的江南地区震动尤甚。清廷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教训他们不要藐视当朝的传统，达到保持政治稳定的目的，同时也出现了极坏的开端，即人们可以用文字作为武器，诬陷、威胁、勒索他人，置人于死地。同时，它对禁锢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影响更为深远。
　　
　　至此，我的《正说历朝十大冤案——还您一份剥去虚幻的真实》第一案《庄廷鑨明史案》已经叙述完毕。在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不少原始文档，力图重现冤案的真正原貌，去掉那些被后人附加在上面的虚幻以及以讹传讹给后人所带来的不便。同时，尽量将案件讲述的平易近人，通俗可读。在天涯发布以来，得到众多朋友的厚爱、支持和鼓励，也得到天涯斑竹的认可和赞赏，列为天涯精品，让我深受感动。我将继续努力，竭力完成目标，不辜负朋友的期待和期望。
　　另外，在我的帖子中，也有人屡屡提及明月事件和明矾造假行为，本人已经就此发表了声明，希望不要在此帖中贴发明月及明矾事件，本人无意于模仿或者是反对任何存在的事实。存在即是合理。明月能受到欢迎，必定有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喜爱，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适合他们的胃口，明月别样解史也有创新的魄力和胆识，而且他的毅力、韧劲都值得我学习。所以我个人对明月本人是很钦佩的。至于明矾造假事件，本人不感兴趣，也无意了解。还是恳切地禀告各位朋友，不要在此帖中发有关明月的讨论。
　　最后，关于我的帖子的风格和语言，有网友向我发消息请把语言写得活泼一些，尽量少用文言，最好翻译成现代汉语，否则人们读得吃力。这些让我很受触动，在以后的写作中我将努力用平实的语言向读者展示冤案原貌，但也是为了更好体现冤案真实场景和人物的精神心理，在文章中可能仍会用到古籍中的原话，这一点还请网友们见谅。
　　我不是非常赞同把历史写成Q版或者插科打诨式的调侃文章，历史毕竟需要沉重的思索，尤其是写沉甸甸的冤案题材。
　　以上所述，信手涂抹，不知所云，还请各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批正。

共工滔天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前言）
　　
　　发生在同治、光绪之交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一件轰动朝野、家喻户晓的大案。此案审判过程，迂回曲折，柳暗花明，历经县、府、按察司、省、刑部等七审七决，最终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旨方得以平反昭雪。其历时时间之长，牵涉人员之多，案情之扑朔迷离，使之列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从该案发生的那一刻起，刚刚创刊的《申报》就开始对它跟踪报道，与之同时的清人在笔记中也开始记录这一亘古未有的离奇案件，继之而来的戏剧、评弹、小说、影视甚至研究专著等等均将该案作为取之不尽的题材，陆续问世。这些文艺作品固然使该案情节更为曲折紧凑，扣人心弦，更能揭露封建社会中官员徇私舞弊、草菅人命的丑恶嘴脸，使之成为妇孺皆知的大案，但其虚构成分在很大程度使该案离开了事实真相。为了给读者还原案件本来面目，笔者查阅大量馆存文献资料，去伪存真，本文所叙述的，是一个剥离了虚构成分的原案。

