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子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入了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
<P> 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犯罪违法的事情，会让全家人抬不起头来。一家人做无本钱的生意，会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家的孩子都找不到人玩。而整个村子从事不名誉的职业，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吗？
<P> 我想不是。首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
<P> 云南还有一个地方叫丽江，在丽江周边有一些以行业命名的村子，比如铁匠村、皮匠村等，也是全村操持同一个行业。我可以想象，铁匠村的村民跑到外面，遇到皮匠村的村民，拉起家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铁匠村的，我打铁的本事如何如何高超；他还可以列举本村的打铁好汉，谁谁谁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谁谁谁有什么特殊的工具。反过来，皮匠村那位也会有类似的应答与炫耀。这些村子的GDP可能不高，但是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自豪，都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尊严和意义。这种具体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和形而上的对生存意义的解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们不仅是某种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某种传统的承载者。
<P> 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本能。而“拐卖村”则整体失去了获得意义的可能。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皮匠村的某人说，“我是卖孩子的，我拐孩子的本事多么多么高，我一年卖了多少多少个”？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铁匠村的某人说，“我们村还有一位拐卖大王，本领更高，一年卖了360个孩子，平均每天几乎一个，比去年同比增加40％”？我相信，拐卖村的村民出了村子就会努力遮掩自己的身份，在与人攀谈的时候，会躲躲藏藏，闪烁其词，而不可能像皮匠村里的穷小子那样坦坦荡荡。无论他家有多少电视，多少汽车，年收入多少，他都是不名誉的，阴暗的，也是不可能获得尊严的！
<P> 人追求的首先是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富裕的、奢侈的生活。金钱，只有在崇尚金钱的社会里，才会使拥有它的人感受到某种意义。所以归根结底，人的意义不是来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于崇尚金钱的社会理念。而这样的社会理念，必定是在传统丧失之后形成的。只要传统还在，金钱或者GDP就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P> 对于中国的传统农民，我依然有残存的童年记忆。有一次，一个乞丐路过我们村，我姥姥连忙回到家里，让我趴在窗台下面，不要动，她自己也躲在了外面看不到的地方。那个乞丐隔着院子，在院门外面喊，喊了几声，不见人应，就走了。我姥姥这才让我直起身来。可能读者会觉得我们的行为十分古怪。我姥姥解释说：“要是让他看见，就不好意思不给了。”回溯起来，这应该是我们那个村子很常见的行为。乐善好施不仅是美德，甚至是道德底线。遇到乞丐行乞，村子里最穷的人也会设法施一碗米。如果不想施舍，躲藏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而这种窍门，其实也是羞与人言的。我想，如果我不小心被乞丐看见，我姥姥绝对没有勇气继续躲下去，她会在她内心的道德感的逼迫下，在自己的尊严感的驱动下，舍出一碗好米来。
<P> 《白鹿原》虽然是小说，我却愿意当作信史来读。它使我相信，传统中国到处都是我姥姥那样的农村，也只有这样的农村，才是农村的常态。无论国家怎样动荡，外敌入侵也好，政治变动也好，这些不掌握宏大叙事，也不知晓任何现代任何主义理论的农民，他们从传统之中延续过来的质朴、宽厚，他们那种浸润在血液之中的恻隐，那种对道义的承担，对于邪不压正的执著，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重生，得以重建的根基。
<P> 然而，这样的常态，怎么就会变成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异态呢？
<P> 具体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伴随着精神的痛苦，尤其是当新的生存与以往的传统有剧烈冲突的时候。人们需要对新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才能重新获得意义。在四川的攀枝花钢铁集团附近也有一些以偷盗攀钢为生的村子，说是偷，其实是明火执仗，大摇大摆。他们把偷钢叫做“上班”。有时甚至男女老少全村上阵。对于这些村子的转变，我倒是能够设想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攀钢的存在，使部分村子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的生存方式。农民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便把攀钢作为报复的对象。我在辰溪采访时，当地农民对国有煤矿也有类似的情绪。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解释中，首先是攀钢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和水源，他们只不过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中，一个“勇敢”的偷钢者，一个发明了新的偷钢方法的人，仍然会成为村子里的英雄。村民也会在新的生存方式中依然保持着尊严和意义。然而，我相信，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即使攀钢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新的解释可以蒙骗自己一时，却经不起长久的推敲。虽然在村子内部，他们可能还会理直气壮，但是出了村子，他们就会遭到质疑。他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口舌才能让人相信，他们偷得合理。我也相信，村里依然会有一些“古板”的人，不肯接受新的解释，不肯加入到偷盗的行列中来。
<P> 可是，要通过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让拐卖孩子的从业者消除内心的罪恶感，并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呢？据报道，在云南很多地区，拐卖婴儿的活动非常猖獗，卖孩子就像卖白菜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贩子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当街谈“货”论价。生意越做越大，手段越来越狠，从贩卖到拐骗，从拐骗到强抢。同时，还有些地方自生自卖！
<P> 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偷窃的对象竟然是婴儿，这个问题就严重得无以复加了！
<P> 孔夫子说：“礼失求诸野。”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之后，还可以到草根处找回社会重建的根基。野火烧尽之后，只要草根尚存，就会春风吹生的那一天。最可怕的是草根烂了。
<P> 官员的o(︶︿︶)o 唉会对一个国家造成直接的危害，知识分子失去操守会使一个民族看不清道路、找不到方向、丧失活力和动力。但是，如果草根阶层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肯定，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此顾炎武之“亡天下”之谓也。
<P> 官员的弄权让我痛恨，而当农民集体地失去了缺省配置的质朴和良善，吃的菜不卖，卖的菜不吃的时候，乃至于有整村贩卖婴儿的事情，则让我脊背发寒。
<P> 诡异的是，我现在所奢望守护的传统，它最大的破坏者，正是我曾经相信的那种超越文化、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冥冥中的标尺。传统有大有小。真正流淌在每一个个人血液之中的是本乡本土的小传统，这些各不相同的小传统才是我们的草根得以生存的土壤。然而，在标度着进步、发展的冥尺逻辑之下，甚至连大传统，比如中医，都不得不包装以现代话语才能苟延残喘。那些本来在大传统之下就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小传统，更是被直接冠以愚昧、落后、迷信等一系列否定性的符号。当这种冥尺逻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与国家意志结合起来，被强行推广之后，传统的土壤就遭到了全面的流失和沙化！
<P> 礼失求诸野，当我在大山深处，依然能够见到乐于放羊的人群，依然能够见到日日歌舞的人群，我感到欣慰。我相信那是我们未来文明的草根。只是，在日疯一日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飓风之下，这些草根不要说绿满天涯，它自己还能存活多久呢？
<P> 一个民族要有传统。
<P> 传统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他人的特殊品性，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使我们成为我们而不是旁人。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的大树上长出来的叶子，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上的浮萍，全球化列车上的齿轮。
<P> 只有民族共同延续和尊奉的传统，才能使我们获得生存的意义，获得尊严。拥有自己的传统，并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
<P> 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我们作为自己而不是作为别人的未来。
<P>
</P><!--/enpcontent-->(来源：<FONT color=red>中华读书报</FONT>/作者：<FONT color=red>田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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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0 10: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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