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隐存心札记（读明代资料心得笔记）不断添加中

草色风烟

2007年4月15日
（观《幸存录•卷上•国运盛衰之始》心得节录）
前面有序言，大致写了一下作者写书的初衷。《幸存录》分上下卷，并不长，总体是对明末清初历史转折和更迭的描述和总结。
开篇写完了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之后，直接进入到《国运盛衰之始》这样的讨论中去。作者写书的意图写的很清楚：“然于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惧后世传者之失实也，就予所忆，质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后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予其免夫。”
不过，此后，后人有批注曰：“其论有极正者，有极偏者，不足尽信。存之可也。”我初看此言，因其而书刊印是在1982年，担心是受到了文革遗风的影响，而言语便辟，因此有所不屑。
往下看去，论及明末更迭，算是个简略的概述和评论。从万历年张居正新政说起，到崇祯登极，对于崇祯帝颇多赞赏。关于崇祯多疑猜忌，刚愎擅杀的事例则诸多隐讳，却于边臣和朝臣则诸多微词。特别记录了袁崇焕五年平辽之平台召对的事情，主要的角度还是以为袁浪对，于国事极为不负责任，对于袁杀毛文龙一事，持反对意见，并对其杀毛文龙讲款之计颇多攻讦。其中一段话，另我甚疑惑：“崇焕固以灭东夷自任，一旦纵东夷至此，惟死战庶足赎罪，乃与东夷相值，辄避去。乃入对，先以危言悚满朝，冀朝臣惧而从款议也。顾上英明，终不敢以款上走。第力请率兵入城休养。上不许，已深疑崇焕矣。”前又有关于文龙事，写道：“尽自崇焕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来，就再出无以塞灭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从“悚”、“顾”、“泄”、“虑”这四个字的使用来看，感情倾向非常之明显，对袁崇焕督师辽事带有一种愤恨的情绪。他以为，袁崇焕的确通敌，但其通敌的原因是因为完成不了五年平辽的约定，犹豫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身家性命或是权势，而出于担心诱杀了毛文龙，从而破坏了毛文龙作为牵制满清的战略全局地位。所以后来，除了一味讲和，再没有新的作为，及至满清兵临城下，也是其咎由自取。
结合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来看，似乎明末清初的民间史学家，皆以袁崇焕为国贼而记录当时的历史情况。不过，计六奇与夏允彝关于袁崇焕为何通敌的观点有所出入。计六奇认为，是降将李永芳为皇太极谋划，以辽东之土引诱袁崇焕，并加以许诺，加之袁崇焕实际上也完成不了五年之约，投敌以图自保。杀毛文龙则是为满清接触后背之敌，是践行与皇太极的约定，换取信任的筹码。屡屡阻止刘策与清军决战，将战火引向京城，纵敌深入，也是践约之举动，以备谋叛。这点之前和清军也是约定好的。所以，袁崇焕之为国贼，是铁证如山的。
那我就很疑惑了，官方的《明史》写的似乎与之相反，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难道说，贞的是清代张廷玉在编纂时有意为其树立现在的民族英雄的形象？那么，余大成的《剖肝录》的记载又作何解释呢？程本直的《漩声集》又怎么解释呢？《李朝实录》关于明崇祯二年京城保卫战的广渠门大战有很详细的记载，也跟计六奇说的出入很大，这个又如何解释呢？总有一方在说谎，总有一方在维护什么。
袁崇焕在守辽的战略中说：“守为正着，款为旁着，战为险着。”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如果袁崇焕真的通敌卖国，那么辽东的军士为何还如此感戴他？如果袁崇焕真的通敌卖国了，广渠门那战，他完全可以诈败而纵清军破北京城，要知道满桂已经重伤，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射杀他呢？而且还愚蠢到用自己的弓箭，授人以柄么？那么卖力，奋力厮杀，他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如果说，以我个人的想法来看，我更愿意相信袁崇焕有议和的事情，但无通敌卖国的嫌疑。余大成、程本直，乃至尊敬他的辽东诸将，当时皆在军中或京城参战，应该说，现实的情况，也只有他们说的较为可信。但不排除他们皆有包庇长官的行为。然而，袁崇焕死后，家无余资，在计六奇的书中却记载说：“不意专事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入犯，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散遣。”真如《明季北略》所言者，袁崇焕家中应当有巨额的赃款才是，就算是挥霍掉了，那赃款下落呢？我不知道，计六奇和夏允彝的记录是亲眼所见，还是从京城或朝中的有人那里道听途说而得，究竟是历史将众多当时的人眼人心蒙蔽了，还是真实的历史被现今的英雄形象掩盖了呢？
不过，我觉得，当看一个人真实的面孔看不清楚的时候，不妨看看他身边的朋友。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一个人的品行好坏，看看他身边的朋友，便可以知道十之七八了。袁崇焕一生的朋友友很多，孙承宗、熊廷弼、祖大寿、余大成、程本直、赵率教、何可纲等等。从其他的诸方面资料看他的领导、部下或者朋友，都不是一个自私自利重权轻义的人。这其中孙承宗、何可纲、程本直尤烈，如果袁崇焕本身品性有问题的话，有谋国通敌之心，他的种种作为，总不可能一点也不泄漏出来吧？君子纵使再慎密，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吧。他周围的朋友都是以真正出名的爱国人氏，如何能容他这般肆无忌惮呢？而且在其罪有应得之后，还拼命为之上书辩白，甚至不惜搭上性命和仕途呢？从他的朋友和部下对他的感戴来看，我觉得，袁崇焕有他的错误，但绝对不是通敌叛国的人。他有他的疏漏，有他性格上的缺陷，为他招致最后可悲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偶然的。
夏允彝又总结说：“我谋不臧：将不择，兵不练，廷臣置边事于度外，边臣以寻端卸患为得计。”夏允彝总结和反驳了一些人关于满清入山海关为中国平寇乱的言论观点，说明了寇乱因东夷而起，东夷是寇乱的导火索。这个观点我以为然。但后者论及中国自己的问题，择将罪责全部推在边臣和朝臣，以及用人不当上，忽略了崇祯帝作为明朝中央实际掌权者的过失所在，这也许是因为自己是明朝的臣子，忠君之故。所谓臣不言君过，子不言夫过，皇帝总是英名睿智的。明朝朝廷到了末年，虽然党争日益激烈，但国家仍能运转，和体制分不开。国家之兴亡，我以为在于体制建立的是否科学，当权者是否清醒和冷静，当权者能较好的运用体制的运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许才是王道不衰之所在。

草色风烟

以前一直在一边看一边写，隔年来，因为琐事繁多，遂有中断。近日空闲时，想重新拾起，发到坛子里以励鞭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