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字狱·康熙朝《南山集》案

祝融 · 发表于 2006-8-3 17:41:01

专制时代，皇权至上。自秦始皇设立帝制以来，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每朝每代无不重视文化思想统治，都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推行一种文化统制政策。而发动文字狱往往成为封建帝王强化专制统治的有力措施。 
　　因为文字的缘故而构成的罪案就是文字狱，其对象都是读书人，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都是文字狱恐怖的牺牲品。文字狱与中国传统文化共生，文字狱浩劫对中国社会也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文字狱和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联。说起来文字狱一般被人们谈论的是明清两代，但实际上文字狱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的时间真的很久远。 
　　比如宋代有一个大诗人叫苏东坡，他就因为在诗词里边，被人指责有所谓的“谤讪”之词，也就是他有点儿讥讽当朝，讽刺皇帝的意思，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叫“乌台诗案”。“乌台”就是指的古时候负责监察百官的那样一个机构，叫御史台。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了三十九人，被审查的诗作有一百多首，是一起著名的文字狱。 
　　苏轼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被調到湖州做地方官后，他照例给朝廷写信感谢，流露了对当政朝臣的轻蔑。 
　　与王安石一派的新党，便把握这个大好机会，把这些話曲解，还以苏轼所写的诗词百余首作为罪证。他們指苏轼借古讽今，谤讪朝廷，影射皇帝。指苏轼並非直接攻击他们，而是间接指斥重用他們的宋神宗。他们以此作为把柄，弹劾苏轼欺君妄上。結果苏轼被冠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而被捕，解往汴京下狱。后来神宗拒绝了处死他的上奏，改判为贬谪到黃州，史称“乌台诗案”。 
　　那么跟着就是到了明清，明清时期这类的事例越发显得集中。那么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和后期皇帝专制制度的强化不无联系。到了明代，特别是朱元璋一朝，文字狱很突出。 
　　当时的文字狱大都是由于这样一种形式而引发的。比如说每年都有一些特别的日子，比如皇帝的生日，值得庆贺的日子，这些内外朝臣都要写一些祝贺的词，那么这就叫做“表笺”。有的人在这些贺表当中所用的语句就犯了忌讳。有的时候真是让人想不到，完全都是恭维话，但是让这个朱皇帝看来，它却成了讥讽之词，甚至是恶毒攻击的语言。 
　　比如当时有一个地方的教育，也就是负责地方教育的一个官员。他就在一个表笺当中就写了类似这样的话，就是颂扬皇帝，叫做（为世做则），体乾法坤。这都是非常好的字眼儿，但是到了朱元璋的眼里，他却把它看出了毛病。说“做则”，这是说我朱皇帝原来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 
　　我们知道朱元璋出身贫苦，小的时候凤阳闹饥荒，跟着姐姐出来逃荒。后来姐姐嫁人走了，一个人不得自存就到了庙里边做过和尚。（当）和尚又不甘寂寞，以后又从了农民军。按照古代正统的说法，这就是做了贼，那么“贼”和“则”在这个凤阳出身的朱元璋的口音里，恐怕差不多。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为世做则）的“则”视为是“贼”。他认为这个臣下，明为贺表，实际上这句话是在骂他。 
　　那么“体乾法坤”呢，更是不得了。这个“髠”，它在古代是一种刑罚，就是把犯人的头发剃掉，这就是那个“髠”字。那么朱元璋我们讲，他曾经做过和尚，说发髡不就是没头发嘛，这也是在揭我的这些不光彩的经历，那么这个官员当然因此就被处以死刑。这样的事例我们今天听来确实荒唐，但是它在古代却经常地被锻炼成狱，它也使得这些做臣下的人，有的时候无所适从。 
　　那么到了（清朝），这样的一种状况实际上更是有愈演愈厉的情况。那么从顺治朝开始，发生了第一起文字狱，有史可载的叫做函可的《变记》，那么这就开了一个先例。这是说一个和尚怀里边有一本书，犯了忌讳。 
　　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攻占北京城，明崇祯帝在景山上吊自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覆灭。而后清军入关，李自成大败。 
　　清军占领北京后，清世祖顺治帝开始扫除敌对势力。明王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一些地方性政权统称为南明。其中，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权成为清军重拳出击的焦点。 
　　1647年冬，把守南京城门的清兵盘获了一个名叫函可的广东和尚，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南明福王的信件和一本名为《变记》的史稿。在审讯的过程中，函可受到严刑拷打，夹棍折了又折，但他一口咬定都是个人所为，无他人无关。这一年底，因为《变记》一书记录了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将函可押送回京，关入刑部大狱。1675年四月，审理定罪，函可被流放沈阳。 
