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明帝国与西洋科技 】

新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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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西洋传教士来华及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基督教各派在唐、元时代曾先后传播于中国，但元朝灭亡后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东西新航路畅通无阻，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西学东渐的一次高潮。当时，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的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当时天主教在明朝有了很大发展,明朝的崇祯皇帝更是信奉天主教。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之一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Xavier1506—1552年）。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1541年，他从里斯本出发来到印度，随后到达日本。在那里，他的传教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发现，中国文化o(︶︿︶)o 唉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

　　沙勿略打算返回印度，组织一个赴中国使团———只要能获准进入中国，敬见明朝皇帝，就可以在中国传教了。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但事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


　　这反而更坚定了沙勿略进入中国的决心，他把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开始探索新的入境方法。岛上的商人们告诉他，通往中国的每条道路都被警卫封锁和防守着，外国人没有通行证登陆是不可能的。沙勿略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后来，他说服一个商人偷偷送自己在中国海岸登陆。商人计划让沙勿略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偷渡，还答应在登陆后让他藏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商人的反悔，沙勿略的计划再次破产。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




　　罗明坚：疏通官府，首次入华

　　158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Ruggieri1543—1607年）得到大明政府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居住，正式开始传教。

　　有罗明坚又给陈瑞送去钟表和几只三角形的玻璃镜。这对中国人来说可是新鲜玩意儿，陈瑞随即分派给罗明坚他们一座宽敞的住所———天宁寺，还经常送去食物和用品。传教士们在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和打击后，终于开始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


　　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天主教的人来自最底层。罗明坚找到一个得了不治之症、被家人抛弃在路边的人，告诉他说，治疗肉体疾病已无希望，但仍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引他得到解脱和极乐。这个病人很乐于接受这种教义。于是，罗明坚把他带回家，叫中国仆人替他搭了一间干净的小茅屋，一边照看他，一边把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教给他，他成为中国内陆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尽管几天之后，这个人便死了，但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他们伟大事业的良好开端。



　　利玛窦：儒服汉语，学术传教


　　利玛窦（MatteoRicci1522—1610年）于1577年（明万历五年）报名参加耶稣会前往印度的传教团。他有着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后又进入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进行了短暂学习。1582年（明万历十年）4月，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出发，四个月后到达中国。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明朝知府王泮搞好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教堂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父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存在隔阂，称他们为“番僧”，不时发生矛盾冲突，有人甚至往他们的房屋上扔石头。


　　为缓解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利玛窦等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出重金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他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将天主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摘取有关“天”和“帝”的条目，比作西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


　　为吸引中国人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为迎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利玛窦的住宅门庭若市。他利用在国内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


　　此后，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传教游历十多年，他的汉语越来越纯熟，中国的民俗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仍然只是一个西洋科技大使。利玛窦听从了中国朋友的忠告，换上儒装，一边学习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一边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如徐光启等人。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先进的科技产品敲开了明朝贵族、官员们的大门。


　　利玛窦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发展。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再次向北京进发，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抵达皇都北京。


　　明朝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西洋科技礼物非常感兴趣，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于是他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其实，他不仅对传教士们进贡的礼物有兴趣，也想看看这些送礼的外国人。但最后他并没有亲自接见传教士们，而是派了两个画师去给利玛窦画了像。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朝政府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由于在大明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变得十分稳定，天主教的信仰在各地滋长起来，中国成为利玛窦神父主持下的独立传教区。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3月，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为他在阜城门外拨了一块墓地。

　　利玛窦的译著有《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和《几何原本》等。那时候，没有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影响比得上利玛窦，他被尊称为“利西泰”。





    汤若望:无奈的西方使者,科技事业的终结

    汤若望（J. A. Schall vonBell，1591-1666）出生在德国科隆一贵族家庭，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1620年来到明朝，明崇祯二年进入北京，不久又去西安传教。1630回了北京，那时侯钦天监教士邓玉函已死，他就顺理成章的（顺当时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之理）的继任下来，工作则是帮徐光启编修《大明崇祯历书》（可惜由于明朝的告亡，这本历书没有能发挥效用）。他还会制造天文仪器，因为明崇祯皇帝大力扶持西方科技,汤若望被获得明朝崇祯皇帝特赐“钦褒天学”匾额。另外还为明朝监造过20门大炮。