共工滔天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1)
　　
　　余杭位于浙江天目山东麓，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西缘。自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设余杭县以来，至隋朝开皇9年（589），余杭一直是杭州郡治所在地。次年，杭州郡治才正式迁往钱塘，余杭成为县治，一直到2001年撤县划区，成为省城杭州的一个区。
　　 余杭自古就是浙西重镇，风景秀丽，小桥流水，物产丰饶，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清朝同治年间的余杭县城，经历了康乾盛世，商品经济相当成熟，已然是商铺林立，车水马龙了。本案的主人公杨乃武就于道光十六年（1836）出生于余杭县城一个乡绅之家。杨乃武的父亲是杨朴堂，过世较早。杨家原在余杭镇居住，因清军与太平天国军的战斗毁了房屋，现寄居在余杭城内澄清巷一姚姓家的房子里。
　　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曾有一兄长，名乃文，三岁时夭折，所以人们称杨乃武为“杨二先生”。杨乃武还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已出嫁给叶梦堂，不幸丈夫因病早故，家内无人，因自小与杨乃武姐弟感情深厚，就常到杨乃武家居住。杨乃武先后结过三次婚，先为吴氏，早故；次为詹姓女儿，称大杨詹氏，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死于难产；后又娶大杨詹氏的胞妹，称小杨詹氏，于同年十一月初三日过门。有一子一女，子名杨卿伯，女名杨浚。杨乃武是秀才，平常以授徒为业。
　　 本案的另一个主人公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乳名阿生。咸丰六年（1856）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毕承祥早逝。毕秀姑8岁时，母亲毕王氏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人称“喻王氏”。“小白菜”这一称呼不见于当时的史籍资料，时人的笔记、《申报》的报道中也未采用此称。据考，这一称呼当是案情大白之后，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创造，不少作品都以毕秀姑喜欢穿绿色小褂，系白色围裙，人又清秀灵动，就称之为“小白菜”，又因其嫁给做豆腐的葛品连，又称“豆腐西施”。本文为体现该案原貌，按史料所载称“葛毕氏”或“毕秀姑”。
　　
　毕秀姑的丈夫葛品连，乳名葛小大，仓前镇葛家村人。父亲葛奉来，早年病亡，母亲姓喻，与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是远家族弟。因遇太平军战乱，年幼的葛品连被太平军掳走，葛喻氏无依无靠，由胞兄主婚，于同治二年（1863）改嫁给余杭县务农的沈体仁为妻，人称“沈喻氏”。次年，葛品连逃回，继父沈体仁把他推荐到县城一家豆腐店里帮工。
　　 喻敬天与沈体仁两家比邻而居，到毕秀姑11岁时，葛品连母亲沈喻氏与毕秀姑母亲喻王氏商量，打算聘毕秀姑给葛品连为妻。因两人的父亲都是继父，对他们的终身大事不管不问，就由两人母亲做主，毕母见葛品连为人老实，就表示同意，只等两人年纪稍长后完婚。
　　 同治十年（1871），毕秀姑16岁，出落得水灵清秀，肌肤白净。这一点在官方奏折和《申报》报道中都予以认同。《申报》甚至说毕秀姑“美而艳”、“受诸极刑，而色终未衰”，沈喻氏在供词中也屡次说其“生的美”，可见毕秀姑相貌确实漂亮。在古代，女子及笄即15岁时就可以行婚。喻敬天原先不管不问，现在却想趁机多要些彩礼，又说结婚必须要有新房。葛品连无钱满足这些要求，一时无计可施。幸而葛品连有个义母冯许氏，家资殷实，就前去说合，愿意拿出140元洋钱为义子操办婚事，80元作为彩礼送给岳父喻敬天，余下的60元用于置办结婚酒宴。喻敬天喜不自禁，当即表示同意，并表示可以让葛品连夫妇先住在自己家，待满月后再另行租房。于是，两家请家住附近的秀才杨乃武给择定了结婚日期，定于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初四日举办仪式。
　　
　较葛品连结婚早上三四个月，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杨乃武在澄清巷口新建了三间两层楼房，并请葛品连的继父沈体仁监工。葛品连与毕秀姑结婚后，沈体仁得知杨乃武的房子除了自家居住外，还有一间余屋，就与妻子沈喻氏一起同杨乃武商量，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租一间给儿子儿媳居住，并于四月二十四日搬入。此后，杨乃武与葛品连夫妇同住一个楼房内。
　　葛品连在豆腐店当伙计，因做豆腐需要晚上发酵，第二天一早发卖，且店铺离家路途较远，就不得不起早贪黑，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他就经常晚上宿在店中。毕秀姑活泼外向，只身在家，闲着无事，就常到杨家串门，杨乃武性格爽朗，倒也素无避忌，相处融洽，如同一家人似的。后来，毕秀姑有时就在杨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在杨乃武的影响下，葛毕氏（即毕秀姑）还对读书诵经产生了兴趣，就请杨乃武教她，杨乃武也不推辞。令人常常手把手地识字背诗，秉烛夜读，笑语盈窗。
　　此时，杨乃武的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还在，葛毕氏与杨乃武往来频繁还未引人注意，而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葛毕氏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同吃共读。
　　 这样过了三四个月，葛品连有时回家甚晚，发现妻子仍然在杨家，不由起了疑心，怀疑妻子与杨乃武有奸情。他为探明情况，一连好几个晚上，从店里跑回家，躲在门外屋檐暗中偷听。可除了听到二人读书诵经外，并没有调情轻薄之事，更没有抓获奸情。但葛品连心胸狭隘，心中疑云难以消散，就向母亲沈喻氏陈说所见。沈喻氏与丈夫沈体仁住在外面，偶尔去杨乃武家看望儿子儿媳，也曾见儿媳与杨乃武同桌吃饭，早已疑心，今天听到儿子如此一说更是疑云重重。妇道人家一贯口没遮拦，沈喻氏竟添油加醋，在邻居间大肆渲染。一时间邻居们指指点点，流言四起，街谈巷议，都是杨乃武与葛毕氏的桃色消息。
　　
　 大杨詹氏去世三个月后，十一月初三日，在岳母的同意下，杨乃武与大杨詹氏的胞妹詹彩凤结了婚，是为小杨詹氏。
　　 此时，葛品连与葛毕氏之间的吵闹也开始增多。葛品连经常借故打骂妻子，但又无钱另租房子，只得依然住在杨乃武家。如此磕磕碰碰，到第二年六月，杨乃武以行情见涨提出要把房租提高到每月1000文，葛品连听从母亲的劝告，决定趁此机会迁居以避嫌疑。这年闰六月，葛品连夫妇向杨乃武说明，不再租住其房屋，搬到位于太平巷附近的岳父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
　　 王心培也早有风闻杨乃武与葛毕氏之间的风言风语，自葛品连搬来隔壁居住后，就留心观察，看杨、毕之间到底有无传闻的风流韵事。可观察数日，并没见杨乃武过来幽会葛毕氏，也没有见到葛毕氏出去。
　　但葛品连的疑虑并未因此消解，依旧对葛毕氏耿耿于怀，认为毕秀姑对自己不忠，常借故打骂。这年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连嫌葛毕氏腌菜晚了时日，又将妻子痛打一顿。葛毕氏忍无可忍，寻死觅活，剪掉自己几缕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闹腾了许久，直到双方父母赶来调解，房东王心培也赶来劝解，才算平息风波，夫妻两人重归于好。而在街坊邻居看来，这实是葛品连借腌菜出妻子与杨乃武同吃诵经甚至通奸的恶气。
　　
　同年八月，杨乃武赴杭州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是余杭县唯一一名中举的才子。按照惯例，中举者必须在张榜后的两三个月内o(︶︿︶)o 唉确认和报到手续，否则将视为弃权处理。杨乃武的岳父詹耀昌病故后，虽然早已落葬，却还未曾除灵。因为詹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病故，没有子嗣，詹家就讨论把其兄的儿子詹善政过继给他为嗣。早就定好十月初三日除灵，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于是十月初二日，杨乃武就到杭州o(︶︿︶)o 唉中举事宜，初三o(︶︿︶)o 唉完毕，就从杭州直接赶往南乡岳母家中。当时同去祭奠的有詹耀昌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还有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杨乃武初三下午赶到祭奠，晚上住在岳母家。初五日举行詹善政过继礼，诸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一切手续办完后，杨乃武于初六日返回家中。
　　 十月初七日这天，葛品连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全身疲乏无力，忽冷忽热，像犯了疟疾，两腿像灌了铅，走路沉重。葛毕氏知道丈夫本来就患有流火症，劝他找人替工，回家休养。葛品连认为无甚大碍，执意不肯，支撑病体勉强上工。这样硬捱了两天，病情日趋加重。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请假回家，途中屡次呕吐。其继父沈体仁正在路边大桥店内吃早茶，见葛品连浑身哆嗦，走路艰难，心知他流火病复发，就没有叫住他，让他回家早些休息。葛品连路过一家点心店时，还买了一个粉团作早点，但刚吃了几口，走到学宫化字炉前就呕吐出来。好不容易磨蹭到家门口，王心培妻子见他两手报肩，瑟瑟发抖，问询了几句，就喊葛毕氏出来扶丈夫上楼歇息。
　　
　　 葛毕氏将丈夫扶到楼上，脱衣躺下，盖上两床被子，见丈夫依然呕吐，大叫发冷。询问他病情，说自己连日来体弱气虚，大概是流火病复发，嘱咐妻子拿1000文钱托岳父喻敬天代购东洋参、桂圆煮汤以补元气。喻敬天派人买回东洋参和桂圆，葛毕氏煎成汤药服下，并请王心培的妻子叫来母亲喻王氏帮助照料。喻王氏来了半日，见女婿依旧卧床发抖，时欲呕吐，既无好转也没恶化，安慰开导一番，就回去了。
　　傍晚时分，葛毕氏听到丈夫喉中痰响，急忙上前照料，却见丈夫口吐白沫，已经不能说话，葛毕氏高声叫喊，王心培夫妇闻声赶来，派人叫来双方母亲沈喻氏及喻王氏。二人匆匆感到，见葛品连两手在胸口乱抓，目光直视，急忙请大夫前来。大夫来到，望闻问切后，诊断为痧症，用土办法灌万年青汁、萝卜籽汤也未见效。王心培还跑出城外，把正在履行公务的喻敬天叫回家中，又另请医生延治，也无效果，葛品连捱到十日下午申时，气绝身亡。
　　

