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你让我泪流满面

荒野孤鸿

<P>作者：清秋子老师
转自天涯</P>
<P>　　　　 序曲
　　　　
　　　　今年我已经五十岁了，所有和青春沾边儿的东西，都早就远离我而去。我过去不知道，男人老起来，也是土崩瓦解的，转眼间就成了蜷缩在边缘的人物，只能听任不断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在舞台中心张扬。
　　　　沮丧是条虫，咬啮着半百之人的心。
　　　　可是，在十五年前，我也曾飞扬过。领带打得整齐，西装没有皱，皮鞋是玻璃一样地亮。从写字楼走出来，天新地迥，太阳都在喝彩。一切就在十五年间消逝了，时间是不讲仁义的，它是我唯一无法战胜的敌人。
　　　　现在我到街上去，人家叫我“老师傅”，上下公车时，动作稍迟缓一点儿，就要招致白眼。年轻人仿佛永远不老似地跟我傲慢地讲话。他们想不到，就在十五年前，我也曾经年轻。当然，与今天有些不同，那时的年轻人，还不太痞，走南闯北碰到一起，热心相助的多。那时的人，都渴望新生活，把明天想象得比较有o(︶︿︶)o 唉，于是，生活中就时时飘浮着金色的颗粒。那时候，我愿意听迈克尔-杰克逊，因为他的那种唱法，就像生活的大脉搏在鼓动。噗-噗！那是个仿佛很近，但又很遥远的岁月啊。
　　　　我36岁时，闯过深圳，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此后的好长时间里，杰克逊那尖锐的歌声，曾不止一次地把我拽回到那些时日里。
　　　　一切都恍如昨日。五月的某一天，是我的生日。我和我的女朋友坐在蛇口海滨的栏杆上，面对海湾。对面有青山，那就是香港的新界，近得几步就能走到的样子。暮色中，山是墨绿墨绿的，厚重，宁静。海风吹得厉害，风里夹着海腥味儿。
　　　　我们身后，有一片矮矮的荔枝树。树后，是一排联体别墅。别墅静悄悄，好像没人住。其实是有人住的，除了老外，就是八十年代末先富起来的家伙。黄昏，有几个落地窗亮起了灯，窗上拉着纱帘，朦朦胧胧，就更让穷人垂涎。海滨的这条路，平时的黄昏人比较多，打工者、外地游客，都比较喜欢来。夜再深一点儿，就只剩下情侣了，所以这路就有个名字叫“情人路”。那天是星期天，情人路不知为什么人不多。我和女朋友小清——我那时戏称她“小情”——在水泥栏杆上坐着，她的裙子不断被海风鼓起，像个大蘑菇。每鼓起一次，她就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用胖乎乎的小手把裙子使劲压下去。周而复始，她一点儿不嫌烦。
　　　　那时候我们谈什么来着？是在谈将来的归宿，打工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这话题，是深圳打工者们永远谈不够的话题。那个年月，我们心里多少还有些很热切的东西，不光是想钱，主要想的是怎么享受新生活。我决想不到，今天我会生活在远离深圳的地方，如此寞落。后来我也辗转地知道了，小清最终也离开了深圳。命运就这么无情，它碾碎年轻人的梦想就像踩破没人要的汽球。可是在当时，我们都以为，那种南国意味的、海风拂面的好日子，完全可能一辈子属于我们所有。
　　　　至今我的案头，还放着一个相框，里边嵌着小清的照片。相框是港货，那年头内地还没有这么精美的东西。椭圆形的画框里，小清靠在海边栏杆上微笑，呼之欲出。十多年来，我搬了好些地方，从南到北，这相框已磨损得毫无光彩了，但我始终没扔。我舍不得。我从那个年代里带过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离开小清，我就一直是个单身汉，无论在哪个单身汉房间里，这微笑都能给满屋的寒酸之气带来一种光辉。这是我和深圳割不断的血缘啊。我的小情人，我不能想象你今年已是38岁的中年妇人了，我所记得的，只有你永远的青春。深圳的骄阳晒着你，你身上散发出九里香的气息。那时，我拥有你，冷酷的海还未曾冻僵我们的心。深圳，长夜的记忆里，你让我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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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孤鸿

　　回忆小清,后来是我孤独生涯的一种享受。在深圳，我所看到的她，是一个女人如花的年华。她用这年华来陪伴了我。应该说，她不算美女，尽管比当下的这几个要强得多，但可以说，她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美丽的女人。小清是娇小型的，湖南人，不像北方女孩那样人高马大。有时候我看她，的确就像古人所形容的那样——“纤腰一握”。纤细得让人心疼。关键不在这个，而在于她善良。我这样来评价她，在眼下这个已然熟透了的时代，大概是有些迂了。年轻的读者们，有的也许要将门齿笑掉了。可是，我还是要说一遍，八十年代末，那时的青年是从一种古典意味的气氛中走出来的。人的善良，在那时并不罕见。那时的深圳，聚集了好多这样的青年，他们为新生活而来，投身商界，苦苦熬日子，却不乏纯洁与浪漫。于是，我记忆中的深圳，就永远是长天寥阔，碧草如茵，是一个当时的中国人活着能走进的天堂。
　　可惜，这一切已不复存在了。虽然深圳到今天仍旧生机勃勃，深南大道仍然红尘万丈，深圳街头的小伙子还是习惯于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新郎官：但那内里已经不同了。生活的底色，在十几年间早被悄悄置换，新生活迅速蜕化为急功近利的生活，写字楼越来越显出它们的机器本色。轰轰做响的市声，是资本的马达在响，只在呼唤着一个字——钱！我的小清，我的那个深圳，早已经陈旧了。当年的高楼大厦，在后起的高楼大厦面前，简直渺小不堪。但是我，一仍其旧地珍惜藏在我心底的那个深圳。1995年，深圳发生过一次可怕的煤气大爆炸，险些就要掀掉大半个深圳城。那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消息，内心曾被深深地震撼。这就是天意啊，天意！我当时想，如果深圳不幸被夷为平地，那就让我也跟着毁灭掉吧。那个城不在了，那些岁月也就不在了，如此的话，生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一本书，如果它的后半部越读越乏味的话，那么，不再读它了也罢！
　　当年我在告别深圳时，就已经悲哀地意识到，有一扇大门在我身后已经关上了。人生中的五色斑斓，被隔在了另一边。我的小清，我的深圳，还有那蛇口怒放的洋紫荆树，深南大道流星似的车灯，就在这一瞬间，凝固了。今后的日子，是一副失去鲜血的躯壳，我将像蜗牛，慢慢的来度完残生。在深圳的那些欢笑，不时在清夜里刺痛我——人最初所期待的归宿，为何与实际发生的相距如此之远？
　　
　　五月的那一天，后来我们在夜幕下，走到了那排别墅旁边。别墅的窗子很大，透过纱帘，里面的豪华隐约可见。这是家，但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比如其中的一栋，就是演员刘晓庆的家。在那个年代，谁能如此快乐而自由？我们的明天，真的能比蜜甜吗？我和小清望着那铁栅栏后的草坪，还有那檐廊下如雾的灯光，有过一种无言的压抑。我们的心灵生活很美好，我们的肉体生活却很糟糕。我当时想，就是把深圳大地都盖满了别墅，是否就能轮到我们住上一栋呢？

荒野孤鸿

　　那天，小清走累了，站在海滨小路上，扶着长矛似的别墅铁栅栏歇气。一向比较务实的她，忽然向我提了个很玄虚的问题：“这么累，活着是为什么呀？”她目光晶莹，里面有一丝凄迷。
　　我的小清，这问题那时我回答不了，现在就更没法儿找到答案了。多少年来，我就是一直是浑浑噩噩混过来的。这世界，不是清醒者的乐土。糊涂，是免于自杀、免于毁灭、免于沮丧的唯一处世良方。人到了五十岁，保质期已经结束，开始活牙漏齿了，四肢经常酸痛，视力也完全完了。更难于启齿的是，就算是木子美小姐横陈于前，也不会再热血贲张了。——我看过的太多，太多了！所有的花儿，都是要谢的；所有的财富，都是要散尽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值得留恋的呢？时光，青春，活力。可是，一个五十岁的干巴老头，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而无能为力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回想起在深圳打工的那些o(︶︿︶)o 唉岁月，直如两世为人！
　　那些曾与你朝夕相伴的人，现在仍然活在这世上，可是你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无从揣想他们的景况，他们活得风光还是痛苦，都与你无关了。对你来说，这些过去的朋友与死去了无异。人之悲哀，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我一向认为，人活一世，是个什么基调，与他周围的人大有关系，尤其是可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他们的与你的喜怒哀乐，共同构成了值得眷恋的生活。朋友一旦零落，就等于你自己的一大部分生命枯萎了。人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天，最可怕的就是：在世界上一个老朋友都没有了。譬如病房中的巴金先生，他人生最后的这段独行，意义又何在呢？
　　因此，我的这本书，实际上是要写我在深圳的几个朋友。他们多少都有些浪漫，与八十年代那个时代相得益彰。有了他们，我的深圳生活，才常使我意醉情迷、不能自拔。现在想来，什么“人文精神”，什么“古典意趣”，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发生在当今？唯有当年的深圳，才可能有一种“现代中的古典优雅”。
　　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办公室政治”。鸡肠狗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万年也切不去的毒瘤，是毁坏一切崇高之美的恶性基因。因此我的这本回忆小说，有意回避了那一方面。我以为，如果有谁还没被“办公室谋略”折磨够，还要把它写成小说，供人欣赏，那他的脑子基本就算是坏掉了。以我的所知范围，唯一写这种书而脑子又免于坏掉的作家，是我的朋友慕容雪村先生。他的一本描写深圳的小说正在网上连载，可以看做是对我这本书回避掉的那些事所做的补充。我奉劝那些因我的迂腐而笑掉了门齿的年轻朋友，不妨径直去读他的那本小说，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荒野孤鸿

