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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新“三大差别”及其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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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14 21: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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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中国社会新“三大差别”及其社会问题</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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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的巨大活力,带来了划时代的社会变化,新旧体制带来的利益冲突和力量重组,使中国社会加速向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结构方向迈进。同时,在改革开放前业已出现的各种矛盾结合体制更替中产生的新矛盾重合交叠,带来了当今中国社会诸多问题。其中尤这突出的原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渐演变,旧差未缩,新差又起,组合交织成新的“农商差别、脑体差别、官民差别”,旧差别以新形式表现出来,新差别对旧差别推波助澜,新旧差别俱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以新的时代特点发挥影响,成为当今剧烈变革社会特征的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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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社会转制激化新的“三大差别”●</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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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唉时代,曾经计划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超英赶美”,缩小并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然而在纯粹公有制政策指导下,在大公无私和计划经济的强力实行中,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增色未具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经“大跃进”物质生产突击和“文革”精神革命,但直至毛氏体制末期的七十年代中期,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并未真正得到缩小,工业与农业的剪刀差,城市居民与农民补贴的不同,捉笔者与挑粪者之间汗水的悬殊(注:当时的理解),都未改观,社会仍然在维持这些差别的基础上运转。特别是前二者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当时到过京津沪等大城市居民的人们,对其差别就有深刻体会。从工、商、行政事业谋取工资的城市居民的稳定收入,使脸朝黄土背朝天吃红苕玉米等粗粮甚至返销粮救济粮的农民羡慕不已,而在城乡之间画地为牢的户口政策又使农民的羡慕真正变成隔岸观火,可望而不可及。城乡居民各安身份,农村居民不能越雷池一步进城就业。这是一种长达三、五十年令人绝望的人为隔离,绝望的程度竟使一些壮男美女以嫁(娶)拥有城市户口身份的残疾呆痴,通过这一窄窄的政策狭缝,攀入城市。两大差别由于事实上的以农济工——当时口号是“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农副产品优先供应城市”,和保障大城市的一系列措施更加加深。北京市民在菜价、粮价、煤气价格上所享受的补贴,一定令中小城市农村的农民印象深刻,甚至难以想象。“消灭三大差别”流于宣传辞藻,华而未实。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社会革命,邓小平以其求实的态度,以其与毛义截然不同的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战略,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短短几年将社会生产力推上了一个新水平,富裕的农民曾被国内外所津津乐道。但好景不长,在一九八九年改革深入到攻坚阶段后,社会成员转制进入关键时期,原来并未解决的“三大差别”在此情况下再次突出出来,一度缓解的农村贫困化再度恶化,农业问题日益严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由于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化社会而合并为“农商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也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以脑体倒挂的形式成为新的“脑体差别”,而“官民差别”——这一商品经济作用于权力系统产生的新矛盾也迅速成为当前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排入第三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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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新“三大差别”的形成,各有特点●</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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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这一共同原因,矛盾激化。一方面,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迅速商业化,加工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市个体、私营、集体及国有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运,就业机会多样化,利润收入大增,第三产业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业以高出农副产品原值数倍的价格充斥市场,返销农村,甚至出口创汇,商业社会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工农业剪刀差扩大,农民从前几年承包中所得利益逐渐被剪刀差、高成本以及名目繁多的负担吞噬,农业生产成为不划算的产业,入不敷出,出售的小麦买不回同量的麸皮,农民人均收入远远低于非农业人口,很多山区,农民处于仅能糊口的地步,甚至有些农民以白盐拌土豆充饥,农业产业与其它产业相比,再一次陷入强烈的反差之中,严重滞后。一部分农民背土离乡,到劳动条件极差的乡镇企业从事当代最艰苦的劳动,一些成为沿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当打工仔、打工妹,一些农民挤进城市,开店设铺或者当棒棒军参与商品经济,力图在城市经济中分一杯羹。从而,城市街道车流滚滚,城市店铺日益繁华,城市高楼鳞次栉比,而农村土地却荒芜了起来,纯农业陷入衰败,社会利益倾斜于城市,城市与乡村一明一暗,尖锐对立。城乡差别已不仅体现于“电灯电话”的层次,而有了经济鸿沟的隔膜,俨然形成了两大经济区域。而原来的“工农差别”而今已演化到“农商差别”上来,纯农民与商品经济的非农业人口也形同异域,俨然被分割开来,成为生活在两个不同经济层次的不同群体。