　　接下来到了1644年，满人入关；清兵进了北京城后，到处圈地、赶人。连汤若望所躲避的宣武门内天主堂（俗称南堂，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明万历三十三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此地创建，多次被毁，现存建筑是清光绪三十年新建）都让人端了。汤若望的事业遭到停顿,后来汤若望被满清统治者招回用于制造钟表等西洋玩具供满清统治者把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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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徐光启在上海蒲汇塘、肇家浜、李从泾三水汇合处，购置了一些土地，作为父亲的葬身之所，并于此结庐守墓。徐光启殁后也葬在这里。这一时期，徐氏家人也陆续迁至附近，边种地边看顾徐光启的坟墓，所以人称这里是徐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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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徐光启:明朝天主教徒。天文学家、农业科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字子先，号元扈，上海人。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广东韶州结识西方传教士，初步闻知天主教教义及西方科学知识；后又读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次年中举。二十八年春赴北京应试，途经南京，往访利玛窦，对西方科学知识发生兴趣。三十一年在南京聆听了耶稣会士罗如望的宣道，阅读了利玛窦的《天学实义》。他把“天学”理解为由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两部分组成。“道之精微，拯人之形；事理粗迹，拯人之形”（《泰西水法序》）。他认为佛教空无之说“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若能将“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加以传布，使人人为善，“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以期达到“久安长治”的政治目标（《辩学章疏》）。因此，他接受了“天学”，受洗入教，取教名保禄。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政之余随利玛窦问学,并与之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三十五年丁忧，回籍守制。次年邀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到上海传教，在家中设立教堂，并在其亲友、佃户中发展教徒,是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将《测量法义》参以《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中西会通,加以整理，削成定稿，并撰成《测量异同》、《勾股义》。三年后回京任翰林院检讨。适值钦天监推算日食不确，朝议修改历法,遂和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主张翻译学习西方天文学说，“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简平仪说序》）。皇帝对西方科技予以重视。四十年,从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拨学习西方水利，力劝其对“修身事天”与“格物穷理”应“并说之，并传之”；聘请高手匠人，在南堂制造各种治水工具,加以推广，编成《泰西水法》6卷。次年以病归，寓天津屯田开荒，写成《宜垦令》、《北耕录》等书。四十四年奉旨回京复职。前此，南京礼部侍郎沈某疏请查办外国传教士，他曾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次年2月任詹事府左赞善。四十六年,满清努尔哈赤发兵，辽东军事形势紧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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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明朝天启二年至七年(1622～1627)，在籍家居。根据毕方济口授，译述经院哲学家改编的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汉译名为《灵言蠡勺》)，并用主要精力辑录《农政全书》。明朝天启四年曾敕授礼部右侍郎
。


　　明朝崇祯元年(1628)复礼部侍郎职。次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再次失准。礼部奏请开局修历，经皇帝准奏由徐光启主持。他主张参用西法，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方针，推荐李之藻协理，先后录用传教士尤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从事翻译。当年，满清皇太极督率数万骑攻破大关口、围蓟州、陷宁化、抚宁,从三面进逼京畿。明朝崇祯帝于平台两次召集大臣,垂问方略。徐光启提出区别对待俘虏以瓦解敌方军心，建立配备西洋铳、大乌铳等火器的车营，以战为守，积极防御的战术。在徐光启主持下，由传教士陆若汉和统领公沙的西劳率领下的葡萄牙士兵带领大铳到达涿州，协助防守。三年升礼部尚书。次年先后两次进呈历书共44卷。五年又呈30卷。同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次年上《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请以李天经任历局疏》，称新成诸书60卷，其中30卷已审核定稿，尚有30卷正在审阅之中。在他主持下，《大明崇祯历书》46种，134卷已基本完稿（后经李天经定稿，有所增删,计45种，137卷）。



　　一生著译甚丰，近年整理出版的有：《徐光启集》、《徐光启著译集》、《农政全书》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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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ONT size=3>今天人们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明代的官员,在上海徐家汇为徐光启塑了像</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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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6>明亡后中国对西方科技的探究停滞一时,直到英使马格尔尼来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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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图为清代宫廷西洋钟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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