共工滔天

<P>跟贴作者：谢家子弟</P><P>　查了一下葛品连的"流火病"。
　　
　　"流火病"，正式名称叫“丝虫病”，是由蚊子传染的，是人类第二大致残病因。浙江曾是中国丝虫病流行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68个县中有65个县丝虫病流行，病人数曾一度高达269万余人。
　　
　　“丝虫病”的临床表现：发作时可见皮下一条红线离心性地发展，俗称“流火”或“红线”。上下肢均可发生，但以下肢为多见。当炎症波及皮肤浅表微细淋巴管时，局部皮肤出现弥漫性红肿，表面光亮，有压痛及灼热感，病变部位多见于小腿中下部。
　　
　　“丝虫病”分急性和慢性。旧社会由于医学不发达，很多病人一般都转为慢性了。如果男子得了“丝虫病”，中期晚期根本不能行房，因为丝虫会寄生在男子下体的XX内。
　　
　　葛品连那时侯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大家可以理解，葛品连和小白菜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的夫妻。“丝虫病”的成虫可以在男子XX内寄活3年。清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他们结婚，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月葛品连病死。他们能够行房的时间应该很短。至于行房之“质量”，那咱更不好评说了。
　　
　　初看葛品连无端疑心并打骂妻子，实施“家庭暴力”，仿佛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变态男主角的祖师爷，其实仔细研究一下葛品连先生的“急火病”，可以推断出葛品连的疑心是由自卑、焦躁、危机感而引起的一种病态心理。古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葛先生自身难保，更遑论后代了，瞎疑心打骂老婆固然是不对的，不过这大老爷们的心情也可想而知。在即将病亡的当天，小白菜劝丈夫回家休息，而葛品连还支撑病体坚持上工，这一点还是挺爷们的，挺有家庭责任心的。
　　
　　杨乃武和小白菜秉烛夜读，面对大美女，君子不欺人暗室，大丈夫不夺人所爱，诚真男子也。而杨乃武正值壮年，书香门第，宦途似锦，有道是自古佳人爱才子，可小白菜小姐和杨乃武先生的接触言止乎于礼，行止乎于礼，除了她那一颗可贵的上进心外而别无他。而在家的时候大美女小白菜面对炎炎待毙一息尚存的丈夫，表现出她那颗善良体贴的心，让我们看见了一百年前中国传统女性身上那闪亮的品质和高贵的人格。我为之深深一叹！
</P>

共工滔天

　　葛氏家人悲痛欲绝，哭声震天。哭过之后，家人商量发丧出殡事宜。沈喻氏给儿子擦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准备停灵两日后入殓埋葬。当时尸体并无任何异常，所有人都认为是痧症致死，没有丝毫怀疑。
　　当时时令虽已是十月深秋天气，可南方天气闷热潮湿，屋内又通风不畅，加上死者身体肥胖，到了第二天即十一日晚上，尸体就开始发变，口鼻中有少量淡血水流出。死者义母冯许氏见后，认为尸体怪异，提出疑问，说葛品连死得蹊跷。沈喻氏平时就对儿媳举止轻浮不满，见冯许氏提出，也不觉起了疑问。她又仔细查看了儿子尸体，见尸体面部发青，口鼻流血，面目狰狞，回想起儿子死前双手乱抓，口吐白沫，疑窦丛生，认为儿子可能是中毒死亡，就当场盘问起儿媳葛毕氏。葛毕氏一口断定丈夫是因病致死，绝无其他缘故。沈喻氏见问不出眉目，自己的疑惑又难以消除，便与家人商量告官，由官府勘验儿子是否中毒而死，如果的确不是中毒而死就入殓出殡，如果确系中毒死亡，就根究凶手，为儿申冤报仇。当下，说做就做，家人请来地保王林，由他察看尸身，王林也认为是中毒模样，同意告官，当晚便请人写好呈词。次日一早，在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向余杭县衙递交了请求验尸的呈词。

