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上、下）

苏小妹

<P>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一、明史研究的新阶段
        190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时，国内外交往也空前频繁，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史学新观点、章节体和传记文学体史学编撰新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界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研究领域、观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明史研究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应用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新方法（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现代自然科学的见解），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内容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关于明末与南明的历史，早在清朝前期，已有明朝遗民着力进行过研究，既用于寄托其故国之思，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用以鼓吹民族思想，与清朝相对抗。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各阶层人民反清情绪的增长，这类研究更趋高涨。到了三四十年代，在抗日热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利用来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重要舆论工具，从而更加兴盛。史家或整理出版有关史料，或研究明末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或表彰明末至南明坚持抗清的志士及誓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或记载南明诸王的活动，或综述南明各方面的事迹，取得了累累硕果。所出版的专书、论文等有：陈去病辑《陆沉丛书》（1903年石印本）、国学保存会辑《国粹丛书》（1905—1909年间排印）、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①《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新民丛报》第46—48、49、50号，1904年2、6、7月）、 吴汝柏《民族英雄袁崇焕》（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年）、杨德恩《史可法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易君左《史可法》（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黄节《张煌言传》（《国粹学报·史篇》1卷5期，1905年）、冯励青《张煌言年谱》（独立出版社，1942年）、匪石《郑成功传》（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1904年排印本）、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民史氏（孙静庵）辑《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包遵彭《明监国鲁王圹志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2卷7、8期，1942年）、 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大风半月刊》，1941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明末与南明历史的研究，除去鼓吹民族革命思想这一相当普遍的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应予注意，即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一些御用文人，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曾对这一段历史大加歪曲，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射o(︶︿︶)o 唉人，如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汗血月刊》2卷3期，1933年）一文，即是如此。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起反击，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其腐朽无能，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总结，从而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推向了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22 日）及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卷10、11期，1945年）等。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族的成员，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当时东北地区的情况以及生活在东北的满族先世。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强占中国东北，竟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也曾极力掩盖满族先世与明朝关系的真相，以抬高其身份。因此，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就不能不把关于明代东北及满族先世的探讨当成一大任务，从而形成一个热点。出版的论著有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至1933年印行）、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卷4期，1934年）、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明元清系通纪》（1934—1937年印行）、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2分册，1936年）、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7期，1935年）、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1卷3期，1945年）、李光涛《记奴儿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8年）等，以铁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从与明朝的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满族的先世史。
        关于明代的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14期，1937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期，1937年）等论著， 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21 期， 1904年），而后张星ｌǎｎｇ＠②、向达等先后撰写有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大公报·史地周刊》94期，1936年）、朱ｘｉè＠③《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42卷12期，1946年）、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 1936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束世ｃｈéｎｇ＠④《郑和南征记》（重庆青年出版社，1941年）、郑鹤声《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 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其五为与耶稣会士积极接近的中国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研究。包括黄节《徐光启传》（《国粹学报》1卷10期，1906年）、 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年）、陈垣《浙西李之藻传》（载1919年《辩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论著。
        这一时期，在以上热点问题之外的明史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政治方面，有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3卷1期， 1941年）和《o(︶︿︶)o 唉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北平版）、吴廷燮《明督抚年表》（1918年排印本）、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商务印书馆，1948年）和《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丁易《明代宦官之干政》（《新中华》复刊6卷17期， 1948年）和《明代的特务o(︶︿︶)o 唉》（《中华论坛》2卷5、6期，1946年）等。 它们论及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吴晗、丁易关于特务政治和o(︶︿︶)o 唉的论述，有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意图和作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法律和监察制度方面，发表有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沈寄ｙí＠⑤先生遗书》民国刊本）、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金陵学报》6卷2期，1936年）等论著。
        军事方面，有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卷2期，1937年）、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2卷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其中吴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
        经济与社会方面， 有秦佩珩《明代的农业》（《经济研究季报》1卷3、4期，1941年）、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1卷11、12期，1935年）、 吴云端《明代之盐法》（《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万国鼎《明代丈量考略》（《中农月刊》6卷11期， 1945年）和《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2卷2期，1932年）、王崇武《明代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0、101期，1936年8月27日、9 月3 日）、 吴云端《明代之庄田》（《中央日报》1947年7月23日）、 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和《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年）、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20期，1936年）、梁方仲《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破船《明代地主考》（《明日之土地》8、9期，1947年）、吴晗《明代之农民》（1935年10月1、15 日天津《益世报·史学》12、13期）、胡寄馨《明代奴隶制度》（《新中华》复刊6卷13期，1948年）、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 年）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及《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非繁《明代的上元节》（《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2月8日）等论著。论及了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土地问题、赋税徭役制度、人口与户籍、家族、阶级阶层、社会救济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梁方仲关于赋役制度和傅衣凌关于商人的论述，功力最深，对学术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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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妹

