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南·殷（引）其雷》

云尘子讲师

一、诗歌原文：
请大家先把原文阅读几遍。
殷（引）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围）斯，莫敢或遑（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二、《诗序》讲解：
殷其雷，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
1.此诗为什么题为“殷其雷”？
“殷其雷”，其中的“殷”字是指雷声，题目的意思就是“雷声轰鸣”。此诗为什么会以此为题呢？这就要从雷是怎么发生的说起。
雷是怎么发生的呢？从《易经》的《震卦》卦象来看，《说（悦）卦传》明确地说：“震为雷”。这个卦的卦象由一个阳爻（---）、两个阴爻（- -）构成，所构成的卦象是：。
这个卦象，意味着阳气被浓重的阴气压在最下面，当这个阳气要奋身而露出地面的时候，就会有震惊百里的轰鸣雷声。
当我们听到雷声的时候，意味着阳气已经从最下面腾动而出，万物的生机开始显现出来，因此，有“春雷发动，万物发生”之说。
春雷是在夏历二月发生，到夏历七月开始收起，所以，到了春季二月，草木发芽，显示出“绿柳才黄半未匀”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到了秋季七月，草木开始凋谢，呈现为“无边落木萧萧下”和“白露伤草木”的情景。
春雷迟迟不发动，意味着阳气不足，生机不盛。秋季雷声迟迟不收起，意味着阴气不足，敛藏无力。俗话说：“八月打雷，遍地是贼。”
春雷往往伴随着春雨，是阳气与阴气交合的产物，因此，春雨过后，天气越来越暖和，万物得以滋润。杜甫诗歌有《春夜喜雨》一首，其前四句是：“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秋雨则是阴气冲击阳气的产物，因为阴气越来越旺盛，所以，才会“一场秋雨一场寒”，万物的生机因此而敛藏。
此诗，以“殷其雷”为题，说的是召伯发布号令，意味着召伯在南国推行文王号令，大夫之妻仍在北国，能够听到雷声从南国传来，可知号令如春雷、如甘霖普降。
同时，雷声阵阵传来，其中既有因为丈夫离开自己封地去发布号令，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的忧虑，也有大夫之妻为丈夫、为南国百姓、为国家而感到喜悦的情感。
一般情况下，大夫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封地出境的，这里这个大夫是召伯的属下，跟随召伯到南国行教化，大夫行程不能自己确定，所以，大夫之妻不知丈夫何时能归而有牵挂之情。
2.“劝以义”是什么意思？
首先要说，这里的意思是大夫之妻用礼义勉励丈夫。“劝”和“谏”这两个字是不同的，“劝”是指勉励别人继续做该做的事情；“谏”是指告诫别人不要去做不该做的事。
什么叫“义”呢？义者，宜也。也就是“应该”的意思。怎么断定是否“应该”呢？在中国文化之中，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以“道”为衡量标准，这是圣人的标准。符合大道的就是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应该采用的做法。可是，什么叫做“道”呢？这个却是比较难以说清楚的。
《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但是，儒学对“道”有自己的解说方式，也就是告诉我们“道”的起点、过程和终点，告诉我们什么是“道”。
“道”的起点何在？在“人之初”那个“本性”之善；终点何在？在“本性”扩充、完善而达到“至诚至善”；过程如何？沿着从起点到终点的那条直线“下学而上达”。
一个人的心思和言行，不失去本性之善，不偏离“下学而上达”的那条正道，最后能达到“至诚至善”，然后，心思和言行可谓不违背“道义”。
第二种是以“仁”为标准衡量，这是贤人的标准。符合“仁心”的就是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应该采用的做法。
什么叫“仁”呢？儒学经典告诉了我们“仁”的起点，即“恻隐之心”；告诉了我们过程，即“仁者爱人”；告诉了我们终点，即“仁者人也。”
一个人的心思和言行，不失去恻隐之心，使自身的心思和言行不被私心、私欲所左右，进而达到无一心、一言、一事不符合人道，便可谓不违背“仁义”。
第三种是以“礼”为衡量标准，这是君子的标准。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礼”是什么意思？其前提是自身的诚心和敬意，其实质是人能够从人的本心本性出发，在此时、此位做应该做的事，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而且“思不出其位”。