共工滔天

<P>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2)
　　
　　余杭知县刘锡彤，天津盐山人氏，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举人，此时他已经年近七十，先前在余杭任过两年知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担任余杭知县。他十月十二日一大早接到诉状，见一向平静祥和的余杭竟然出了命案，即刻准备，叫来仵作沈祥和门丁沈彩泉及一班衙役前往葛家勘验，探访案情。
　　一伙人收拾完毕，正待出发，余杭秀才陈竹山来到县衙给刘锡彤看病。刘锡彤年迈多病，聘请陈竹山定期前来给他检视身体。两人关系密切，常来常往，已经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望闻问切之余，刘锡彤向陈竹山谈起正要前去勘验的一起凶案，断明葛毕氏之夫是否确为中毒而死。陈竹山就把他在街头巷尾听到的关于杨乃武与葛毕氏的风流传闻告诉刘知县，并说其后葛品连为避嫌疑搬家，夫妻失和，一次夫妻吵架，葛毕氏哭闹着要剪发作尼姑等等，还说现在葛品连青年暴死，邻居都认为是杨乃武与葛毕氏合谋毒死。
　　陈竹山和刘锡彤聊到近中午时分才分别。陈竹山离开后，刘锡彤即带领仵作、门丁及衙役前去勘验。正午时分，一行人来到葛家，此时尸体腐烂加剧，肚腹膨胀，上身变青，腹部有几个水泡，一按即破。仵作沈祥勘验发现：尸身仰面，淡青色，尚未僵硬，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用银针刺探咽喉，银针呈青黑色，擦之不去。在报告结论时，根据以往经验，沈祥有些犯难：这个症状与《洗冤录》所载服砒霜而死的特征应有“牙根青黑、七窍流血、嘴唇翻裂、遍身小泡”的情形不同，但与 “用银针刺喉，银针变暗擦之不去”的特征却又一致。
　　
　　《洗冤录》是宋朝理宗年间，即约1247年记载奇案的书，书中全是当时仵作的验证实录，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法医、宋代提刑官宋慈的经验著作，宋慈一生断案如神，尤其擅长验尸，能从尸体中找出疑案的蛛丝马迹，所著《洗冤录》已成为此后历代仵作断案的根据和标准，具有不可置疑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沈祥想起自己曾勘验的一个名叫陈观发的死者尸体，尸体特征与此相似，陈观发是自服生烟土致死。沈祥思虑再三，就上报结论说，死者可能是服生烟土中毒而死。门丁沈彩泉在县衙时，也听到陈竹山的议论，先入为主，认为烟毒都是自己吞服，与被人毒死不同，葛品连肯定是砒霜毒死。沈祥不服气，与沈彩泉争执起来，试毒的银针本来应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的程序也被忘得一干二净。两人争执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含糊地向陈锡彤报告称死者系“服毒身亡”。
　　
　　刘锡彤一听“服毒”，立刻想起陈竹山的话，认为葛品连肯定是被人毒死。当即询问告状的沈喻氏，让她陈述葛品连死前情况，吃了什么东西，谁做饭喂服。沈喻氏把大致情形诉说一遍，特别说明死时只有儿媳在身边服侍。刘知县当即叫来葛毕氏质问，让她说出实情。葛毕氏极力矢口否认毒死丈夫，并对天发誓。刘锡彤见在葛家问不出头绪，就让衙役把葛毕氏带回县衙严审。
　　刘锡彤将葛毕氏带回县衙，胸有成竹，认为很快就能破案，查出凶手。他吃过午饭，稍事休息，立即升堂审问。刘锡彤因有成见在先，先问葛毕氏丈夫因何中毒身亡，威逼葛毕氏说出毒死丈夫实情。葛毕氏连呼冤枉，坚称自己毫不知情。刘锡彤用了一下午时间，审问依然毫无进展。
　　刘锡彤见问不出头绪，就直奔主题，打算突破葛毕氏的心理防线，逼问其是否认识杨乃武，与其什么关系。葛毕氏供认认识杨乃武，但对丈夫的死仍表示毫不知情，刘锡彤平素对奸夫淫妇深恶痛绝，见葛毕氏诡辩抵赖，目无王法，忍无可忍，下令用刑。
　　开始先用拶刑，葛毕氏疼得冷汗直冒，却咬紧牙关极口否认，审讯没有效果。刘锡彤又叫衙役剥去葛毕氏上衣，用开水浇在背上，仍无效果，再用烧红的铁丝刺穿葛毕氏的乳头。葛毕氏撕声裂肺，几次昏死。刘锡彤审讯了近十个时辰，从下午一直审到半夜，葛毕氏最终难耐酷刑，招认了与杨乃武因日久生奸，进而谋害亲夫葛品连的“实情”。
</P><P>　　葛毕氏供状大致如下：
　　杨乃武刚开始还有所顾忌，但第二任妻子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后，多次调戏我。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二十八日傍晚，丈夫去了店里，杨乃武又来调戏自己，自己素念杨乃武风流儒雅，把持不住，同意其要求。此后，两人一有时机，便行苟且之事，不计次数。次年，搬离杨家后，两人仍有来往，被丈夫察觉。八月二十四日，丈夫以自己腌制咸菜迟误生气殴打，自己剪落头发哭闹。杨乃武寻机过来劝慰，说要娶自己为妻，自己以有夫拒绝，杨就劝自己毒死丈夫，并说过门后与原妻地位身份一样，不分妻妾、大小，自己也就应承下来。十月初五日傍晚，杨乃武交给一包砒末，嘱咐自己寻机下手。十月初九日上午，丈夫因流火疾返家，要我买东洋参何桂圆煎汤服用，自己就将砒霜倒入汤中，毒死丈夫。
　　葛毕氏做完口供，已是半夜三更。刘锡彤得到供词，一刻也不耽搁，派一王姓书办带领民壮阮德指路，前往澄清巷抓捕杨乃武。杨乃武此时早已入睡，阮德带书办敲开家门，不由分说，将杨乃武捆绑结实，带到县衙。
　　杨乃武脾性刚硬，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到县衙，火气十足。刘锡彤连夜鞫问，杨乃武不但极口否认与葛毕氏因奸谋毒之事，还埋怨、顶撞刘知县，说他强闯民宅，违律拘系文人，使得刘锡彤大为光火。但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系天子门生，按照清朝规定，对有功名的人不得施加刑罚。刘锡彤一时束手无策，拿杨乃武毫无办法，又无法取得口供，只得暂时宣布退堂，将杨乃武押入大牢。
　　
　次日一早，刘锡彤便呈报杭州知府，因杨乃武涉嫌通奸谋毒，请求革去其举人身份。按清制，革去举人身份需由巡抚上报朝廷具题。杭州知府陈鲁见事关重大，即刻呈报浙江巡抚，由浙江巡抚报告朝廷。吏部接受具题后，研究是否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
　　 在批文尚未到达之前，杨乃武家人从各种渠道探听消息，得知杨乃武是被葛毕氏诬攀，且在供词中有十月初五日杨乃武亲自交给她砒霜云云。家人就托人赶到杨乃武岳母家，求十月初五日在场的本家亲友为杨乃武作证，证明他初五日在南乡为岳父除灵，举办立继仪式，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以击破葛毕氏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谎言。在岳母家人的努力下，那天参与除灵的监生吴玉琨、过继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孙兆行、冯殿贵等人即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联合证明杨乃武初五日在南乡做客，不可能当面交给葛毕氏砒霜。
　　
　刘锡彤看到递交上来的公禀呈词，就安排杨乃武与葛毕氏当面对质。葛毕氏惧怕受刑，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拒不承认，还破口大骂，怒斥葛毕氏信口雌黄。刘锡彤见此，认为杨乃武家人是做假证以开脱杨乃武的罪责，对呈递的公禀不再予以理会。
　　由于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还没有下来，不能对杨动刑，虽然杨乃武没有招供，但葛毕氏已将案情供认清晰，按照清律，可以认定案件初审结束。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杨乃武、葛毕氏及相关卷宗解至杭州。此时，自沈喻氏报案以来仅九日时间，刘知县办案可谓神速，且时限、程序上均符合清律。不过，刘锡彤认为杨乃武亲朋吴玉琨等递交的杨乃武十月初五日不在余杭的证词是伪证，不值得上报，就擅自扣压，没有连同其他卷宗上交杭州知府。而且，为了让上司看到自己办案有力、能力超群，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拔，也为了不让上司驳回案子，他在初审报告中谎称试毒的银针已用皂角水擦洗，结果“青黑不去”，与《洗冤录》所载服砒中毒情形一致等等。
　　随着刘锡彤把案件上交杭州知府陈鲁，该案初审宣告结束，正式进入二审程序。
　　
</P>

