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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强势地位与汉语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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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0 12:59: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P><FONT size=3>
<b>王晓华</b> 发表于:2006-5-8 19:42:19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FONT></P>
<P><FONT size=3></FONT> </P>
<P><FONT size=3>一
  2005年我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试图与当地的人文学者进行平等对话,但语言上的弱势地位使我最终只能扮演聆听者的角色。坦率地讲,我面对的并非英国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其思想在我看来也不算深奥,他们在交流中的优越位置完全来自于他们的母语。在他们世代传承的语言体系中,汉语学者几乎无法达到与他们等高的水平。倘若对话的语言改为汉语,那么,这种位置关系就可能会颠倒过来。然而,我的假设在大多数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中难以成为现实,因为英语是当今世界上的主流语言。
  即使在中国本土,英语的强势地位也毫无遮饰地展现着。全民学英语的o(︶︿︶)o 唉早已显露了英语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汉语学人即使对此局面心存不甘,但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英语的强势地位。许多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开始以英语为会议语言,便是这种态势的明证。承认英语的强势地位等于承认语言构成了一个阶梯体系,其潜台词无疑是其它语言的现实功效低于英语,英语学得好的人高于那些英语差的个体。在我们极力想进入英语体系之中时,我们也在服从英语内部的等级制。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中,人们也处于不同的位置。如果说英语大师在其中位于最高处的话,那么,中低英语水平的人则分别属于中间阶层和底层。由此形成了下面的阶梯:
      英语大师
          ∣
      中等水平的英语人
          |
      低水平的英语言说者
  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大多数无疑处于第三层面,能达到第二层面的人已经极少,攀登到第一层面者则十分罕见。由于汉语与英语的巨大差异,汉语学人更难以在英语文化阶梯中处于较高位置。所以,承认英语的强势地位又等于承认我们在世界学术至多只能处于第二等级。进而言之,我们的地位将不但低于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者,而且难以与那些同时使用本土语言和英语的双语学者相抗衡(如当代印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就远远大于为中国学者)。我们要在英语文化阶梯中处于较高位置,最有效的方法无疑是放弃汉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但这样做必然丧失本土文化之根,很难被大多数国人所认同。要想既保护本土文化的血脉,又在英语文化阶梯中占据较高位置,只能建构双语文化,同时以汉语和英语为日常语言乃至官方语言。为此,我们必须重新筹划中国文化,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实行严格的双语教育,同时办更多的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然而,汉语本身不但很难学,而且与英语属于不同的语言谱系,因此,实行双语教学必然使学习语言成为一种重负,让大多数国人在双语实践中达到西方人的英语水平更属于奢望。
  既然大多数中国人在英语文化中获得较高位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振兴汉语文化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选择。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入汉语文化体系后,便立刻成为学生,不能不持谦逊的学习态度。由此可以预见,在汉语文化能在与英语文化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后,所谓英语强权自然就会被消解。但是,要振兴汉语文化,单单转变关注的焦点和喊喊口号是不够的,关键的是完成汉语文化必须完成的转型。
二</FONT></P>
<P><FONT size=3>  首先,汉语要经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破除积淀在汉语字、词、句子、文本中的等级观念、中心主义、家族本位思想,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实证等理念扬弃之。现代英语在历经多次转型和变革之后,已经成为一种尊重个体自由的语言体系。各种带有歧视意味的语言被清除和禁止。英国主要电视台在谈及肢体残疾人士时,不再用“瘸子”等具有价值倾向的词,而是以“他的腿不能工作”或“残障”等中性词汇指称同样的事实。美国1976年以后出版的《圣经》为了强调男女平等,将原来十诫中“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改成了“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或丈夫”。在生态主义思潮在20世纪后半叶兴起之后,当代英语又出现了动物福利(动物解放)、生物中心的平等、绿色文学等词语体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被推广到整个生命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英语乃是平等、博爱、自由等基本价值理念的符号化。由它反观当代汉语,一系列根本性的欠缺就会暴露出来。平等观念的不普及使得“打工仔”、“发廊妹”、“垃圾佬”等具有明显歧视倾向的词汇屡屡出现在公共媒体,诸如“你就是一个农民”或“长得像民工”等话语也时常成为演艺人士、官员、普通人的口头禅。与此相应,公民等指称个体平等地位的词汇很少在媒体、演讲、对话中显身,本应该有它们出现的语境中则经常出现群众、老百姓、父母官等标志等级的词语。在汉语未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进化这个总体语境中,许多提倡复活古代思想(如儒家)的人士也难免为旧的语汇束缚和制约,甚至不知道如何选择性地将古代汉语带到当代语言场域。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代典籍属于前现代语言体系,其中虽然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等可以在后现代语境中发扬光大的理念,但其主导精神却在必须扬弃之列。被部分学者称为中国《圣经》的《周易》就充斥着等级主义观念。《系辞上传》开篇便提出了一个等级主义的宇宙图式: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由于天地与男女、夫妇、父子、君臣关系的同构性(即所谓“崇效天,卑法地”),故而这种等级主义的宇宙图式就具体化为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为男/女、君子/小人、圣人/民众等二分法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辩护。在儒家另一部重要经典——《中庸》——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句子:
         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名声溢乎中国,施及蛮陌。(《中庸》第31章)
  这段话既涵括了在现代社会中早已被抛弃的官/民二分法,又有将其它民族、国家、边缘地区视为“蛮陌”的中心主义立场,这是我们在复兴传统汉语文化时必须批判和否定的。对于这些,现当代的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并没有清晰的指认。他们往往不加分辨地将它们归结为“圣贤之言”,以前批判的态度“为往圣继绝学”,并且企图以此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他们没有意识到,以这种前现代的汉语体系应对现代西方语言,已经将自己置于被扬弃的位置,在出发点上就走错道路方向。要矫正此类已经被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错误,汉语学人就必须明白现代汉语的弱势地位并不完全源于西方语言的强权,汉语本身未完成必要的历时性革命是更根本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泛泛地谈论汉语的振兴问题,而应致力于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
  在这里,我用汉语文艺复兴一词表达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汉语文化在不断回到源头的努力中获得再生;其二,所谓再生,就是汉语文化的现代转型。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由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立场所推动:一方面,复活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文化成为持久的上风气,另一方面,对于古代权威的批评日益成为文学乃至文化的主题。这两种立场实际上并不矛盾: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古代文化是不可能复活的,“我”在试图复活古代文化时所造就的是一种新的文化,而 “我”作为复兴行动的主体完全有理由批判性地对待古代文化,所以,复活古代文化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将古代复活为当下文化创造的资源。(1)与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一样,汉语文艺复兴也必须超越对圣贤之学的单纯继承,以批判、选择、整合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完成汉语文化从前现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汉语的字、词、文本都必须经历必要的革命,以消解积淀于其中的主奴关系、等级意识、家族本位观念,使它原本具有的众生平等(如道家的某些思想向度)、万物和谐共处、尊重自然的观念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发扬光大,最终造就出一种立足于个体良知而又泛爱众生的全新汉语文化。我们以“民”字为例来领受这个过程。民字在“上部做有目无珠状,即以盲之形表示愚昧无知”,故而民的特点是“无知未化”,需要被领导和统治方能前行。(2)在汉语文化的主流语境中,民始终是被动和盲目的,是占有和驱使的对象而非参与历史创造的个体-主体。所谓“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均是对民的被动性的表述。这种对“民”的观念无疑延续到了现代汉语中:虽然当下的人民概念被定义为“促进社会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成员的总称”,但在大多数汉语文本中“民”仍是“百姓”、“群众”、“平民”的同义语,依然是相对于“领袖”、“官员”、“精英”而言的被动存在。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公民理念尚未真正进入汉语“民”字的意义体系中,我们在言说“民”时很少想到“民”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首先的“公民”,“公民”还是汉语中的外语。实际上,“人民”概念在西方文化中也曾长期意指“领袖”、“贵族”、“上层”之外的大多数,它与权利概念的全面联系已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叙述这个过程时,明确指出领袖/群众二分法的消解是现代人民概念诞生的关键:
    人民因见到自身在权力和欲望日益增大时却行动较少,于是就开始想到,最好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于是就开始挺身而出承担过去的领袖们不再承担的指责,同时向皇帝要求自由,向贵族要求平等,向僧侣要求人类理智的权利。(3)
  正是对平等、自由、普遍权利、民主的现代吁求使人民概念与公民概念联系起来,获得了被主权理念重新界定的意义:“这一由全体个人结合而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被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4)这种公民主权理念在西方诞生后,直接推动了西方语言、文化、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西方的现代性至少部分地源于公民主权理念。遗憾的是,虽然公民主权概念已经进入汉语,但它并没有带动汉语的总体革命,而汉语作为整体仍停留在前现代与现代两种语境并存的状态。公民被父母官、领袖、群众、 百姓、中央、地方、打工仔、垃圾佬、洗头妹等语词构成的庞大符号群落淹没和遮蔽。即使偶尔出现,也有如勉强在汉语中落户的外语,缺乏明晰有力的所指。它所蕴涵的个体主权、人人平等、法制至上的语义尚无法与汉语中指称等级制、中心主义、家族本位、权力至上的强势语汇群体相抗衡。所以,要推动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就必须把语言层面的革命进行到底。人文知识分子作为语言的生产者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与其他个体的对话中将汉语改造为以自由、平等、博爱(包括爱人之外的生命)为灵魂的符号体系,让汉语能够在精神境界上与英语比肩并立。走到这个阶段以后,汉语文化方能在世界文化中呈现为超越的动姿,国人对汉语文化前景的宏大构想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三</FONT></P>