　　清朝血雨腥风的文字狱史，就这样翻开了第一页。 
　　清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占了整整一半；文字狱的猖獗肆虐、延绵不绝，恰恰出现在持续了一百三十余年的“康乾盛世”之中。而后嘉庆、道光，以至清末，文字狱极为罕见。 
　　文字狱发展趋势的愈演愈烈与封建专制强化到登峰造极的历史过程同步。而文字狱之所以在清朝泛滥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那么清代还有一个原因。清它是满洲贵族入住中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在它平定了李自成的，这样的一次农民运动之后，它往往面临的是遍存于各地的这些汉族士大夫的这些民族气节，这些所谓的华夷之变思想的这样的一种抵抗。那么在文字上，那么忌讳就更多了。那么有清一代的文字狱，主要集中在我们说的康、雍、乾三朝；而康乾又被视为盛世，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那么在盛世的时候，反而文字狱也频繁出现。 
　　那么文字狱发展到了清代，也有了其它的一些称谓。比如把文字狱叫“字祸”因“字”而惹祸。“书祸”，由于一本书而惹祸，而且又叫做“逆书案”，又叫做“史狱”。往往就是有这么几大类。比如因著作诗文而犯忌讳的，像我们说到的宋代的苏东坡。 
　　那么纵观历史这些文字狱大概就是这么几种原因，一个是因为写字不小心，犯了忌；一个是因为著书违背了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再有就是因为这当中有诸多疑案，也就是在统治者看来不应该让世人知道的内容，你却把它写出来了，而不管这些内容是不是事实。 
　　所以说古代的这些读书人，经过康、雍、乾这一百多年的盛世被磨炼得也是越发地乖巧小心。那么我们知道，后来有一种叫千家之学，千家之学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为了怕惹祸，大家都转而怎么样？开始研究一些远离现实的考据之学。千家之学在古代文化上，不能说没有成就，它对古书的考订，对古代事实的论证都对后来有很正面的影响，但是它却就此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就是人们越来越钻故纸堆了。 
　　到了清末，有个很有名的人叫龚自珍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意思就是说这些读书人，最害怕的就是惹上这种文字之祸。 
　　龚自珍，清末思想家、文学家，被喻为清朝“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爱国诗人。龚自珍生活在嘉庆、道光之际，当时，一度严厉异常的文禁已经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落而松弛下来，但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仍然心有余悸，以至听到议论文字狱便吓得离席而走，从事著述就更不敢涉及现实政治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正是对 “康乾盛世”时文字狱恐怖之至的真实写照。 
　　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有清一代有许多很典型的例子，是值得我们今天研究，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的。下面我们说的这个《南山集》案，就是文字狱当中，在康熙一朝，一个挺典型的案子。 
　　《南山集》它原来是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原名叫《南山集偶钞》，作者就是戴名世。戴名世这个人生在顺治的十年，也就是1653年，这一天，戴名世这个人他生在安徽的桐城。那么桐城在古代曾经造就了一个文学派别，叫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故为“桐城派”。它崛起于清康熙年间，为方苞所开创，衰亡于民国初年。 
　　清朝中期，桐城派风行域内，至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之誉，对清代的文坛影响巨大，其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的古文，为桐城派的别支之一。 
　　后人多推清代著名散文家戴名世为桐城派开山始祖之一。 
　　据说戴名世六岁的时候就入了私塾，不出五年他就对四书五经非常地熟悉了。这个人很聪慧，但是由于家境不宽裕，二十岁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著书、教书授徒以养家。那么在这个时期，他就遍访一些前明的遗老，而且以搜求明史资料为自己的最大喜好。他当时有一个抱负，就是要能够对得起历代传承下来的古文，也就是古代的散文，而且热衷于对时文的研究，也就是八股文的研究。这个人很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免有点儿孤傲的脾气，所以说他当时花很大的精力研究明史，特别是清入关前后，南明的这段历史。 
　　而我们说，在康熙朝的初年，也就是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康熙二年，曾经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文字狱案，叫庄廷珑《明史》案。那么当时给这个明王朝，这个亡国的朝代做史，特别是给后来抵抗清军入关南明的这段历史做史，应该说是蛮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庄廷珑就因为他收购了这样一个人的《明史》，并且组织一帮人继续编纂，而被一个小人给告到了官府。说来这个故事很蹊跷，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拿着他编订的这部《明史》找到了庄家。这个时候庄廷珑已死，就威胁他的父亲，说你这本书犯禁，你要是给我点好处，我就不告你。结果庄廷珑的父亲与官府可能私下有沟通，庄廷珑的父亲就不买这个人的账。 