边疆与民族方面，发表了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录》（《辅仁学志》3卷2期，1932年）和《明外族赐姓续考》（《辅仁学志》4卷2期，1934年）、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11期，1936年）、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等论文。
        对外贸易及与亚洲诸国（日本除外）关系方面，出版有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1941年）、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本，1948年）等论著。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作出了贡献。1929 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 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舆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 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 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 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③《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āｎ＠⑥《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 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ｃｈéｎｇ＠⑦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ｙíｎ＠⑧《明清ｙíｎ＠⑨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苏小妹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ｘｕǎｎ＠⑩《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军事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不单是明史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建国前这一研究已经开始，建国后研究更加热烈，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达200多篇， 辑录的论文集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等数种。学者们所发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但逐渐形成多数学者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的局面。就明史研究而言，这场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明代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关系以及明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等，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赖家度《明清两朝土地占有关系及其赋税制度的演变》（《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1964年第1辑）、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教学》1954年第7期）、 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等。他们多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 发展了过去的研究，有的还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社会各阶级和社党，出版了李＠(11)《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李文治、杨尚奎、魏金玉、欧阳凡修、李洵、陈鸣钟、左云鹏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分析了明代地主、佃农、雇工人等的状况，研究了东林党人的组成、政治主张、阶级属性等。
        国内民族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各民族平等原则为指导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在有关部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于1964年铅印了内部传阅的各族简史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其中叙述了所记少数族在明代的历史状况，是宝贵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一时期还就明代国内民族发表了许多论著。关于明代女真和满族， 发表的专书和论文有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8年）、王虹《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四联出版社，1954年）、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林振镛《张煌言抗清十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以及郑天挺、王钟翰、李燕光、张维华、商鸿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等。他们论述了女真人的分布、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以及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其中对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论激烈；对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虽大体上与以前一样皆否定满族一方而肯定内地的抵抗活动，将内地的抵抗活动当成宣传爱国主义的资料，但对内地阵营开始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强调农民起义军在抗清中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有别。关于蒙古族，发表有赖家度等《明朝对瓦剌的战争》（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及《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等论著，论述了蒙古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与明朝的和战关系、经济交流情况，对15世纪中叶明朝抵御瓦剌来犯的活动给予赞颂。关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发表有牙含章《o(︶︿︶)o 唉喇嘛传》（最初编写于1952—1953年，印数不多，三联书店1963年重印）、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谢华《湘西土司辑略》（中华书局，1959年）、江应ｌｉáｎｇ＠(12)《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论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皆大大超过既往。
        中外关系方面，有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年）等，其中将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当做研究中朝友好关系的重要用力之处，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缘故。此外，其时还重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倭寇、耶稣会士来华等旧课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关于海外贸易等旧课题的重要论著有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朱＠③《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谢承仁等《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及陈牧野、朱谦之、乌恩溥等发表的有关论文。他们论及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关系，开始注意倭寇问题与商业资本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反映了研究的新角度。而对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则因受到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除朱谦之等少数学者外，多抱强调消极作用以至基本否定的态度。关于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主要是中华书局出版了向达整理的巩珍《西洋番国志》（1961年）、《郑和航海图》（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1961年）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研究方法和观点达到了新高度，多数学者注意将其成就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有的还注意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眼界也相当开阔，研究的领域涉及数学、化学、宋应星及《天工开物》、农学、徐霞客及其“游记”、地理图籍、医药学、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等。重要论著有张资珙《关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 1958年）、侯仁之《徐霞客》（中华书局，1961年）、张慧剑《李时珍》（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考古》1959年第7期）、罗哲文《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文物出版社，1957年）、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等。
        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研究特点，即在继续关注有关人物及其作品的一般状况的同时，特别重视其思想倾向的分析、糟粕与精华的辨别、是否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等问题的探讨。关于文学成就的总体研究，北京大学学生、复旦大学学生、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游国恩等编著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高校教材，他们都尝试用唯物主义作指导，建立中国文学史的新体系，明代文学是其中论述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小说，有《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潘兆明《吴承恩和〈西游记〉》（中华书局，1963年）等论著。关于戏剧，有《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侯外庐《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华书局，1958年）、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 年）和《明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等著作和黄芝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诗歌，有路工《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等。关于绘画，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绂、沈石田、文徵明、徐渭、陈洪绶等人的传记，以及祜曼、李浴、阎丽川、王伯敏、郭味蕖、阿英等撰写的关于中国美术史或版画史、年画史的著作。

