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綜合版]乙酉秋民間學子曲阜祭祀先師孔子暨洙泗會講報道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19:19

蒋庆先生致洙泗学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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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明院長及炎平君道鑒：　

“洙泗書院會講----當代新儒學學理思想研討會” 邀請函由米灣轉到，不勝感謝。洙泗學人崛起於民間，倡道于闕里；以有限之資源，復儒教之偉業；究聖學之精義，聚天下之俊彥；真吾夫子當年杏壇設教之宏願，亦梁先生往昔講學過化之遺澤也。如此盛會，鄙人本當前往，無奈近來身體不適，說話氣虛乏力，不宜遠行講論。雖心嚮往之，實難赴會，甚為遺憾，在此謹向與會諸道友表示歉意。待他日身體康復，再與諸友共往還也。謹祝

　　　　　　會講成功

　　　　　　　　　　　　　　蔣　慶　頓首再拜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1:44

乙酉秋全国民间儒者祭孔活动与圣城会讲(图片)报道（發帖人：心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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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香港、台湾、大陆七省市(地区)民间儒者代表会聚山东曲阜，举行了秋季祭祀至圣先师仪式和先师墓地铭誓、儒学现代化会讲、洙泗书院会讲、尼山游讲等系列活动。各地代表会聚一堂，在缅怀先师、赞颂先师的基础上，交流各地实践推广经验、探研儒学复兴工作的全国民间联动机制与措施，以期为推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促进中国“终身学习型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做出民间儒子的贡献。

祭孔仪式上未穿深衣者向先师献花

全体祭孔人员大成殿前合影
乙酉秋全国民间儒者圣城秋祭先师孔子及儒学会讲报道之一：祭孔 
为推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唤起更多的人士关注、了解中国文化，进而认同中国文化，促进中国“终身学习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自中国大陆七省市及港台的全国各地儒家学子于乙酉年孔子诞辰2556年之际，齐聚圣城曲阜，共祭先师孔子。 
 此次秋祭先师活动完全由民间儒者自发组织，参与者包括著名儒家学者康晓光先生、韩星先生、米湾先生（代表蒋庆先生）；各地儒学推广实践者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柳河东先生、河北明德学堂傅路江先生、河北省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协会会长吴孟恩及副会长张若甲先生；华夏复兴网站站长信而好古先生、云尘子先生；儒商赖鸿标先生（台湾）、孟华先生（香港）、洪秀平先生、理道基先生；及河北渤海琴社、来自台湾的儒者皮介行先生、民间儒家学者林桂榛先生、曲阜当地儒家学子炎平先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师生等。参加者秉持如下理念：
 （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落实到中华文化的复兴。只有中华文化复兴了，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全面地复兴，中华民族才真正具有凝聚力和自信心。
 （二）孔子编订的“六经”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它是汇集了孔子之前几千年的文化成果，又开启了其后的文化众多门派。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历代相传的这个文化传统继续传承下去，使它贯通于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
 （三）中华文化的象征与代表是儒学，但是，中华文化却不仅仅是儒学，而是以“六经”为核心或轴心，可以向前追溯，也可以向后延伸的文化脉络；是包括诸子百家学说以及后来存在并影响中华民族的各种学说在内的整体。
 （四）中华文化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她可以造福于中华民族，也可以造福于全人类。中华文化的复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必须，也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10月2日一早，来自全国各地的儒者自行购买门票，进入孔庙，来到大成殿前，开始乙酉秋祭先师孔子的仪式。此次秋祭先师孔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中华传统的礼乐服饰，以求在进退俯仰之间感怀中华千年古风，重温华夏千年威仪，缅怀先贤立此文化之不易，矢志继承中华绵久之文脉。

云尘子先生在宣读祭文

著名儒家学者韩星先生在祭孔仪式上

前排左起：蒋庆先生学生米湾先生、著名儒家学者韩星先生、著名儒家学者康晓光先生、云尘子先生、信而好古先生
 当天下午，民间儒者来到圣墓前祭拜先师。

宣读墓祭文

圣墓前宣誓

圣墓前合影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2:27

<TABLE border=0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style="LINE-HEIGHT: 15pt" width="100%"><TR><TD>乙酉秋全国民间儒者圣城秋祭先师孔子及儒学会讲报道之二：儒学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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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讲是各地民间儒者之间的儒学交流，旨在与时俱进地促进儒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化复兴作学说上的贡献，同时也是各地民间儒者推广儒学的经验交流。

在会讲前，资深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院长杨朝明教授在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接待了各地民间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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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承烈教授（右二）、杨朝明教授（左二）与山西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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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承烈教授、杨朝明教授接待民间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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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者同曲阜师大师生畅谈

10月2日下午，在祭祀先师结束后，民间儒者在洙泗书院举行了乙酉秋洙泗书院会讲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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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洙泗书院举办会讲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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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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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教授作“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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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湾代表蒋庆先生作“政治儒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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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教授作“儒化：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保守主义思考”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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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柳河东先生、河北省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协会会长吴孟恩先生在会讲中各自介绍了推广中国文化的经验

另外，来自台湾的儒者、商人赖鸿标先生作了关于儒学改革的演讲。山西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柳河东先生向各地民间儒者提出了建立全国儒联的倡议，得到了与会儒者的积极响应。

在会讲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儒者畅所欲言，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认为此次会讲意义重大。
</TD></TR></TABLE>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3:04

[洙泗会讲o(︶︿︶)o 唉稿]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2005-10-3）

 米湾


<a href="http://www.hxfx.net/dispbbs.asp?boardID=35&ID=8904&page=1" target="_blank" >http://www.hxfx.net/dispbbs.asp?boardID=35&ID=8904&page=1</A>

非常高兴能来到儒教文明的圣城——曲阜——参加由民间儒学同道组织的祭孔典礼！ 
非常高兴能在圣城参加洙泗会讲，与圣城和其他各地的民间儒学同道以及关注儒学发展或关心儒学问题的朋友们进行思想交流！

此次会讲，本来是应该由当代儒者蒋庆先生来讲的，由于蒋先生因身体原因不便远行与会，我受会议组织者和蒋先生嘱咐，来谈谈自己学习儒学的一些体会。

蒋先生已向楊朝明和炎平两位先生致函祝贺会议成功，并感谢两位先生之盛情邀请。在此，我本人并代表蒋庆先生再次向杨朝明、炎平等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蒋先生是我的老师，二十年来过丛甚密，对其人格和思想比较了解，对其基本思想我也非常认同。但是，蒋先生的思想广阔而深刻，我尚未完全吃透、完整把握。由于时间关系，讲搞内容事先未及与蒋先生商量。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能领会的，有些说法是否符合蒋先生意思，尚需日后在蒋先生那里印证。因此，在此也该适用文责自负的原则。

一、 儒学的精髓：尽心知性知天

（一）性善

性善论虽由孟子首发，但是就义理结构而言，孔子也必然会认同此说。（据刘蕺山先生解释，“性相近”，即就人性善而言者。）后世儒者，鲜有不接受此说者。（荀子则诚如马一浮先生所言，“蔽于修而不知性”。）尤其是，性善说经宋明儒充分阐释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义理基石。 
性善说不是个经验命题，不是用统计学方法统计人性现象后归纳出来的，是反求己心，体认所得。体认是中国特有认识方法，非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所有。牟宗三先生名之曰“逆觉体证”（分“超越的逆觉体证”和“内在的逆觉体证”）。性善说也不是逻辑上的假定，而是切己的生命体验。日本大儒冈田先生说，只有体验到性善，才能明了性善，即此义。

我认为，性善说是儒学之基石，也是衡量学者儒学修养的基本尺度。如果反观己心，只觉此说彰彰自明，则已进入儒学之大门。

（二）天地性命相贯通

性之善见之本心。本心之说，亦发明于孟子，后之儒者，以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等对此体验最为通透。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子思子“天命之谓性”、陆子“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阳明子“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刘子“意根最微，诚体通天”，其意均为：人之心性，并不局限于道德界、人事界，而是上通于宇宙万物之本体。此天人合一之说之第一要义。牟宗三先生概括为“天地性命相贯通”，并有详细论说。

孔子说下学上达。在人伦日用中体验性善，实践性善，相当于“下学”，体验到此心此性通极于天，“於穆不已”，为“上达”。相当西人所谓“信仰的飞跃”。现代有人认为“天地性命相贯通”之说无疑于呓语梦话，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孟子以下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儒，他们并不是疯子！

（三）无善无恶之境界

体验到天地性命相贯通，并继续于人伦日用中实践之、历练之、琢之磨之，充其极而至于圆融无碍“纵心所欲不逾矩”之化境，是则“无善无恶”之境界。 
这是一种境界，境界中的“无善无恶”与道德实践上的“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毫不矛盾，而且互为表里。这是儒学修为之极致，是儒学之“高明”之地。虽然很难达到，但是不能否认其为儒学固有之义理。许多儒者疑其为禅，非是。

（四）儒学是纯正之宗教

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争论不已。如果不把宗教拘泥于某些固定的形态，直透其本质而论，则儒学无疑是某一形态之宗教。西方有学者论，宗教之成立，满足三点就可。一，承认圆颅方趾之自然人是不完美的，有修养以臻于更大程度的完美之必要。二，承认有超越的终极实在。三，人与此终极实在存在着某种关联，人之修为可以趋近终极实在。儒学完全符合此三点。

有论者认为儒者是人文主义者，不错。但不是文艺复兴时的那种人文主义，以人拒天。儒学人文主义是有神圣向度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旨在使人“沉降”，儒家人文主义旨在使人“提升”，不可不辨。

儒学不仅是宗教，而且还是“纯正”之宗教，即无迷信色彩，无妖怪之气，中正和平，不偏不邪。

（五）弘扬儒教以正人心醇风俗
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全球，社会问题都非常严重。突出表现在工具理性宰制人生社会，人性物化，心为形役；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真情泯灭，麻木不仁。唯利是图，缺乏理想。人际关系冰冷，缺乏精神慰籍。人文世界趋于瓦解，自然生态濒临崩溃。面对这种末日世界般的社会状况，传统的佛教、道教乃至西来之基督教，能起到一些救治作用。但是，关键在振兴儒教。

某种意义上儒学是个人修养之学，“为己之学”。但是儒者信奉“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圣训，有强烈淑世情怀。因此，在自修的同时，留意传道，泽披社会人群。