《礼记》中说：“君子礼乐斯须不可去身。”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如果一个人的心思和言行，符合其所在之时、所在之位，便可谓不违背“礼义”。
第四种是以“情”为衡量标准，这是善人的标准。发自“真情”，毫无虚伪矫饰，更没有欺诈之心，去做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应该采用的做法。
“情”是什么？是我们的心灵受到外在的正面事物的感召，从而产生出来的真诚而自然的情感，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情”的正面作用，好比是春风吹动万物，使万物自然生长。一个人的“情”，是因为他的“心”被外物引发而产生的心灵波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欲，这是需要节制的，否则，任何一种“情”都可能使人自误误人。
人之“情”，要符合“义”，需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要避免“私情”，需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放任“情”的泛滥。
第五种是以“利”为衡量标准，这是做人的最低标准，如果再降低标准，那恐怕就等同于禽兽了。但是，要正确理解这个“利”。
“利”字是什么意思？秋季到来，自己所种的庄稼成熟了，自己去收获自己应该得到的粮食，满足生存的需要。
《周易·文言传》说：“利者，义之和也。”这也就是说，至少要使人人各得其应得之利，进而要使天地万物也能各得其利。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顾自身之利，而不顾他人之利，是私利；既已得到该得的利，还想得到更多，是贪婪；为了自身之利，而损害他人之利，则是邪恶。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还算是一个人的话，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到利益的是否符合“义”，想一想是否自己应该得到的，想一想得到的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正道。
3.大夫的“礼义”：
此诗之中的大夫，是召伯属下的大夫，必须修养符合君子的标准，然后才可以得其大夫之位；身居大夫之位，就必须遵循礼义。
召伯属下的大夫，其妻子也应该符合“淑（善）女”的标准，然后能得以成为大夫之妻；身位大夫之妻，就必须遵循礼义。
《论语》之中，子夏说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修养符合君子、淑女的标准，然后可以得以称为大夫、大夫之妻，这是“学而优则仕”；既已成为大夫、大夫之妻，就要在做好本职之事以后，继续学习，这是“仕而优则学”。
《论语》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有人说这是孔子之言，有人说这是子路之言，不管是孔子所说，还是子路所说，都是为了告诉我们做事是为了“行其义”，而不是为了“谋其利”。
“远行从政，不遑（黄）宁（凝）处（楚）”，说的是大夫之“礼义”。所谓“远行”，意味着远离家乡，远离妻子。身在官员之位，如果无其德，如果不尽其责，可谓“臣不臣”。身位男人，当然不能不顾家，但是，不应该只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里所说的这位大夫，他之所以去“远行”，不是为了个人的“事业追求”，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从政”。
所谓“从政”又与“做官”不同。“做官”意味着做好自己该管的事情，未必自身行得正、做得端；而“从政”则意味着凭借自己身心端正、言行端正，去维护正义，使国家多一份正气。
君子“做官”，必然能“从政”，否则，算不上“君子”；小人“做官”，做不到“从政”，能“从政”也就不算是“小人”了。
世上有许多人，在“做官”的时候，不仅不能做好自己该管的事情，反而徇私枉法、投机钻营，乃至巧取豪夺、祸国殃民，这样的“官”，无异于“贼”。
恨“贼”、骂“贼”，很容易。最起码的是，自身在其位，不做“贼”事；可贵的是，自身注重修养，在任何地位都能够“从政”。
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意思也就是说，对该尽孝的人能尽“孝道”，对兄弟姐妹能尽“悌道”，因此而能使家人、国人、天下人增加正气，这也是在“从政”，并非必须身居o(︶︿︶)o 唉之位才能“从政”。
