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服复兴之必要性 （《思考汉服》系列文章）

齐周子御

    曾看到有位青年写下这样一段评论：“我们穿着旗袍马褂，在清明节这一天，来到祖先的坟上，可是祖先却认不出我们是谁，好像他们在问：你们是谁呀？我的子孙怎么没有来呀？我们说：我们是您的子孙呀，我们来看你们啊。不料祖先却愤怒地说：我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子孙！你们穿着外族的衣服来给我们上坟，你们是在侮辱我们呀 ！”



    这一情景假设式描述并非没有根据。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大臣辛有来到伊川，看见有人“被发祭于野”（披着头发在野外祭祀）。披发是外族的习俗，而以外族习俗祭祀先人是为大忌，故辛有叹道：“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秦晋两国出兵将“陆浑之戎”迁徙到伊川，应验了辛有当初的预言。孔子曾高度评价管仲的历史功绩，说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现在是披着头发穿着外族左衽的衣服啊）。而子路临终时犹言：“君子死，冠不免。”乃正冠而死。可见，华夏民族（汉代以后又称汉民族）之最重要特点是重视衣冠礼仪。永嘉五年开始的北方汉人大规模南徙被称为“衣冠南渡”，即反映汉民族的这一特点。



    明末汉民族的悲惨遭遇，是旷古未有的。南明永历帝在悼念何腾蛟的祭文中，悲呼“大明日月，大明山川，大明旗鼓，大明衣冠”。意大利传教士Martino Martini（中文名：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一书中感叹道：“鞑靼人对服装和发型的要求非常严格，谁不接受这种装束就被定为最大的叛国罪。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么多人为了一种发型和服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那场中华民族的惨痛劫难中，中国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衣冠，还包括灵魂。



一、自信的中国人



    十六世纪西班牙传教士Juan Gonzalez de Mendoza在《中华大帝国史》引用葡萄牙水手Galeote Pereira、葡萄牙传教士Gaspar da Cruz和西班牙传教士Martin de Rada等人在中国明朝的见闻写道：“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漂亮。”“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使用各种武器，他们的炮特别好……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1613年至1636年在中国游历的葡萄牙传教士Alvaro Semedo（中文名：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这样评价他所见到的明朝：“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现代著名英国学者Joseph Needham（中文名：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也这样写道：“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明朝的中国人是自信的，也是虚心的。徐光启曾这样说道：“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方以智甚至盛赞西方拼音文字，说道：“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明朝人热衷于仿制西方先进武器。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使团来到中国，明朝官员在葡方舰船上见到佛郎机炮，羡慕不已。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朝人开始仿制佛郎机炮。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击败侵犯珠江口的葡萄牙舰船，缴获佛郎机炮二十门，明朝据此进行大规模的仿制。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在双屿击败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的混编武装，缴获一批火绳枪。明朝立即投入仿制，并虚心向俘虏请教。由于日本人改良的火绳枪性能优于葡萄牙原产的火绳枪，因此明朝主要仿制日式火绳枪，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成功仿制一万支，称为“鸟铳”，性能“比西番犹为精绝”。崇祯八年（1635年），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研制出“自生火铳”， 是为撞击式燧发枪。可惜，此时的明朝内外交困，已无力大规模投入生产。



二、丑陋的中国人



    明朝通过澳门积极向葡萄牙进口红夷大炮，并进行仿制。努尔哈赤即被明军红夷大炮炸伤致死。有鉴于此，满清利用投降的汉族工匠仿制大量红夷大炮，而明军由于-_-|||，战斗意志薄弱，以致大批红夷大炮又为满清所缴获。这些红夷大炮遂成为明朝军民的大敌。满清利用八旗骑兵和红夷大炮摧毁明朝，以后又弹压三藩，逼降郑克塽，击败俄罗斯（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彼得大帝才刚刚亲政），血洗准噶尔，似乎武功盖世。但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康熙终究是不信任汉人的。在他看来，汉人及其“奇技淫巧”只可利用于一时之需，而非长久之道。满清知道汉人精通火器，而火器很有可能成为汉人对抗其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消除威胁——满清想到的竟是限制汉人研发火器，乃至后来下令将火器废弃不用。



    征服准噶尔后，康熙对红夷大炮的兴趣立即下降。为满清研制“威远将军炮”的戴梓曾设计出一次可发射二十八颗弹丸的“连环铳”，但却未受重视，不久因为康熙的猜忌，被流放辽东，郁郁而终，其火器制作技法竟至失传。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康熙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后的乾隆居然下令八旗废弃大炮等火器，为的竟是增强满洲人立族之本——大刀、长矛、弓箭的使用能力，所谓“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以至于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登上满清的炮台，竟然看到一门铸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铜炮。



    在满清的愚民统治下，中国人陷入了可悲的命运。十九世纪，曾参加太平军的英国人Augustus F. Lindley（中文名：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形象感叹道：“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畸形的脚，长期供给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满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形态。”因此，出现义和团那样盲目排斥外国一切事物的民众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三、“明清”不应合称——他们完全不同



    明朝亡于满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八旗的骑兵和红夷大炮，而在于吏治的-_-|||和天灾人祸导致的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暴动（之所以未能平息暴动，是因为-_-|||的明朝官吏不断地隐瞒实情，以求保得官位，直到天下大乱，以致明朝乱了方寸）。正如蒙正发《三湘从事录》所言：“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明朝的国家组织完全被内乱击溃了，外敌才能趁虚而入。明朝从未排斥外来先进科技（无论是来自西洋还是来自东洋），而且不断地对当时世界先进火器进行仿制，并进行颇有创新的改进，甚至有“超胜”的趋势。