儒学的转播，私人交往中的陶冶影响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广度有限。在此斯文丧尽的时代，儒者应该有意识地把现有之儒学力量组织起来，弘扬儒教，传播儒教。实现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

二、 儒学的政治理想：王道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发展到明清，已经疲弊，最终崩溃。百余年来，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在中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实践。但是，从事实上看，可以说很不成功。政治失序，没有长治久安之前景。基于此，蒋庆先生提出王道政治之理想和相应的一套方案。对此，本人深以为然。

（一）：儒学与政治

从儒学方面讲，儒学必然关注政治。儒学之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世间一切人事活动，儒学无不关切。陆子所谓“宇宙内事，乃己份内事”即指此。政治是与民族未来、国计民生关系最大的人事活动，儒者岂能置之不理？客观环境能否如愿以偿，并非必然。但是，儒者关心政治，乃必然之理。

从政治方面讲，政治制度是否合乎天理、正义、民情，乃政治之第一要义。政治不能是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决斗场，也不能是这一人群宰割、压迫、剥削另一人群的工具。也就是说政治也必须讲道德。儒学是我国数千年来之道德性宗教，中国之政治制度必须以某种形式，通过某种渠道，接受儒学之指导。

儒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并不意味着要把儒学沦为政治的宣传工具，把儒者沦为御用学者。儒学关心政治，是把政治纳入合乎天理王道的轨道，而不是被雇佣为强权的奴才。这一点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二）：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理论
王道政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治合法性问题。蒋庆先生认为：王道政治有三重合法性，即超越之神圣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和历史文化合法性。

超越之神圣合法性指政治之超越的价值根源。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超越神圣合法性与前讲儒家之道通极于天相关的。

民意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得到人心的广泛支持。一个政治权力获得人心民意的广泛支持就合法，否则就不合法。

历史文化合法性是指任何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均不能背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若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背离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不具有历史文化的正当性，因而就不合法；不合法国民就不服从，不服从就隐藏着动乱的可能。 
三重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是“并存制衡”之关系。即用超越神圣之合法性与历史文化之合法性制衡民意之合法性，使三重合法性存在于一个既统一又区别之合法性构成中，或曰存在于一个既综合共存又相对独立之合法性构成中。

（三）超越自由民主政治
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在维护人民生命、保障基本自由和形式上的正义等方面有其巨大贡献。但是，弊端很多，需要被扬弃和超越。其弊端表现在极端政治平面化、私欲化、非生态化和国际霸权化等方面。其根本原因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上。

本来在中古西方，民意受神意排斥，人权遭神权压迫，强调民意合法性有其正当理由，且民意合法性亦是古老合法性之一。然历史之遗憾在于：西方政治合法性从合理反抗“神意合法性”一偏独大发展到“民意合法性”又不合理一偏独大，克服“神意合法性”弊端之同时又产生“民意合法性”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王道政治所反对者是民意合法性因危机产生之“偏”与“过”，非反对民意合法性本身。”

把政治秩序建立在三重合法性上，而不是单纯的民意合法性上，这是对西方政治之超越。在王道政治下，公民之基本自由和人身财产等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宪政、法治等自由主义所主张之基本价值有其适当安排。

但是，王道政治下，政府不只是消极裁判者，不是公司董事会，对道德领域、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应发挥比较积极的功能。既有法治，也有德治。即有刑罚，也有礼乐教化。其目标是既保证公民享有自由等各项基本个人权利，同时保障公民和社会遵循底线的道德和社会风尚。既注意形式上的正义，也注意实质上的正义。既有平等，也有平等基础上的差别。既保障活着人的思想自由，也关已往人所创造的精神成果。既保障现代人的权利，也关照后代人的权利。既关照世俗民情，也关照超越神圣价值。总之，王道政治下，社会是纵横上下的立体和谐体。 
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互补

（一）相对的区分

心性儒学解决个人生命安立问题，政治儒学解决政治制度合法性问题。

心性儒学是个人道德实践问题，政治儒学关系到国民全体的生活环境问题。 
心性儒学主要涉及私人领域，政治儒学涉及公共领域

心性儒学是道之作用表现，政治儒学是道之架构表现。

心性儒学主要出于个人之自觉，政治儒学是儒家基本价值之规范化制度化。

心性儒学的目标是成贤成圣，有出世向度。政治儒学的目标是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秩序，不直接以塑造圣贤为目标，出世向度不明显。

总之，心性儒学主要关注“内圣”，政治儒学主要关注“外王”。传统儒学主张内圣直统外王，圣王合一。现代政治儒学主张内圣与外王是“曲通”。内圣与外王是相对区分的。之所以区分是相对的，因为虽然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有如上区分，但是两者并不是截然互不相干的，都是天道的或直接或间接、或中心或边缘的表现。

（二）心性儒学超越地评判政治儒学

道德价值标准发于人心之自觉，人心对天道的体认。因此，世间的价值标准折衷于圣贤之智慧、见解。圣贤之智慧、见解，对世间一切人事具有道德评判的权威。政治也是人事活动，政治人物未必是圣贤，故心性儒学把握着价值标准，对政治儒学之走向有评判作用方可。因为心性在道德含量上高于政治，而且圣贤之心是神圣天道的直接表现，所以这种评判是“超越”的评判。

（三）政治儒学为新性儒学提供实践的制度基础、社会基础
心性儒学，如果没有政治儒学为其提供制度基础、社会基础，就会使心性价值拘于内心，不能通畅。就容易飘零，成为游魂。就会容易枯槁，不容易发扬光大。理想与现实就会严重冲突，甚至酿成社会悲剧（如王静安之自沉事件）

四，儒学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希望

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成中国社会的关键词。社会和谐本身就是儒家之基本理念，因此儒者应该拥护。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对此言人人殊。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应该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强调政治要法“天”，这是社会和谐之最根本之基础。没有道德，没有价值的政治，不可能塑造和谐社会。

儒家讲仁政，可以实现为政者和一般百姓之间的和谐。家庭关系上，孝悌之道有助与家庭和谐。人际关系上，忠恕之道，可以实现人际关系和团体之间的和谐。重视传统文化，尊重前贤古训，有助于实现前代人和后代人的和谐。大同理想，贵王贱霸思想能实现世界之和谐。

总之，儒学可以正人心、达天德、醇风俗。可以导政治于王道，纳社会于祥和，成可大可久之事业。其平天下、大同等理想，可使世界走向和平。故儒学是中国之希望所在，也是世界希望之所在。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4:58

[洙泗会讲o(︶︿︶)o 唉參考文稿]我为什么主张“儒化”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
作者：康晓光

<a href="http://www.hxfx.net/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458" target="_blank" >http://www.hxfx.net/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458</A>

　　按语：今年，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巴黎政治大学、贵阳阳明精舍、北京广播学院、中国o(︶︿︶)o 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多个场合，围绕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看法。11月24日，康晓光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根据康晓光教授的要求，我们以这次演讲为基础，综合历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出这份“演讲稿”。该演讲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年来康晓光教授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见解。现经康晓光教授本人同意，公开发表。　　韩恒等，2004年12月8日。

一、背景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11月8号，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登了孙传炜对我的一个专访，标题是“学者康晓光：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报道中出现了“斩钉截铁”、“祸国殃民”、“唯一选择”之类的词语，非常刺激，但是报道本身又很短，缺乏必要的论证。新闻记者嘛，追求的效果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看来，记者的目的是达到了，这篇报道的确引来了轩然大波。在网上，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思想文化网站上，像凯迪网络、世纪中国、关天茶社等等，各种评论排山倒海。我浏览了一下，叫好的很少，乱骂的居多。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篇报道一下子捅了两个“马蜂窝”，一个是“民主完美迷信”，一个是“儒家万恶迷信”。一般情况下，我对各种“商榷”和“讨伐”的态度是不予理睬。但是，这一次我感觉有必要作出回应。今天，借这个机会，对有关的质疑做一个系统的回应，简明扼要地向大家交代一下，这些想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逻辑。

　　在那篇报道里，我指出，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联合早报》没有歪曲我的观点。不错，这就是我的观点！只不过论证得不充分，表述得不系统。就这个问题而言，一个完整的论述必须回答四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现状不能够也不应该延续下去。其次，要说明竞争性方案不可取。这种竞争性方案在当今时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第三，要说明替代方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仁政”。同时，还要说明替代性方案优于现状和竞争性方案。第四，要说明替代性方案具有可行性，或者说，仁政不仅仅是乌托邦。如果能把这四个问题很好地回答了，那么我的主张也就得到了论证。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我过去发表的一系列观点的汇总。这些观点出现在如下论文中：“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中国：90年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对中国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它们大多数发表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上，一篇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一篇发表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也可以到我的个人主页去看。地址是<a href="http://kxg1963.nease.net/" target="_blank" >http://kxg1963.nease.net</A>。遗憾的是，今年下半年《战略与管理》被封掉了。中国的事，真是叫人无奈啊！

二、对现状的判断

　　理解“现状”的最佳途径是研究“历史”。但是，今天没必要扯得太远，我的回顾就到1978年为止。在这里，我只想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的过程及其结果做一个简短的评价。

　　制度变迁

　　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构想形成于六七十年代。这些思考体现的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而不是自由民主理念。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他真正掌握权力之后，就把自己当年的想法付诸实施。总的来看，邓小平还是一个o(︶︿︶)o 唉人，他追求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他并不想彻底背离o(︶︿︶)o 唉的传统。当然，他的改革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他当初的预期。

　　中国改革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领域。面对西方的示范压力，执政者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像样的成绩，才能给被统治者一个交代，才能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经过二三十年的冷战，一个“共识”被逐渐接受，这就是市场经济能够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当然，他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持续二十多年的惊人的高速增长，也确实为o(︶︿︶)o 唉提供了“政绩合法性”，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中国由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中最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和最重要的资源（财富）逐渐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当经济活动与政府逐渐分离的时候，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就开始出现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今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活动不再像o(︶︿︶)o 唉时代那样受到政府的全面控制。现在，只要你不主动挑战o(︶︿︶)o 唉的权威，它一般不会来管你。即使你主动挑衅，只要不是在公共领域，它一般也不会理睬。o(︶︿︶)o 唉已经由过去的积极进攻变成了现在的被动防守。所以呀，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改变了它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了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阶级分化及联盟策略的调整