<P><FONT size=3>  在完成观念框架的基本转型后,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并未结束,而是刚刚踏上了可以称之为起点的起点。汉语要挑战英语的强势地位,还必须进行以自身为本体的宏大建构。一种语言在世界文化家族中的影响既取决于它在文明坐标系上的高度,又依赖于其文本的丰盈程度。英语能够成为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固然有众多的社会-历史机缘,但其文本的丰盈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惠特曼、王尔德、艾略特、乔伊斯和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杜威等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没有他们那些堪称奇迹的作品,那么,英语就至多是比较流行的语言而已,它在文学、艺术、学术上的强势地位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种在14-15世纪之交才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此前英国同时以英语、法语、拉丁语为官方语言),英语到14世纪后半期方出现伟大的文本(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其正式崛起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民族传奇。莎士比亚的横空出世无疑是英语文化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可以通过莎士比亚来解读英语文化崛起的秘密:1、莎士比亚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小时候曾经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因而可以复活远比英语更悠久的语言并使后者所蕴涵的可能性进入其精神生命;2、与这种语言上的背景相应,莎士比亚在创作中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态势统摄当下生活和历史,所以,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的是古代(如古希腊罗马的多神论信仰)、中世纪、近代(他所处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的交融。由此可见,正是涵括历史的行动造就出巨大的张力,使莎士比亚的作品成为奇迹。在这个过程中,莎士比亚并没有明晰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转型(现代在当时的英国尚处于起点),但他的伟大之处恰在于半有意识半无意识地将古代文化带入了诞生中的现代语境。在《哈姆雷特》最著名的独白中,莎士比亚完成了他对多种语境的整合: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广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这段对人类的赞美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思想资源:1、古希腊罗马的多神论(天神);2、基督教文化(天使);3、从古希腊罗马阶段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它们在他天才的心智中“再生”为现代人文主义的内在构成。由于莎士比亚认为戏剧的目的是“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5),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再生活动领受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观。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作为“再生”先前文化的努力实际上是为了当下文化的“新生”,当下文化的“新生”则依赖于先前文化乃至异域文化的“再生”,这就是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伟大作家向我们传达的真理。即使以背叛著称的现代派作家(如艾略特、福克纳、乔伊斯),也在其文本中反复使用典故,甚至要从比古希腊更古老的文化资源中寻求支持,原因和在于此。可以说,任何伟大的文化创造都是个性化的文艺复兴,而且,它们复活的东西越原始和深远,其伟大品格就更上一层楼。中国现代文化缺乏原创性实际上就是缺乏这个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这个欠缺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就已经形成。
  对于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问题,学术界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胡适曾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我说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们,在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称,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年来的运动,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演讲,提起这个四十多年前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词。Renaissance这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6)胡适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复活了“活的语言”和“活的文学”(大多数人的日常语词——白话)和下层的文艺(白话写的文艺)。他在这样里把“上层文学”(贵族的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称为“毫无价值的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7)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立场在当时力主革新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由他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欠缺——对于古代文化的复兴不够全面,对所谓“上层的文学”和“文言”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这等于将历史上的大多数语言文本排斥的“再生”的范围之外。胡适等人或许不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始于对古典文化的全面再生立场:“在欧洲其它地方,人们有意地和经过考虑地来借鉴古典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在意大利则无论有学问的人或一般人民,他们的感情都自然地投向了整个古典文化那一方面去,他们认为这是伟大过去的象征。”