所谓“不遑宁处”，是说没有时间在家安宁地呆一会儿。这不是大夫发牢骚，更不是在抱怨什么，而是说明大夫有忧国忧民之心，说明大夫有尽职尽责之意，也说明大夫之责的重大，使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大夫“不遑宁处”，意味着大夫不是不想跟妻子在家过那种安宁的生活，不是不想满足妻子的愿望，不是不想给妻子多一些安全感，不是不想多给妻子和孩子一些关心，只是因为无法兼顾而对妻子有歉意。
大夫不是不懂“情义”，但是，“不遑宁处”的心态，可以说是“发挥请，止乎礼义”的。能够“以礼节情”，然后能不违背“礼义”，能不至于陷入“情”中而违背“礼义”。
“情”是由外在事物所引发出来的私人感受，“礼”则是能够兼顾内心和外物、自我和他人、家人和国人的合理之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不能无情，更不能无礼。
大夫作为一个臣子，在家与国之间难以兼顾，却无怨无悔，这是美德；但是，如果身为国君，却去倡导“为国舍家”、“自我牺牲精神”，则难以称之为“仁君”。
一个男人，为了大局，为了国家，而无法兼顾妻子，无法兼顾小家，而能心怀歉疚，这是值得敬佩的；如果一个男人，毫无歉疚之心，为了自身的名利欲望，为了自身所谓的“事业”，而不顾妻子，不顾小家，甚至舍弃妻子和小家，则是不可取的。
4.大夫之妻的“礼义”和“情义”：
“闵（悯）其勤劳，劝以义”，说的是大夫之妻的“礼义”，而“情义”也在其中了。从男女来说，男子不能无情，更不能无礼；女子本来重情，知礼更好。
丈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家庭的重担当然也就全部落在了妻子的肩上，不仅如此，也使妻子难以得到丈夫的关心和保护，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连个能够给出主意、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其难处可想而知。
在此情况下，如果妻子抱怨丈夫，当然是出于“真情”，但是，却不合于“义”，当然不符合“情义”的标准，更不符合“礼义”的标准了。
在这首诗里，大夫之妻能“闵其勤劳”，意味着什么呢？所谓“闵”，意思与“悯”字相同，是怜惜、心疼之意，这也就意味着大夫之妻对丈夫的真情和关心。
丈夫在外勤苦劳作，难以回家，丈夫本来就已经身心劳顿了，已经心怀歉疚了。如果妻子对丈夫的勤劳不思不想、不闻不问，那么，这样的夫妻则形同路人。
如果妻子凭借自身的美貌、多情，去诱惑丈夫，为了能够像杨贵妃那样“三千宠爱在一身”，使得丈夫像唐明皇那样“从此君王不早朝”，即使是出于“真情”，那也是“自误误人”之举，严重的时候可谓“祸国殃民”。
如果妻子从私情出发，去抱怨丈夫，那无异于只顾自己而不顾丈夫，这就是自私的做法；如果再进一步无理取闹，那无异于给丈夫雪上加霜。
在这首诗里，大夫之妻不仅“闵其勤劳”，而且还“劝以义”，是既符合“情义”又符合“礼义”的心态和做法。不失真情，却又不为情所困；既是对丈夫的关心和安慰，又是对丈夫的勉励和鼓舞。
这样的妻子，必然能在家照顾好长辈和晚辈，必然能与家人和睦相处，因此，也就使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尽心尽力地“从政”。当然，这样的夫妻，也必然能够“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白头偕老”。

云尘子讲师

三、从《羔羊》到《殷其雷》：
1.由内及外：
前一首《羔羊》写诸侯国大夫节俭正直，此诗写大夫奉国君之命出境从政，为国尽职尽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召伯之国，无论是在朝的大夫，还是在外的大夫，都能深明大义、恪尽职守。召伯有这样的大夫，当然能国泰民安。
为什么《羔羊》在前，而《殷其雷》在后呢？《羔羊》讲的是在朝的大夫能节俭正直，《殷其雷》讲的是在外的大夫安心从政。
对一个国家来说，在朝的大夫为“内”，在外的大夫为“外”。如果“内”不能“安”，那么，“外”也难以“宁”。
朝廷的大夫能节俭正直，未必能使在外的大夫节俭正直；但是，如果朝廷的大夫不能节俭正直，在外的大夫更不可能节俭正直。
如果在朝的大夫不正直，那么，一旦大夫外出，便有可能因谗言而受害。有个成语叫做“三人成虎”，就是说这个事情，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
魏国有个名叫庞恭的臣子，要跟随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庞恭担心朝廷之中的人会向魏王进谗言。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为了避免受谗言所害，他对魏王说：“假设有一个人来说，街市上来了一只老虎，大王会相信吗？”魏王说：“绝不可能。”
庞恭说：“又来了一个人说，街市上来了一只老虎，大王会相信吗？”魏王说：“寡人会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庞恭说：“又来了第三个人说，街市上来了一只老虎，大王会相信吗？”魏王说：“这样，寡人就不可能不相信了。”
