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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轉貼]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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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 19:49: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请先把《定之方中》的诗序和正文阅读三遍:

诗序:《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因位)狄所灭;东徙(因喜)渡河,野处(因楚)漕邑;齐桓公攘(因壤)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同悦】之,国家殷富焉。

第一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音葵)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因真利),椅(音壹)桐梓(音子)漆,爰(音元)伐琴瑟。

第二章:升彼虚【通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音羽)京。降(音酱)观于桑,卜(音补)云其吉,终然允臧(音赃)。

第三章:灵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音素)驾,说【同悦】于桑田。匪【通非】直也人,秉(音丙)心塞(音涩)渊,騋(音来)牝(音聘)三千。

一、题解与诗序讲解:

【1】国家衰落必有渐,国家灭亡却倏然。君臣荒淫民心叛,戎狄入侵非偶然。

诗序说:“《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因位)狄所灭;东徙(因喜)渡河,野处(因楚)漕邑;齐桓公攘(因壤)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同悦】之,国家殷富焉。”

《邶风》到了《二子乘舟》,已经意味着卫国名存实亡;从《鄘风》第一篇开始写了“共姜自誓”,之后的几篇都是写对“公子顽”和“宣姜”淫乱之事的讥刺,以及其淫乱所造成的“政散民流”。到了《定之方中》,才让我们感到焕然一新。

在《鹑之奔奔》到《定之方中》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所发生的事情是“卫为狄所灭”。可是,《诗经·鄘风》中却没有关于这个阶段的诗篇。可是,“狄人灭卫”与“公子顽”和“宣姜”淫乱不是没有关系。

一个国家被外国所灭,一般情况下,若非国家弱小而且无助,就是朝廷不得民心的时候,否则,或者外国不敢入侵,或者敢于入侵也不能成功。卫国不是弱小之国,然而,从《邶风·旄丘》开始,就已经失去诸侯国的帮助。

从卫庄公纵欲而败坏礼义开始,内宫开始混乱,其后逐渐到了朝廷混乱、官吏混乱,到“宣姜”淫乱,朝廷就已经完全失去民心。夫妻不和,则第三者插足;兄弟不和,则外人欺侮;君臣不和,则离间易成;朝廷不得民心,则外国入侵。

卫惠公之后,不是还有一个“爱鹤胜过爱人”的卫懿公吗?难道他对亡国就没有责任吗?当然不是没有责任。不过,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人身上再长一个疖子、一座立刻就要坍塌的大厦再被人挖去几块砖,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总之,卫国被狄人灭了,似乎卫国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了一个卫文公,卫国又复兴起来了,犹如“绝处逢生”。这首诗不是为了写“卫国复兴”,而是写“百姓说(同悦)之”。

圣贤君子所关心的不是谁在“天子”、“国君”之位,而是关心在位的“天子”、“国君”是否能让百姓安宁。同时,圣贤君子也不是仅仅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做事,而是站在道义的高度说话做事。所以,是以“道义”统摄君臣民。

圣贤君子主张,不是“君做主”,不是“臣做主”,也不是“民做主”。如果在位的“天子”、“君主”不违背道义,臣民就能安宁;臣民不得安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位的“天子”、“君主”偏离乃至背离了道义。

【2】卫国自从惠公后,懿公爱鹤不爱人。狄人灭卫戴公立,庶民不安不足论。

诗序说,《定之方中》是“美卫文公”。为什么赞美卫文公?因为他使卫国的百姓喜悦了,使卫国富裕起来了,亦即“百姓说之,国家殷富”。卫文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就需要从卫国被灭开始说起了。

狄人灭卫,固然是狄人侵略之罪。夷狄之所以是夷狄,就在于没有道德礼义,当然不顾道德礼义的约束,以强凌弱、见利必争、趁火打劫是其必然行为。然而,诗序说“卫为狄所灭”,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谴责狄人,而是卫国“政散民流”的必然结果。

从狄人侵犯卫国开始,有卫懿公与狄人对战失败之事,有宋桓公迎接卫国遗民渡河之事,有宋桓公立戴公而暂居漕地之事,然后,才是齐桓公在楚丘之地封立卫文公之事。为什么诗序中却不提卫懿公抗侵略、宋桓公立戴公之事呢?因为《诗经》不是史书,而是经书。

作为史书,固然要谨慎而且详细地考察史实而记录其原委,但是,经书却是为了明道义。卫懿公不爱国人,纵然卫国不被灭,百姓也不得安宁,所以,虽有抗击侵略之事,也只是驱赶其民而保其权位疆土而已,不必多写;

“东徙渡河”,就是宋桓公迎卫国遗民渡河之事。诗序为何不说宋桓公之功?因为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卫国被灭之后,百姓所受的危害。“东徙”则意味着卫国百姓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流离失所;“渡河”则意味着百姓经历危难。总之,百姓未得安宁。

百姓不得安宁,与其说是狄人入侵所害,毋宁说是卫国亡国所害。“野处漕邑”,就是说宋桓公立戴公于漕地之事。为何不称之为“卫戴公”?宋桓公立戴公,是私自所立,非天子所封,也非众诸侯所立,因此,戴公作为卫国国君则“名不正而言不顺”。

虽然说戴公只是在位不到一年就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戴公在位的时间,而在于戴公为卫国百姓做了什么事。在他在位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卫国的遗民也只是“野处漕邑”而已。所谓“野处”,犹如身处荒野;所谓“漕邑”,则不是京都。