　　第一章
　　
　　1988年，是我生命中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我的小家庭发生了意外变故，我的人生道路随之逆转。那一年。。。算了，我就别拽了，再大的耻辱也得生生地把它咽掉。在这儿，我就公开地说了吧，那一年，我老婆把我给甩啦。当我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生米都快做成熟饭了。她是个记者，见多识广，机遇多，受到的诱惑也多。那时她长得年轻，人又漂亮，气质不凡，为她倾倒的男人车载斗量，据说其中有级别高得惊人的。她随便跟其中的哪一个，我心里恐怕还平衡一点儿。想不到，最后把她拐走的是个俗到家的混蛋。那小子也是个记者（从此我见到记者就忍不住要起杀心），小白脸，八面玲珑，生存能力比当时的我强几十倍，唯一的弱项是没有正式文凭。大概有三年的工夫，他可是下了死力追我的老婆。我老婆的电视台与那小子的报社是兄弟媒体，记者们打伙采访是常有的事儿，这就给某种勾当提供了最便当的“沙床”。我估计那小子对我老婆嘘寒问暖、早接晚送的没少献殷勤。我老婆那人，挺聪明，但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在识别男人的问题上几近弱智。几次包藏心机的呵护，就让她找不着北了，最后终于对文凭问题忽略不计了。后来他们一有勾当，就说去“采访”。唉，采访采访，多少采花盗柳的勾当假汝之名而行啊！
　　而我呢，当时是个中学老师。那年头，在中学当“孩子王”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俗人们认为我们是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根本不承认我们是什么知识分子。本来我就低了老婆一头，家庭的稳固性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而我偏偏就毫无警觉，基本没用心去增强我的生存能力。结婚六七年了，只顾埋头写诗，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买了一大书架，稿纸用了无计其数，连孩子都不想要，一心要做顾城第二。现在应该承认，我的天赋恐怕是有点儿问题。那时候六七年下来，只在报屁股发过十来首诗，每年不超过三首。眼见得成名之日遥遥无期，跟巴勒斯坦建国好有一比。但是我老婆可不是个红袖添香的主儿，你不行，革命自有后来人。就这么，我活活被一个女人给甩了，绿帽子是否早就被扣上了，已无法考证。1988年初春，当杨柳没发芽的时候，我被迫离婚。尽管别人不承认，我还是自视为知识分子，绅士风度决不可少。我跟她吵过，哀求过，最后看看覆水难收，就只好给了她充分自由。协议离婚，财产我全不要（书除外）。临分手时，我留我老婆一句话。我说，那小子能抛妻别子，追你一个半老徐娘，那能是好饼吗那是！你能保你十年后不人老珠黄，你能保那家伙从此能收心？对男人的了解，差远了你！我老婆不服气，反驳我说：你少污蔑！你根本不了解他，小柳（就是那小子）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离婚一个月后，她和小柳就一块儿风风火火奔海南闯九州去了。多年以后，我得知，由于新经济时代重文凭，小柳混得一般，但却包了个重庆二奶。我老婆（现在应该叫前妻了）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尽管她发了雷霆之怒，那重庆二奶与小柳仍是剪不断、理还乱。这都是后话了，在本书里，这个话题就不再提起了。