庞恭说：“事情很明白，街市上是没有老虎的，然而有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人们就都会相信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
接下来，庞恭就说到了自己的事情：“如今，邯郸与魏国都城大梁的距离，比朝廷距离街市的距离远多了，到时候议论臣子的人会多于三个人，希望大王能够详察他们的议论是否真实啊。”
庞恭说得非常清楚了，魏王也答应下来了。可是，庞恭和太子尚未离开邯郸，谗言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等到他们从邯郸回到大梁的时候，魏王不再见他们了。
所以说，在朝的大夫不节俭正直，在外的大夫也就难以安心，由此会导致整个国家的衰亡。国家是如此，家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如果夫妻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不可能“家和”；如果动不动就互相猜忌，即使没有外人来说三道四，这个家庭就难以安宁，一旦遇到外人说三道四，就离“家破”不远了。
夫妻已经是一家人，那么，夫妻的思想和言行都应该是立足于“一家人”这个立场。如果还没有结婚，那就要选择有德之人为配偶；在结婚之后，双方就需要互相信任，这样可以最大可能地避免出问题。
固然，无论男女，德行的修养都是不同的，提高自身德行是根本所在；然而，谁也无法使天下所有男女都符合“君子”、“淑女”的标准，所以，难以保证所有人都永远不出问题。
即使有一方确实出问题了，德行较高的一方要想法解决问题。直接吵闹或者离婚，那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放弃问题，就好比有人生病了，不去给他治病，却直接杀死他。
解决问题之道是什么呢？反思自身的思想言行，如果有做得不好就想法去做好，做得不对的地方就想法去改正；如果反思之后，没有发现不好不对的地方，就需要先宽容和理解，然后通过自身的真情和德行去感化另一方。
如果另一方没有受到感化，一般说来，那是因为感化的时间还不够、方式还有问题。一旦到了迫不得已而诉诸法律或者离婚的地步，也就意味着永远不存在感化、变好的可能了，所以，需要慎之又慎。
这个道理，扩大到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一样。我的朋友萧卫东先生说过：“一个人如果跟领导关系不好，需要反思自己对父母是否符合‘孝道’；一个人如果跟同事关系不好，需要反思自己对兄弟姐妹的思想言行是否符合‘悌道’。”
“孝悌”并不难，人人都可以做，只是要做到完全符合“孝悌之道”很难。孟子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
意思是说，走得慢一点，跟在年长的人后面，这叫做“悌”；走得很快，抢在年长的人前面，这叫做“不悌”。难道有哪个人不能走得慢一点吗？只不过是想不想这么做而已。
想做，而且去这么做了，不怕做不到，只怕不想做。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意思是说，尧舜之所以能成为圣王，也只不过是尽了孝悌之道而已。只要我们去穿符合尧舜之道的服装，讲说符合尧舜之道的言语，做符合尧舜之道的事情，这就是走在像尧舜那样的圣王之道上了。
从人的本心本性来说，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称为桀纣那样的人，即使桀纣本人，其本心本性也不是不仰慕尧舜。可是，为什么桀纣会成为桀纣呢？很简单，私心作怪、利令智昏而已。
2.由本及末：
具体到国家官员来说，在朝的大夫为本，在外的大夫为末；具体到家庭来说，“主内”的妻子为本，“主外”的丈夫为末。
什么叫“本”？什么叫“末”？一般的理解是，树根叫“本”，树枝叫“末”。这种理解并不是完全准确。因为“本”是树木的主根，不是指全部的根；“末”是树木的主梢，不是指全部树枝。
除了本末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朱”字。“朱”字本来是指树木的主干，不是指树木的全部；后来这个字被借走表示“红色”了，就加上了一个“木”字旁而成了“株”字，就是“守株待兔”的“株”。
在太极图之中，“阴”为“本”，“阳”为“末”，“中”为“朱”。三者之中，哪个更重要呢？看看太极图就可以知道，缺少了“阴阳中”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太极图；“阴阳中”三者一旦有偏颇，就不是太极图。
从一个家庭来说，妻子是本，丈夫是末。也就是说，妻子好比一棵树的根本，丈夫好比是这棵树的主干和枝条。这就好比说，妻子把家庭管理得和睦安宁，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然后丈夫在外可以安心做事。