　　伴随着制度的变化，中国的社会阶级的构成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o(︶︿︶)o 唉时代，精英集团只有一个，那就是党政官僚，处于社会中层的是工人，等而下之的是农民，最底层的是知识分子，而资本家和地主则是公开消灭的对象。但是，随着市场的拓展，这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重新崛起，成为新的精英集团，进入了上层社会，凭借手中的财富获得了非凡的影响力。原来被打入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又蹦了上来，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原来的“领导阶级”（工人）和它的“同盟军”（农民）则沦落为新的社会底层。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底层就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谁都心知肚明。谁也无法掩盖。

　　对于政治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制度的变化，而是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剧变。在短短的十五六年的时间里，统治集团原来依赖的群体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而原来的敌对阶级成了社会的核心力量。这对于一个希望继续掌握政权的政府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挑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其实这也是统治的首要问题。所以，面对全新的阶级结构，统治者必须重新回答如下问题：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镇压谁。也就是说，需要重新调整“阶级联盟策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调整结束了。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我把它称之为“精英联盟”。“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正是这样一种新老精英的统治联盟，保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维持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精英联盟的机制与功能

　　注意，这个“精英联盟”非常重要！它的形成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国这二十多年的成就与罪恶都和它紧密相连。无论是理解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要从这种联盟出发。所以，在这里，我要多讲几句。

　　o(︶︿︶)o 唉和经济精英的关系从改革之初到现在都是比较和谐的。这不是偶然的！o(︶︿︶)o 唉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是其最根本的利益。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就要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有资本家和管理者，而后者最需要的是财富。市场化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给政治精英带来稳定，给经济精英带来利润。所以在市场化和发展经济方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表达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共同诉求。所以，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资本家和o(︶︿︶)o 唉从来没有闹过什么大别扭，相反，它们和睦相处，亲如兄弟。

　　但是，知识精英与o(︶︿︶)o 唉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两者冲突不断，90年代以后冲突消失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不闹了？有人说是因为严厉的镇压，还有人说是因为收买。确实，镇压从未停止，而且也令人生畏。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收买政策，例如教育和科研经费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规模的改善。但是“镇压”和“收买”不能完全解释知识分子的转变，否则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这一点符合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其次，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社会和文化控制的放松、国际地位的提升为o(︶︿︶)o 唉赢得了“政绩合法性”。第三，知识分子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意识到改革并非只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改革也许还意味着国家分裂、经济衰退、o(︶︿︶)o 唉泛滥、国际地位衰落，意味着民不聊生、战火纷飞。改革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促使知识分子趋于保守。第四，随着对民主的了解日益加深，特别是观察了拉美的民主、东南亚的民主、非洲的民主之后，人们认识到民主决不是万应灵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且民主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最后，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认识到，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切是知识分子转向保守、接受现实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解释了“精英联盟”的构成及其形成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英联盟”并不是说三个精英集团坐下来，经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联合统治的协议，而是说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接受或默认了现存的秩序。这种接受或默认，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无可奈何的默认。联盟存在的标志是精英集团之间没有公开的激烈的对抗。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道德判断

　　这样的一种联盟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政治o(︶︿︶)o 唉、社会不平等、金融风险、黑恶势力泛滥、道德沦丧等等。这些都是精英联盟带来的巨大代价。其实，“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说白了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

　　现在，精英对大众的掠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血汗工厂”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连农民工的血汗工资，他们都要拖欠、赖账。这已经不是血汗工厂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明火执仗地欺诈和抢劫。我骗你来给我干活，然后呢，我*暴力把你撵走。这种暴力有资本家收买的民间暴力——o(︶︿︶)o 唉，还要加上政府的暴力——警察、武警。而且搞这种欺诈和抢劫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还有各级政府，更多的是o(︶︿︶)o 唉。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为富不仁”，还有“为政不仁”。我经常说，对于当代中国，不要奢谈什么公正，我们所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可持续地掠夺，有节制地压榨”。这就是我敢于梦想的最高理想了！在过去，有理性的奴隶主会让他的奴隶活下去，让奴隶们明天继续给他干活。再有一点眼光的奴隶主，还会让奴隶繁殖后代，让他的儿子继续有奴隶可以剥削。而现在，中国精英连这点自私的理性都没有了。他现在让农村人来打工，让人家陪着本给他干活，让人家欠一屁股债回家。这样一种压榨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而且，更可怕的是，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这种强盗舆论和强盗道德正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和美化这个强盗社会。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强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会对你没有任何责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天天宣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为什么每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利存在？它怎么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

　　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就凭这种不公正，我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合法性问题

　　除了不公正，这个秩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

　　在o(︶︿︶)o 唉时代，o(︶︿︶)o 唉有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为它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谁认识了呢？马克思！马克思认识到了这种规律。马克思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指出社会发展要经历五个阶段，一步步地、必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必然要埋葬资产阶级。但是单靠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行，还要有先锋队也就是o(︶︿︶)o 唉来领导才行。这样一来，这种学说就把o(︶︿︶)o 唉的领导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确定下来。由于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所以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最好的境界。这也意味着，o(︶︿︶)o 唉的领导就是最高的正义。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论证了o(︶︿︶)o 唉执政的合法性。

　　o(︶︿︶)o 唉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当它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目前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合法性已经非常微弱了。o(︶︿︶)o 唉自己的官员信不信都很成问题。让老百姓相信就更不要说了。自由民主主义提供的那套合法性论说政府又拒绝。而且当今中国也没有神权政治。原来马列主义在中国是一种宗教，现在它的神圣性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和挑战。o(︶︿︶)o 唉也拒绝接受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譬如儒家。实际上，o(︶︿︶)o 唉以“五四”传人自居，以“掘祖坟”为荣。o(︶︿︶)o 唉搞的一套就是全盘西化。马列主义难道是中国的东西吗？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o(︶︿︶)o 唉现在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实际上它是用自己的全盘西化去反对别人的全盘西化。它自己西化之后就不许别人再西化了。像中国这样由政府领导，全民动员，全心全意地、有系统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你能在世界上找到第二个吗？找不到。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历时近百年的全盘西化和掘祖坟运动，在o(︶︿︶)o 唉时代走向了顶峰。物极必反，邓小平时代开始转向，但另一种全盘西化也乘虚而入。***时代开始了真正的回归。我们从o(︶︿︶)o 唉的口号里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o(︶︿︶)o 唉时代讲的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比较中性，讲现代化。到了***时代就不一样了，明确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完全是一个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概念了。准确地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东西。***似乎在把民本主义引进o(︶︿︶)o 唉的政治哲学。所以，从o(︶︿︶)o 唉到邓小平，再到***和***，o(︶︿︶)o 唉是一代接一代地向传统文化回归。***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记住，邓小平时代讲的可是“振兴中华”。“振兴”有另起炉灶的意思，暗示过去我们不行，今天才开始争取辉煌。而“复兴”就完全不一样了。“复兴”本身是对历史的一种肯定。它意味着肯定过去的伟大，也承认曾经的衰落，更意味着重新崛起，再次赢得新的伟大。从“振兴”到“复兴”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决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变化体现了o(︶︿︶)o 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的革命性转变。

　　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只能靠有效性来支持，说白了是靠经济增长来支持政治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经济总会出现波动，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在一个以“全球化”著称的时代，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将越来越弱。这一切意味着政府有可能逐渐丧失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稳定，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未来命运，都寄托在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上，那既是极端危险的，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中国政治哲学家才肩负极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思考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

　　小结

　　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合法性。说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统一。后面我会讲到统一问题。说它“不公正”是指大众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精英的掠夺肆无忌惮，政治o(︶︿︶)o 唉，钱权勾结，为政不仁，为富不仁。说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状完全不可取，必须被彻底抛弃。我们的任务是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还是那句老话，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这是我们考虑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5:20

三、自由民主主义批判

　　既然现状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那就选择自由民主主义吧！自由民主主义不是已经成了世界潮流了吗？不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的确，现在民主已经成了一种“迷信”，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完全不必长大脑了，只要顺着大流说，跟着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只要一谈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从最高层到最底层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来反这个潮流。也许你会问，你想找死吗？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

　　下面我就讲一讲，为什么我拒绝自由民主主义。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问：西方式民主能解决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绝它。 
　有一种流行的“逆向思维逻辑”或是“乌托邦逻辑”。例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很多罪恶，而且他发现这些罪恶与私有制和市场体制有关系，于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恶的方案——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些罪恶彻底铲除。但是，苏联、东欧和中国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却表明，现实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并不一致，那些罪恶依然存在，只不过它们通过不同的机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现在这种“逆向思维逻辑”仍然在国内流行。许多人看到现在中国存在很多罪恶，他们也发现这些罪恶和专制体制有关系，于是他们就想，如果换成了民主体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消失了。他们坚信，只要用民主替代专制，我们就可以告别苦难，迎来幸福，就可以扫除黑暗，迎来一个艳阳天。这种极为简单化的逆向思维逻辑几乎统治了所有人的大脑，从卖大白菜的小贩到国家领导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说的是，不存在如此简单的逻辑，即使是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政治o(︶︿︶)o 唉、经济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等等，不见得会消除或是缓解，而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等，还有可能丧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种认为只要实行民主化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这种逆向思维逻辑，在学理上说不通，在经验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对者会说，你说的仅仅是一种坏的可能，没有经过试验你怎么知道民主化不会带来好的结局？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能拿民族的命运作试验。谁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办法是看看别人的试验。怎么看呢？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数据拿过来，比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先看看它们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后再看看它们的经济发展业绩如何，看看它们的政治o(︶︿︶)o 唉的情况怎样，看看它们的经济不平等的情况怎样，最后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我将通过基于经验数据的国际比较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选择的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世界治理报告》。这份报告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o(︶︿︶)o 唉水平。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还给出了各国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基尼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还利用了透明国际关于世界各国o(︶︿︶)o 唉的估计值。为什么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指标？因为这两个组织立场偏右而且声誉不错。所以，用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既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无话可说。