荒野孤鸿

　　那一年，我36岁，是个完全的成人了。可是自从发生了老婆出离的事件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智力原来有婴儿化的倾向。离婚前后，我曾经找过我的许多朋友、同事及熟人诉苦，然而我发现，他们的态度都很暧昧，并未像我想象的那样，共同来声讨我老婆的不忠，而是不约而同劝我要现实。我就想，这个“现实”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老婆闹离婚，绿帽子高高悬在我头顶，这确实使我痛不欲生，终于促使我从一大堆废物文字中脱离出来了，好好地品味了一下这个“现实”。我这才发现，原来世道人心，天翻地覆了。敢情我的那些朋友都是暗中支持我老婆离婚的，私心里没准儿都暗暗期盼，我老婆属意的正是他们自己。直到我老婆公开宣布，从今往后要挂靠没文凭的小柳了，那帮朋友才和我一样，着着实实吃了一闷棍。这一场离婚闹剧，终于使我明白：在一般人看来，老婆不忠，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都八十年代末了，我还在当着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伪”的。这种错误才是不可饶恕的。那时海南刚刚在开放，十万狂人正杨帆过海去抢金子，我居然还在稳坐家中写诗，实属脑子坏掉了。我老婆走在潮流之先，挂靠小柳后两人就直奔了南洋，行动果断，目的地明确，那决不是一般的妇人能做到的。我的那帮朋友虽没吃着葡萄，心里八成也是佩服那娘们儿的，所以决不可能真正同情我。
　　一个人如果忽然想脱胎换骨，那原因多半在于发现了自己的愚蠢。在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狂热地读尼采、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我因受婚变的刺激，大彻大悟了。我不能再愚蠢下去了，我要现实。知识分子这张皮，我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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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弃文从商，当时可能并没有我上面说的那样惊天动地。知识分子都有事后危言耸听的臭毛病。转机其实是由一封深圳来信引起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当时正在深圳春风得意，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我戴了绿帽子，便起了怜悯之心，特地写了封信来劝。他说，钱锺书老在《围城》里有句话，我们男人万万不可忘，即“女人如衣服”。既然那个忘八蛋小柳把你的衣服扒了去，你向隅而泣还有什么用？如今还有谁看不得人家流泪而改邪归正的吗？改革开放到如今，衣服被人扒了应该是件好事，人穷思变嘛！这件事我看终于能使你脱胎换骨了。深圳这地方，花花衣服有的是，想穿什么风格的，随你便。趁着放暑假，我看你还是过来散散心吧，没准儿就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回去呢！我看了信，心动了。想自己在这里独自嗟伤，人家小柳拐着我的老婆正在海南岛海边上得意洋洋地嚼甘蔗呢，我这不是傻么？改革开放都这些年了，我足不出户，不知道资本主义新浪潮是什么模样，还不如就到深圳去看看。你们丫的狗男女可以嚼甘蔗，我也可以尝尝菠萝的滋味儿是什么。说不准用不了一个暑假，就算老婆要复婚，我都不愿意了呢。就这样，我坐火车去了深圳。走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还没改净——拎了整整一旅行袋的书。装了弗洛依德、荣格、尼采、萨特、瓦尔特-撒拉热窝（这最后一位的名字记不确切了，待考）一大帮文化老爷子，准备到深圳去修身养性。
　　事情果然不出我的同学张怀民所料，到深圳还不到一个月，我就脱胎换骨了，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些书，那些老爷子的呕心之作，在深圳，被我东一本西一本的，没等暑假过完，就扔光了。
　　我的那位同学张怀民，当时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谋饭吃。这小子跟我在大学是上下床，属于铁哥们儿。他在大学里特立独行，傲视群小，是个厉害人物。人机灵，书也读得扎实，瞧不起半瓶子醋的某些教授，在这一点上我们臭味相投。几年不见他，他在深圳发了（看来人要变化，不一定非被戴上绿帽子，他老婆跟他关系就铁着呢）。人整整胖了一圈儿，眼镜也换上金边儿的了，头发收拾得光可鉴人，西装也笔挺，皮鞋也瓦亮。搁着过去，我就得骂他怎么收拾得o(︶︿︶)o 唉似的，现在到人家家里去蹭饭吃，不大好意思这么放肆了，只好当面夸他：兄弟，有风度，像个精英！
　　怀民的太太不在家，暑假带着儿子去内地探亲去了。怀民说：你来得正好，家里清静。那小祖宗要是在家，你就瞧着鸡飞狗跳墙吧。你放心住下，买个地图，愿意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吃饭回来吃也可，在外面吃也可。我忙，时间就是金钱啊，陪不起你。你主要就是感受一下深圳的气氛，别老想不开。老婆去了，那自由可来了，我羡慕还羡慕不过来呢！
　　从这一天起，我就和蛇口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地方如今已经衰落了，跟年轻人说起，大都茫然不知所谓者何。可是在那个年代，蛇口区区一地，大名如雷贯耳，与整个深圳齐名。虽然只是深圳一个小小的卫星城，方圆不过八平方公里，一脚油门就横穿而过，但却容纳了五、六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都才二十来岁的姑娘小伙，全是民族精英分子啊。你想想，我在这种地方，能没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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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蛇口这个地方，每年七月前后，都有不少从内地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没头苍蝇似的四处找工作。我来了一个星期，一出门就遇见这些人——领带飘飘，手拿求职资料，一脸臭汗地在街上乱走。那时候蛇口的公司多如牛毛，经济增长好像也不光是数字上的，就业比现在要容易多了，差不多是个人就能找碗饭吃。别看大学生们刚来的头几天，惶惶然像个没毛的雏儿，几天之后，只要落下脚，就人模人样，满口的商业术语，名片一掏，不是“经理”就是“主办”。我耳濡目染，感叹乌鸦变凤凰竟是如此之简单，不禁也动了求职的念头。
　　跟张怀民一说，他就笑了：老兄，醒过腔来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婆的事咱们先不说，就你那中学教师，实在是鸡肋，还干它做什么？在这儿，只要你进了公司门儿，工资最低五六百，不是强过你那百八十元？他立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我说；我这公司是进出口公司，不经过历练，你干不了。我个你介绍一个人，是个文化人，在一家公司当顾问，我叫他姚老师。你去找找他，没准儿能有机会。
　　那天一大早，我拿着条子，按地址就去了石油大厦。姚老师没有找到，一个挺年轻的公司职员接待了我，东问西问地聊了聊。我见这事情根本没什么着落，甚感失望，就想走。不曾想那后生说：先生，我看您也甭找姚老师了，他不过是我公司一个挂名顾问。你不就是想找工作吗？我公司录用你了。我恍如梦寐，期期艾艾地问：请问您是。。。他忽然威严地一笑，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就是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我一楞，看他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才明白过来，特区还真的就是特，原来有这么年轻的总经理。若在内地单位，像他这样的主儿，也就是跑腿打杂的料。当下里我调整了一下心态，马上问：那么我可以干什么工作呢？他答：先干办公室主任。我又问：待遇大概是多少呢？他答；八百五，请客吃饭三百块以内可以签单。这样的待遇在1988年，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心里一阵狂跳，像走路捡了美元没被人看见，连忙说；好的，总经理，你看我什么时候来上班？他答：下午两点半！我又是一楞，心说：好家伙，我算是见识了，无怪乎深圳遍地高楼盖得跟蘑菇似的，没有速度行吗？时间就是金钱，实在是真理。我不由也豪气顿生，禁不住站起来打了个立正，说；谢谢总经理栽培！那年月，时代变化太快，现代汉语表达几乎要跟不上了。此情此景，不模仿国民党就好象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万分激动。
　　回来跟怀民一说，怀民淡淡一笑，没当回事儿，只说；先干着吧，体会体会。想想，他又忍不住笑了：老夫子，怎么样？当商人了，不虚此行吧？我连连点头，说：好，想不到！到底是深圳，什么都快。怀民忽然严肃起来，叮嘱我说：你可记住，深圳的老板，他妈的炒鱿鱼也是快。
　　就这么，我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在本无可能有我一席之地的商业场上，开始混饭吃了。从此我坚信，无论是历史发展，还是个人的命运，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规律可循，一切皆在于偶然。否则的话，我至今还是个中学教书匠，劳碌一辈子，培养了无数应试教育的废物，然后自己也成了废物，无声无息地退休完事，哪里会有后来的传奇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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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说说我这公司了。我平生所加盟的第一个公司，是个最混蛋的公司，也是一个最浪漫的公司。它的混蛋，在于它后来终于使我灰溜溜地离开了深圳。它的浪漫在于。。。生活于其中，实在是太美好了。这一点，我在本书中要慢慢地讲。公司跟蛇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蛇口租了写字楼和厂区。公司的职员，十来个；下属工厂的工人，百来个。不过是个商业大潮中微不足道的小公司，但是有特色，可以写进《中国公司史》。单说与公司有关的人当中，就出了两个后来声名显赫的深圳明星人物。
　　我到了公司第二天，才弄清楚，原来我是公司招聘的第一个有大学文凭的人。在此之前，公司属草创时期，雇不起大学生；老板也想不到有大学生可以为他卖命。更重要的是，老板在见我之前，根本没想到大学生的“门面效应”。从我之后，他在这几个问题上大彻大悟，基本上非大学生不招了。
　　在我之前的职员，是跟他白手起家创业的人。老板做过打工仔，所以老职员也差不多都是打工仔、打工妹。我最初上班时，同事当中的女职员其实就是打工妹，穿得都还不错，但和白领丽人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我说不清是服饰、容貌、气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构成了天渊之别。总之，总体效果土里土气。其中有一个，姓安，老板叫她“小安子”。安小姐喜欢文学，在办公室坐着，有两件事使她与众不同，即不停地看报纸和写诗。老板来巡视，看到她这样，倒也不大责怪。只是在别的场合，偶然想起来，会当着众人面数落说：“小安子，写那个东西，什么用啊！”其鄙视之状，犹如在说典故里的“猴子捞月”。但是，小安子这只执着的猴子，在深圳二十年来进进出出的三千万打工妹中，还真就让她捞到了月亮。她是谁？说出来吓你一跳：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深圳打工妹作家“安子”，安丽娇。深圳二十年历史中，数二十个名人，就能数到她一个。小安子在若干年后，一本书出名，从此进入《深圳发展史》，进而也有了资格进入《共和国发展史》。这小安子，算一个人物吧？可惜，我跟她共事还不到三天。老板自从聘用了我，才发觉他出身的那个阶级基本都是废物，三天后，就把公司里所有的打工妹元老都给炒了。
　　我刚进公司，完全适应不了这种资本主义人事制度。就在小安子她们屈从于命运安排，各自默默收拾办公桌物品，准备黯然离去时，我挺身而出，找到了老板。我说：你不能这样，她们没有错儿。老板嘿嘿笑了：是啊，但是她们没有用！今后，我公司一律聘用大学生。我初来乍到，不知资本主义厉害，还想要抗争一下。老板脸色就有些不好：知道吗，这是特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这件事，你不要说了。我只好默然退下。小安子她们收拾好了东西，就不卑不亢地走了。我当时挺怜悯她们，全然没有料到，她们中的一个，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与共和国永远共荣耀的大作家。
　　那时候常到公司来串门的，有一位老板的朋友。人很谦虚，当过兵，搞过技术，当时也在办一个公司。他的公司远不如我们公司气派，只在居民楼里租了套房。搞技术的，做什么都比较朴实。没见过他西装革履，一年四季穿那种没个性的浅色夹克，一不留神还以为是装空调的师傅。这人姓任，没事儿就上石油大厦我们公司来坐，对我们的办公环境、办公程序、文员素质赞不绝口，经常露出羡慕之色。他老是对我说：唉呀，主任，你们的人这么训练有素，都是你的功劳吧？这人是谁呢？说出来——年轻一点儿的朋友请捂好了嘴，小心门齿——要吓得人三魂出窍，他就是后来的深圳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飞！全中国年产值最高的民营企业之开国元勋。我当时的嗅觉也真是迟钝得可以，跟老任聊了那么多回天，全不察觉眼前的这位，将来会成为共和国新崛起阶级的代表人物。否则，我今天笃定能做上他的副统帅。
　　好了，后悔药就不在这儿继续吃了。接着继续介绍我们的浪漫主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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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孤鸿

　　 就在华为的老任带着一帮小年轻在他的民居里鼓捣电话机的时候，我和我的老板及其同事们正在尽情享受新生活。我们的公司，全世界绝无仅有。单说名称吧，就让人拍案叫绝，叫做“深圳泰坦艺术科技综合有限公司”。在座的读者，懂科技的可能有千千万万，精通艺术的，也可能车载斗量。但是既懂艺术又通科技的，我有把握说，万里也难挑一个。至于能将两者“综合”的，那就只有爱因斯坦死而复生了。一般人见到我们公司的名字，立刻就晕菜，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公司的高层职员，对这个名称心领神会，凡与工商、税务、银行人员应酬，见着懂艺术的，就大谈科技；见着懂科技的，就大谈艺术；所向无不披靡。至于公司的经营业务，我今天干脆就解密了吧，其实就是剜窟窿盗洞从银行里弄贷款，北京人叫“扎款”的是也。
　　我们的老板，来自内蒙边缘一个林区小镇，以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和那小镇上的民智水平，决无可能完成经商方面的启蒙。但这家伙无师自通，走了一条与华为的老任截然不同的路。这个公司，其实是做玩偶工艺品的。有工厂，有生产线，有设计师，有工人，有市场部，有总办，有财务部、有前台接待，五脏俱全，非常完备。但只有一条我们心知肚明——这只五脏俱全的母鸡是下不了蛋的。也就是说，它没有销售市场，一件产品也销不出去。原因比较多，比如，当年富到既有闲心而又买得起工艺品的那个阶层，多是大老粗，靠贩鱼、炒瓜子、走私录像机起家的，艺术指数比较低。而儒商一流的人物，则还在襁褓之中。如华为老任那样的，正在民居里苦苦奋斗，还顾不上玩物丧志。所以我们的产品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老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就无意于提高本民族的艺术鉴赏力。搞这么个煞有介事的摊子，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银行，要刀刀都从银行里“扎”出血来。
　　那时银行信贷科的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纯粹就是由一伙白痴。我们公司一个礼拜总要接待这么三、四拨，都是上门动员我们贷款的。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事情，简直像大姑娘让你白上床，难以置信。可是在1988年，这种事儿不奇怪。那时候与现在太不同了。那时候的钱不毛，一块人民币能兑差不多两块港币，加上物价也还比较本份，所以，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好生存。几个银行，你贷三十万，他贷五十万，一凑就凑起了一两百万，正常的话，够公司花两三年的了。我至今慨叹的是：我们的老板，一个初中生，不知《哈佛经济学》为何物，居然能异常准确地把握在中国经商靠什么。他带着我们一群大学以上程度的职员，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连老任都看得眼睛发直），然后把当地所有的银行分行、分理处都“经营”了一遍。路线正确，于是就硕果累累。老板就是这样成为了80年代末先富起来的一员，靠的是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鸡——泰坦艺术科技综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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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孤鸿