共工滔天

　　杭州知府陈鲁，是军功出身，对文人素有偏见，认为他们皓首穷经，吟风弄月，穷酸风流，无所事事，只顾聒噪惹事，毫无用处。他见到卷宗，翻阅一遍，认同仵作“中毒而死”的报告，采信了刘锡彤的审问结果，对卷宗陈述的案件经过信以为真，不再细致追查。因主要案犯杨乃武尚未招供，当天下午，陈鲁即亲自督审。此时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已到，杨乃武仍坚不招认，陈鲁就开始动用大刑，诸如杖刑、夹棍、踏杠、跪天平架等毒刑严加逼供。天平架，又称压杠子，是将犯人的头发和两手大拇指吊起，高悬空中，像天平一样，犯人全身重量都系于头顶和两指，拇指疼痛难忍，甚至导致头皮脱落。杨乃武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数次死而复苏，最后忍无可忍，孤注一掷，宁愿被斩首也不愿受此皮肉之苦，含屈招供。
　　 两个案犯已经招供，余下的就是追查证据——砒霜的来源。陈鲁迅问杨乃武，杨乃武无从作答，追问急了，想起十月初去杭州时路经仓前镇时，曾见到一家标着“钱记爱仁堂”的药铺，便随口供认：十月初三日假称毒老鼠，买了钱宝生药铺内红砒四十文交给葛毕氏。陈鲁见毒品来源已经查明，认为案情已经大白，立即命刘锡彤去仓前镇缉捕“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获取罪证。
　　
　　证人证词是定案的核心要件，会影响最后的结案。按清制，证人必须与犯人一样被关入牢房，随时准备上堂作证，尤其是卖毒药给人还应承担刑事责任。刘锡彤完全知道此点，立即着手准备传证人“钱宝生”到案作证，但又担心“钱宝生”不愿前来，或者来了也不予配合。刘锡彤就事先让其幕僚、也是仓前镇人的章浚即章抡香以同乡的名义写信给“钱宝生”，叮嘱他尽管前来作证，不必害怕。“钱宝生”来到县衙后，刘锡彤并未把他直接交给陈鲁，而是带入自己的花厅里密谈。“钱宝生”说自己虽是“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但名字不叫“钱宝生”，而叫“钱坦”，也叫“钱鹿鸣”，药店里也从没有进过砒霜，更不认识杨乃武。刘锡彤以为钱坦怕作证人，就反复给他保证，说只要能作证，本县决不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但钱坦依然犹豫不决，拒绝作证，刘锡彤一时也无计可施。
　　 钱坦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钱垲，得知兄长被传到县衙，以为哥哥吃了官司，急忙四处联系，设法为其开脱。他知道秀才陈竹山与刘知县关系密切，就拜托陈竹山为钱坦说项。陈竹山一贯好事，就与钱垲一起来到县衙，刚巧刘锡彤正在衙门内堂苦口婆心地劝导钱坦，不便闯入，就坐在外间等候。这时，门丁沈彩泉进来，陈竹山就向他要了杨乃武的供词翻看。
　　不一会，钱坦退出，陈竹山上前询问他经过，钱坦将刘知县强令他供认卖砒霜给杨乃武的经过详述一番。陈竹山本来就对街巷传闻信以为真，又看到杨乃武的供词，更坚信谋毒情事，就将杨乃武供词中有关细节告诉钱坦，说杨乃武假称买砒是为毒鼠，卖主不知道他意欲害人，不会受罚，即便卖砒有罪，也不过枷杖而已，如果拒不作证，杨乃武已经招供，一旦被查实，就是包庇杀人嫌犯，将与之同罪，被处死刑。钱坦被陈竹山一顿开导敲打，惊出一身虚汗，便照杨乃武的口供供认，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十月初三日曾卖砒霜与杨乃武，并在证词上具结画押。
　　
　　刘锡彤得到钱坦具结，又怕钱坦反悔，亲笔写下“此案与钱坦无干”的保证，让钱坦放心回家，并即刻将具结呈递杭州知府陈鲁。
　　 在刘锡彤取证期间，杭州知府陈鲁也没闲着。他恐葛毕氏诬供，对其严刑拷打。葛毕氏又信口乱供，供认八月二十四日与丈夫争吵、哭闹，实因杨乃武来自己屋内调笑，被丈夫撞见，丈夫迁怒、殴打自己。陈鲁又讯问葛品连母亲沈喻氏等证人。沈喻氏在告状时原本没有说出毒死儿子的凶手，现在见葛毕氏供出杨乃武，虽将信将疑，但为替儿子报仇，明知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也胡编乱造，说儿子猝死后，自己盘问葛毕氏，葛毕氏说出了与杨乃武通奸谋毒的实情。这与她的原递状纸迥异，前后矛盾，也照样画押具供。王心培、沈体仁等人不知底细，一看法堂威严，都想尽早脱离干系，都随沈喻氏乱供一气。
　　
　　陈鲁得到刘锡彤递交的“钱宝生”的供词，又加上杨乃武和葛毕氏主犯的供认，认为此案葛毕氏与杨乃武通奸谋毒本夫，淫恶蔑伦，铁证如山，应按律问罪。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同谋杀死亲夫罪判处葛毕氏凌迟处死，以起意杀死他人亲夫罪判杨乃武斩立决，并准备上报按察司核准。
　　 作为官僚，陈鲁也关心自己的考成，对人命案也不敢太过草率，被上司挑出毛病。他见证人所供葛品连死时症状“口鼻流血”与尸检记录的“七窍流血”不符，就责令刘锡彤奏明情况。刘锡彤并不重新勘验以明真相，而是将证人供词中的“口鼻流血”一律改为“七窍流血”，以消除案中破绽。卷宗呈交陈鲁后，陈鲁又审核一遍，才将案件上交。
　　至此，杨毕案的二审结案。