　　那么结果这个人胆子也真大，就拿着这部书一下跑到北京，告到了刑部，如此这般地查下来，这就成了一个康熙初年最大的文字狱案。据说庄廷珑虽然已死，也不免要剖棺戮尸。 
　　康熙朝六十一年，期间文字狱不超过十起。从次数、规模来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有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的趋势。雍正朝十三年间文字狱近二十起。乾隆统治中国六十年，文字狱在一百三十起以上。 
　　由此可见，虽然康、雍、乾三朝是文字狱集中的历史时期，但每一朝的文字狱都很不平衡，并非每个帝王在位期间文字狱都连绵不断。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三个帝王截然不同的个性不无关系。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文字狱时说，康熙帝“阔达大度”，雍正帝“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挚”，乾隆帝“也不是还惹的人”，学问不及他的祖辈、父辈，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好胜”。 
　　康熙帝的宽厚，中外学者意见大体一致。康熙帝常说“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治过之道，莫要于宽舒”，他对各省督抚也一再告诫“以安静不生事为贵”。大臣有所过失，他也是极力保全，务求善始善终。 
　　在康熙朝初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史上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案，当时的康熙不足十岁，不应承担责任。 
　　康熙八岁登极，权柄完全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辅臣掌控。康熙八年，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擒捕了权臣鳌拜。四辅臣时代从此结束，康熙帝终于亲政，文字狱恶性发展的势头立即得到了有力控制。 
　　令人钦佩的是，三藩之乱爆发之时，兵民相率背叛清帝，康熙帝却能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 
　　康熙帝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谓绝无仅有，但是在他的晚年，社会稳定的时候，偏偏发生了株连三百余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例应该说，到了戴名世的时候，他是了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也就是康熙亲政之后，他在努力改变这样的一种社会状况。因为康熙亲政之后，这种文字狱案闹得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恶劣的风气。 
　　有一些地方的无赖私自就专门刻一些有违碍的书籍，而且就枉自把别人的名字。比如说你在地方上是个有名的读书人，是个知名的大户人家，那么就把你的名字胡乱地就刻在这部书上，然后就拿着这部书去要挟你。说你给点儿好处，不然我就说这部书是你写的，把你告到官府。按照大清律例的有关规定，诬告是要反坐的。但是这类事情越来越多，可以说弄得官府是查不胜查。而这些无赖之徒也都搅得社会四处不宁，所以这就需要统治者在政策上有某些修正。 
　　那么在康熙看来，他应该尽可能地扭转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所谓告奸风起的状况，那么康熙他就做了这样一系列的举措。比如在十二年，他就特别下了一个诏命，叫征召山林隐逸之士。也就是自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但是又由于传统的民族气节等其它种种因素，不和朝廷合作的这些人，康熙帝代表朝廷，说我仍然欢迎你们出来和朝廷合作，为国家效力。到了十七年，康熙又做了这样一个举措，就是宽缓汉族士大夫对清廷的这种思想上的抵触。他又专门开科，叫做博学鸿儒科。就是增加了一次科举考试的机会，试图来征召这些读书人。到了康熙十八年，这个皇帝又专门设立了一个明史馆，就是官方开始正式，要修明史了。 
　　这些举措对于汉族上层的知识分子，应该说起到了一种招抚的作用，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因此这之后，从庄廷珑《明史》案之后，到我们说到的这个《南山集》案发生，这当中的四十年间，可以说康熙一朝没发生什么文字狱。 
　　在后来，戴名世看来，他生的这个时候真是好，叫做方宽文字之禁的时候。那么戴名世到了他32岁的时候，他在世人当中，已经是远近闻名了。那么到了康熙的四十四年，这一年的时候，他终于就也去参加乡试了。 
　　在此之前，他作为乡试的参加者，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进了京师的国子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的这个阅历就有所增加。那么到了京师接触了官场，他就越发对官场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气有所鄙夷。那么史书上说，说这个恃才傲物的戴名世，当时在京师见到这些宰辅大臣，不过是一揖而已，叫做一揖之外无他语，被人们都视为叫狂生。 