　　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就这么打造好下水了。“海上有仙山”，“风正一帆悬”，离它沉没的日子还早呢。老板的经营战略是否正确，我们做职员的无从置喙，反正大家干一天活儿拿一天钱，乐得歌舞升平。在我之后，老板抢购似地招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形成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凭心而论，他对我们是尊重的，基本不侮辱人格（我生平所受的侮辱，全部来自知识分子或伪知识分子）。但并不意味着老板就很尊重我们的意见，而是相反，我们不过是摆设和执行机器。老板一挥手，我们向前进，而已。
　　公司里气氛最好的一段时间，是在上午10点钟之前。老板自从成了“先富阶层”以来，早上不到9点半是不起来的。我们那时上班比较早，8点钟雷打不动，迟到要扣款。每天7点55，办公室里还空荡荡的，一到8点，忽啦就坐满了一屋子人，一个也不少。天还不热，阳光正好。一屋子衣冠楚楚的的知识分子，彼此都很客气，学了广东人，互相招呼着，“张生，早晨！（张先生，早上好）”，“母乖。李小姐，早晨！（甭客气。李小姐，早上好）”。诸如此类，俨若香港都市片里的情景。
　　男职员西装领带，一丝不苟。女职员一天一身职业套裙，永不重样。但是，这么郑重其事地按时就了位，却没事儿干。男的就沏茶、看报纸。公司订了香港的《文汇报》，每天三十多版，够看个昏天黑地的了。女的则恪守妇道，抹桌子、浇花、打开水。完了就看时尚杂志，交流逛街经验。
　　这是每天的开心两小时。10点钟一到，老板准时“砰”一声推开隔壁总经理室的门，办公室里全体人员立刻“唰”一下大变脸。个个正襟危坐，满脸都是为公司惮精竭虑的样子。什么时尚杂志、《文汇报》，通通变戏法似的没了。室内鸦雀无声，只听见中央空调呜呜作响。
　　一个专门伺候老板的文员小姐此刻弹簧般地跳起来，跑到隔壁去给老板冲茶。老板掸掸大班桌上的灰，甩下“登喜路”大皮包，一扭脸，威严无比地隔着大玻璃窗扫一眼这边办公室，然后神闲气定地坐下。
　　公司的有效工作时间，从这一刻才算开始。
　　每天如此，朝朝暮暮。15年前，我们把多少大好时光就消磨在这架机器里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职员，都非常喜欢早上的这开心两小时，因为心情放松，没有事儿干。有事也要推到10点钟以后去干。老板都是直肠型简单思维，你干了他没看见，就以为你什么也没干。职员都不是傻瓜，谁不想讨巧，所以，“天塌地陷，也得等10点半”。
　　开心两小时啊，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刻。在今天我日见苍老之时，仍由衷地怀念蛇口石油大厦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群毕了业就南下的本科生、研究生，新鲜活泼，譬如朝露。各个坐在现代写字台前，吹牛、侃山、逗闷子，充分展现了人性化。隔着硕大无比的落地玻璃窗，能看到蓝蓝的后海、绿绿的香港元朗。身边的产品展示柜上，摆着非洲玩偶、印地安玩偶、日本玩偶。轻纱样的阳光洒进来，满室亮堂堂的。我们这“玩偶之家”，充满了安宁、平和、优雅的综合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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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孤鸿

　　下班之后，那才是鸟脱樊笼自由飞，职员们的生活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临近下班还有10分钟的时候，解冻开始，大家脸上惮精竭虑的表情有所松动。老板在他的房间里，这时也没事儿干了，就背着手遛跶到这边大办公室来，开开女职员的玩笑。大伙明白，这就是可以随便了。男职员就赶紧打电话约人，广东话叫做“抠女”，用现在的时髦语说，就是“找美眉”。如果有人抠到了女，就赶紧擦皮鞋，蹭蹭几下，把皮鞋擦得能照见人。擦完了鞋，再掏出钱包来，数数人民币还剩多少张。女职员们见了，心里又不屑，又有醋意，互相挤眉弄眼地表示嘲笑。6点钟一到，大伙“轰”一声，鸟兽散了。
　　在大厦一楼食堂里吃罢晚饭，单身汉们便三三两两遛跶回宿舍。此时的蛇口，暮色安详，俨若田园，就差没有“羊牛下来”了。
　　我们那时的宿舍在“紫竹园”，就听这名儿吧，古香古色的，像不像陶渊明故居？其实紫竹园不过是一排高层单身宿舍楼，徒有其表，哪里有什么紫竹。现在这地方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可是当年刚盖好的时候，真还有点儿豪宅的模样。这一带，都是打工者社区。我们宿舍的对面，一栋八层大楼，就住了好几百号打工仔、打工妹。黄昏后，月上楼头，那整个八层大楼就开了锅。有洗衣服的、刷碗的、看电视的、听录音机的、打情骂俏的，各种声音，汇聚成宏大叙事交响曲，直到后半夜才能消停。我们下班后，无聊了，就坐在阳台上，看那些打工仔们怎么抠女，那也是风情万种啊。
　　晚上单身职员一般在屋里都呆不住，有去看电影的、有逛老街的、有找老乡吹牛侃山的。跟我住一个屋的周一鸣，比较特别。他轻易不出去，下了班，就猫在屋子里专心干两件事。一是翻录磁带。他嫌买歌曲磁带太费钱，就到小店里去租，听到好的，便翻录在一张空白带上留着听，能省下不少钱。二是整理剪报。白天在办公室，凡经他过手的《文汇报》，没有不开天窗的。这家伙什么信息都搜集，比如《煲汤小窍门》、《梅艳芳出道靠什么？》、《金庸理财十三招》、《日本财阀横路敬二小史》，诸如此类。白天剪下来，晚上分门别类，往软皮本上贴。他每晚做这两件事，乐此不疲。
　　周一鸣人比较闷，有了心事，不易宣泄。后来他倒是找到了一个途径，就是大放迈克尔-杰克逊，录音机一开，声震屋瓦。只要一听到这疯狂摇滚，不用问，小子准是又受了什么心理打击。我热爱迈克尔-杰克逊，就是那时候受他的熏陶。
　　此人是重庆人氏，农家子弟，同济电子计算机专业本科生。他有个外号叫“周崽儿”，源于他老爹每次打长途来，声音大得全公司都能听见：“崽儿，崽儿，你啷个样？好不好嘛？”这句话，每次都要问八遍。女职员们回回乐不可支。这周崽儿的的专业，其实挺前卫的，可不知为什么，他不去搞专业，却跑到这泰坦公司来，当个销售部经理，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业绩来。我们公司设立销售部，就像某人所说的，好比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海军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他却十分淡然：“在哪里不是干？这个公司确实是混帐，但是，人多一点阅历不也是好？”
　　你看看，这周崽儿，不可理喻。
　　后来，这周崽儿可是发得一塌糊涂，富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和他联系了，估计目前离大企业家任正飞也就是十几公里的差距。可是当年，我们确实就是从同一间陋室里一块儿起步的。人的天赋相差之悬殊，就这么令人感叹。也许，周崽儿成功的潜质，就在于他的那些与我不同的生活细节上。