　　在比较的时候，我把国家分成了两组，一个是中低收入组，一个是全体国家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组国家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长率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o(︶︿︶)o 唉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o(︶︿︶)o 唉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o(︶︿︶)o 唉”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依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基尼系数直接指示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还有贫困发生率，即世界银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所测定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它与民主化程度也没有统计相关性。再把全体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国家的贫困程度、o(︶︿︶)o 唉程度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统计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与o(︶︿︶)o 唉指数是高度相关的，r平方值达到0.79。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o(︶︿︶)o 唉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

　　民主、经济发展、政治o(︶︿︶)o 唉、社会不公正的经验关系

　　国家或地区民主水平指数1（o(︶︿︶)o 唉权和负责精神）经济发展指数2（GNI PPP） GDP年增长率3 o(︶︿︶)o 唉指数4 o(︶︿︶)o 唉指数5 贫困指数6（%）基尼系数7（%）

　　中国 -1.38 4260 10.0 3.4 -0.41 18.8 40.3 
　　印度 0.38 2450 5.9 2.8 -0.25 44.2 37.8

　　巴基斯坦 -1.10 1920 3.7 2.5 -0.73 31.0 31.2

　　孟加拉国 -0.57 1680 4.9 1.3 -1.12 29.1 33.6 
　　印度尼西亚 -0.49 2940 3.8 1.9 -1.16 12.9 31.7

　　马来西亚 -0.27 8340 6.5 5.2 0.38 49.2

　　菲律宾 0.17 4360 3.3 2.5 -0.52 46.2

　　俄罗斯 -0.52 8660 -3.7 2.7 -0.90 7.1 48.7

　　南斯拉夫 -0.20 0.7 2.3 -0.80 
　　埃及 -0.87 3790 4.6 3.3 -0.29 3.1 28.9

　　阿根廷 0.12 11690 3.7 2.5 -0.77

　　巴西 0.28 7450 2.8 3.9 -0.05 11.6 60.7

　　墨西哥 0.33 8770 3.1 3.6 -0.19 15.9 53.1

　　秘鲁 0.22 4680 4.3 3.7 -0.20 15.5 46.2　　
　　香港 0.15 26050 3.9 8.0 1.52 52.2

　　台湾 0.89 5.7 0.81

　　新加坡 0.51 24910 7.8 9.4 2.30

　　日本 0.99 27430 1.3 7.0 1.20 24.9 
　　我把相对中国来说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的数据列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比较。我选择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人口规模比较大、国土也比较大的一些国家，拿它们来和中国比一比。亚洲的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欧洲选的是俄罗斯、南斯拉夫，非洲选了埃及，南美选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鲁，同时把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几个地区和国家也加上，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和日本。这里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数据，经济发展指数是世界银行的，按购买力评价核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长平均值，第一个o(︶︿︶)o 唉指数是透明国际的，来自2003年的年度报告，第二个o(︶︿︶)o 唉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的治理报告，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世界银行2003年报告里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比较权威的数据，而且是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数据，可以看到，在这些可比的国家里，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最好的，o(︶︿︶)o 唉是居中的，贫困的指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基尼系数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这里，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对《联合早报》记者讲过的话。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帝国体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民主化过程。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远一点。印度挣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过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来，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来。时至今日，印巴还是纷争不断，南斯拉夫也没有平静，车臣与俄罗斯的冲突愈演愈烈，乌克兰又面临内战的威胁。谁也不能否认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难逃厄运。台湾就不用说了，o(︶︿︶)o 唉、o(︶︿︶)o 唉、香港都会跟着起哄。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谁也不能拿民族命运为自己的偏好或设想去赌博。有些人对我的这种看法破口大骂，我想原因无非有三种，一是无知，不了解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这些常识，但还是理解不了，三是别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黄。

　　与已经实行民主制度和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标上——经济增长、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公正，中国的表现根本不比它们差，而且中国存在的问题它们同样存在，甚至比中国还要严重，而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则是它们望尘莫及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改弦易辙呢？为什么要向那些手下败将学习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让一般的老百姓抛弃民主迷信，只要能让他们相信民主解决不了问题就足够了。但是，要驳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义者，仅仅论证民主无用还不够。他会一本正经地对你说，他之所以喜欢民主，仅仅是因为民主是他所珍爱的价值。民主有用更好，没用也无所谓，他都一样喜欢。什么经济衰退、政治o(︶︿︶)o 唉、社会不公、国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没有什么危险的条件下，他还会悲壮地说“不民主，毋宁死”。所以，要彻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还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将从三个层次上批驳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

　　首先，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如果非要从西方舶来品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社群主义。再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道德是个人的事情，属于私域范畴，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本身都无权宣称哪一种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称社会和政府在价值判断方面必须保持中立。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社会都要有一种主流的价值，而且社会有责任把这种主流的价值推行开来，通过教化或社会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例如，它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在，但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个体离开群体、离开社会都无法生存。再如，它主张性恶论。实际上，人既有作恶的本能，也有为善的潜能。善、恶共存与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而且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也是错误的。例如，它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的恶”是说，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玩不转。政府之所以有资格存在，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简言之，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其实，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政府，肯定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因此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这一点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地，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地，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按照卢梭的想象，如果我们所服从的对象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那么“服从”这种令人尴尬的事情就变成了一种很美妙的事情。虽然我还是要“服从”，但是这种服从是基于我的“同意”。对于任何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于同意的统治是非常好的。当大家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由民主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多数统治。这一切通过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来实现。民选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政府的合法性理论中，自由民主主义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竞争力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套从来就行不通，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人人平等，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场社会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经济不平等必然导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说不对，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选举投票时，街头小混混的一票、比尔·盖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错，这是事实，但是要记住，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人的平等也就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平等。

　　在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取权力的时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权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只要看看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争取投票权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过程中无不伴随着流血牺牲，无不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实际上，资产阶级从本性上来说是最反对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贫穷的多数可以运用民主权利合法地剥夺富裕的少数。所以，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过宣扬民主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它又要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发明了“宪政”。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普选”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实。选举是被金钱控制的。议会是被金钱控制的。媒体、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也是被金钱控制的。资产阶级的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通过控制媒体和教育研究系统，它也在市民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统治无处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事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谁在支配美国的政治？并不是什么多数，也不是什么民意，还是那些有权势的集团。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小结

　　说了这么多，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决政治o(︶︿︶)o 唉问题，不一定能打破o(︶︿︶)o 唉，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8:18

四、仁政蓝图

　　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仁与仁政

　　现状是不完善的，是需要改进的，是不应该延续下去的。不完善体现在哪里？需要改进的是什么？就是“不仁”！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不光是精英不仁，老百姓也不仁。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三岁的李思怡会活活饿死吗？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必须拒绝强盗社会，走向人道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才提出“仁政”。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向大家交代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提出“仁政”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乌托邦空想，更不是为什么专制政体辩护，它是对复杂现实的理性回应，是经过深思熟虑地比较得出的严肃结论。我不是一个不暗世故的书呆子，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人。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实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道统论

　　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有自己的人性论。对于儒家来说，它对人的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人有“善端”。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其实非常非常小。那么人和禽兽的这点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恻隐之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痛苦，你也会感到痛苦。孟子认为这种恻隐之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孟子讲的一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他说，当你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很难受，会去抢救他。孟子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讨好他的父母，也不是为了在邻里面前沽名钓誉，也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听到小孩子的惨叫声。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你有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就是仁的根基。

　　政治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为人。人既有为善的可能，也有作恶的可能。而要想使人成其为人，不成其为兽，就要发扬光大使人异于禽兽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要发扬光大人的善端。仁政就是这样的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政治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承认政治的使命是使人成其为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政治的使命是使仁发扬光大，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仁政！

　　我想通过这样一种论说，来确立儒家的道统地位，也就是用儒家的政治哲学规定中国的政治合法性。

　　政统论

　　那么，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这一点任谁也无法反对。你总不能说应该由坏人治国、庸人治国吧！那么，谁是贤人呢？贤与不贤的标准是什么呢？贤人就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这是因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

　　那么，仁政为什么不能是西方式民主政体呢？仁政为什么不能采纳“人民主权”、“多党制”、“全民普选”等西方式民主的要素呢？这是因为，第一，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可以说，儒家并不绝对拒绝“人民主权”原则。第二，如果仁政是最好的政治，那么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所以儒家反对“多党制”。第三，儒家反对“全民普选”。这不是因为儒家拒绝承认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是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其实，儒家也是主张政治平等的，只不过它不主张虚幻的人头面前人人平等，也不主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是主张德智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有权利要求统治者行仁政。这是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

　　三位一体：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关系

　　那么，儒家的政治哲学、儒士共同体、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原则性的东西已经都有了。它们就在古人的智慧里。道统、学统和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所谓“道统”是一种政治哲学，它阐述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在古代中国，儒家确立了一个能够被绝大多人自觉服从的统治秩序。中国的“道统”就是仁政，就是王道政治。所谓“学统”就是传承道统，培养道统实践者的组织体系。在古代中国，通过建立官学、民间书院、私塾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儒家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的影响遍及政府和社会。这就是儒家的学统。所谓“政统”，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在古代中国，儒士是政府官员的最主要的来源。历朝历代不断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选官制度，在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儒家建立道统，儒家的学统培养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统，就这样道统、学统、政统实现了统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建制。看一看中国历史就知道了，当政统符合道统的时候，政治就稳定，当政统背离道统的时候，政治就不稳定。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行仁政，就会天下太平，只要他们行暴政，就会天下大乱。而儒士也有两种身份，当政统符合道统时，他们是政权的支持者，当政统背离道统时，他们是政权的批评者，甚至是反叛者。所以，儒士不仅仅是维护稳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复兴道统，重建政统的核心力量。我认为，这些思想和原则并没有过时，它们依然可以指导我们今天和未来的政治实践。如果我们要建立仁政的话，就要重建道统、学统和政统，重建它们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这就是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8:56

　　最高权力转移规则

　　仁政如何解决最高权力转移问题？在古代中国，据说禹之后就是家天下了。世袭、宫廷政变、暴力革命构成了最高权力更替的主要规则。孟子推崇禅让制度，而且也不反对革命。今天，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儒士共同体推举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民主。禅让实际上是让贤。革命是最坏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老百姓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当下中国实行的就是禅让制度。毛泽*东的后代死的死、傻的傻，世袭的可能性没有了。他只能选择禅让。这也许就是天意。但是，毛的禅让是不成功的，华国*锋转眼之间就倒台了。邓小*平的禅让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总算成功了。虽然胡耀*邦、赵紫*阳被废黜，但江泽*民终成正果。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禅让就非常成功了。自由主义的选举理论显然解释不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更替，o(︶︿︶)o 唉的民主集中制也解释不了，宫廷阴谋论也解释不了，只有儒家的禅让理论才能给予有效地解释。