苏小妹

思想方面，除了重视分析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及探讨思想家的阶级地位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思想家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还是唯物主义阵营的区别，以及对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的研究。另外，由于研究者所接触的资料的差别以及对唯物史观掌握、理解的程度互不相同，在上述问题的具体结论上互有差异，从而出现热烈讨论的局面。从宏观角度或较大范围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嵇文甫《明清时代反理气二元论思想的发展概述》（《新建设》1961年第4期）、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宋元明之部》（中华书局，1962年）等。学者们争论较大的思想家有刘基、陈献章、王艮、李贽等。研究较多的思想家还有王守仁、王廷相、吴廷翰、吕坤等。对王守仁的哲学多持批判态度。关于王廷相，张岱年和侯外庐作了开拓性研究。
        图书事业方面，有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文史》1965 年第4期）等论著。
        人物方面，除上文提及者外，研究最多者是朱元璋、海瑞、徐光启、史可法、郑成功等，而且对其研究多有受当时现实生活影响而形成的侧重点。关于朱元璋，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最有影响。有关论著把朱元璋由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的转化作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强调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关于海瑞，有蒋星煜《海瑞》（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陈义钟《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等著作。关于徐光启，史家们虽仍注意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但主要关注其科学成就，特别是其农业科学成就，这与50年代中期后现实生活中强调农业为基础有关。主要论著有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王重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关于史可法，在50年代初发生了其是否为民族英雄的争论，有人否定其为民族英雄，当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有关。争论的结果是肯定其为民族英雄者占了上风。主要著作有魏宏运《史可法》（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张习孔《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关于郑成功，探讨的角度由以往强调抗清斗争，转变为主要关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这当与此时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阻挠中国统一的现实有关。有关论著有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史迹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等。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 主要有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56年）、李光璧《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上述著作大多是应高校教学需要而撰写的，总结了当时史学界用唯物史观研究明史的成果。另外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中华书局，1956年至1958年）， 以大量摘引原始资料、论断简明为特点，综合地反映了明清两朝历史的各个方面。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成绩颇大，除前文谈及者外，整理出版的重要史料史籍有：金毓黻《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东北图书馆，194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与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以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各若干种。介绍史料史籍的有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0年）、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年）等。其中朱书所收各篇皆写于解放前，但有以前未曾发表者。
        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用新方法进行明史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有关论文数量很多，于是出版了许多论文集供人参考。除了上文已提及者外，还有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吴晗《读史＠(13)记》（三联书店，1956年）、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李光璧《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
        新中国建立后初期明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此时的明史研究也有不足甚至令人遗憾之处。由于当时唯物史观对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新理论，对其理解难免出现片面、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左倾”倾向也不能不影响史学工作者。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界间或发生将古人现代化、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立论偏激等“左倾”现象。在这种状况下，明史研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更有甚者，60年代中期，以明史课题作为突破口，揭开了“文革”的序幕。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无端指责吴晗编写此剧是鼓吹退田单干，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从此，正常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进行。
        1966年至1976年，明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一起处在空前的劫难之中。不过，在这10年中，明史工作者还是在万分艰难的条件下，在明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收获。如钟广言注释本《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虽然迎合当时“儒法斗争”的论调，但在大量的校勘、注释和语译中，写进了注释者研究《天工开物》一书的学术心得。李健才《从阿什哈达摩崖谈到永宁寺碑》（《文物》1973年第8期）、 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史棣祖《从历史地理看黑龙江流域》（《地理知识》1974年第2期）、 纪平《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等文，对明代经营、开发、管辖东北地区的历史， 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研究，为其时的外交交涉提供了历史根据。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 是在“文革”前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而完成的。它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详细而明确，其明代部分反映了明代中国的政区设置和部族分布的概貌。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明史》，是在“文革”前郑天挺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完成的点校初稿的基础上，再加整理而问世的，是明代史籍整理的一项重大成果。以上收获，从数量上讲，就10年之久来衡量，实在是太少了，但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实属珍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炎
        ＠②原字为火右加良
        ＠③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契
        ＠④原字为海的左部右加徵去左部
        ＠⑤原字为箩去下部换移
        ＠⑥原字为今中间加酉下加皿
        ＠⑦原字为宁的上部下加成
        ＠⑧原字为门内加言
        ＠⑨原字为虫右加覃
        ＠⑩原字为火右加亘
        ＠(11)原字为木加炎
        ＠(12)原字为木右加梁
        ＠(13)原字为草的上部下加合右加刻去亥  