　　到了公元的1700年，也就是康熙的三十九年，他到了浙江学政的门下做了幕宾。幕宾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读书人，有了个身份之后，他又不能够从朝廷那儿获得一个正式委任的官儿，他总得找个事情做，就到地方官的衙门里，去做一份差事，这叫入幕。 
　　在浙江学政做幕宾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个学政的关照。学政他就是负责一省教育的长官，在礼仪上和地方的督抚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学政曾经资助戴名世，戴名世也用自己的积蓄，就在安徽桐城老家，就置了一处房产，买了四十亩地，也算是安身立命了。 
　　所以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他就进京参加乡试。果然这一次他就考中了，他得了当年第五十九名的举人，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二岁了。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年的时候，他教的一个学生叫尤云鹗的，把他曾经编写的一些文章，挑出来了五分之一，汇集成了一本书刊刻发行，这就是我们说的《南山集偶钞》。因为戴名世在南山这个地方置了房产，就以当地的这个南山岗为名，编了这部书。同时刊行的还有一本书，叫《孑遗录》这两本书实际上就埋下了十年之后，戴名世被杀头的这样的一个隐患。 
　　接着我们说，过了两年，也就是到了康熙的四十七年，也就是1708年的时候，他就进京再去参加会试。会试他得了第一名的贡生，这样他就参加殿试。殿试他又得了一甲的第二名。按照民间的说法这叫做榜眼，一甲的头名就是状元，按照清代的官制，考得这么好的人，往往就会（被）授予一个官职。所以说戴名世就被授予叫做翰林院的编修，翰林院的编修做什么呢？就把他放到了明史馆去负责修纂《明史》。 
　　这对他来说，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他向来就以修《明史》为己任，而且此前他又在这方面花了许多的工夫，而且他对官方在此前修的《明史》又颇不以为然。按照后来梁启超对戴名世的评价，说这个戴名世，他非常地恃才傲物，他叫做自比迁固。也就是说，戴名世把自己比作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如今他算是入官了，进了官场。我们说宦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不出两年，戴名世就开始倒霉了。 
　　下集预告 
　　当戴名世步入官场，踌躇满志的时候；当戴名世再三表示忠于朝廷，报效国家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预知自己即将大祸临头；他也一定意想不到，当初他所夸赞聪明神圣的康熙皇帝日后会将他杀头问斩。官场险恶、变幻莫测，戴名世的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令他树敌众多。满朝文武，究竟是谁要弹劾戴名世呢？究竟有何隐情，令开明、宽容的康熙帝非要将一代才子置于死地呢？ 
　　历史重案，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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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 · 发表于 2006-8-3 17:42:09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康乾盛世”既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功绩，也留下了贻患后世的历史过错。 　　“康乾盛世”皇权至高无上，封建制度达到顶峰，这样不免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黑暗，阻碍着社会发展。文字狱的恣意肆虐，就是明证。 　　与1644年清军入关，开创一代新皇朝同步，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首次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近代历史由此翻开了第一页。 　　康熙帝对世界的空前巨变极为敏感，他告诫人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遗憾的是，康熙帝虽有所警醒，却没有切实采取相应的措施。到了晚年，他还在为混杂着政治斗争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绞尽脑汁。而他的儿子雍正帝、孙子乾隆帝更是将文字狱钳制思想、打击朋党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 　　“康乾盛世”历经一个半世纪，而恰恰就是在一百多年里，中国被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到身后，以至于我们今天向现在化迈进时，仍然在咀嚼着那遥远的封建盛世所种下的苦果。 　　