荒野孤鸿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对难兄难弟。我和周崽儿，下了班没处可去，窝在宿舍里，看书，发牢骚，抽烟，发呆，满屋子都是乌烟瘴气。
　　　　某日，周崽儿在欣赏他那精心制作的剪报本，重温了一遍《财阀横路敬二小史》，忽然把本子一摔，重重叹了一口气：“他妈的，念书，念书，念成了个贫下中农！”
　　　　我说：“你的工资，可以了吧。”
　　　　周崽儿说：“六百五，我哪年能住上豪宅，哪年能开上宝马？”
　　　　“小子，你得慢慢来。咱们老板，还睡过荔枝公园呢。”
　　　　周崽儿愤愤道：“老板？这穷人暴富，心比蛇毒。我同济本科，他才给我六百五，上礼拜来的那个北财大的研究生妞儿，叫什么杜子美的，让他睡了一宿，就得了八百块！这女人的肚子，是很美啊！”
　　　　我听得怔愣，半天才反应过来：“消息准不准啊？”
　　　　周崽儿说：“你看见她今天拿了个索尼随身听吗？”
　　　　“看见啦。”
　　　　“那没八百块下不来。她一个穷研究生，刚到深圳，能舍得买索尼随身听？”
　　　　我有些感慨：“我苦干一个月才八百，她一晚上就是八百，一个月三十天，三八就是两万四。我靠，这也太悬殊了！”
　　　　周崽儿嗤了一声，笑道：“说你们文科的不会算帐，你们还不服。这账哪能这么算，就是做鸡，也不能天天干。悬殊倒不至于那么悬殊，只是女人挣钱毕竟容易。”
　　　　“那怎么办，男人就没出路了么？”
　　　　“有，你想不想？想，咱俩就一块儿去做变性手术，去他个X巴的，咱也去一宿挣八百块。”
　　　　我下意识地往床头上缩了缩，说；“行了行了，男子汉想什么招儿不行？就是吃软饭，也不能把自个儿的势给去了。我看你是牢骚太盛，出去泡泡妞儿就好了。”
　　　　“泡什么妞儿，”周崽儿叹了一口气，“这辈子，不想泡妞儿了。”
　　　　我问他：“什么事这么伤心？”
　　　　周崽儿靠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女人，靠不住啊。我的女朋友，在上海谈得好好的。说好她先去美国，创造条件我再去。他妈的一到三藩西斯科就没了音信，估计是睡她导师被窝里去了。”
　　　　我精神不由得一振：“哦！我还以为天底下戴绿帽子的就我一个呢，这下，可找到同党了。”
　　　　“哦？你老婆也跟人睡了？”
　　　　“岂止是睡，都挂靠到人家那头了。”
　　　　周崽儿歪歪脑袋：“你说，这年头，怎么专门有人喜欢处理善后呢？”
　　　　我看看他，问道：“我说，你是不是受了刺激才来的深圳啊？”
　　　　“不错。当然，分配的工作也不理想。钱没有，势没有，你想，能分到什么好地方？那工作我也不要了，在深圳看看再说吧。”
　　　　“就这公司，有什么干头？民营公司，就是个体户嘛。户口也进不来，说不定哪天老板抽筋儿，就炒了你。”
　　　　周崽儿蔑视地一笑：“老板？他还不敢炒咱们。没有咱们，他哪里能天天睡杜子美？”
　　　　如此的谈话，每天晚上进行。那时，我和周崽儿都刚到深圳，手头钱不多，又没抠到女。就只好闷着，让思想发酵。
　　　　现在想来，周崽儿身上的许多优秀素质，正是我的缺欠。他精打细算，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要考虑产出。节约是他的好习惯。为了节约，他晚上不在食堂吃饭，自己煮方便面，直吃得面孔腊黄。
　　　　我看不过去，就说他；“百万富翁不是省钱省出来的。”
　　　　周崽儿说：“胡说八道。百万富翁就是省钱省出来的。媒体想鼓动人们消费，才说‘会花钱才能挣钱’，这屁话你也信？”他踢了踢床下的一大纸箱方便面，“你看，这都是批发来的，一袋能省三毛。想赚我的钱？不容易。”
　　　　我只好告饶说：“行行，哪天你干脆把胃给切了吧。”
　　　　

荒野孤鸿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处境，不远万里，来到蛇口这种地方，几乎是举目无亲，于是1988年的那个夏天就不免有点儿乏味。平时上班还好，毕竟有“开心两小时”，一混就过去了。单身汉，最怕过周末。看到一帮帅哥同事临下班前“蹭蹭”地擦皮鞋，心里的苦楚，简直没法儿说。尤其是像我这种戴了绿帽子的人，既恨女人水性杨花，又忍不住想给哪个春风得意的家伙戴戴绿帽子，以获得心理平衡。在办公室里，看见杜子美长发如瀑，美目巧笑，也禁不住浮想联翩，心想哪天不妨可以约她去喝咖啡。
　　不料，回到宿舍，周崽儿立刻给了我一个警告：“你要小心，上班不要跟杜子美多说话。”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啦？”
　　“老板已经很不高兴了，昨天向我下达了监控任务。”
　　“监控什么？”
　　“监控你啊。”
　　我眼珠差点儿没惊得掉出来：“我靠，他又没娶了杜子美。”
　　周崽儿好心地劝道：“算啦，在人屋檐下，你就忍忍吧。哪里抠不到女，干嘛在老虎嘴里抢食吃？”
　　我越发觉得这事情说不清了，只好说：“好好，我不跟她说话。不过，怎么你跟她说话就没事儿呢？”
　　周崽儿嘿嘿一笑：“我没关系。我比她矮五公分，老板不在乎。”
　　“他妈的，还有这种逻辑！这种人也能当老板？”我一脚踹开阳台门，走到阳台上去透气。“这年头的资本家，混蛋！他吃肉，还不让我闻味儿。”
　　周崽儿在我身后说：“你消消气。能让老板感到有戴绿帽子的威胁，也算你的本事了，我可是望尘莫及啊。”
　　在杜子美问题上遭到不白之冤，我无处宣泄，就买了一辆单车，周末一个人去逛蛇口。蛇口这地方挺怪，属小家碧玉型的，乍看不怎么样。车少人稀，高楼也没几座，还没有内地一个大型国企气派。但是细一品味，味道就出来了。到处是草坪、白房子，幽静得像是外国。人在棕榈树下走，如同仙人画中游。宁静，自足，是这个卫星小城内在的基调。那时候，蛇口很新，房子上刷着浅色涂料，童话世界一般。年轻人又多，都是帅哥靓妹。上街一走，你会觉得：世界很年轻，你自己也很年轻。尤其是三洋电机公司，清一色是靓妹子打工，一放工，满街自行车滴铃铃一片，秀色如潮而来，看得我基本上忘掉了杜子美。
　　蛇口是个打工世界，我的同学张怀民就是打工者中的佼佼者。他当年悄然南下，谁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到蛇口两年后，把知识分子这张皮，彻底抛到了太平洋中，在商界扶摇直上，先于全国人民十七年就奔了小康。有了价值连城的深圳户口，住进了“碧涛园”。他的房子，当年就算是豪宅了，宽大得可以在客厅里跳华尔兹。
　　我到公司上班后，搬到了宿舍，适应了一个星期后，就抽空去怀民家坐了坐。这一次怀民的太太带着孩子从内地回来了。怀民的太太——行了，我就别叫她怀民太太了，其实就是小白——她当年就相当于我们系里的“杜子美”。人漂亮，又有才气，小女人散文写得一流。那时候追她的人有一火车，怀民并不是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他在这事儿上，曾经求助过我。小白是学习委员，我当年则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接触的机会多，就常常当着小白的面感叹：“本系人才济济，我独服张怀民耳！”久而久之，这观念就灌输给小白了。一年后，怀民终于得手，郎才女貌，出双如对，令多少中文系的帅哥为之吐血。诸位可能有所不知，70年代末的大学，开化远不及今日。当众搂搂抱抱的情形，校o(︶︿︶)o 唉视同流氓行为。然而这两人豪放有如徐志摩、林徽因，在校园里不管走到哪儿，兴致一来，就上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哪管污染不污染学校官僚的视线。
　　到毕业时，报应来了，为了杀鸡儆猴，学校把他俩发配到边远地区，在一所师专任教。这等于强迫他们去支边了。怀民倒也是汉子，吃了散伙宴，第三天就走了。从此，我和他就没再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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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见到怀民太太——当年的中文系宝贝，我可是吃了一惊。这哪里是小白呀？怀民是越活越年轻了，而小白，整个完了，成了一家庭妇女了。在学校的时候，小白那叫一个冰雪聪明，可以称作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美女作家。小女人散文驾轻就熟，比方《冬季到北京来看雪》、《谁的手绢在飘》、《你究竟有几个好哥哥》，皆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省报、省刊都抢着约稿，省作协那般老家伙为她都快神魂颠倒了。这才多少年啊，小白的灵气到哪儿去了？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好家伙，额上皱纹都有了。我实在忍不住，叹了一声。鬼机灵的怀民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拿眼光制止了我。我忍了半天，又喝茶，又抽烟的，最后还是冒出来一句：咱们这茬儿人，都老喽！怀民摸摸微秃的前额，干笑两声，打哈哈说：那有什么，我很老，但是我很温柔。是不是，老婆？
　　吃饭的时候，小白露了两手，红烧膀蹄做得一流。我又是一惊。怀民就得意洋洋地说：你看小白有进步吧？上得厅堂，进得厨房。我嘴里含着膀蹄，点点头，眼光怎么也离不开小白额上的那一条条抬头纹。吃完饭，根本没心思再坐了。男人，最看不得同龄的女人被岁月催老。女人老了，男人的心基本也就催枯拉朽了。
　　我慌慌忙忙地告辞。小白一直是淡淡的，这时候说了一句；老大哥，你怎么也变浮躁了？
　　我尴尬地笑笑说：跟着时代走，难免，难免。
　　怀民把我送到楼道上，我对他说：你把小白给毁了。
　　怀民宽容地笑笑，拍拍我肩膀：人间正道是沧桑。像老兄你这样将浪漫进行到底的，毕竟不多。
　　我说：为什么不让小白去上班？
　　怀民说：这叫“鸟笼政策”。深圳这地方，开放得厉害，把老婆放出去，后果难料。养得起就养着，否则，戴。。。他看看我，咽下了后半句话。
　　我苦笑一下，朝他摆摆手；甭说了，我理解。你回去吧。说完，我飞步下楼，头也不回，走出了碧涛园。
　　
　　暑假眨眼工夫就要过去，我在公司上班刚刚上瘾，哪里就肯回去。打电话回学校请了病假。拿定主意，拼死命也要在深圳干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天天上班，看研究生杜子美巧笑倩兮；下了班，看对面宿舍打工妹美目盼兮，总算把苦夏熬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不开电扇也能睡觉了，舒服日子就此到来。
　　就在这时候，我抠到了女！
　　这意义好比范进中举。你想，那一年我都三十六了，在抠女方面，不等于迟暮老童生一样？这件事，可以说甚至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从此，我不再孤苦伶仃，经常跟小清有个约会。小清是小鸟依人那一类型的。一个男人，能找到这样的美眉，就好比穷光蛋中了头彩。绿帽子从此可以摘掉。我的人生，进入了辉煌第二春。
　　认识了小清，我才发觉，我和周崽儿的那住处，简直是狗窝，哪里能让小清去？每次都是我去小清宿舍找她。走到她楼下，看见她窗口亮着日光灯，心里就很熨贴。好心情漾满心头，慢慢爬上六楼去。看见她房门开着，穿堂风微微吹动花布门帘，门里边有录音机放音乐——《跟这感觉走》。这感觉，是何等的好！
　　我这迟暮青年，是怎么抠到女的呢？说来还是老板的功劳。时至今日，我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感谢他的，尽管他对我蛮横地封杀了漂亮的杜子美。上帝在这种事情上，自有安排。