苏小妹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1978年o(︶︿︶)o 唉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禁区、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发表论文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o(︶︿︶)o 唉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o(︶︿︶)o 唉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张国光、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o(︶︿︶)o 唉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苏小妹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o(︶︿︶)o 唉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o(︶︿︶)o 唉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人口问题形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还发表了孙达人、王其榘、王育民、王瑞平、顾诚、李济贤、曹树基、林金树、南炳文、林仁川、李洵等人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考察了人口数量、地区人口、人口管理体制、移民和流民等，研究相当深入，不同意见争论热烈。
        关于家族宗法制度，重要研究成果有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以及韩大成、李文治、张海瀛、王日根、唐力行、高寿仙等撰写的论文。
        关于社会基层组织，周绍泉、王昊、赵中男、曹国庆、陈宝良等就乡里组织、里甲制度、老人制度以及乡约、保甲、火甲等撰写了论文。
        关于阶级和阶层，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特别是表现于对商人、宗室、宦官、曲阜孔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对商人的研究，除着眼于一般商人及盐商、皇商等特殊商人外，主要是用力于区域性商人集团，对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范围和特点、历史作用等皆有出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海鹏与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与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张正明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陈忠平、王兴亚、叶显恩、李琳琦、周绍泉、张雪慧、王世华、方志远、罗一星、王日根、黄启臣、韩大成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宗室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土地占有，扩展至从分封制度、王府规制、宗藩特权与军权的演变、宗室经济、宗藩人口等众多角度进行分析，顾诚、王春瑜、暴鸿昌、张德信、张显清、赵毅、魏连科、王守稼等发表了重要论文。对宦官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王春瑜与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和《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栾成显、孙卫国、方志远、李渡、郑克晟、王世华、廖心一等撰写的论文。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胡岩林、魏连科、李洵、暴鸿昌、陈宝良、刘志琴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驳斥“文革”前夕盛行的知识分子对元末农民起义队伍起腐蚀作用的论点，总结明代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明初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风习、社会地位以及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人关系的变化等。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及郑克晟、方志远、高春平等的论文，对若干地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上述之外，许大龄、傅衣凌、柯建中、伍丹戈、张显清、黄冕堂、吕景琳、韩大成、周良霄、田培栋、张正明等的有关论文，考察了地主阶级、缙绅地主、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人、乐户等，也是关于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社党， 出版了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还有田培栋、张显清、刘志琴、许大龄、周学军、步近智、赵毅、郭英德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东林党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具体考察各地区的东林党人是一大特点。除了多数学者肯定东林党人外，少数学者对之评价不高，也很引人注目。
        关于会馆，主要研究进展是逐渐搞清了它不像五六十年代所认为的作为行会组织而存在，而是具有同乡人松散联合的性质。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李华、洪焕椿、吕作燮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有耿庆国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以及王兴亚、钟永宁、顾颖、陈关龙、傅玉璋等有关慈善事业、备荒仓储、政府灾荒蠲免的论文。耿庆国等所撰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攻关的成果。