树根生长在地下，因此有“女主内”之说；树干和树枝生长在地上，因此有“男主外”之说。但是，要知道的是，树根、树干、树枝俱全，才是一棵完整的树木。
对于一棵有生命的树木来说，只有树根而不生长树干和树枝，不成其为树木；没有树根的树干和树枝，是无法生存的。
男子无妻，就不算是有自己的家；娶妻之后，有了家了，丈夫的主要责任固然是要维持和保护这个家，但是，丈夫的责任却不仅仅如此。
一棵树既要有树根，也要有树干和树枝，树根固守在地下，树干和树枝却要长高、长粗、长大；一个家庭，妻子守住这个家，丈夫还要用正常的渠道，努力地使这个家庭越来越好，而不应该只是守住已有的，更不应该坐车山空。
我祖父曾经教导我：“好儿不吃祖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无论是男女，结婚的时候根本不为父母着想，或者因为自己好逸恶劳，或者因为担心找不到配偶，或者因为讲排场，就大花特花父母的钱，那不仅是没出息，而且是不孝。
在遇到大风的时候，树枝可能会被吹断，但是，树枝众多，不怕树木会死。如果没有枝杈，或者只有一个枝杈，那就危险了。
如果遇到灾难，如果树干被砍伐了，只要还有树根，那么，从树根上还能生出新芽，逐渐长大而成为一棵新的大树。
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丈夫要去保护妻子和孩子。曾经有一个报道，有一对夫妻听到有人喊地震了，那个丈夫不顾妻子，自己立刻从四楼上跳了下去，结果是一个孩子喊着玩的。这样的丈夫，就不配做丈夫。
在战争之中，如果不是遇到极为特殊的情况，决不允许女子当兵打仗。在还有男人的情况下，当兵打仗轮不到女人。西方也有“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说法，这不是歧视女人，而是有其深意。
还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男人在不让女人去做一些危险事情的时候，不仅不会说是为了女人好，甚至所说的理由非常令女人厌恶。为什么会这样呢？
男人应该凭借自身的德行赢得女人的尊重和爱戴，而不是用甜言蜜语去讨好女人。男人尽男人的责任，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仅仅为了妻子。夫妻做事，都是为了家庭，丈夫不应该说是为了妻子，妻子不应该说是为了丈夫。
本末之论，可以应用于各个方面。我们从国家官员来说，在朝的大夫如果不节俭正直，则属于“本”出了问题；这样，在外的大夫就很难好得了。
树根扎得不深，伸展得不广，主根不端正，那么，树干、树梢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就会倾斜歪倒。如果是低矮的小树，问题还不那么严重；树木长得越高，这种危险就越大。
我们从我们国家的治国之道来说，如果只知道学习外国，那好比是只知道向四周伸展枝条；如果不向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经典学习，那好比是不知道向下扎根，不知道哪个才是主根，这是危险的做法。
树根扎得不深，伸展得不广，那么，树干、树梢一旦遇到比较严重的干旱，就很容易枯死。如果我们现在维西方马首是瞻，就是不重视把根向深处扎，我们不能轻视其危险性。
3.切莫支离：
《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其中三百多首诗，其排列顺序都不是随意安排，而且是富有深意的。“六经”莫不如此。
从《周南》到《召南》，好比是从“华夏”到“诸夏”，意味着道德礼义的教化从中央扩展到周边的诸侯国；从“二南”到“十三国风”，好比是从“诸夏”到“夷狄”，意味着道德礼义的教化从周边的诸侯国进而扩展到天子统辖的各国。
其中的“正风”使天下之风能正，渐趋于大同、太平；其中的“变风”使各国之风能够由不正而趋向于正，犹如从“夷狄”到“诸夏”，犹如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世）”。
从《国风》到“二雅”，好比是从“身修”到“家齐”，从“家齐”到“国治”；从“二雅”到“三颂”，好比是从“国治”到“天下平”，好比是从“一朝之治”到“生生不已”。
可惜，我们近百年来，不把《诗经》当做“经”来看待，而且即使是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也没有按顺序讲解《诗经》的，而是只有“选讲”，这无异于把《诗经》拆散为三百篇各自独立的诗歌了。
不仅对《诗经》是这样，“六经”和“四书”无不受到这样的割裂、拆散、新解、重评，犹如把本来的“七宝楼台”全部“碎拆下来”，并且重新加工改造了。
由此，使我们不仅不能得知中国文化传统之全体，不仅不能得知儒学之全体，不仅不能得知“六经”之全体，而且也不能得知每一部经之全体了。
因此，我们现在学习经典，学习中国文化，应当尽可能地不采用“选讲”的方式，而应该尽可能地采取按顺序全讲的方式；即使迫不得已而“选讲”，至少也应该直接选其中一个局部的整体，避免断章取义，更要避免支离破碎。