荒野孤鸿

　　有道是：男愁唱，女愁哭，教授愁了乱看书，老板愁了瞎支出。那个周末，老板大概是跟小杜闹了点儿不愉快，闷闷不乐。下班前招呼各部门经理，晚上跟他去“海上世界”喝洋酒。经理们乐得寻欢作乐有老板买单，只有周一鸣不去，他不感兴趣。
　　“海上世界”那时候名气可大，总设计师都在这儿住过一晚上。它实际是一条法国的废船，被中国人买了来，安放在蛇口海滨，做了娱乐中心。登上甲板，就能看海，跟豪华游轮的感觉一模一样。那时候，一到晚上，打工仔、白领、老板、外国人，都往这里跑，各得其所。实在没钱的，就上上下下在船舱里乱逛。
　　老板带我们去的是英式酒吧。看来小杜把老板气得不轻，只见他一个劲儿地要洋酒，简直把马爹利当水喝了。酒吧挺洋气，还放着爵士。在我们去之前，已经有几拨人在了。
　　老板喝得差不多了，就到处寻找目标，一会儿，就盯住了一个洋妞儿。他仗着酒劲儿，凑了过去。那方面倒是很友善，可惜我们老板的英语程度跟基层国人一个水平，两人的对话很简单。“哈喽？”“哈喽。”“OK？”“OK。”“也死？”“也死。” 就这么，完了。接下来就是傻笑。老板很沮丧，又转向了另一拨人。这拨人，是自己同胞了，都很年轻，跟水葱似的，疑似在校生。老板端着酒就过去了。这下子，他算找到了用武之地，先侃科技，后侃艺术，把那拨人笑得前仰后合。接着，老板向我们一挥手，两拨人就合流了。
　　原来，这一群不是什么在校生，而是湖南财大蛇口校友会的，周末在这儿小聚。湖南的校友们看来是刚刚毕业，都很单纯，热烈欢迎我们加入。老板来了兴致，一叠声地喊：“速配，速配！” 当下就点了鸳鸯谱。分配给我的，是个清清秀秀的小妞儿。我那晚上，没心思胡来，一看对方小我十多岁，基本还是个孩子，根本就提不起兴致。深圳那时候风气还不错，男人找女人，并不一定是想要勾引 ；女人找男人，也不是一门心思的想要钱。正常社交而已。女孩儿问了我几句话，我闷闷地懒得答，心里在想着另一个人。
　　不过，老板这速配可是起了效用。除了我们这对儿以外，谈话空前热烈。两拨人并了桌，重新要了酒。老板手一挥，叫酒吧服务生放舞曲。那女孩儿见我沉闷，就拉我去跳舞。
　　我说：“我不会。”
　　女孩问：“快三呢？”
　　“不会。”
　　“伦巴？”
　　“不会 。”
　　“吉特巴？”
　　“更不会。”
　　此时伦巴响起来，女孩儿一把拉起我；“来来来，我教你，包你三分钟学会。”
　　我勉强下了场。公司同事一看，齐声鼓掌：“喝，老夫子也跳舞了！”
　　一曲舞罢，我经过点拨，果然就有了模样。曲终坐下来，心情开朗了不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
　　“杨小清。你呢？”
　　“小姓张。”我忽然来了幽默感。
　　“名字呢？”
　　“敝号国荣。”
　　“张国。。。哈哈，你不要说，真有点儿像啊！”小清妩媚一笑，眼睛成了弯弯的月亮。
　　这一笑，让我砰然心动，就此落入了情网。
　　接下来，就谈的比较入港了。三言五语，彼此都摸清了对方的情况。我是王老五（绿帽子一节隐去未谈），她是“待字闺中”，似乎目前没有男朋友（当然，此事待考）。
　　时过午夜，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那时候，公司还没有车，大雨中，海边打车几无可能。两拨人谁也走不了，就只好继续花天酒地。直到天亮，雨才停。这一夜长谈，我可就离不开小清了。结帐后，两拨人出了海上世界，又到水湾头吃大排档。朝雨即歇，红日当头，蛇口的小街无比清新。马路上的汽车从身边嚓嚓驶过， “番寻味”小店的灶头上冒着氤氲白汽。我看看眼前眉清目秀的小清，感觉这一切仿佛梦寐。
　　吃罢饭，我和小清互留了电话号码。到此，这抠女过程，就顺利完成了。
　　第二天周日，痛睡一天。第三天上班，老板来到我桌前，威严无比地下了一个极简洁的指令：“杜子美，从今天起，解雇！”说完就走了。
　　我跳起来，立刻执行公务。交代小杜；“公司物品，马上交回。宿舍可以继续住三天 。三天后，宿舍钥匙交给我，凭我的条子，到财务部结工资。”
　　杜子美到底还是嫩，傻站着，眼泪都要出来了。在人生战场上第一次被罚出局，她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站在她面前，心情复杂。想想，安慰了她一句；“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小杜，显然是误会了我的意思。她明丽的眸子朝我翻了翻，说出两个字来：“走狗！”

荒野孤鸿

　　转眼到了十月。某日下午，临近下班，也就是办公室的傻小子们“蹭蹭”地擦皮鞋的时候，小清来电话约我了。
　　“喂。。。喂”她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从来不叫我名儿，就这么“喂、喂”两声，好像我曾经告诉她我姓魏似的。“你晚上有空儿没有？”
　　“有空儿。”怎么会没空儿，我心说，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咱们去爬山吧。”
　　“爬山？晚上爬什么山？你没有出问题吧？”
　　“你才有问题！今天是重阳节，广东人兴爬山，咱们也随一回俗吧。”
　　“好啊。你就是约我去登月，我也得咬牙去。什么时候？在哪儿碰头？”
　　“7点半，招商大厦，我办公室楼下。你就在门口等着吧。”她顿了顿，又略显犹豫，“你。。。行不行啊？”
　　“我啊，跟你不好意思吹牛。就这样吧。”
　　放下电话，我才发现，一屋子人都在看我。
　　财务部老李说：“嘿嘿，古木逢春，梅开二度。”
　　接待员顾红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周一鸣像研究古化石一样，盯了我半天，慢吞吞地说；“赫赫，好。老牛，嫩草！咸鱼，翻生！”
　　
　　十月秋凉，夜色下的蛇口像浸在水中一样，让人神清气爽。我刚到十分钟，就看见小清一身黄夹克，蓝牛仔裤，白旅游鞋，利利索索，从育才路那边走过来。
　　诸位年轻的朋友，不是我倚老卖老，实在是有句肺腑之言在这儿要跟大家说说。一个男人，娶什么样的老婆不甚重要（反正都一样，烦死你），但趁年轻时，想法儿抠到一个好女，那是至关重要。
　　那个晚上，小清一露面儿，我就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与过去很不同了。一个还很单纯的女孩子，信任你，接纳了你，甚至有点依赖着你，那感觉，很好。比之戴绿帽子，强上百倍。别的，就先不用考虑了。
　　小清约我去爬的，是蛇口的南山。蛇口是个依山面海的小城，它所面的海，赫赫有名，叫伶仃洋，大伟人文天祥在此赋过诗篇。而它所依的山，就是南山。这山虽不高，也没名气，但山不在高，有女则灵。那天，小清步履轻盈，领着我，过水湾头，过碧涛园，一拐弯儿，就上了山。
　　这山上也有挺好的马路，一直通到半山。我正想说蛇口好奢侈，荒山野岭也修这么好的路。小清就开口了。经她说明，我才看清楚了：原来，半山上有一个巨大的别墅区，叫“黾山别墅”。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国人，念不出这“黾山”的“黾”来。于是，蛇口人就把它念成了“龟山别墅”。一家伙，就给别墅区所有的男主人通通戴上了绿帽子。相反，在蛇口，你要是打听“黾山别墅”在哪儿，那准把人的门齿给笑掉。
　　虽然是龟山别墅，但依然令人神往。想想看，那是1988年，我们好多知识分子连浴缸的边儿都摸不着几回。这山中，却有这样幽静的洋房。日可看红尘，夜可观天象，那些龟山主人们在这种环境中活到百年以上，是根本不成问题的。
　　走过龟山佳境，我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
　　“嗨嗨，别把魂儿丢了。”小清提抗议了。“想住龟山，奋斗十年。”
　　我一惊；“十年？我才俩月，就受不了啦。这老板，变态，简直是以你的痛苦为快乐。天天给你上夹板，看到你呲牙咧嘴，他就乐。发你俩钱，就恨不能把你当驴使。十年熬下来，不要说住龟山，他能给我个乌龟壳子就不错了。”
　　小清就嗬嗬地乐；“你那公司，没有那么恼火吧？”
　　“我不夸张。我天天就是忍，有机会，就跳槽。”
　　“你可不要高估自己！如今，有个地方发钱就不错。”
　　我看看她，觉得这小姑娘倒很现实，就说：“我不过发发牢骚，干还得照样干。可是，这样干，到哪年是个头？难道，这住龟山别墅的，都是像我们这样，当驴做马干出来的？”
　　小清吃吃地笑，捶了我一下：“农民！简直是农民。农民，就不要想住别墅了。”