苏小妹

关于生活习俗， 出版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以及许敏、王云、陈茂山、刘和惠、常建华等撰写的有关论著，考察及于节日、衣、食、往、行、婚、丧、祭祀、娱乐等。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日趋奢靡论述尤多，并且评价不一，或偏重否定，或肯定其刺激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出版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等著作，从总体上把握了明代经济与社会所达到的新水平。
        区域史方面，从综合或专题的角度，对几乎所有的省区分别进行了考察，其中关于江南、徽州、东北、广东等地区的考察成果尤多。关于江南，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与社会，论述的范围以整个江南地区或其中更小的地区为对象，出版有钱杭与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著作，以及李伯重、林金树、陈忠平、郑志章、朱子彦、刘秀生、范金民、夏维中、王守稼、缪振鹏、沙郑军、汪维真、牛建强、陈学文、蒋兆成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徽州，主要是围绕五六十年代发现的这一地区的文书契约来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文书契约本身的构成、分类等，研究相当深入。出版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绍泉与赵华富《’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王钰欣与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以及刘重日、曹贵林、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彭超、刘和惠、刘淼、郑力民、王世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东北，除了继续研究以前即受重视的中央政府对其管辖及女真人、满族的兴起等课题外，对军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也广泛地开展研究，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态势。出版有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ｙáｎｇ＠①等《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杨ｙáｎｇ＠①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杨ｙáｎｇ＠①《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以及郑天挺、姜守鹏、从佩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广东，出版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李华、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黄启臣、蒋祖缘、邓开颂、冼剑民、刘志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经济与社会。关于其他地区，有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及郑振满、曾玲、林仁川、韩振华、李金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福建和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粟冠昌、龚维玲、覃延欢、张雪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广西和海南岛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吴宜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高铭群、张国雄、张家炎、梅莉、施正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江西及湖广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亚非《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及从翰香、张岗、陈冬生、李令福、王兴亚、张正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王致中与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o(︶︿︶)o 唉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田培栋、杜常顺、田卫疆、唐景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陈世松《四川通史》第5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潘洪钢、刘如仲、罗康隆、翁家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此时区域史研究的兴盛，一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各省区的研究，才能搞好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二是由于80年代后兴起的全国性新编地方志热潮的推动。
        城镇方面，研究之盛也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研究江南城镇，特别是江南市镇的热潮。关于江南市镇，出版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两部专著，以及何荣昌、王家范、陈忠平、蒋兆成、林绍明、吴仁安、朱子彦、范金民、夏维中、张华、任道斌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总体或个案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市场网络、文化风尚、历史影响等。关于江南城市，王家范、陈学文、洪焕椿、傅崇兰等发表了研究苏州、杭州颇有价值的论文。关于北京和南京，出版有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 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等专著，以及李洵、李晟文、韩大成、范金民、陈忠平、周志斌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长江以北运河沿岸城镇，出版有郭蕴静等《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等《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杨正泰、王振忠、许檀、毛佩琦、林纯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两广及西北地区的城镇，出版有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顾朝林、王瑞平、陈关龙、宋平安、肖放、刘志伟、蒋祖缘、黄滨、王致中、魏丽英、肖遥、岱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书，是综合研究明代城市的力作。
        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属填补空白之作，学术上和实践上皆意义颇大。这些成果包括陈家其、龚胜生、邹逸麟、曾玲、周翔鹤、陈国生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太湖流域、湘鄂赣、福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用兵打仗、人才成长等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的论文，以及暴鸿昌、胡凡、张国雄、梁四宝、王守春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北部边境）不注意生态平衡的开发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恶果的论文。
        国内民族方面，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女真和满族，出版有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洵与薛虹《清朝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董万仑《清肇祖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和《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ｗò＠②《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远廉与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陈作荣与赵毅《多尔衮评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学琛与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治亭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晋藩与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季永海与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年）、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70年代末至80年代）、潘ｚｈé＠③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91年）等著作，以及蒋秀松、王佩环、陈安丽、从佩远、张云樵、李澍田、李景兰、蔡美彪、郑天挺、魏鉴勋、白新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地论述了女真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风习、杰出人物事迹与贡献，以及女真各部的情况、满族的统一等，并整理、介绍了有关史料。关于蒙古族，出版有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绍猷《俺ｄ ā＠④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乌日娜、蔡美彪、葛永年、李漪云、樊保良、乌兰、马汝珩、蔡志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蒙古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北元、十六世纪的土默特部、以往研究甚少的瓦刺等，分别进行探讨。关于藏族，以人物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对政治、法律、社会发展及宗教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尧与褚俊杰《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曾国庆与郭卫平《历代藏族名人传》（o(︶︿︶)o 唉人民出版社，1996年）、《历辈o(︶︿︶)o 唉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中国藏学》、《o(︶︿︶)o 唉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其他各族，出版有江应梁《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许多有关论文，研究所及，包括锡伯、朝鲜、畲、瑶、黎、壮、苗、傣、纳西、傈僳、土家、彝、回等族的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贡献和杰出人物等。关于明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实行的茶马互市和土司制度，发表有陈梧桐、赵毅、姚继荣、林延清、吴仁安、石蓥、粟冠昌、吴永章、谢永雄、苏建灵、张雄、彭英明、古永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以及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等专著，充分肯定了明政府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上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和失策之处，论述了实施茶马互市制度的初衷、客观影响、具体规定和执行的实态，就明代各地土司的分布、特色、历史作用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关于明朝政府及汉族与满族的关系，明清和战研究仍然甚多，出版有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以及滕绍箴、李治亭、李鸿彬、张玉兴、张德信、王思治、关文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战争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各战役的具体情况，引人注目的是改变了过去是明非清的一统局面。此外，朱诚如等还就清朝入关前对汉族的政策等撰写了论文。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发表有吴量恺、胡钟达、陈守实、蔡志纯、曹永年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和战、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对蒙古的政策等，提出了团结、友好是明代蒙汉关系主流等有价值的新论点。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藏族的关系，出版有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o(︶︿︶)o 唉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o(︶︿︶)o 唉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元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吴钧、阿沛·阿旺晋美、牙含章、杜常顺、石硕等撰写的论文，论证了明朝对o(︶︿︶)o 唉地方的有效管辖；尹伟光等撰文探讨了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管理等。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蒋炳剑、苏建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汉族与畲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的融合和友好交流。关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关系，马寿千、郭成康、杨庆镇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满蒙、满藏、蒙藏等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苏小妹