共工滔天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3）
　　杨乃武无辜蒙冤，被捕入狱，杨家顷刻之间大祸临头，一时无所适从。稍稍沉静后，家人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消息，试图营救杨乃武。妻子小杨詹氏日夜痛哭，双目尽肿，而又恰恰刚刚分娩，行动不便，只能干着急。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平素与弟弟感情笃厚，四处托人打听县、府审讯情况，还跑到仓前镇询问钱坦的母亲和爱仁堂的伙计，她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店中从没有卖过砒霜。叶杨氏知道弟弟确系蒙冤，即打算上省告状，拼死挽救弟弟性命。可按照清制，妇女不能越级呈递状词，家人商定后，决定让过继给杨乃武岳母的詹善政作抱告，到省里向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分别投状告冤。
　　清朝审级制度分成四级，即县级、府级、按察司、巡抚或总督。死刑案件应由低到高，逐级审理，最终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备案。知府陈鲁的二审必须确定案情及罪刑，才能上报，由按察司进行三审。按察司是职掌全省案狱的专职审判机构，其最高长官称按察使，也称臬司、臬台，有审核各府上报案件的权力。
　　当时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是蒯贺荪，他出身举人，不像陈鲁那样蔑视读书人。接到杭州知府陈鲁呈交的案卷后，蒯贺荪并没有立刻采信审讯结果。他觉得因奸谋毒与杨乃武举人的身份不相称，因为考中举人在当时殊为不易，一旦中举，就很可能考中进士，入仕做官，前途无量。他很感蹊跷，带着疑问调阅了全部卷宗，并审查了杭州府的结案报告，还组织了两次讯问。此时，杨乃武、葛毕氏经过两次刑讯，均已心灰意冷，毫不抵抗，照前供述。蒯贺荪见案犯所供无异，又叫来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问审判经过，并追问审讯是否有可疑之处。刘锡彤和陈鲁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就召案犯、证人画押通过，将案件上报浙江巡抚。
　　三审就此草草结束，按察使蒯贺荪根本没有起到审核把关的作用。
　　
　　按清制，死刑案件由按察使审核后，尚需报该省总督或者巡抚审问。当时闽浙设一个总督，衙门设在福州，杭州城内没有总督，只有巡抚，所以本案就由浙江巡抚负责四审。
　　 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人正派，在当地很有政声，深得百姓拥戴。接到案件后，为把案子办得扎实，他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乃武、葛毕氏二人早已屈打成招，料想难以翻案，便依样画供。杨昌浚见此，并不草率结案，而决定别辟蹊径，委派手下的候补知县郑锡滜微服到余杭私访，探听民间议论，看百姓言论是否与案犯所供相符，如此深究下去，必定能水落石出。
　　 郑锡滜到余杭后，人生地不熟，打算依靠知县刘锡彤，暗访案犯和证人家属。刘锡彤见上面来人，自然要好好表现，设宴款待。觥筹交错中，郑锡滜告诉刘锡彤此行目的。刘锡彤紧张万分，立即嘱咐陈竹山给钱坦施加压力，警告钱坦按原供交待。如此一来，郑锡滜几天的微服私访，所得的只是一些专为他准备的假情报，却自认为暗访很有效果，回到杭州向巡抚杨昌浚禀报说当地百姓对杨乃、武葛毕氏通奸杀夫切齿痛恨，该案确实“无冤无滥”，并汇报了暗访过程。杨昌浚对暗访结果深信不疑，对郑锡滜的办事能力大加赞赏，并加以提拔，去掉了其“候补”，推荐他到外地作了知县。
　　按清制，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后一审即四审通过后都必须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由朝廷批准后执行。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二十日，杨昌浚根据审问和暗访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上报朝廷。
　　四审审结。四审是终审，只等朝廷批准就可对杨乃武、葛毕氏执行死刑。
　　
　　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从一开始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的《申报》从该案发生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跟踪报道，浙省民众及在京的浙江官员知晓在本乡文人中竟发生此类大伤风雅的事情，无不惊愕，也开始关注此案。
　　 杨乃武从家人口中得知浙江巡抚即将把该案递交给朝廷审核，心知如果错过此次机会，将永无翻身之机，就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申诉状，陈述自己实因葛毕氏诬陷而被拘捕，审判官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实。在供诉状中，杨乃武列出案件审判存在的八条疑问，例如为何不让自己与钱宝生当面对质；倘自己与葛毕氏通奸，当不会令葛毕氏迁居等等。同时，为了让朝廷相信自己确实是被诬攀，可以更好地翻案，杨乃武捏造了不少攻击葛毕氏的文字，又增添了两个无中生有的情节：一是葛毕氏与余杭县衙役及里书何春芳有私情，曾被葛品连发觉并殴打；二是余杭县令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及其好友民壮阮德在葛品连死后，曾向杨乃武勒索讹诈，被杨乃武拒绝后，串通其父恃权蓄意谋害。杨乃武委托家人将此呈诉材料向各衙门申诉，但都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和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杨乃武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营救杨乃武的行动。姐姐杨淑英（即叶杨氏）一直在为弟弟奔波劳碌，不怕抛头露面；妻子詹彩凤（即小杨詹氏）虽然刚分娩不久，也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去杭州各衙门哭诉冤情。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叶杨氏带着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叫上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历经二十余天赶到北京。他们先去拜访了一位在京的同乡官僚，经他指点，知道应该向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都察院是清朝设置的中央监察o(︶︿︶)o 唉，负责参预和监督司法审判工作，有权对全国上下大小官吏的一切违法犯罪活动纠察弹劾，对重大刑事案件也有权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
　　在递交申诉材料时，却意外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因为清廷规定女子不能至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叶杨氏就和王廷南、王阿木商量半天，确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材料。当时，已经将递交人情况报告给都察院，正准备递交，走到都察院门前，王廷南心里发怵，突然变卦，借口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代替自己递交。王阿木只得声称自己就是王廷南，递交了申诉材料。
　　
　　都察院接受呈词后，以叶杨氏、王廷南、王阿木等人越级上告，违反律制，派人将其押送回乡，责令以后不准再告，同时，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务必查出漏洞和可疑之处。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都察院命令，认为既为无可置疑的铁案，很是不屑，就将该案交给原审结案的杭州知府陈鲁审查。
　　陈鲁虽认定此案已经案情大白，铁证如山，但上级命令又不敢违抗，就又另外传讯了地保王林、房东王心培等证人。几个证人见犯人早已供认，也胡乱供认以免沾惹是非。陈鲁见与原审无异，仍旧按照原审判决再次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随之上报都察院。都察院见案情无任何疑问，可以结案。五审也草草收场。
　　其间，杨乃武家人三番五次去仓前镇爱仁堂药铺找“钱宝生”，软硬兼施，央求“钱宝生”证明杨乃武没有在彼处买砒。钱坦怕受知县刘锡彤的打压，死活不答应杨氏家人，后来被缠得无法，就只有外出躲避。杨乃武家人还找到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央求她撤回申诉，救杨乃武一命，并答应以金银田地相报。沈喻氏为子报仇心切，也不答应。同年六七月间，杨乃武的妻子杨詹氏还到浙江巡抚、按察司衙门上告，均无结果。
　　
　　一件小小的刑事案件，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又经《申报》广泛报道，杨毕一案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尤其是浙江和北京两地，更是朝野上下，无人不晓。官员百姓对该案审讯进展情况高度关注，甚至惊动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一说杭州人。他在浙江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办钱庄，设举洋务，后又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店，资金达3000多万，田地一万亩，捐了个江西候补道的功名，成为煊赫一方的官商。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案发生时，胡雪岩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他的一个幕友吴以同与杨乃武同为癸酉科乡试举人，深知杨乃武为人正派，此次获罪必有冤情，就把杨乃武姐姐叶杨氏上京告状并准备冒死二次进京上告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大为触动，深表同情，委托吴以同把叶杨氏引荐过来，答应资助他们全家的进京上告的路费和在京的所有生活用度。
　　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叶杨氏准备第二次进京告御状。此时恰好有个浙江籍的o(︶︿︶)o 唉、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服阙回京，胡雪岩为其饯行，请吴以同作陪。席间，胡雪岩、吴以同向夏同善陈述了杨乃武冤案经过，并央其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深为家乡有此冤案震惊，表示将极尽所能帮助，并留下了其在北京的住址。
　　
　　这年七月，杨乃武妻子詹彩凤随带其娘家的帮工姚士法进京上告。两人走了两个多月方才赶到北京，按照地址找到了夏同善。在夏同善的指点下，詹杨氏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杨乃武的申诉材料。这一申诉材料被《申报》以《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为题全文刊登出来，使杨乃武的申诉理由广为传播，几乎人人皆知。同时也给步军统领衙门带来很大压力，不能再应付差使，只得将材料上奏慈禧皇太后和皇上。不久，谕旨下来，将案件交浙江巡抚与臬司即按察使共同审理，复查此案，务须查出实情，以成信谳。
　　浙江巡抚杨昌浚得到圣旨，不敢再象上次一样交杭州知府陈鲁审讯。他绞尽脑汁，试图另辟蹊径，想到由局外人审判此案可能会更为中立客观，不会先入为主，就委托刚刚到任的浙江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几个下属共同审理。在交接案件时，杨昌浚还对他们谆谆教诲，强调应秉公执法，不枉不滥。几个下属在上司面前自然点头哈腰，唯唯称是。
　　几个下属也不糊涂，深知承审此案万万不能审得与上司结果不同，不然纯粹是与上司过不去，自讨苦吃。在审讯时，他们就没有敢动刑罚。杨乃武见此次审讯是朝廷圣旨下令，又没有动刑，知道所写申诉材料起了作用，就推翻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重新说明自己与此案毫无瓜葛。葛毕氏也趁机全部翻供，否认自己毒死丈夫。湖州知府锡光一看情况不妙，这样下去会无法收拾，审了一次就找了个借口退出审问团。其后的几次审讯中，主要由绍兴知府龚嘉俊主审，两位知县作辅。审来审去，杨毕二位主犯就是不供有罪，毫无头绪，既无法维持原来判决，又难以推翻原先审判。正在三位审问官无台阶可下时，恰好同治皇帝驾崩，又适逢浙江省三年一次的大考，案件审讯就不得不暂停。其后迁延日久，三位审问官主动递交辞呈，请求另择大员审理。
　　六审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共工滔天