三、《殷其雷》讲解：
殷（引）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围）斯，莫敢或遑（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1.参考性译文：
雷声轰鸣尚可闻，雷在南山之南面。
其人为何离家乡，不敢片刻享清闲。
诚信淳厚之君子，盼君事毕归家园。
雷声轰鸣尚可闻，雷在南山之南侧。
其人为何离家乡，不敢停留闲片刻。
诚信淳厚之君子，盼君事毕归家国。
雷声轰鸣尚可闻，雷在南山山脚下。
其人为何离家乡，不敢安居享闲暇。
诚信淳厚之君子，盼君事毕得归家。
2.雷声与仁政：
“殷其雷”，本来是轰隆隆的雷声，轰鸣的雷声，从南山的南端传来。春雷发动，大地振奋，震惊百里，延续到夏季，到秋季而收起，万物因此而生长成熟。
在此，则意味着召伯的号令好比春雷，能使百姓振奋，勤奋劳作，精神抖擞，充满生机活力。这样的号令，因为能使百姓勤奋劳作，所以，百姓可以衣食无忧；因为百姓能精神抖擞，所以，百姓可以愉快安宁。
国君有仁心，才能有仁政；国家有仁政，还要有仁人去贯彻执行。国君有利心，难以有仁政；国家要谋利，必然任用善于谋利之能人。
为什么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春季是发生的季节，夏季是成长的季节，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是敛藏的季节。如果没有春季的发生，怎么会有夏季的成长、秋季的收获、冬季的敛藏？
“仁政”，好比首先重视春季的发生，然后自然有秋季的收获，即使遇到意外，那也没有什么可悔愧的；“谋利”，好比是首先重视秋季的收获，为了收获才不得不重视春季的发生，甚至根本不去重视发生、成长，而想要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烧杀抢掠。
《大学》中说的“国不以利为利”，是要避免为“谋利”而出现的弊病；“国以义为利”，是要我们凭借“仁政”而自然获利。
春雷发动，是生机发动，意味着召伯的号令，给国民带来生机，得到身体的安宁，意味着召伯的教化使国民向善，得到心灵的安宁。
3.雷声与“南山”：
在这首诗里，“殷其雷”都是与“南山”联系在一起的。“南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把“雷”、“南”、“山”联系起来看一看。
在《周易》的八卦之中，“震”是“雷”之象，对应四季之春，对应四方之东，对应五常之仁。春季是生机发生之时，东方为生机发动之方，仁为人生修养之本。
在八卦之中，“离”是“日”、“火”之象，对应四季之夏，对应四方之南，对应五常之礼。夏季为生机成长之时，南方是光明之方，礼为人生修养之所必需。
由此而言，春雷发动而生机发生，至于南方而生机转盛；生机发生，而后能使百姓衣食无忧，而且向善、修仁；生机转盛，而后能使百姓自立自成，而且守持礼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山”意味着什么呢？《毛诗正义》说：“山出云雨，以润天下。”在《周易》八卦之中，“艮（gen4)”为“山”之象，有“止”之意，又有“山泽通气”之言。
山屹立不动，有坚定之操。虽然山本来高出地表，绝不敢自以为高，因为无论山有多高，离开大地则无处立身；不管山有多大，仍然不如大地广大。因此《周易》之中，“谦”卦之象是，上面是“地”，下面是“山”，意味着谦逊之德。
因为“山泽通气”，所以，不管山有多高，仍然有草木而使生物生长繁衍，所以，孔子有“仁者乐山”之言。“仁”与“山”的关系，由此可见。
在中国文化之中，“山”是生“云”之地，因此，山上的岩石被称为“云根”。有屹立不动的山，云气也就无穷无尽。
云聚而后成雨，有雨而后润泽天下万物，蓄积而成江河湖泊。由此而能使万物生生不息，繁衍不断。
综合来看，雷声轰鸣于南山，好比是说召伯号令，振发生机，而国泰民安；修明礼义，而教化流行；云行雨施，仁义成功。
4.雷声与号令的普及：
第一章写的是雷声在“南山之阳”，是指南山的南面。山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水的南面为阴、北面为阳。
雷声在南山的南面，也意味着大夫“远行”，不是在召伯国境之内，而是到达国境之外。不是去访问、结盟，而是去发布号令。
为什么说不是去访问、结盟呢？因为这与“殷其雷”的取象不一致；因为如果是去访问、结盟，也必然有明确归期，但是，此诗之中没有明确归期；因为如果有归期，也不必大夫之妻如此怜惜、担忧。
第二章写的是雷声在“南山之侧”，是指南山的东西两侧。从南山之阳，到东西两侧，意味着号令的迅速而逐渐地展开。
号令只在南山之阳，意味着尚未普及、扩展，到了南山之侧，则从上而下、从点到面地展开了，可见召伯号令的雷厉风行，深得民心。
第三章写的是雷声在“南山之下”，是指南山脚下，意味着召伯的号令深入民心，落实到底层，上下普遍受益。