(8)事实上,即使在欧洲的其它地方,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也绝不仅仅限于民间语言和下层文学,而更多地是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洛提诺等伟大人物的精神血脉的再生。由此反观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就会看到其立场的偏狭,同时明白为什么“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迄今尚未造就出真正伟大的文本。所以,我们在21世纪重新筹划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时,必须克服上述对古典文化的偏狭立场,全面地再生汉语诞生后的全部中国文化。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以现代性统摄古典文化宫一样,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也同样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所谓再生,就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阐释和新的位置。以现代视角领受传统文化,我们会被逐渐增强的现代-过去张力投射到真正的文化创世纪中去。这种张力同时在肯定和否定的维度上呈现自身。以孔子思想为例,其家族本位思想(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和等级意识(如君子/小人二分法),在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中固然只能被置于否定的维度,但他也不乏在现代语境中能被重新阐释乃至发扬光大的思想。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条道德戒律,就非常接近于康德“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我能够立定意志要我行为的格准成为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将“己”不仅仅理解为仁者,那么,这两条道德戒律就会通向“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的现代道德精神。再如,“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怜悯情怀,倘若能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高度上被领受和传扬,那么,当今世界上正在兴起的生态主义思潮在中国就会获得遥远的呼应,从汉语中生长出来的生态主义便能够显现其历史深度。经过如此这般的现代转型,汉语文化就不但能完成必须完成的现代转型,而且会培育出与当今西方文化最新思潮对话的机缘,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英语文化已经达到的高度。恰如西方文化的文艺复兴先后使意大利、英国、德国、西班牙在世界文化阶梯中处于较高位置一样,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也必将使中国文化变得强大、丰盈、生机勃勃,所谓的英语强权自然就会被弱化乃至消解。
  从五·四以来支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不外有二: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前者片面地强调师承古代文化大师的思想,不懂得对传统文化的真正再生就是使之完成现代转型。后者则使汉语文化处于无历史的洁净状态,其结果只能是使现当代汉语文化因缺乏传统的支撑而丧失原创性。这两种立场都有致命的欠缺,因而必须被本文所提倡的文艺复兴观所扬弃。对汉语文化的真正振兴只能是文艺复兴,是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再生和新生,是汉语文化的向上生长。在此过程中,目前支配汉语知识分子的继承(传统)/借鉴(西方)的二分法将被超越,汉语知识分子将以统摄一切文化资源(传统的、西方的、印度的、世界上其它地区的)的态势成为原创汉语文化的承载者和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当代汉语知识分子都是负有使命的人,都在决定汉语文化的命运,都必须为汉语文化的未来和荣誉而劳作。以任何借口怠工,均有愧于汉语文化,均是失职者乃至罪人。所有为汉语文艺复兴出过力的人,则是神圣的。写到这里,我已经超越了挑战英语强势地位的原初动机,进入到新的语境和层面。这或许已经参与演绎了汉语文艺复兴的可能性。
  (1)(8)[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第125-343页,第168页。
  (2)黄金贵《古代文化集类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70页。
  (3)[法]基佐《一o(︶︿︶)o 唉0年英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第7页。
  (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第21页。
  (5)《莎士比亚悲剧集》,朱生豪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59页。
  (6)(7)《疑古与开新——胡适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30页,第133页。

</FONT></P>
发表于 2006-5-10 23:10:21 | 显示全部楼层
恨死英语! 过了四级,现在还是啥都不知道! 大学浪费我们多少光阴!
 楼主| 发表于 2006-5-10 23:32:53 | 显示全部楼层
<P>我过不了。但我认为我的英语能力已经够与一般的外国人交流一般问题了。如果有必要,我认为我可以用汉语跟他们交流。</P>
发表于 2006-5-14 00:13:46 | 显示全部楼层
<P>厉害</P><P>顶下</P>
发表于 2006-5-14 00:33:0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的转帖。
发表于 2006-5-14 22:20:04 | 显示全部楼层
<P>太長了,學術味比較濃,沒怎麼看,我大學裡沒學過英語,四級報了兩次後都不報了,所以過些天後還要補考英語,郁悶.</P><P>英語之所以成為強勢語言,是以其經濟上的強勢為基礎的,並非文化上的優勢,而且英語分布範圍比較大,其它國與國之間要進行溝通什麼的就要選擇一種語言來作為橋樑,而發達國家中多講英語,英語就成了所謂的世界性語言,但如果讓英語壓在漢語頭上則實在太不像話了,起碼在中國人的地方,凡外國人欲與我華人溝通,必須得用漢語,這樣漢語傳播影響範圍就會大很多,遲早會成為世界主流語言的,可惜連國人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語言了,那還好說什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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