    满清由于游牧民族的落后思维方式，从未对红夷大炮等火器有实质性的改进。更重要的是，满清缺乏创新的欲望，并从政治上扼杀了汉人的创新能力。这种思维方式，竟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而盲目排斥西方事物的文革思维有惊人的相似。



    十六世纪的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记载着这么一件事：西班牙传教士Martin de Rada出使中国时，一位明朝官员派人到船上看望西班牙人，并希望得到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而且明确说明是要仿制。西班牙人将中国人要的东西送了过去。后来，明朝人果然成功仿制，“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1791年，乾隆八十大寿时，George Macartney（中文译为：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到满清表示祝贺。期间，马戛尔尼邀请满清重臣福康安观看英国使团卫队操练新式火器，福康安却“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这可是“康乾盛世”时满清人的心理状态。



    假如George Macartney率团出访中国明朝，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明朝的官员们会带领最优秀的火器专家来到现场认真观摩，之后会大大方方地希望英国人赠予火器，回去后会立即进行仿制，并思考如何改良创新。



    这就是明朝与满清的根本区别。



四、满清的遗毒



    满清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全球化已成时代潮流的市场经济中，中国的许多企业依然抱有满清的思维方式，不是专注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是动辄就将外国企业的进入看成是“狼来了”，一次又一次地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来攻讦外国的竞争对手，并不失时机推销自己的产品，还一直寻求政治的支持来限制和同化外国的竞争对手。这种做法不仅使中国普通百姓的利益深受其害，而且对中国企业自身的发展实际也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将是时代的必然，而中国的许多企业却都是不堪一击的。中国人并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而是对当前的成就沾沾自喜，并通过一部又一部辫子戏架空历史，寻求“天朝上国”自我陶醉的愉悦。殊不知世界在望着中国，中国人为自己选择的形象成为其他国家看待中国的依据。尽管中国日益强盛，但西方依然在“妖魔化”中国，其原因值得深思。



    谈到美国，我们想到了自由；谈到英国，我们想到了绅士；谈到法国，我们想到了浪漫；谈到德国，我们想到了严谨；谈到日本，我们想到了执着。谈到中国呢？我们想到的是阿迪达斯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广告——层层叠叠、排山倒海的人群在高呼口号，用身躯托起他们的偶像。这就是新时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对于这样的中国人，西方人会感到可怕，但并不会感到可敬，因为中国人没有值得敬重的价值观。中国人也许会因为一时的政治宣传而做出让世界有所感动的举措，但很快便又回到以往的状态，使世界的好感顿时荡然无存。中国人如果不能与满清的思维方式坚决地告别，就无法树立可敬的价值观。

[ 本帖最后由 齐周子御 于 2009-1-31 17:53 编辑 ]

齐周子御

五、“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易者不为，焉谈难者？



    “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是伟大汉服复兴运动的主导理念，这是有深刻内涵的。自三代至明朝的几千年中，中国一直是衣冠礼仪之国，一直在与世界同步，许多时候甚至超胜于世界。这得益于拥有发达文明的华夏民族（汉以后称汉民族）的先进思维方式和精神理念，而衣冠礼仪则是中国精神理念之外在表现。“司外而揣内，见微而知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自三代至明朝，中国人一直强调外在与内在之同一，小事与大事之协调，故能在自信与谦逊之中游刃有余，在学习和超越之中自强不息。自三代至明朝，中国人从来不吹嘘自己，而惟以衣冠礼义自豪。“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礼仪、道义、衣冠，三者共同构建古代中国的人文社会。而“衣，身之章也”则表明衣冠的意义并不仅是御寒，还能表现个人的精神境界。衣冠，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华夏衣冠看作中国伟大文明的载体，并非虚言。



    反对汉服的人士常常说道：与其复兴外在的汉服，不如复兴实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但这些人士想过没有：外在的复兴比内在的复兴要容易得多，易者尚且不为，焉谈难者？因此，“复兴传统文化”或曰“复兴传统精神”只不过是反对汉服的人士们用以反对汉服的一个借口，他们实际上对传统精神从来都是口头支持的，并不像汉服复兴人士穿着汉服那样愿意身体力行。所以，“复兴传统文化”或曰“复兴传统精神”是多年以来的口号，却无实质的进展。而汉服复兴运动已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广大地区生根发芽，许许多多的不同年龄的汉族人身着汉服，自信地走在大道上。这些自信的汉族人在积极地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汉民族失落已久的先进思维和精神理念，从古代礼仪中寻找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人际准则。他们以“文艺复兴”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这是华夏先进价值观的复兴，是进步的潮流，时代的潮流。伟大的华夏价值观与西方文明本质是和谐的，必将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强盛而可敬的国家，我们的价值观将和其他先进国家的价值观一样，共同促进伟大人类文明之进步。



    “华夏复兴，衣冠先行”，我们失去的仅仅是旗袍马褂，而我们得到的，将是人文中国的伟大复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自信而开放，执着而奋进，和谐而真诚，以人为本，宽厚仁爱的社会。


本文原载于“医道 • 人文”
《思考汉服》系列文章：http://www.holyera.com/space.php?uid=1&do=blog&classid=23

[ 本帖最后由 齐周子御 于 2009-1-31 17:42 编辑 ]

奈盈子

楼主真乃人才也，我诚挚的要求你加入天汉的管理队伍，天汉的复兴少不了像兄台这样人才的支持，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如可，我将亲自向管理员举荐兄台

齐周子御

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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