荒野孤鸿

　　一过了龟山区，马路就不见了，扑面是嶙峋山石。这里因为面海，海风大，长不住大树，只有灌木稀疏。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蜿蜒而上。爬了一段，回头看看，蛇口的万家灯火已在脚下，恍若梦幻。上面的山路和南山的峰顶，有星星点点摇动的手电光。
　　山路渐陡，我走得喘气，但在小清面前，仍装出气壮如牛的样子。遇到极陡的地方，小清把手伸给我，求我拉一把，那样子有如小鸟依人。我掌中，她的小手潮润，柔软，让人受宠若惊。
　　“你是当白领当腻了，要来自找苦吃。”我调侃她说。
　　“去你的！后悔了，你就先下去。”小清嗔道。
　　一路斗着嘴，倒也忘了累。山顶终于近了，顶上有人向我们大叫，鼓励加油。
　　这样的夜晚，如此的荒山，于我真是久违了。自大学毕业成家后，浪漫就与我无缘了。在家里当牛做马，也换不回老婆一个笑脸。整天里灰头土脸，耳朵灌满中年妇女的唠叨。想约个小姑娘到郊外去散步吧，又是有贼心没贼胆。只有到了这深圳来，大家才全抛弃了背景，英雄不问出处，像我这样的倒霉得额头发绿的，也没人问出处。天涯沦落，彼此彼此。岁月之潮仿佛骤然倒溯回去，我又回到了20岁的年华，有取之不尽、挥霍不完的浪漫时光。
　　刚见小清时，以为她才有十八、九岁。雨夜泡吧的那天，她梳的是独根辫儿，乍看好像是村姑。要不是老板撮合，我决不可能跟她搭话。但男女相遇的事，向来就是偶然的成份多。毫厘之间，我就抓住了这只小鸟。今天爬山，小清解开了那土到了家的小辫子，竟是一头如瀑的长发。成熟之美，令我刮目。
　　山路稍平坦，她就蹦蹦跳跳的，跑到我前面去，一路嘻嘻哈哈不断。
　　“你要快一点哦，别以为吹牛不上税。”
　　就在我快要累断了腿时，终于到了顶峰。展眼望去，似乎是站在天堂俯视，蛇口遥遥如下界。大酒店，大码头，还有我们的写字楼，都渺小如蚁巢。山上，天风浩荡。远处，香港的上空一片陀红。
　　“这地方好不好？写字楼我确实呆腻了。”小清坐下来，望着我说。“好啊，将来有了钱，在这儿盖一座土别墅，就叫‘抬头见龟’，咱们来当农民。”我说。
　　“你就玩世不恭吧。”小清忽然叹息了一声。“深圳的路啊，告诉你，可不好走！”
　　“女孩子，要好混一点儿吧？”
　　“你知道什么？女孩子才难。”
　　“怎么啦，骚扰太多吗？”
　　“一言难尽。光是骚扰，还好对付。人际关系，太麻烦。在公司，你干得积极，人家说你想讨上司欢心。你不努力吧，人家说你是靠脸蛋儿混饭。”
　　“那就嫁个大款吧，不用再受累了。”
　　小清嗤了一声：“说得容易！人家打的江山，凭什么让你分享？”
　　我挠挠脑袋，说道：“唉呀，女孩子都这么难，我们男生，不是只有死了。”
　　小清忍不住笑，嗔道：“别恶心了，年纪一把，还‘男生’！你一个大男人，叫什么苦？”
　　“连叫苦也不让？当驴做马，就是我们的命？”
　　小清不作声了，下巴抵到膝盖上，默默望着山下出神。四周，秋虫低鸣，透出凄楚。满山荒草的气味儿，充满野性。
　　过了好久，她才说：“深圳！唉，什么都好，就是交不到朋友，人人都貌合神离。在公司，体己的话不敢跟同事讲。老板就像o(︶︿︶)o 唉，说不定在哪儿窥视你。”
　　小清的话，说得我心有点儿痛。我便拉过她的手说：“跟我在一块儿，就不要想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啦。我，总还可以算一个朋友，不必有所顾忌。知道吗？我很老，但是——我很温柔。”
　　小清甩掉我的手，说：“去！你这人，自我感觉太好！”
　　我们就这样，说着话，看着风景，在山上呆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慢慢往下走。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一路磕磕绊绊，倒闹了个汗流浃背。风一吹，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喷嚏。
　　“喂喂，你不要着了凉。”小清担心地说，“对了，天都冷了，你买棉被了吗？”
　　“还没有啊。单身汉，没人管哪！”
　　“有人管，你又要讨厌。我那儿有床多余的被子，等会儿你拿去吧。”
　　“那我要请你吃早茶，谢谢你，对我的爱。”
　　“行了！”小清在我身后打了我一下，“你要不这么贫嘴，倒还可爱一点。”
　　
　　回到紫竹园，见周一鸣还没睡，正躺在床上看《哈佛谈判术》。他抬头见我进门，点点头，没吱声，低头又看。刚从外面进来，我们这陋室给人感觉更是拥挤。灯光黝暗，空气恶浊，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山风、虫鸣，小清的笑声，一下就离得很遥远，很遥远。
　　我放下从小清宿舍拿来的棉被，开始整理床铺。
　　周一鸣忽然问我：“你去买东西了？”
　　“不是买的，是女朋友送的。”
　　“你那个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下大雨那天，晚上老板带我们去海上世界，喝酒的时候认识的。叫你去么，你又不去。”
　　“在酒吧认识的？是‘三陪’？”
　　“胡扯，人家是公司白领。”
　　周崽儿把书一合，霍地坐起来，看看我，又看看那床被子，拍了拍腿，叹了一声：“果然，嫩草。唉！悔之，晚矣！”
　　（第一章完）

荒野孤鸿

　　(第一章补充一段）
　　“深圳别的不多，就是机会多，你也走出去试试吧。这样窝着，哪里行？”我安慰他说。
　　“咳，不是那个意思。”他指指那床被，似有很多感慨。“你看看，我跟上海女朋友相处三年，她就做不到，也想不到。”
　　“一床被么，有什么的？”
　　“错！女人好不好，以小见大。你这个，这个，叫小清的，我今天跟你说，那是你生命中的华彩乐段。你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跟你比呀，我真是。。。太悲惨了！”周崽儿说罢，一头仰倒，躺在床上，不说话了。眼睛睁得比牛眼还大，耿耿有光。
　　我也停止了整理床铺，一屁股坐下，回味着这位悲惨室友说的话。
　　他说得不错。从那时起，岁月淌过了漫长的河床，但越是到后来，我越是能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所谓的“生命的华彩乐段”。它o(︶︿︶)o 唉迸发，它可遇不可求，它失之不可再来。这东西，假如你不相信它存在，那就永远也遇不到；假如你坚信它会照临你的人生，它就一定会在某一刻闪现。是啊，有了小清，我就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如果说青春是一本书，那我就是把这本书又重新开始翻了一遍。天下的人，不会都有这样的好运。
　　
　　第二章
　　
　　重阳节之后，我和小清的关系自然就升了一格，从频繁接触到亲密接触。周末下班前，不是她打电话来，就是我打电话去。一来二去，我也加入了公司傻小子的擦鞋队伍。周末最后十分钟，办公室里“碧丽珠”喷剂香气噎人，擦鞋布上下翻飞。我们的皮鞋，一个比一个亮闪闪。
　　冬季的街头，即便在亚热带，也还是有点儿冷，店铺灯光像老人的眼睛，亮而清瘦。我和小清的约会，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和一个比较固定的目的地。这路线就是，在招商大厦前会齐，沿招商北路，过水湾头、西南饭店，从小路插到海滨“情人路”，再沿别墅小路，过海上世界，就到了。这里是个西餐店，凭海临风，窗上挂着竹帘子。我们就在这儿吃饭、喝咖啡。
　　那时候，我长得比较帅，三十六了，也不显老。西装一穿，有款有型。在少女少妇女当中，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跟小清走在一起，宛若徐志摩、林徽因联袂出行。我是郊寒岛瘦、玉树临风；小清是明眸皓齿、惊若翩鸿。公司的人偶尔见了，第二天都要朝我赞叹不止。可惜，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对儿璧人，不谈论什么诗歌。我们聊的，与人文无关。收入的涨落、红包的厚薄、老板的优劣、物价的虚实，就是主要话题。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仅仅是深圳角落里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小清她，给了我普通人的欢乐。当我变得平庸起来时，身心舒展的新生活就开始了。我逐渐习惯了小清半依偎地走在我身边，若有所思。高跟鞋嗒嗒地响，深色长裙随着步子一荡一荡。
　　在街上走，有时有雾状的冷雨飘过来。小清掠掠刘海儿，眼睛里好似有凄楚的神色一闪。我不由想，像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孩跑到深圳来，单打独斗，闯天下，是否经常会有孤立无援的时刻？要是有，谁又能来安慰她？谁又能抓住她的小手把她向上拉？不可能有，几乎不可能。在遇到我之前，不知小清是怎么闯荡的？我此时，完全理解了她在重阳节爬山时说的那些话。
　　我对小清的感情，怜爱的成份居多。小清也乐得有一个暂切可以依靠的对象。在海边西餐厅吃饭，我发现她喜欢吃青豆，就把我炒饭中的青豆挑出来给她。这样做，她很高兴。
　　一个人，要是爱上了一个异性，就可以变得很完善、很细腻。我已经不大像过去了。圣诞节前，我送给小清两样小礼物，一个信笺夹，是水晶鞋造型的；一串风铃，是灯笼花造型的。小清感到很惊喜，收下了。这种事，我以前完全想不到，也做不出。再想想过去，我终于有所省悟：我老婆背弃我，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在这世界上，有三种人——诗人、人文主义者、坚守理想者，其实都距离白痴不太远。
　　新年前，最后一个星期日。我一大早就爬了起来，打开窗户，让南国的阳光敞敞亮亮地照进来。周一鸣在半睡中睁开眼睛，嘟囔了一句；“你疯了！去跟你那白领妞住一块儿吧！老家伙恋爱，不可救药。”
　　我对他宣布说：“听着，从今天起，咱们这屋，决不能再像个狗窝。起来吧，我要打扫了。”
　　周一鸣眯起眼看看我：“嘿嘿，吃了嫩草，到底是不同啊。”