　　同治皇帝死后，光绪皇帝于次年（1875）正月二十日继位。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继位，为显示天子之仁爱宽厚，都要大赦天下。但杨毕一案因审而未结，案情重大，悖逆人伦，罪大恶极，不在特赦之列。
　　六审中杨乃武与葛毕氏双双翻供的消息，经《申报》报道后立刻传遍各地。案件扑朔迷离，久久拖延，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猜测。这年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忍无可忍，首先发难，向皇帝递呈奏折，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案件，意存瞻徇”，故意迁延时日，谋图不轨，企图等杨、毕等犯人和有关证人关死狱中，即可草率结案，维持初审判决，以利考成。王书瑞愤慨之余，请求皇上及两宫太后另派京都大员查办此案，务释众疑。奏折一出，应者云集，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上书辩解，说自己绝非有意迁延，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说杨、毕虽然屡次翻供，但药店“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并供出杨乃武家属常到其店中滋闹，逼胁他翻供以救人命，案情变幻反复，正在研求实情等等。但光绪帝迫于舆论和大臣压力，钦定浙江学政胡瑞澜全权接审此案，并严命杨昌浚将杨、毕及涉案重要证人仔细看管，如果万一在狱中瘐毙，将予严惩。
　　
　　清代各省、府、县均设有学政。学政负责当地科举考试、遴选人才等，通常由饱学之士担任。浙江学政胡瑞澜就是一位公认的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当地也颇有些名望。朝廷圣旨钦点他负责审办杨、毕一案时，胡瑞澜正忙于当年浙江省的考选，杨昌浚把未审结的案件卷宗、案犯及要证等转交给他时，他正忙得一塌糊涂，急得焦头烂额，直到他忙完考选事宜后，才开始着手阅览卷宗，正式审理此案。
　　毋庸置疑，作为学政，职掌全省的科考、人才遴选大事，胡瑞澜学识深厚，堪称饱学之士，十分称职，但对于审判案件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则有些力不从心，何况以前从未接管审理过案件。他自己也担心办不好这一万众瞩目的疑案，圣上又没有选派其他官员同审，只好奏明皇上，请求允准自己从下属中选出几个官员共同审理，表明自己没有暗箱操作，保证案情公开，秉公执法。观察了半月，他最终选定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四人参与审讯。这四人均非原审官员，没有必要回护偏袒任何一方。
　　尽管如此，因才力所限，胡瑞澜依然没有抓住案件的关键核心所在。他没有从案件的源头抓起，而是针对杨乃武的申诉材料展开调查。经过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劳作，胡瑞澜果然发现了杨乃武申诉材料中的大量捏造诬陷之处。如杨乃武在申诉中说葛品连之所以搬出另寻租处，是因杨乃武告知葛品连葛毕氏有不轨行为，致葛毕氏遭到丈夫殴打，从而对杨乃武怀恨在心，诬告杨与其通奸谋毒；又如，杨乃武说知县之子刘子翰及民壮阮德向其敲诈勒索钱财不成，遂诬陷杨与葛毕氏偷奸；再如他称葛毕氏与何春芳有奸情，以借此证明葛毕氏与自己原先就有仇隙，葛毕氏有诬陷自己的动机，借以洗脱自己的罪名。
　　
　　
　胡瑞澜针对这些事件进行了不辞劳苦的调查，结果查明杨乃武申诉材料里所列的这些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并不叫刘子翰，而叫刘海升，已经于同治十二年四月回到天津本籍老家，案发时并不在余杭。胡瑞澜还查明，杨乃武家人的不少做法令人起疑。如他们去葛品连母亲沈喻氏家中跪求沈喻氏撤回呈诉，去仓前镇强迫“钱宝生”取回原供具结。连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也被胡瑞澜查了出来。胡瑞澜就此认为杨乃武做贼心虚，企图掩盖事实，销证灭迹。从这里入手，胡瑞澜对杨、毕连夜进行熬审，并施用酷刑。杨乃武、葛毕氏支撑不住，只得照原供诬服。
　　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三日，胡瑞澜上奏皇帝和皇太后，称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强令钱宝生递交悔呈，又为叶杨氏作抱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具呈作证，递具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奸谋命情事，与并未通奸之何春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七审结案。
　　
　　写作结案报告时，因案件经多人审理，案犯、证人所供各不尽同，甚至前后矛盾。胡瑞澜在奏折中陈述案件大概时，费了一番心思，极力将案中矛盾之处雕饰圆滑周密。如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说该日杨乃武在葛毕氏房内调戏，被葛品连撞见，杨逃避，葛品连向葛毕氏盘问出实情，殴打妻子，邻居前来劝解，葛品连借口说是因嫌妻子腌菜迟误吵闹；另一说是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妻子，葛毕氏自剪其发欲出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葛家门口见房内人多，没有进去就返身而回。两种说法差别较大，胡瑞澜经过思索，将之整理为“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奸情引起”。又如沈喻氏怀疑儿子死因盘问儿媳一节，其说法也其后矛盾：先是说儿媳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又说从儿媳口中盘出与杨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胡瑞澜在上奏中则称：“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交给流火药。”如此等等，使整个结案报告看起来天衣无缝，足为定谳。
　　同时，胡瑞澜为了显示自己确实没有徇私舞弊，想起了给皇帝和太后上奏《招册》的方式。他把案犯杨乃武、葛毕氏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都详尽地记录下来，随同其审理结案报告一同上奏。按清制，清朝巡抚、总督o(︶︿︶)o 唉的死刑案件，不需要把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上报朝廷，只需呈报审结报告即可。胡瑞澜之所以上报《招册》，无非是因该案轰动朝野，影响太大，而各方倾向又反复不一，这一公开供词和证词可以告知天下，该案审理过程没有舞弊徇私之处。
　　该案七审就此以杨乃武葛毕氏诬服宣告结束。
　　