在我们中国在政坛、在朝廷上仍然在关注这样一些所谓文字之狱的时候，他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却在发生着一些飞速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世界上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只举一个例子，这就是后来在十八世纪，曾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英国，这个时候它还仅仅在英伦这个海岛上占据了一部分叫英格兰， 1689年，我们知道这个英格兰的国会通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叫《权利法案》，在这样的一个文件当中，英王不过成了一种叫做“统而不治”的点缀，也就是已经君主立宪了。这以后，到了1686年，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一年，这个国会又通过了一个叫做取消书报出版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法令，那么再过了两年，也就是1698年的时候，伦敦出现了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西方的变化。1701年，我们说这一年，《南山集偶钞》刊刻行世了，而同样在这一年，英格兰的国会又通过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做《王位继承法》，实际上英国开始步入了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 　　话说回来，到了这样一个状况下，在康熙统治的中后期，我们说中国的这个社会，基本上还是非常平和的。康熙的四十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709年这一年，我们说戴名世入朝做了翰林院的编修。 　　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708年，那么在英伦三岛上，英格兰和苏格兰开始合并，叫做联合王国，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叫做大不列颠联合王国，那么英国对后来改变中国近代的命运，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有关英国我们先放到这儿，接着我们说，两年之后，《南山集》这个案子开始发生了。到了康熙五十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的1711年，当时朝廷负责监察官员的一个长官，他叫赵申乔，这个人当时的官职叫做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这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一个负责官员监察总会的机构，他的长官叫左都御史。也就是在这个帝制结构当中，监察系统是维护皇权为重要的一个制度设计。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它都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对百官监督的这样的一套制度结构，那么身为中央负责监督百官的这个长官，左都御史赵申乔职责所限，所以他要是劾奏什么人，也很正常，他的这个官职又被称为叫做总限之官。 　　赵申乔今天后人们研究起来有许多的说法，说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告戴名世呢？赵申乔就向康熙皇帝劾奏了戴名世，说这个戴名世他非常地狂妄，在这个奏劾的折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话，叫做“语多狂悖”，这四个字后来经过人们的研究发现，凡是一个文字狱，往往都会跟这四个字相关，仅仅是语多狂悖还不至于就发展到后来大逆不赦的程度，那么赵申乔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翻出一个十年前戴名世刻行的一部书，来做这样的一个告发呢？后人研究，说这里边有其他的许多因素存在，我们说康熙一朝，特别是到了他的中后期，戴名世所发生的这个《南山集》一案，成为了康熙朝后期文字狱的一个典型，也就是在此前我们说过，从康熙亲政以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宽缓民族矛盾的做法，也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比如当时仍然有许多很有名的这些所谓有民族气节的人，生活在这个年代，像我们都比较熟知的顾炎武，那么这个人应该说他是公然表示不和清廷合作的，他又有大量的书籍刊刻行世，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获文字狱这样的灾祸，这也从一个反面说明，康熙一朝在这个时期，正像戴名世所说，他是文网非常宽松的时候，可是从《南山集》一案开始，风气变了，那么引发这个案件的，我们说导火索是前面说得赵申乔这样的一个劾奏的奏折，但是这背后人们经过研究，说有诸多的原因，其中和当时的o(︶︿︶)o 唉政，和地方督抚的党员，以及朝中百官，应该说是关系复杂。所以说这个案件它也为后来文字狱在清代的演变，立了一个非常另类的榜样。 　　《南山集》案的不断升级，远非赵申乔弹劾戴名世狂放不羁那样简单。看似一个思想领域镇压异端邪说的突出事件，其实与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紧密相联。 　　性格决定命运，戴名世的狂放为他日后丧命黄泉播下祸种；赵申乔鲜为人知的目的，成为《南山集》一案逐步升级的导火线。 　　我们说赵申乔为什么翻出戴名世十年前的一部书，要告他呢？这实际上有诸多的原因，。