　　这里我想重点讲一下禅让制度。孟子指出，禅让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天子推荐，第二是接班人必须是贤人，第三是经过试用之后得到认可。在禅让制度下，天子没有权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推荐接班人的候选人，而且只能推荐那种能力和品德都出类拔萃的人做候选人。候选人必须经过试用期的考验。经过试用之后，再看候选人是否得到了天和民的认可。只有得到了天和民的认可，才能正式接班。孟子讲过尧舜禅让的故事。尧看舜不错，打算把位子让给他，于是委以重任，一是让舜锻炼锻炼，二是看看他的本事。这就是试用了。结果整整试用了28年。由于舜干的不错，大家反映挺好，所以中途没有换人。但是，仅仅尧满意还不行，还要看天意和民意。怎么检验天意和民意呢？尧死后，舜搬出国都，把国都留给尧的儿子，自己到另外一个地方办公。这样一来，国家就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这种双中心的格局要维持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要看看老百姓，看看那些部落的头头，都去找谁，都往哪里跑。结果一看，大家都跑到舜那里去朝拜，去请求各种各样的指示，没有人理睬尧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天意和民意都在舜那一边。于是，三年之后，舜就搬回国都，正式继位，登上天子宝座。而尧的儿子就下岗回家了。这就是禅让！中国现在的权力交接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它就是宫廷斗争，不能说完全是私相授受，也不能说是完全的暗箱操作，它还是有程序的，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有一定的透明性。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非常文明的权力转移方式。

　　民意表达机制

　　儒家认为，政治既要体现天意，也要体现民意。天意与民意有区别，也有联系。天意高于民意，天意代表民意。《尚书》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总的说来，儒家认为天意和民意都可以由圣人和君子来传达和实践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政治解决方案，运用于古代社会还是可行的，但却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的要求。政治如何体现民意？这是现代儒家面对的一种挑战。而且儒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并不多。我们必须向现代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借鉴。

　　如何把“民本主义”落到实处？如何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如何在行政决策中体现他们的利益？为了在实践层面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探索、建立、完善三种机制。

　　第一种机制，开放的大众传媒。传媒的作用已经众所周知。在这里我就不再讲了。

　　第二种机制，行政决策咨询机制。实际上，这二十多年中，o(︶︿︶)o 唉已经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机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再论“行政吸纳政治”》，专门谈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金耀基在研究香港政治的时候，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这一概念。按照现代化理论，随着市场深化、经济发展、多元化、教育水平提高、开放，公众对民主的需要必然提高，民主政治也必然随之兴起。但是，在香港，现代化理论的预言却失败了。香港是一个只有行政，没有政治的社会。这是为什么？金耀基发现，实际上，香港政府通过一套行政方式，解决了一些国家用政治方式解决的问题。他将这种做法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政治行政化的两大法宝是“决策咨询”和“精英吸纳”。“决策咨询”是指政府广泛使用咨询方式，以使决策能够体现各方的利益。而“精英吸纳”是指把社会上的各类精英分子直接纳入行政系统之中。

　　我发现，用金耀基的概念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是非常有效的。90年代的中国大陆，社会高度多元化，而且利益冲突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多党制、竞选、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甚至没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这些民主建制而崩溃，相反它的综合表现还相当突出。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行政吸纳政治”！中国政府是一个“议行合一”的政府。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它会主动观察、了解社会的各种需求、压力和冲突，并做出反应。例如，在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它会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什么市长热线、信访之类的东西。人大和政协就更重要了。同时，o(︶︿︶)o 唉也非常注意精英吸纳。例如，政府有意识地把有钱的、有名望的、有历史地位的人，总之是一些现代贵族吧，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工商联、科协等机构之中。

　　广而言之，当社会日益分化，日益多元化，而且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的时候，公共决策中如何解决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问题呢？现代社会发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来解决这些政治问题。一种机制是政治民主化，其工具包括多党制、选举、议会、压力集团等等。另一种机制就是政治行政化，其主要工具是决策咨询和精英吸纳。在党政合一、议行合一的中国，政治行政化是一种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

　　第三种机制，法团主义体制。你们也许注意到了，我谈“行政吸纳政治”的时候，讲的是“两大法宝”，但是我讲“第二种机制”的时候，却只讲“行政决策咨询机制”。为什么不提“精英吸纳”？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精英吸纳，一方面建立了精英联盟，另一方面排斥大众。它只保证精英的政治参与，却有意无意地剥夺了大众参政的权利。可以说，它是当下这种不公正现实的制度性根源之一。所以，我坚决反对这种东西。强调一下，我并不反对“精英参政”，我反对的是“只许精英参政，不许大众参政”。就公众的参政而言，我最欣赏的是还是法团主义体制。

　　公众如何有组织地参政呢？一说到参政，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到西方，而且一般是想到美国。其实，民主也有不同的模式，最主要的两种模式是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美国是多元主义的典型，而奥地利是法团主义的典型。在多元主义模式中，政党、议会、压力集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大的公共决策都是在议会里做出的。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执行。选举、议会立法、政府执行，构成了多元主义政治过程中的核心环节。但是，法团主义不是这样。法团主义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却是职业。对于一个无产者来说，最主要的收入是通过就业获得的，所以最重要的利益必然是和自己的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法团主义主张，根据职业来把人们组织起来。比如，钢铁工人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公务员工会等等。资本家也是如此，同样要按行业组织起来。这些组织被称为功能性社团。当劳工和资本家有冲突的时候，或是不同行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就出面组织冲突各方坐下来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共同贯彻执行。请注意，真正的决策参与者是政府和功能性团体，而不是议会。“立法”是在议会之外进行的。当然，政府和功能性团体达成的协议一般会得到议会的支持，因为政府也是由议会的多数派主导的。

　　在法团主义模式中，怎样分配参与权或谈判权呢？比如说，同样是钢铁工人的工会，可以有几十个，也可以有一万个，总不能让所有的工会都参加谈判吧。一般情况下，政府只允许几个甚至只允许一两个参与谈判。政府往往选择那些大的、愿意合作的工会参与谈判。有些国家还为那些被选定的工会提供财政支持。享受这些特权的工会必须承担贯彻实施谈判协议的责任。政府的控制手段是“胡萝卜”。你跟我合作，我给你谈判权利，给你财政拨款。中国现在还是用“大棒”来控制。你不服，就打死你。胡萝卜肯定不给，合作的也不给。合作的不打死你，不合作的就打死你。它现在还是比较强势政府，它有这个能力。等将来它慢慢地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它也得坐下来谈判。

　　需要强调的是，法团主义并不反对结社自由，相反，它需要结社自由。实际上，没有结社自由就不会有有效的法团主义。在法团主义体制中，谈判达成的协议要由谈判各方共同实施。而要有效地实施协议，工人的工会和资本家的商会必须要有权威。权威从哪里来？不能靠暴力，也不能靠收买，只能靠“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所以，这些功能性组织一般是按民主原则建立内部治理结构。

　　与多元主义相比，法团主义能够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参政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开放结社就可以促进公正，就可以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不要忘了，工人会利用自己的结社权利促进自己的利益，资本家同样也会那么做，而且资本家往往比工人组织得更好、更有效。一些利益集团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结社权捍卫自己的利益，使自己获得那种与他们人数根本不相称的利益。这已经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了。例如，在美国，持枪者协会、农场主协会，尽管他们人数很少，但是很有能量。他们可以使议会通过那些有利于少数人（也就是他们自己）但损害多数人利益的议案。所以，当结社禁区适度开放或者完全开放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能看到人们的处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结社权利，既可以是维护权利的工具，也可以是扩大不平等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法团主义模式，不但为各种集团提供了公平的结社机会，而且为它们提供了公平的参政机会。在这种体制中，弱者和强者有大致相等的机会，运用结社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

　　不仅各个群体利用结社权利的能力不同，而且各个群体享有的结社权利也是不同的。稍微用心观察一下中国人的结社权利，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结社权利是高度不平衡的，强者的结社权利实现的程度要高一些，弱者的结社权利实现的程度要低一些。比如说，o(︶︿︶)o 唉的结社权利是全世界保障得最好的。它可以用国家财政来养活自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伙人的结社权利比他们更充分。资本家的结社权利也不错，有商会，有行业协会，还有俱乐部，都很活跃，而且政府还在大力促进。知识分子的各类学会也很活跃。但是，工会就不行了。你看那些工会，不论是国企的，还是外资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过去，只有政府压制工会，现在是政府和资本家联手控制工会。权和钱结合起来，一起来压制工人。工会就是老板调动工人积极性，让他们好好干活的工具。维护工人权利？想都不要想。工人处境不佳，那农民呢？更别提了，连个假农会都没有。所以，在中国，不要笼统地谈中国人有没有结社权，要谈谁没有结社权，谁有什么样的结社权。

　　法团主义就说到这里吧。做个小结。我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法团主义体制。也就是说，把工农大众按行业组织起来，也让资本家按行业组织起来，然后呢，政府提供一个平台，把它们叫到一起，坐下来，进行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大家齐心合力实施。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公平，也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公众参与模式。

　　平衡政体：自治、合作、制衡、共享

　　用西方政治学术语来说，仁政是一种“混合政体”。这种政体把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素混合在一起。在混合政体中，各个阶级都有表达自身利益的制度设施，透过这些制度部件各个阶级的利益都能得到适度的表达。这是一种阶级分权的结构，而不是阶级专政的结构。所以，混合政体也被称为“平衡政体”。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几乎都是单一阶级专权的社会。专权者或是掌握财富的人，或是掌握暴力的人，或是掌握神意的人。仁政要打破这种局面。