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政府对外政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政府对外政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o(︶︿︶)o 唉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政府对该地行使主权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军、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ｊｉǒｎｇ＠⑤《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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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发表论文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⑥——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代理学大师——薛ｘｕāｎ＠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⑧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军、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军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政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图书事业方面，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作，以及冯惠民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出版社，1994年）等资料辑录。
        人物方面，有关论著大量出版，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其所以能够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研究历来受人青睐；二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三是因为各地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往往打历史名人牌，从而推动有关人物研究的开展。对皇帝的研究是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仅出版过两个以上皇帝传记的出版社就有6家， 其中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书16帝，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书2帝，人民出版社出版3书3帝，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2书12帝，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2书21帝，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书2帝。这些传记收尽了明朝的所有皇帝，多能实事求是地论述传主的功过，重视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述之外，关于皇帝的重要著作还有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等。此时研究较多和较深的人物还有开国功臣、严嵩、海瑞、叶向高、徐光启、袁崇焕、吴三桂、洪承畴、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明朝遗民等。关于开国功臣，出版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黄山书社，1992年）、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胡岩林、郝兆矩等撰写的有关刘基生平、思想的论文。关于严嵩，出版有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曹国庆等为史书上指责的严嵩“o(︶︿︶)o 唉受贿”、“屠害忠良”行为进行了分辩，而张显清坚持传统的“一代奸雄”的旧说，双方论证皆极为详细。关于海瑞，学者们抛弃了“四人帮”所散布的谬论，肯定其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改革家、大清官，重要成果有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关于叶向高，出版有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以及何孝荣撰写的论文。关于徐光启，出版有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专著，以及施宣园、冯天瑜、李长年、王福康、吴德铎、刘建、胡道静、游修龄等撰写的论文，广泛地论述了徐光启的生平活动、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等。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关于袁崇焕，出版有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阎崇年与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及谭世保、颜广文、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出版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文革”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等数部史料辑录，以及傅衣凌、施联朱、李育安、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政策、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主要有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李洵和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 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P>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右加杨的右部
        ＠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
        ＠③原字为吉右加吉
        ＠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耿下加衣
        ＠⑥原字为土右加良
        ＠⑦原字为王右加宣
        ＠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右半部 </P>

苏小妹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o(︶︿︶)o 唉人民出版社，1982年）、o(︶︿︶)o 唉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o(︶︿︶)o 唉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ｙǎｎ＠①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张国光、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20世纪甚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文章。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看不到客观、认真的分析评说。这种评介文章，与其说是史学评论，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本世纪末的20多年中，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流行甚广。许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的进步，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顺利的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下半部

蒹葭从风

好全的资料...书海无边啊..

為了明天

<P>看起来真过瘾</P>

苏小妹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为了明天</I>在2005-10-20 4:34:49的o(︶︿︶)o 唉：</B>

<P>看起来真过瘾</P></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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