这个过程，是号令从上而下的过程，是逐渐延伸扩展的过程，是从点到面的过程，也是普遍落实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实际的发布和执行者，就是那位“远行”的大夫。
5.“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第一章说：“何斯违斯，莫敢或遑？”“何斯”是指“这个人为什么”，“违斯”是指“离开家庭所在的这个地方”。“莫敢或遑”是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疏忽。
《大学》中说：“为人臣，止於敬。”既然身居臣子之位，而且食君之禄，就应该忠君之事。所谓“忠君之事”，君子必须以诚心去尽职尽责，谨慎小心，不敢有丝毫苟且。
《周易》的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个说法可以用来进一步解释“为人臣，止于敬”。
第二章的“莫敢遑息”，是说不敢停滞、休歇；第三章的“莫或遑处”，是说没有短暂的时间回家安居。这都是“终日乾乾”之意。
所谓“不敢”，不是因为害怕君主，不是害怕君主的惩罚，而是害怕贻误国事，害怕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患。
君子要始终坚守道义，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畏惧君主的权威，否则也绝对算不上是君子。君主的威望，不能凭借权位而得来，只能凭借德行。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四书章句集注》引范氏的话说：“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君子之人，一天到晚都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去做事，到了傍晚时分更要警惕，避免发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危险和灾难的时候及时解决问题，即使最终无法解决也能问心无愧。
臣子不仅要对君主负责，更要对百姓负责，因为臣子的一点懈怠、疏忽和错误，都可能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所以不敢不谨言慎行。
如果臣子不是贤德的君子，便会私心用事。私心用事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一般情况下，会徇私贪利；在遇到比较大的诱惑和威胁的时候，就难以保住良心，从而非常容易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情来。
召伯有这样忠于职守的臣子，是召伯善于任贤，是国家的希望，是国民之福。正因为有这样忠于职守的臣子，号令才会快速地普及。
6.“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全诗的三张内容，都是以此作为结尾，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夫之妻深明大义、有情有义。“振振君子”之中可见其义，“归哉归哉”可见其情。
丈夫在外发布号令、推行教化必然非常艰难困苦，可以想象，他远离家人，身在异乡，必然是忙碌得没有时间休息，恐怕一点闲暇安乐的时间都没有。这是大夫之妻因为牵挂丈夫而猜想出来的，其中有对丈夫的心疼与关心。
所谓“振振”，是指心地诚信淳厚的样子，这是大夫之妻对丈夫的信任，而没有丝毫猜疑；同时，这也是对丈夫的理解和勉励，是大夫之妻贤惠的体现。
既然是诚信淳厚的君子，就应该以仁为己任，就应该志在四方，就应该忠于职守，这就是大夫之妻对丈夫的理解与勉励。
如果大夫之妻不贤惠，在丈夫长期离家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抱怨之情，甚至会猜疑丈夫。无论是抱怨还是猜疑，都会成为夫妻关系的隐患。
每章的最后四个字都是“归哉归哉”，意味着盼望丈夫早点回家。这是发自大夫之妻内心的真诚情感，容不得做作，这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正好是关心丈夫的自然表现。
诗中先说“振振君子”，而后说“归哉归哉”，意味着大夫之妻以国事为重，虽然期望着丈夫早回家，虽然知道丈夫在外的勤苦，却还是把丈夫回家的期望寄托在尽心尽力完成了职责之事以后的凯旋上。
读这首诗，身为妻子的人可以知道应当如何对待情理、夫妻、家国关系，身为大夫的人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家国、夫妻、情理的关系，身为国君的人应该为百姓着想，也要为大夫的家庭着想，还要为天下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