　　在《仁政》和《论合作主义国家》这两篇文章中，我描绘了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包括这样一些要素：仁慈的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儒教。它们在混合政体中各自发挥什么作用呢？市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冲突是这个社会永恒的主题。仁政的目标是各个阶级之间的自治、合作、制衡、共享。现在有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掌握财富的资产阶级，掌握知识的知识阶级，还有掌握劳动的劳动阶级。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应该使各个阶级实现自治，在自治的基础上合作，在合作中有制衡，通过制衡来共同分享合作的成果，避免赢家通吃。具体说来，权威主义和市场经济保证了权力和资本的自治，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的框架。市场经济、法团主义式的协商机制提供了阶级合作的平台。法团主义也是一种阶级制衡的机制。不要忘了，市场也是一种制衡的机制。市场是社会制约政府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而福利国家则是各个阶级共同分享社会财富的有效机制。

　　有人说，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大众的利益。这是错误的。权威主义同样能够保障大众的利益。历史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是俾斯麦在普鲁士建立的。当时的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权威主义国家。俾斯麦为了抵抗来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双重进攻，为了维护国王和官僚的既得利益，率先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这一举措，稳定了工人，给资本家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赚钱环境，也保住了国王和官僚的权力，可谓“皆大欢喜”。有人把英国的《济贫法》当作福利国家的标志。这是完全错误的。《济贫法》相当于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法律规定，流浪者要么进血汗工厂，要么抓起来强制劳动。它是惩罚穷人的，与福利国家风马牛不相及。

　　超越周期律

　　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据说，国共征战，o(︶︿︶)o 唉胜利在即，黄炎培跑到陕北与o(︶︿︶)o 唉进行了一次对话。黄炎培问o(︶︿︶)o 唉，o(︶︿︶)o 唉怎么超越兴亡周期律。o(︶︿︶)o 唉胸有成竹地告诉他，靠民主。当然了，o(︶︿︶)o 唉自己根本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他死后，特别是o(︶︿︶)o 唉泛滥之后，人们才捡起了这个陈年旧事，而且越说越来劲。

　　今天，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自《文化民族主义论纲》和《仁政》发表以来，我听到很多质疑，频率最高的一个就是：“仁政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搞得也不怎么样，问题一大堆，今天再搞能成功吗？”个人专断、政治o(︶︿︶)o 唉、王朝循环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古代政治中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古代社会缺乏制约权力的力量和机制。现代不同了。民主是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但是，除了民主之外，还有许多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和力量。首先是市场。市场经济意味着财富摆脱了权力的控制。独立的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力量。其次是有组织的大众。如果建立了法团主义的话，大众就是有组织的力量了，他们将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有就是独立的媒体。最后是海外示范压力。仁政要面对来自民主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压力会迫使权威主义者不敢为所欲为。所以，没有民主，不等于没有制约。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周期律。

　　我还要强调一下，今天再搞仁政，绝对不是简单地重复两百年前的古代政治。中国人还不至于这么没出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原则了，所以也就不必多说了。

　　评价：继承与改进

　　设计和创造未来是为了克服现存秩序的缺陷，同时保留它的优点。现存秩序的优点是什么？效率！这种效率表现为，它能够比较有效地维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现存秩序的缺陷是什么？一是不公正，主要是大众的权利得不到最起码的保护，二是缺乏合法性，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供一种自圆其说的论证。那么，仁政能够保留这些优点，克服这些缺陷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仁政完全有可能保留现存秩序的优点。现存秩序的效率来自权威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仁政本身就是一种权威主义，只不过比一般的权威主义更仁慈。儒家从来都不反对市场，而且可以与市场和睦相处。风行一时的“儒家资本主义理论”支持这一判断。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既然仁政与现存秩序拥有相似的“原因”（权威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那么也就完全有可能拥有相似的“结果”（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第二，仁政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公正。仁政首先从道义上坚决否定“为政不仁”、“为富不仁”，否定当下的强盗社会。仁政还从制度上遏制这种不仁。儒家道统、三位一体、法团主义、福利国家，都是仁政遏制不仁的制度建制。再有，仁政不是暴力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不是官僚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不是资本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而是一类特定的知识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与军阀、党棍和暴发户相比，知识分子总还是要仁慈一点。这是一个世界性规律。所以，我认定，仁政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

　　第三，仁政具有很好的合法性理论。“道统论”、“政统论”、“三位一体”为仁政提供了合法性论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政治哲学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它是悠久博大的儒家文化的有机成分。有人说，既然都是权威主义，用仁政替代马列主义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而且是非常有意义！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是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是精英联合专无产阶级的政！马列主义能与这种现实长期和睦共处吗？但是，儒家可以容纳私有制、市场经济、精英政治。仁政的政治哲学可以很好地包容现实中的制度要件，而不是与它们发生严重的冲突。而且，儒家富有理想主义光辉，富有道义感召力。要知道，这些恰恰是任何一种政治理想、乌托邦、意识形态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作为一种合法性理论，仁政比马克思主义更有说服力。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9:23

五、儒化：政治与文化 
 　我对未来的构想并没有脱离现实。我所勾画的未来蓝图中保留了很多现存的东西，如权威主义政治、市场经济体制，甚至对精英联盟也不是完全摒弃。但是，这一蓝图更重要的特征还是超越现实。在这个蓝图中有很多新东西，如仁政、儒教、法团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有些新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新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也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未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下面我将围绕“政治”和“文化”谈谈儒化问题。

　　大趋势：再中国化与再西方化

　　尽管不乏效率，但由于不公正，加之缺乏合法性，现存秩序是不可持续的。想就这么混下去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上述分析表明，未来中国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再西方化”，要么“再中国化”。请注意，我用了两个“再”字。我们原本是中国，但这一百多年间已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最近二十年，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按照资本主义的模板再来一次全盘西化。近年来，有一小撮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站出来大声疾呼，要求复兴儒家文化。这种诉求可以准确地称之为“再中国化”。“再西方化”、“再中国化”，这也许就是中国的两种命运。 
 我认为，在未来二十到五十年内，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同时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竞争的结局与文化竞争的结局息息相关。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反过来，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所以，今后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我坚信，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主张。

　　为什么政治与文化的联系如此紧密？一方面，政治可以影响文化。o(︶︿︶)o 唉的历史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文化也可以影响政治。从长期来看，合法性决定政治的生命。而文化规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葛兰西告诉我们，合法性理论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而有效的意识形态一定掌握文化霸权。哈贝马斯指出，对合法性的认识，是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中，通过广泛深入地讨论形成的。这样的合法性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这一切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合法性理论离不开文化，第二，只有扎根于文化之中的合法性理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所以，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同样，要确立民主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西方文化的霸权。注意，我在这里说的“霸权”是葛兰西的“霸权”。

　　紧迫感与危机感

　　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中国文化的没落史。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彻底崩溃了，举国上下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文革时期达到了疯狂阶段，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摧毁。即使是今天，孔庙在政府的眼中也就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今天的大学生，你说他数典忘祖，他毫无愧色，但是你要说他英文发音不准，他会觉得没脸见人。现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搞儒学的人，但他们基本是吃儒学的，他们把儒学当作谋生的饭碗，既不信仰它，也不同情它。更有甚者，许多人对儒家一无所知，但你一跟他说儒家，他想都不想就说那破玩意不行。现在反对儒家的人，你把他拎过来，问问他什么是儒学，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说不出个皮毛。但是，他就敢说儒家不行。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黄皮肤、黑头发，也不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是中华文化。国亡，只要文化在，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亡国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国就处于文化灭亡的边缘。我们要有紧迫感！

　　如今儒学被彻底妖魔化了，以至于不懂儒学就敢骂儒学。相反，民主被彻底的神圣化了，不懂民主就敢喊民主好。骂的时候、喊的时候全都理直气壮。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尽管最近几年自由民主主义走下坡路，文化民族主义日渐兴起，但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外，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自由民主主义。所以，儒家要有危机感！要认识到，要打败西方，我们必须付出持久地、艰苦卓绝地努力。

　　儒化的原则与策略

　　如何走向仁政？或者说，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o(︶︿︶)o 唉，在基层，儒化社会。

　　首先是儒化o(︶︿︶)o 唉。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o(︶︿︶)o 唉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

　　在这方面，国民党做得比o(︶︿︶)o 唉好。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的现代蓝图时，就有意识地把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他的五权o(︶︿︶)o 唉、对资本的态度、对民权的理解都体现了儒家的智慧。国民党的理论家也力争把本党统治的合法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大搞新生活运动，也就是要复兴儒家文化。

　　还有就是儒化社会。短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国学课。国学课不是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国学课传授的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文化的灵魂，而不是学几首古诗，背几篇古文，不是为了写好作文，不是为了附庸风雅。长期来看，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在社会中儒家总要有一个载体。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载体只能是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但是儒家没有。这是为什么？历史上儒家是一个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统治社会的士绅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传统政治形态崩溃了，儒家也就失去了载体，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今天儒家要重建自己的载体，这种载体的最佳形态就是国教。一说到国教，有人就问，是不是要强制大家信仰儒教啊？不是的。确立国教与信教自由并不矛盾。这一点康有为早就说清楚了。国家坚持宗教自由政策，但给予儒教一些优惠条件。只有当儒教复活了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社会的儒化成功了。

　　我认为，在儒化的问题上，o(︶︿︶)o 唉与中华民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它继续这样混也比较困难。与儒化相比，民主化的下场会更惨一些。所以，与接受民主化相比，o(︶︿︶)o 唉接受儒化的难度会更小一点。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地希望能实现这样一种和平演变。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那既是o(︶︿︶)o 唉的幸运，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儒家正迎来一个复兴时代

　　要想对儒化有信心，就要看清历史大势。要想看清未来趋势，就必须要有大眼光。所谓“大眼光”，一指历史眼光，一指世界眼光。看来看去，我觉得亨廷顿是一个有大眼光的人。除他之外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亨廷顿的观点。他的观点暗示，儒家没有过时，相反，儒家正迎来一个伟大的复兴时代。

　　亨廷顿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顿所说的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终极文化”。它与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些基本价值凝结在那些伟大宗教之中。亨廷顿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发现存在着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拒绝主义”。这类国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也不要价值层面的西方化。他们在绿色圆圈内转圈。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选择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痛苦的过程”。这类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终极文化却彻底西方化了。亨廷顿认为这是最不幸的。第三种模式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却实现了真正的全盘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现代化了，而且终极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树立为全盘西化的典范，号召第三世界学习，而且还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马尔——命名这种模式。但是，亨廷顿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马尔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即第四种模式。这类国家，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贯穿始终，但是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将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也必然随之兴起。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他还认为中国一定会成功，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而与美国大打出手。