这个戴名世他恃才傲物，非常地狂妄，他在国子监的时候就被称狂生，这个狂有什么例子呢？说他见到了所谓的督抚权臣，结果怎么样呢？要是一般人，像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官员，见到了当朝的这些首长，总会要有几句客套话，而史书上说，他见了这些人，叫做一揖之外无他语，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按照我们的说法，至多就是跟你握个手，一句话都没有，扭头就走，而且他刊刻的这些书，当时在江浙一带影响非常大，比如他还编了一本书，叫做《四书朱子大全》，这对世人的影响也是不得了，加上他对朝中的这些官宦行为又大都看不惯，所以说史书上有这样的评价，也就是这些当朝的官员，对戴名世这个人叫做扬体貌，而隐闭气，也就是说表面上对他客气，私下里总想整治他，总想给他穿小鞋，那么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赵申乔岂不成了小人了，其实赵申乔这个官员为官也蛮清廉的，那么某种程度上说，戴名世由于狂妄，在官场人缘上很差，实际上由于这个赵申乔，为官清廉，也以刚直著称，他的人缘也不见得好，但是赵申乔告戴名世，据说在最初，劾奏的这个折子里还有一句话，还特别说明，说我赵申乔告戴名世，不是因为我和名世有什么嫌怨，完全是出以公心，也就是凭我当的这个官职，我是左都御史，都察院它监督百官，监督百官的什么呢？包括在朝上的一些礼仪，在为官任职期间有没有不法情形，比如说有没有o(︶︿︶)o 唉、受贿、结党等等这些行为，作为这个监察官员，你的职责就是监督这些朝中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是不是能够尽心地为朝廷做事，那么出于本职，我们说赵申乔告戴名世，按理说没必要还刻意说这样一句，说我跟名世没有嫌怨，有没有你都是职责所在，所以后人分析，说他为什么非要表白这一句，其实是另有隐情，也就是后人经过研究说，这当中还有一个原因，就能够回答为什么是赵申乔要告戴名世，我们说戴名世在两年前他做了榜眼，那么跟他同科的状元是谁呢？恰恰就是这个赵申乔的儿子，叫赵熊诏，这个人无论是以闻名、还是在官场上，都远远没有戴名世的名气大，也就是人们都以为这个状元公应该是戴名世，可偏偏不是他，而换成了赵申乔的这个儿子，所以世人不免议论，说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赵申乔在朝中为官有人，那么赵申乔当然对这种议论也不会没有耳闻，所以有人说，他之所以告戴名世，除了前述的这些诸多原因之外，还有跟他自己有关的这点隐私，那么还有一层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赵申乔的这样的一个劾奏，就能够引发出一个大案来呢？这也就是跟戴名世的这个《南山集》有关了。 　　这个《南山集》我们说早在十年前，就刊刻印行了，赵申乔说，说在江浙一带，他这部书，是不断地重刻，广为发行，说他这部书里边有些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充分表露出了戴名世，这个士子的狂妄，那么究竟这部书有什么违碍之处呢？包括一同刊刻的还有一部戴名世写的书叫做《孑遗录》，这两部书为什么就能够被锻炼成一个，能够导致戴名世被杀头的，这样的一个罪证呢？ 　　赵申乔斥责戴名世“狂妄”“乱道”，并没有具体说明证据所在。《南山集》中也并无直接毁谤和藐视清王朝的文字，根本不足以构成“大逆”之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山集》中，戴名世不同于清王朝大一统思想的历史观，竟成为他被杀头问斩的首要罪名。 　　后人经过研究发现，这部《南山集偶钞》，也就是《南山集》这部书里边，有这么几个问题算是被当朝抓住了把柄，戴名世这个人很想修一部明史，尤其对南明这段历史，什么叫南明，也就是清兵1644年，从山海关入关占了北京之后，我们说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跑到煤山吊死了，煤山就是今天北京的景山，很可惜，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当时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树了，因为文革的时候，那棵树因为破四旧被人们刨出来给弄死了，现在又在原地栽了一棵，也算是一个文物景点。那么据说这个崇祯帝临死的时候，还在上吊用的那个白凌子写了两行字，叫什么呢？叫君非王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也就是说这个崇祯帝他算是以身殉国了，但是他死后，全国各地对清兵的这种抵抗，还没有完。明王朝在体制上除了北京作为都城，因为开国的皇帝，朱元璋曾经是定都南京的，所以南京就一直作为陪都，也就是在南京它还有像北京这个中枢一样的一套机构，那么当时就在南京，他们又立了一个跟崇祯平辈的这样一个人，就也做了皇帝，这以后陆陆续续又前后立了几个人（当皇帝），通称都叫做南明，那么这样的一段历史，它和最后戴名世被获罪杀头有直接的关系。 　　戴名世从研究历史的角度，他在这部《南山集》里边就有这样的文字，他说在记述这段南明历史的时候，这完全是在抵抗清王朝，他就引用了当时这南明各个小皇帝的年号，年号这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个很突出的标志，也就是新皇帝从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要给自己立一个在位的这样的一个称谓，最早的年号可以追溯到西汉，也就是通常人们说是汉武帝的时候，他开始有年号的，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西周，在周公召公共和的时候，共和就是年号，但是通常人们认为是始自西汉，这以后历代帝王凡是新皇帝登基，都有年号，年号往往都是两个字，比如说到了宋代，这个年号两个字的就非常普遍，但是这个新皇帝如果在位的时间长久，还不一定就一个年号，比如那个宋代有名的宋神宗，他就前后有过两个年号，一个叫西宁、一个叫元丰。