荒野孤鸿

　　单身汉的宿舍，一般就是半个垃圾站。我把堆积了半年的废报纸、破烂杂志、空罐头盒、方便面的袋子，一古脑扫出了门，在门边居然堆了个小山。清空了屋子，又去路边小店买了个花瓶，插上一束“勿忘我”的假花。再看看墙上太空白，又去买了张国荣、伊能静的大画片贴上。靓仔靓妹，掩映花中。这一弄，陋室顿然改观，怎么看都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样子。
　　直忙得一身臭汗，我到小卫生间去冲了个凉，然后站在地中央，双手抱胸，欣赏着我的成果。
　　周一鸣慢腾腾地起来，穿衣、洗漱，眼睛左看右看，一下适应不了新环境，喃喃自语道：“商女不知亡国恨，你就穷欢乐吧。”
　　我满心做着新年与小清好好聚会的美梦，不想，周一刚上班，就接到小清一个电话。她说，她要去宝安县。她们公司在那儿有个涂料厂，年末要去清清帐，过元旦，回不来了。
　　小清说声不好意思啦，就挂断了。我惘然若失，拿着话筒迟迟不愿放下。
　　美梦就这样落了空。办公室的景物，霎时在我眼里朦胧起来。我一个上午闷声不响，坐到中午，长出一口气，把玻璃板下的旧年历卡换下来，放了一张新的进去。废弃的年历卡，略略褪了色，1988几个字，仍是耀眼地红。1988啊，龙年，我的本命年，天地翻覆。我告别了知识，投奔老板，是对还是错，前景会怎样？一切全成了不可知。
　　过去，在被那些绿帽子、红帽子、杂色帽子卡紧额头的时候，我想得可能太简单了，以为摘了帽子，自由就会像亲娘一样把我搂在怀里，我只要张张嘴，就会有汩汩不绝的鲜牛奶流到嘴里。而半年来真实的情况是，帽子固然没有了，自由也到来了，但是，亲娘不见了。你发财发到一年娶一个老婆，固然无人管你，但是，你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同样也没人管你。
　　
　　多事之秋的1989，它最初降临的时候却是一派宁静。元旦的早上，蛇口清清爽爽，宿舍区静悄悄。周一鸣去参加同学聚会，一连两晚上踪影不见。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人面桃花”出神。隔壁有人在炖肉，满走廊飘香。我馋涎欲滴，却不知应该到哪里去解决。元旦，大厦食堂不开伙，路边小饭馆的卫生状况又十分可疑。我自己呢，没有炊事工具。饿得挺不住了，就下了床。看看周崽儿的床下，好大一箱方便面，可谓丰衣足食。于是就拿了他的锅，用了他的粮食，插上电炉，学了他的样子，煮方便面充饥。
　　元旦之后，仍然乏善可陈。小清只来过一个电话，直叫苦，说人快成机器了，天天加班做账。她给我留了那地方的电话号，但是我没打过去。打过去，又能说什么呢？
　　没有小清的日子里，生活就不叫生活了，能听见公司这架机器榨得我的骨髓咯吱吱地响。我忍着，挺着，等待重见天日。周崽儿情绪也不高，一到晚上，就盖上大被，躺在床上看《松下幸之助选集》。我看不了书，因为一看就只能看出两个字来：“愚蠢”。百无聊赖中，犹如困兽。
　　周一鸣终于察觉到了不对，看看我，又看看墙上的张国荣，哼了一声：“怎么回事？你那个、那个、叫小清的，那白领，给你戴绿帽了么？”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有些火。
　　“那，怎么不见你擦皮鞋？”
　　“她出去做账了，到宝安。没工夫约会。”
　　“怪不得！宝安？你女朋友那地方也能呆？那是解放区呀，要多破烂有多破烂。”
　　“几天就回来吧。”
　　“日子不好过了吧？，嫩草，不是那么好吃的！我看你是动了真心，可要小心点儿，掂量掂量有多少老本。老家伙恋爱，我这算是领教了，等于痴呆呀！”

荒野孤鸿

　　“你这是嫉妒，劣根性！”我真的有些生气了。“我不愿刺伤你，你这种。。。小地方来的人，就是不种地也一身的牛粪味儿。土气倒不算什么，整个一心胸狭窄。自己不争取，别人有了又眼馋，靠诽谤解决心理平衡。”
　　周崽儿轻蔑地笑笑：“我好歹在大上海混过，不至于眼红你泡了个妞儿！说几句忠言，不愿听算了。在深圳谈恋爱，那就是骡子配马，白搭工夫。”
　　我摆了摆手，打住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
　　跟周一鸣争不出个名堂来，宿舍里的气氛也被破坏了，沉闷得更加像墓穴。我无以宣泄，就去逛街。我们这一片宿舍区，有一个总的名称，叫“四海宿舍区”。一条短短的四海路，有几十栋宿舍楼，集中了五、六千的打工仔。一到晚上，无钱而有欲望的年轻人跟我一样，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就上街没头苍蝇似地乱逛。看录像、遛地摊、打台球、逛杂货店、男看女、女看男。。。总之是图个不孤单。
　　附近有个小书店，叫“四海书店”，我常去，因为可以消磨时间。书店有香港来的娱乐杂志，还有新出版的歌曲磁带。
　　某日晚，奇特的遭遇来了。
　　当时，我正在慢慢浏览柜台里的新磁带，发觉有人在身后碰了我一下。我下意识地捂住屁股袋里的钱包，猛的回头。一看，原来是公司的文员小姐顾红。
　　顾红长得一般，在公司里又不大说话，我平常基本上是把她给忽略了。就是上班，跟她也没话说。她是负责接电话和接待客人的，平常跟我说话，就一个内容：“主任，你的电话。”而我跟她说的话，也只限于一个内容：“谢谢！”
　　她不漂亮，因此就不太打扮，知道打扮了也没用，不像老女人没有自知之明，越扮越丑。平时，这女孩儿老穿一身中性服装，运动衫、牛仔裤什么的，像个干练的帅哥，倒还有些好看。但是今晚上，这个顾红不同了，她精心收拾过。黑衫黑裙，红色毛衣外套。红与黑搭配，咄咄逼人。而且，还好好地化了妆，吊了一副紫水晶耳坠。
　　“呀，主任。这种地方你也来？”她先对我打了招呼。
　　“没钱，瞎逛。”
　　“你还没钱？那我们这样的，就不要活了。”
　　我一下子感到很新鲜。人在不同的背景下，居然会有不同的风格。脱离了公司那架机器，这个顾红，忽然就变得鲜活了。此红虽然就是彼红，但眼下女人味却十足。在公司以外的环境中，我这是第一次碰见她，简直不知怎么跟她说话。
　　“买了什么东西吗？”顾红的兴致显然很高。
　　我摇头。
　　“我说，你和周一鸣，珠联璧合，一对儿怪人哪！”顾红又说。
　　“你这怎么讲？”
　　“你们那屋，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我不敢拜访。这倒还没什么，半夜放音乐，放放乡村歌曲也就得了，放什么麦克尔-杰克逊，这不是夜半闹鬼么？”
　　“哦？影响这么严重。我们以后一定注意。”
　　顾红忽然很有味道地一笑：“算了，我说说而已，没那么严重，也就是轻微骚扰。”
　　我这才注意到顾红的神态容貌，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以前没机会、同时也没兴趣和她这么近距离地聊天。这姑娘是单眼皮，因此减了不少风采，但是她斜斜地拿眼睛看人，那样子非常特别。
　　“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吧。”顾红忽然又很认真地问。
　　“没有啊。”
　　“那我们一块儿走走，好么？”她说得爽朗，但我听出，里面还是有点儿不好意思。
　　“那。。。走就走吧。不过我一个中老年人，可比较乏味啊。”今晚上，出来瞎逛，居然会有艳遇。奇了！我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