　　我们的切身体验就可以认证这一点。想当年，开放之初，中国人出国背着一旅行袋方便面，千方百计省吃俭用，背回一台电视机或是冰箱，全家欣喜若狂，左邻右舍啧啧称羡。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怎么能有文化自信呢？那是不可能的。人穷志短，这是大数定律。今天你再看看。中国人去国外，手里有钱了，可悲的是没什么可买了，国内要什么有什么，买些小礼物带回来送人吧，还担心买到“中国制造”。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有文化自信了。你不让他自信也不行啊。财大气粗啊，这也是大数定律。所以，就一个民族而言，文化自信的基础还是经济成功。

　　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

　　文化不像一件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文化永远支配着你，即使你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也在支配着你。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也许永远不知道水的存在，也不理解水的性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鱼离不开水。o(︶︿︶)o 唉致力于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登峰造极。但实际上连他本人都没能逃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林彪对o(︶︿︶)o 唉的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在《571工程纪要》里，林彪说o(︶︿︶)o 唉是“披马列之皮，行孔孟之实，执秦王之法”。就是说，o(︶︿︶)o 唉嘴上说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追求的是孔孟之道，而使用的手段则是秦始皇的那套东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伟大的魔咒。尽管o(︶︿︶)o 唉一门心思要砸烂孔家店，但最终孙猴子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中国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幅员辽阔，不是人口众多，而是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几千年中不断发展，尽管屡经挫折，但是从来没有灭绝，最终总能够重新崛起。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它有非常深厚的根基和坚韧的力量。我们未来的发展绝对不能脱离这个根基。强调从现实出发，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保守主义思考未来的基本态度。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态度！ 
　说到底，政治脱离不了文化。只有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政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在中国，这样的政治就是仁政。重建仁政不仅可以保民，可以王天下，也可以重新发扬光大那些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注释：

1、1996~2002全球治理评估报告（指标）世界银行：83~86，2002年数据。

2、2003世界发展报告：240~241，2001年数据。

3、2003世界发展报告：244~245，1990~2000年数据。

4、透明国际组织： 284~286，2003数据。

5、世界银行：103~106，2002年数据。3、4为两个独立的计算结果，4的指数含有3的所有数据来源。
6、2003世界发展报告：数据为国际贫困线，每天生活在不足1美元的人口百分比，242~243，其中当数值小于某个百分比的时候，取最大值。 
7、2003世界发展报告： 242~243。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29:46

[洙泗会讲文稿]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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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

先从中国文化的框架结构说起。关于中国文化的框架结构，近代以来中国人形成了诸多看法，最有影响的有儒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儒道互补主体结构说，儒道佛三位一体说等。还有的从中国文化某一重要特征出发，认为中国文化倾向于某一文化模式，如中国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结构，中国文化是由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构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文化是以礼为中心的文化模式等等。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十分有见地的，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把握了中国文化框架结构的基本特征。不过，本人觉得随着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观点就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往往是各有所蔽。下面我就自己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框架结构的一些初浅看法提出来，并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探讨儒学与中国文化整合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文化的框架——天、地、人三才

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是天、地、人三才。古人常以三者并列探索世界的构成规律。

“三才”作为一个思想范畴，最早文字记载是《易传》，然而其起源、发展、演变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可以追根溯源要到原始社会晚期。20世纪80年代末，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组蚌壳龙虎图。另外，关于盘古开天辟地以及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的传说，虽然出现很晚，也可以作为上古三才观念萌芽的佐证。

殷周时期，天神、地祗、人鬼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从宗教角度也可见得一种“三才”的观念。

关于《周易》的起源，《易传·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既说明了《易》的基础八卦始见于史前的包（伏）牺氏时期，也说明这时期已经有了三才观念的萌芽。八卦以其独特的象征形式，将天地人三者概括起来，八卦也便成为三才观念的简洁表达。后来，《易传》对三才之道议论精当完备。

三才之说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家各派仍然在“天—地—人”三才的大框架中演进，只不过各家各派都是一种“片面的掘进”——从不同的方向、角度具体化、深刻化了某些方面，某些内涵，使三才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其特点是从自然及于社会，从哲学及于伦理，逐渐发展为三才之道，不同的思想学派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战国以降，三才宇宙观逐渐有了几个新趋向：其一，三才有从“三分”向“二分”的转化，但“三分”依然存在。

其二，阴阳观念最初是从三才之道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时候逐渐独立为一最有影响力的观念，这与以上的“二分”倾向是有关系的。

其三，三才宇宙观念在后来的思想史上不绝如缕，特别是由天父地母观念发展出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

总之，在三才之说中，人在天地间是居“中”的，为天地之中介，居中而立，把天地两个对立项有机地联系成个整体，并且参赞、调谐天地万物之化育。今天，我们可以从三才中的人居中而立的重要位置与作用上我们可以推出形而中，以与已有的形而上、形而下组成一个完整逻辑思想结构：

 混 天天道 乾 道 形而上

 （道）人→ 人道 → 易 → 卦 → 形而中（主体人）

 沌 地地道 坤 器 形而下

所以，中国文化的框架就是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三层次结构。这样划分有几个特点值得明确：

①是强调三者以“形”为标准而分为三，不过是一种人为的逻辑结构，实际上在文化有机体自身这三个层次是难以分辨的，以“形”分之，只是一种形式化的表述。

②三者为有机整体，体系性极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生命上是相维的，在功能上是相济的。

③由三才宇宙观可知，天、地、人三者也各有特点，缺一不可，“天人合一”模式忘了地，造成了二分法，由二分法又导致了“二元对应”，走入了西方文化的理路，应该迷途知返，回归三分法，恢复三才之道，处理好天地人之间关系。在此基础上确立形上、形中、形下的逻辑结构，就有了很深的文化底蕴。

④形上、形中、形下以形中突出了人的居中而立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在文化创造中也要不失中道，以人——社会为文化之中轴，沟通天、地，以人的主动性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一体。

二、中国文化的内部——儒道佛法四维结构

在这个大框架之中，又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一种四维结构。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产生之起就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环境，可是为什么后来历史选择了儒家？儒家如何适应了历史？儒家在后来不断出现新问题的时候中如何进行内外的调节以与新形成的、新近来的思想文化系统重组中国文化的结构，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指导和文化氛围？

在先秦，诸子百家后来真正有历史影响的也就是儒、道、法、墨，由于墨家乃由儒家而出，且思想上的薄弱，所以实际上也就是三家而已。三家到了秦汉之际，三家先后递嬗，而在汉武帝时代走向整合。秦以法家为主，儒道隐而不显，但秦始皇也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或者是说利用了儒道，特别是《吕氏春秋》较好的兼容和吸收了儒道的相关思想观念，建立了一个不成熟但还算整全的思想体系，可惜未能付诸实践。

汉初实行的黄老之学本身就是道法结合的产物。汉初在政策上无为而治，实际上则是汉承秦制。在汉代，黄老之学与儒家一开始有竞争，后来却为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汉初陆贾、贾谊、韩婴等都不是先秦那样的纯儒，而是具有以儒为宗，以道法为辅的特点。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吸收黄老、法家以及阴阳家、墨家思想，初步完成了秦汉以来的思想文化整合，形成了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家在汉代逐渐消失了，法家被结合到了政治体制之中，成了“帝王之具”，以隐蔽的形式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自此以后，封建统治者是阴儒阳法，外儒内法，即所谓饰之以儒术；而士大夫则一龙一蛇，与时变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儒道互补，时而庙堂，时而山林。这样，就形成了三维结构，以儒学为制衡。

由于儒学自身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谶纬迷信，经学僵化，导致中衰，三维结构遭到破坏，佛教输入，玄学兴盛。玄学本质上是儒道在哲学层面的进一步融合，而佛教的输入以及与儒道的冲突、交流，使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佛三足鼎立，加上隐蔽的法家，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倒金字塔形状，这便是四维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儒道佛构成一个三角形,隋唐以后，三家相互斗争又相互摄取，还由于儒学的主动性，又通过吸收道佛形成了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比较而言，儒道佛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层面，法家作为学派虽然因为没有公开有人打出旗号可以说已经消亡，而其思想观念却溶入了政治——法律实践，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与儒道佛形成一种张力，使思想观念层面与政治——法律实践层面结合成一个有机系统，推动中国文化不断更新发展。

在这一奇特的结构中，儒学始终起着一种主体的、主导的作用。如何认识这一点？在上面的三角形中，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它是宗法性的政治、伦理与天道、人性浑然一体而又以人——社会为归宿，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肯定，对主体地位和能动精神的推崇，对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相比较而言，道佛对现实、人生的态度则较为消极。道家的基本特质是天人一道，顺应自然，无为不争，阴柔自守，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下，道家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虚无主义观点和对出世主义的逍遥境界的追求，它与儒家在构成互补，具体的就是形成了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庙堂文化和以隐士为代表的山林文化（隐逸文化）。佛家则以摆脱现实、人生的痛苦，实现超越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绝对空寂的涅槃境界为基本特质，与儒家远，而与道家近。这种四维结构就是西学进入之前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一种模式，它以儒为主体，以道、佛为调节和补充，以法家为实行，形成了一个互动互助的结构形态，而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制衡作用，通过与时俱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和民众的需求，在维护与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断更新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发、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独特形态。

三、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

近代以来，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看，它在近代以来逐步加深了危机；从近现代历史来看，随着危机的加深，呈现的是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当这种冲突达到不可解决的程度时，就发生了文化大裂变。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学者多把“天地”置换为“自然”，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等，对“地”的研究和探讨不够，甚至遗忘了给我们直接生活资料，生养我们的“母亲”。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三才应该是指宇宙空间——人类——地球的相互关系。