共工滔天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4）
　　
　　未想，胡瑞澜审结报告和《招册》一呈递，《申报》即予以报道，朝野舆论大哗，议论纷纷。
　　户部给事中边宝泉率先鸣起不平。十月十八日即上奏说胡瑞澜与浙江巡抚杨昌浚“素日相好”，o(︶︿︶)o 唉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并没有秉公执法，在关键情节上不加详究，模糊视听。又说本案中杨乃武是否冤抑撇开不说，近年来各省办结的案件，上京控告后发回原省查办，能够平反的百不得一，相沿成习，个中原因则在于案件由督办审定，复查的官吏都是下属，而官吏的升迁降贬都由上司决定，在办案中自然秉承上司意志。胡瑞澜是杨昌浚的下级，其考成由杨昌浚说了算，自然不敢得罪杨。况且，胡瑞澜本是职掌学政的文臣，从没o(︶︿︶)o 唉过刑案，必然抓不住要害，决难平反。现在该案依然存在诸多可疑之处，难以据此定谳，舆论汹汹，请求皇上和太后审慎研究，并将该案交给刑部从头审理。
　　边宝泉的奏折一出，得到许多官员、百姓的支持，但却没有得到皇上和慈禧太后的恩准。上谕说，外省审理过的案件再递交到刑部重新审理，向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如果外省的案件都纷纷提交到刑部审理，刑部作为职掌全国刑狱的部门，根本忙不过来，何况从杭州押解证犯到京，让证犯劳累疲惫，不属仁爱之道云云。其实，皇帝之所以不愿意转交刑部审查，是因地方封疆大吏审定的要案，既已经七审七决，都无疑问，如果轻易更张，势必引起地方不服气，甚至导致朝廷不稳，为了两个平民百姓的小命导致地方中央不合，完全划不来。不过慑于朝野的舆论压力，尽管皇上不同意由刑部审理，但却同意将此案案卷交刑部详细审研，看是否有可推敲之处，一一标出，交胡瑞澜进一步查究明晰，予以答复。
　　

纹紫又归来

<P>继续啊，我等看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