“脑体差别”的原意,仅是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体力消耗量的差别,简而言之,即流汗多少的差别。这一差别的提出很大原因是出于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怜悯。其“消灭脑体差别”之意,似乎也只是企图以生产技术的现代化自动化,让体力劳动者不流汗,少流汗。但在现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大环境,“脑体差别”的概念已被翻新,社会赋予它的新含义是脑体倒挂。脑,代表科技工作者层次的复杂劳动;体,代表简单劳动;差别,指的是经济利益。由于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全社会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些挣大钱的行业找大钱的大款和捞大钱的门路,所有能挣钱的人都格外引人注目,人人相传,有口皆碑,新闻舆论等也大肆宣传“致富者”,有意无意之中,为投资少、见效快的简单劳动作广告,增加了这些简单劳动者的无形资产价值。(如研究核技术是较研究服饰更为复杂的劳动,但核工程师与时装设计者之间的收入却迥然不同,原因即在于后者以时装文化的形式商业化程度高,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核技术则商业价值低而掉价甚至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不如卖盐茶蛋。假若核技术能以实用价值大众文化深入人心走进人们视野,那么核工程师的收入定然不菲)。而靠国家财力支撑的复杂劳动部门,财力有限,复杂劳动成果的商品化又较困难,在商业选择面前黯然失色,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脑体倒挂”。服装设计无论如何也没研究核子技术复杂,书商无论如何也没写书者费神,练习歌唱技巧无论如何也没编电脑程序困难,但服装师、书商、歌星就是比o(︶︿︶)o 唉设计者、作家、程序员的收入高,高出数十倍数百倍。教师上一天课还不如算命先生瞎吹一小时所得。

“官民差别”的真正形成是在市场经济开始以后。在此之前,长官虽享有部分生活特权,但在工作上作为国家计划机器的一个部件按部就班,并未对社会生活有较大影响。经济体制改革放开了计划的缰索,权力松绑,一些企业运行机制开始推行,党政官员观念更新。一些官员到沿海、港澳、国外企业考察取经,学习“企业先进经验”,回来后即行深化改革,将等级制度移植进来,自己就成了所辖经济成分的当然经理、厂长、总裁、董事长,原来计划职能在商品大潮中转化升华为经济权力。权力自由带来了权力的觉醒,权力意识到了自身的商业价值,公款买车,公款修房,公款消费,公款旅游,挪用公款投资私产,运用权力谋求私利,权力得到了极度的商业开发,由此而产生了一批权贵。在各级权贵之间,官官相连,权贵与新富之间,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具有整体利益的“官”系网络。权贵官员阶层的产生,不仅使一般百姓敬而远之,拉开距离,而且导致了党政o(︶︿︶)o 唉内部的分化,无权的o(︶︿︶)o 唉干部正在沦为莫泊桑笔下收入低微的小公务员,官与百姓之间,权贵官员与一般干部之间,利益不一致,经济状况各异,思维角度不同,分化在悄悄地进行,不知不觉,官民之间已有了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新“三大差别”的产生、转化和激化中,商品经济贯穿其中,它直接带来了权力商品化导致“官民差别”,又发挥商业价值效应倒挂出“脑体差别”,还运用商业社会的资本属性屏纯农业于商业社会之外融铸造成“农商差别”,新“三大差别”深深地展现出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利益选择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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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新“三大差别”衍生社会问题●</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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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由新“三大差别”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目前已累积到相当程度,成为当代难以忽视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农商差别”方面,农民对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和赤贫日益反感,进而发展为对社会的恶性对抗。社会近两年的刑事案件,如大批女姓卖淫,边穷贫困地区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盗割电线偷窃器材,大面积车匪路霸的出现,个别地方围闹乡镇政府o(︶︿︶)o 唉等等事件,几乎都是农村人口所为。原因虽有种种,其主要根源还在于“农商差别”。

在“脑体差别”方面,新的“读书无用论”泛起,社会上知识贬值,人们都意识到在当前金钱至上的社会,知识不一定能搞钱,但有钱就能买到文凭、职称、荣耀,获得“潇洒人生”。而在当前百废俱兴法治混乱的市场经济初期,企图“知识致富”是很蹩足的办法。所以,教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没读书的人不想读书,宁愿做文盲当菜贩子,知识人抛弃书本向简单劳动看齐,连在校的大学生也弃学下海,捉摸倒卖几手,玩“上家”和“下家”,寻找投机门路,企图一夜致富。国民素质日渐下降,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试想在一个盛行假文凭假职称而不尚真知的国度,能否建成现代意义上的以高素质为依托的市场经济。