儒道佛法四维结构遭到破坏，无论在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政治——法律实践层面，外来的东西都呈现出全方位进入的态势，开始于近代的中西古今冲突比起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激烈，且是全方位的、密切联系的、相互转化的，这样构成了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纵横坐标，可以说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切变迁轨迹都可以在这一坐标中得到描画。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的冲突与政治斗争曾经混为一体，在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大裂变，分裂为以国共两党为导向的文化发展倾向。1949年以后，造成了大陆与港台的政治分立与文化对立：大陆信奉西欧古罗马——德意志传统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代表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大阵营，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法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感情态度有所继承，也不自觉地保留着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港台多受古希腊——欧美传统的影响，崇尚自由、民主，贵族倾向，也代表了西方现代文化另一大阵营。同时，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传统的忠孝仁义、礼仪廉耻等，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上更传统一些。在这两大阵营之外则是松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传统儒学道德人文精神为担当的现代新儒家，也在海外发展着。不过海外新儒家与港台官方在文化路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人格思想上又是独立自足的，没有受制或依附于政治。还有海外的孔教运动，虽然并没有学术上的成就，但已成为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以信仰方式维系民族文化的成功范例。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似乎短暂地重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诸子百家”的旧剧，实际上上是在大一统政治和意识形态之下一场“诸子复兴”思潮。这一思潮被政治风波扫荡之后，便是各自的沉潜、反思和深化，到90年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继80年代的“文化热”、“寻根热”而全面兴起，尽管同时还有此起彼伏的各种“后热”，有世纪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激战，但社会影响学术资源和思想创造力都越来越乏后劲。这样，在新世纪之初，自由主义、新左派向传统的回归就是寻求中国文化的新走向。

20 世纪思想文化潮流激荡的大致脉络，就是人们说到的激进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以及今天的新左派等）、自由主义（更为复杂多样）和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三大思潮。激进主义无疑在20世纪是主导性的思潮，借用社会-政治的巨大力量与惯性独领风骚，这是变态而非常态，是 “奇”而非“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激进主义自身，就是其他思潮，也都因此而有所变异，包括海外现代新儒家。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消极后果也就是全民族的、全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的。

这样就使得中国文化似乎回不到原来的那个结构了，其实仍然是可以考虑以原有的结构为基础，进行新的整合的。这就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基督教，在制度层面加进民主政体、现代法制，构成一个多面体。

总体思路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飞跃。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讲到以儒为主，我得强调主体性问题。我在这里提出三重主体性：

一是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过程中，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再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等。

二是在当今中国文化内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观念、学术流派纷杂的情况下，要确立儒学的主体性。

三是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要确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

这三重性是环环相扣的。现在，我以儒者的主体性从小而大，由内而外，层层推展来说明。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儒学已经不再是学院里专家、教授、学者们的事业，儒学日益成为社会不同层面凝聚和向心，达致共识的一项事业，社会上各行各业正在不断出现诸多儒者。之所以称他们为儒者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学理的掌握、探研之外，更有价值的承担，儒家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儒者的道德人格问题开始成为另人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人格不能确立，那么就很难说他是真正的“儒者”，也很难说是什么“儒学大师”，新儒家等等。郑家栋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郑在文章和演讲中不至一次地宣称儒学不再是生命的学问，不再是实践的事业，今天是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等等。这些观点显然是误导人的，是有害于儒学复兴事业的。

在当前这种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人心堕落，社会离析，违法犯罪司空见惯的状况下，儒者以其道德人格成就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文化生命，才能通过承担儒家的事业来担当中国文化的事业，以个人的文化生命来成就民族的文化生命。

儒者的主体性我想可以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随波逐流，不朝三暮四的独立个性。

第二，对历史反思，对实现批判的理性超越意识。

第三，心为主宰，以心守道，心统性情的健全人格。

第四，笃实克己，自觉自警的心性修养。

第五，下学上达，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

以这样有主体性的儒者推动儒家复兴的事业，才有可能完成学者们预测的儒学第三或第四期的建构。儒学第三或第四期的建构才有可能真正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说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大家都感觉和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一直面临着绝学道丧，礼崩乐坏的文化危机，西化的过程在全方位的进行，现在连农村已经被纳入了这一历史进程。所以，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就是挽救自己的不被外来文化同化而找到自我发展方向的必要环节。

在确立儒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再对道、佛、伊、耶等宗教进行兼容、消化。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比较成功地兼容、消化了道教和佛教，构成了儒学居中制衡的结构，但是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是很早就进入中国的，其中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就是中国回族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形成。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开始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和演变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唐、宋、元三个朝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时期，迄止明代，中国先后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撒拉、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伊斯兰教与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交流、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并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伟大复兴和走向现代化，为当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发展提供借鉴。但是，在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有很多，他们远离中国文化发展的中心，明清之后由于中国文化的衰微，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也就是o(︶︿︶)o 唉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至于基督教，唐代就有属于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景教传入，后来在汉文化圈的流传中断。元代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基督教再次来到中国,而这时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后来又随着蒙元的灭亡在中国销声匿迹。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一开始由于利马窦执行了低调进入，并与中国文化融会的路线，传教相当成功。但是，后来罗马教会反对中国人敬天法祖，崇拜孔子，导致了礼仪之争，又中断了传播。近代基督教追随殖民者的脚步，大踏步地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全面的冲击，甚至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和灾难。以儒学对基督教的融化、吸收还差的很远。

儒学除了以其宗教性层面兼容、消化诸多宗教以外，对于多元的世俗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如民主、自由、人权、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等，都应该以其主导的立足人道，注重社会，兼顾天道、地道的思路兼容、消化，同时构建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

这可能需要我们几代人的扎实、艰苦的努力。让我们为这样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吧！
谢谢大家！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30:25

乙酉秋祭先师释奠礼及洙泗会讲圆满闭幕（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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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31:04

曲阜之会不虚此行（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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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初在曲阜结识了信而好古、云尘子、傅路江等华夏论坛的朋友，非常高兴。

我于五日离开曲阜后，与信而好古、民邦两兄及康晓光先生的两位学生前往邹城孟庙参拜。之后，我又只身去济南游趵突泉、大明湖。六日晚上八点多，回到家中。

几天来，与诸位道友相处甚欢，印象深刻。康晓光兄之犀利深刻、韩星兄之和易温厚、皮介行兄之勇毅精进、信而好古兄之沉潜真笃、云尘子兄之热心传播、柳河东兄之明敏练达、儒商赖兄之好道自信、洪秀平兄之细致周到、民邦兄之酣畅淋漓以及炎平兄之不辞辛苦等等，尤为聚会增添光彩多多。

此次活动意义重大，不胜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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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而好古回復：米灣先生之清簫雅韻，亦可見儒者真性情。

信而好古 · 发表于 2005-10-9 13:31:47

歡迎諸位同道廣為轉載，謝謝！

天风环珮 · 发表于 2005-10-9 14:00:16

很有意义诸位辛苦了

天地一人 · 发表于 2005-12-20 18:05:09

太棒了~！才看到~！

炎平 · 发表于 2005-12-21 22:42:23

还有我的文字啊?

蒹葭从风 · 发表于 2005-12-21 22:51:18

欢迎炎平兄

炎平 · 发表于 2005-12-21 22:56:16

乙酉秋圣城释奠礼发起帖炎平 “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人类历史是一部由蛮荒到文明由蒙昧到睿智的旅程。在漫长的旅途上屹立着一座永恒的丰碑，每当我们走近他都会沐浴到无尽的崇高与神圣，这座丰碑就是我们的先师、人类文化的巨人孔子。
 他并不是帝王君主，也不是神灵先知，但是他的功勋无人可以超越。在他的指引下，东方文明巍然屹立，华夏民族傲视群伦，人类共同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曾终生与真理相伴，他的话语宣讲着天地的大爱，他的形容映照着日月的光辉，他用探索的历程谱写着生命的圣歌，他已经为人类铺就了通向未来的坦途。今天的你我就要依照他指明的方向来调正自己的人生罗盘。
 民族无论是强大还是弱小，无论是先进还是滞后，都拥有着一件独一无二的财富——文化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失去了她，无论拥有多少金钱都不能再以人类自居，远离了她，无论具备何等的知识都不可再以人格自任。因为“人”这个名字称不是用来指称智能与金钱的，她代表的是一个精神，一种文化，一个追求正义、自由、和平与真诚的心灵。当一个民族放弃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之后就只能去充当奴仆与附庸了，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追求，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拥有了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民族必将走向强大；拥有了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民族必能持续发展；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文化，人类将会与天地自然共存直到永远。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唯一具备独立起源且传扬不息的传统是古老的中华文化，她的核心就是儒学。儒学注重教育，古代也称儒教，与西方宗教传统不同，她是对宇宙真理的阐述与弘扬，而不是对神灵的畏惧与依恋，但儒学也包含了宗教式的信仰之情。儒学并不压抑民众对祖先和神灵的敬慕，而是将其升华为对道德与秩序的崇尚。儒学（教）不仅能够满足人对身心安顿的需求，使孤独的生命得到抚慰，指明了生活的目的和终极的归宿，同时更加注重对完美人格与和谐社会的塑造。鼓励人们去奋斗去进取去平等交流，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儒学是包容的。她乐于与其他信仰一道来营造人类赖以获取幸福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为社会的发展努力开拓，确保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支持人们的个性选择。在儒学的倡导下，古代中国的佛教、道教已经与之融合为一不分彼此。儒家文化鼓励精英们把智慧竞相奉献于社会从而推动了古代中国的繁荣带动着整个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事实证明她曾有效地解决了不同信仰之间的排斥与争端，这在当今世界的生存和发展面前充满了现实意义。西方世界的单边思维与亚非民族信仰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必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和谐传统进行调解和示范，同样处在东西方意识冲突中的各民族内部也不可或缺地期待着人文精神的抚慰与和谐价值的引导。儒家传统在为世界提供和谐与人道法则的同时高效促进着人类非理性情节的升华更为世界的未来储蓄着无限的希望。这样一个美好而伟大的传统为什么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呢？
 在时代对和谐社会的呼唤中，在世界对和平环境的期盼中，在人与自然的恒久利益昭示下。我们当代儒家学子，儒家（教）文化的信爱者自发聚会圣城，用庄重的礼仪和真诚的行动来找寻一个古老的梦想，用真挚的情感与集体的智慧重新点燃心中的圣火。
 本次圣城聚会是正确国策的引导，由民间学子自发举行的。以祭奠先师和开展学理会讲的方式唤醒蛰伏着的民族信心，催进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华的伟大复兴乃至世界和平及人类文明的构筑进献绵薄。在此我们向一贯热情支持民族文化事业，支持当代儒学发展的各界友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并献上我们儒家学子的美好祝愿与衷心的祝福，同时也预祝秋祭先师释奠礼及杏坛会讲活动圆满成功。

sxygood · 发表于 2005-12-22 02:13:50

啊，好长的帖啊，得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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