诗序说“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难道齐桓公真的“攘戎狄”了吗?史实是,狄人灭卫之前,齐桓公并未发兵救助,后来派公孙无亏带兵守护漕邑,再后来又联合其他诸侯,在楚丘之地建成城邑,立卫文公为君主,狄人因此而不敢再进犯。

说“齐桓公攘戎狄”,虽然与史实不完全相符,但是,这里主要是肯定“攘戎狄”是应该有的做法。所谓“攘”,是因为狄人已经入侵卫国,然后在卫国国内抓获或驱逐狄人。《孟子》中有“攘鸡”之事,指的是鸡入其家而抓取。

本来是“狄人”入侵卫国,为什么说是“戎狄”呢?虽然事实上是“狄人灭卫”,但是,《诗经》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事明道”。所以,这里所说的“狄”,可以泛指“蛮夷戎狄”之类无道德礼义者,所以,“戎狄”是“连类而及”。

宋桓公立戴公是私立,为什么说齐桓公是“封之”呢?“封”的意思是,封其爵位、定其国界,惟有天子有此权力,齐桓公没有这个权力。可是,在“上无天子”的情况下,“齐桓公”此类的做法属于“行权”,亦即“权宜之计”。再说,卫国本来就有爵位。

“齐桓公”之类的这种做法是否应该肯定呢?从“经”的原则上不能肯定,但是,从事实权变上可以肯定,蒋庆老师说这是“实与文不与”,也就是肯定其事实功效,而不肯定其礼义。这是在没有“天子”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宋桓公立戴公和齐桓公立卫文公,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宋桓公私自立戴公,而齐桓公“遍告诸侯”而后立卫文公。第二,宋桓公临时安排一个地方使戴公与卫国遗民居住,非立国君之礼;而齐桓公“遍告诸侯”而后专门营建“楚丘”以为京都,是建国之法。

【3】齐桓公封卫文公,文公先建市与城。遵奉天时建宫室,自正复礼利民生。

从“文公徙居楚丘”开始,卫国的重建也就开始了。从“卫为狄所灭”到“封之”,都是在给卫文公重建卫国而做的铺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是此诗所写的主要内容,而“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则是“美卫文公”的点睛之处。

“文公徙居楚丘”,意味着卫文公已经名副其实地身居卫国国君之位,要担当起保国安民的责任和义务了。“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是卫文公所行之事。为什么先说“始建城市”而后说“营宫室”?“建城”是“保民”的措施,“建市”是“利民”的措施。

“城”包括城墙、护城河、住所、道路以及各种管理和生活方面的设施;“市”则是市场、交易之处。所以,“城市”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营宫室”是“营建宫廷房舍”之事,是国君以及朝廷的事情。卫文公先注重国计民生,而后是个人、朝廷,是爱民的做法。

“得其时制”则是“定之方中”的最主要体现,因此也是此诗最重要的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卫文公“定之方中”,才能“得其时制”。“得其时制”包括“得其时”和“得其制”两方面,意味着既符合天时,又符合礼制。

那么,“定之方中”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定”是星之名,不过,这里所说的“星”与西方天文学之中所说的“星”不是一个意思。《书经·尧典》“历象日月星辰”,孔安国先生注:“星,四方中星。”

孔颖达先生疏:“‘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音秀)布在四方,随天转运,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由此而言,“定”是“中星”之中的一个,这里所指的是“营室”。所谓“每月各有中者”的“每月”是按照“二十四节气”说,不是按“朔晦”说。

每月“初一”叫做“朔”,每月最后一天叫做“晦”。比如,在二十四节气中,从“立冬节”到“大雪节”,这个阶段是这里所说的“一个月”,中间的“小雪”是“中气”;在这个月,作为“中星”确定正南方向的是“营室”。称之为“营室”,是指适合于“营建宫室”。

“立冬”之后,进入“农闲季节”,再到“小雪”当天黄昏时分,是“营室星”出于正南方的时候,由此而确定正南方向,再根据“极星”确定正北方向,南北方向就能都确定下来了。所以,《尔雅》说:“营室谓之定。”孙炎先生说:“定,正也。”亦即以此正南北。

在建造楚丘宫室的时候,卫文公能遵奉天时,这是“得其时”的一个方面;能根据“定星”确定正南正北方向,这是“得其制”的一个方面。“得其时”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明白了中华文化是建立在“效法天地之道”的基础之上的,就可以理解了。

当初,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有了“易”;《易经》以“乾坤”二卦开头;《书经》首篇写帝尧身居天子之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考察天象以“敬授民时”;“仁政”在于“人道”符合天道,“王道”是以“人道”贯通“天地人”。

“得其制”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南北,也就意味着“恭己正南面”、“向明而治”,既是“正己”之义,也是端正“礼义”之义。当初,卫国渐渐走向灭亡,是从卫庄公自身不正而纵欲乱礼开始,因此,卫文公从遵奉天时、正己复礼开始。

卫文公能遵天、正己、复礼,那么,卫国的重建就不仅仅是“建国”,而是使“政散民流”的卫国而回归到“政治民聚”、“国泰民安”。卫文公有此心,那么,其政令教化也就能“爱民如子”,百姓因此而能“安居乐业”所以,“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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