在“官民差别”方面,权贵们的恣意妄为不仅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已经侵蚀了国家的肌体。群众继89事件之后,对“o(︶︿︶)o 唉”的不满又一次达到高潮。一方面,企业亏损,职工月月扣发工资,一方面以公仆名义行贵族之实的官员们新车豪饮,出国观光;一方面职工千辛万苦借贷购房,一方面官员们贪贿挪占中饱私囊。老百姓、包括大多数o(︶︿︶)o 唉职员的公众阶层对此极为不满,社会犹如埋藏着一颗隐形o(︶︿︶)o 唉,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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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新“三大差别”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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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官民差别”在当前是一个紧迫而急迫的任务,但解决这一任务并非如宣传的那么容易。搞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资本家”,一部分人成为雇员,这无需讳言。问题在于谁来当“资本家”,是投机暴发的大款,还是打江山者坐江山,是勤劳致富的守法劳动者,还是由党安排但已违背党的宗旨腐化变质的现代权贵?在商品经济的社会环境,谁都不愿沦为雇工,谁都愿意当个老板,每个人都懂得这一点,明白这一点,人人都愿身体而力行。权贵们则以权力当作原始资本,抓住转制期法制、体制的混乱,将权力资本兑换为货币资本,以备将来当老板;那些图一时享乐挥霍腐化耽于酒色者只是其中下品。这是我国党政官员区别于外国的一大特点,也是当代如此泛滥的o(︶︿︶)o 唉现象在党政官员中产生的思想基础。权贵正因其有权,才能搞o(︶︿︶)o 唉,无权的官员,想o(︶︿︶)o 唉也不行。行政序列中,包括在序列内的国有企业中,分化就突出出来。虽然各级都遵照中央决定宣传反o(︶︿︶)o 唉,但群众并不相信,认为是“o(︶︿︶)o 唉者反o(︶︿︶)o 唉”,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不疼”,被反出来的o(︶︿︶)o 唉分子,级别低,数量少,处罚轻,多是不够狡猾的,或是遮掩不住的、民愤极大的。事实确是这样,往往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内,有权的官员——正副职、财会、纪检、上下级等都牵连在一起,沾有利益,荣俱荣,损俱损,一遇反映便互相遮掩、互相包庇,打击报复压制举报者,其o(︶︿︶)o 唉关系盘根错节,内部讧斗了投鼠忌器,使“反o(︶︿︶)o 唉”行动大打折扣,一些明显的腐化分子得不到查处,反而越查越升,越飞越高。一方面,官民差别已经形成,并且呈继续深化之势,普遍而深入骨髓的o(︶︿︶)o 唉难以遏止;另一方面,反o(︶︿︶)o 唉的气势、效果与措施远不及当前韩、台、日、意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及南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治o(︶︿︶)o 唉的制约监督机制尚无建立的迹象,“反o(︶︿︶)o 唉”斗争实际只局限于起暂时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因而,“官民差别”在真正的法制制约机制建立起来之前难以消除,将继续存在并影响下去,并最终融入到二十年后的“劳资差别”的新矛盾之中,并随时有可能成为爆发社会危机的线索。

“农商差别”作为一个产业性质带来的问题,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如果农业生产未能实现工业人革命,如果农业生产未能彻底纳入商品经济市场,如果农业生产没有摆脱目前这种依靠将农民拴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农民没有在全社会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那末,“农商差别”就不可能消除。从目前看,农业人口在向城市稀释,但稀释不等于解脱,土地始终是绝大多数农民的根,将农民束缚在耕地上的国策对于中国情况来说,五十年不会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商品较中国发达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解决这一差别,美、法等国至今仍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来保证农业的稳定,法国甚至为了本国农民利益不惜在乌拉圭回合中红脸。因而,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原始积累与原始剥夺时期的中国,“农商差别”在五十年内也只有缩小的前景,没有从根本上消灭的希望。但是不得不看到,当前的“农商差别”已十分尖锐,似乎已绷紧了一根弦,气氛很紧张,非缓解不可;由于农村普法教育的开展,由于回乡知青特别是打工妹仔带来的开放的城市意识,由于信息媒体日益开阔的视野,农民的素质大为提高,农民比人们想象的更有思想,他们很明白自己的经济地位,清楚农业生产意味着什么,象五十年代那样争先恐后交公粮的情景已经不复出现了,行政命令控制他们也多半会适得其反,没有代价地使用剪刀差,以农业补贴工业、重工业的强制措施已不可能。政府必然要通过农业倾斜政策缩小“农商差别”,保障农民基本利益,以使农民积极性不致过分受到挫伤,能够在土地上耕耘,在土地上求生,而不致引发社会问题。“农商差别”难以消除但能缓解。

相形之下,“脑体差别”的消除则要容易得多。“脑体差别”是一个阶段性矛盾,它是在转制时期不规范的社会环境、不正确的畸形发展心理和舆论错误导向下出现的产物。处于现在,找钱太容易,偷逃漏税找钱,行政权力找钱,投机捣腾找钱,假冒伪劣找钱,公款私挪找钱,骗钱、要钱、贪钱、抢钱等等,凭借简单劳动,甚或不需要劳动即能致富,人们没有靠知识找钱的必要,以知识找钱被认为是最蹩脚最下等的手段。期之以不久的将来,市场经济体制成熟,法制健全,社会漏洞堵塞,找钱不容易,那时,不劳而获自然不可能,简单劳动的收入辛苦而稀薄,社会真正发现了知识的价值,舆论转向对知识的崇拜,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财富,知识自然而然成为高收入的资本,能直接间接带来经济实利的科学家、发明创造者和学者、管理者成为高收入群,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走学习知识以知识致富的捷径,社会注意力也会转到智能化知识型的白领阶层,如同现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一样。“脑体倒挂”逐渐扭转,“脑体差别”逐渐拉平,社会形成以复杂劳动作为重心的正常分配。<FONT size=3>

[ 原载《改革内参》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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