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过王安石变法，按照年号呢，古时候还有个称谓，叫西丰变法，到了明清以后，这个制度渐渐就固定化了，一个皇帝在位就有一个年号，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康熙，康熙就是他的年号，实际上，那么南明的这些皇帝也都有年号，那么戴名世根据这种历来的传统，他就在他这部《南山集》里边引用了这些南明小朝廷的年号，这当然从政治上来讲，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时候，清已经是入主中原的一个统一王朝的代表，你却用南明的年号，如果仅仅如此，或者也不至于就能够致戴名世于死地，他这部书接着还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狂悖的地方，为什么说他语多狂悖，恐怕跟下面这些事实都有关联。在这部《南山集》里边，戴名世为了研究南明这段历史，他很正面地称呼这些与清廷对抗的南明的这些君臣帝王，他直接把这些南明皇帝就称之为叫尚，“尚”这个字是不能乱用的，在古时候尚只能被用来称谓皇帝，也就是皇帝的好多名称别人是不可以乱用的，否则就叫触讳。文字狱里边一大类就是触讳，这个传统太深远了，在中国的文化当中，至今都能够看到它的影子，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什么触讳问题，可它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下来，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这方面的表象。 　　比如过去凡是说到皇帝，他的这些称谓的时候，都要隔行，古时候行文都是竖着写，比如你这一行字写写写，写到皇帝的名字了，对不起，甭管这一行是否写到底，你都得另起一行，而且皇上的这个名字，要比前后的各行都要突出几个格，那么这是当时读书人必须懂的规矩，这个规矩如果忘了，那是很危险的，轻则被处罚，比如说你要在科举考试的时候不懂规矩，违反了这样的一种规定，可能第二年就罚你不许参加考试，那么重则你就要被刑罚了，也就是你就有罪了，那么后来进入了民国，我们说这些帝制的玩意儿人们都不感兴趣了，可作为文化上的一种遗存，它还有影响。民国初年的许多报纸还都是竖版的。比如说只是前两年台湾的一些报纸才终于由竖版改横版了，在竖版的时候，比如说到孙中山，孙中山被尊为国父，那么人们出于尊敬，就在他这个孙中山这个名字上，就要空一个格，以示尊崇。而孙中山做过总理，所以说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的领袖就不会再有人叫总理了，也就是总理这个称谓就封给孙中山了，那么更到了以后像蒋介石，蒋介石做过国民党的总裁，那么在国民党的习惯里，总裁这个称谓别人也不能用了，那么这些都是传统。 　　比如民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种普遍的称谓，说见面了，也不知道您是多大的官？但是为了表示我不如你，脱颖而出往往就是老总，老总这词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自清末以来，好多传统的官称和清出现的称谓里边都有个“总”字。比如总兵这是传统的，以后又有了总办，总这个总那个，后来普通老百姓也搞不懂，您就是老总，这总行了吧，这些实际上都和传统有关，那么只是在帝制时期，它来得就更为严格，而一旦在这些方面有所疏忽，它对一个人来讲，带来的可能就不是不礼貌的问题，而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那么说到这个《南山集》，它除了这两个值得被追究的错误，或者后来被锻炼成玉的史料事实以外，它还有第三点，也就是戴名世在这部书里边，他还详细记录了那些追随南明王朝的这些士子大臣，按照传统的这些伦理观念，这些都是所谓的忠臣，那么但是你戴名世，你是清朝的子民，你在这样的记述当中，不免就流露出一种怀念故国的情感，那么这在政治上是个很严重的态度问题，所以自然不免被赵申乔这样的人抓来作为指责你有罪的一个证据。而《南山集》这部书最终能够上升为大逆，其实还一个隐情。 　　下集预告 　　《南山集》中并无直接毁谤和藐视清王朝的文字，根本不足以令戴名世杀头问斩。《南山集》究竟触动了康熙帝的哪根心弦，令他而非要将戴名世置于死地？一场文字之狱究竟与各太子间争权夺位有何关系？ 　　历史重案，真实呈现。

祝融 · 发表于 2006-8-3 17:43:20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从次数、规模来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有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三个帝王截然不同的个性关系密切。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文字狱时说，康熙帝“阔达大度”，雍正帝“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挚”，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学问不及他的祖辈、父辈，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好胜”。 　　康熙帝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谓绝无仅有。康熙朝后期，除了废皇太子后公开爆发的各皇子党的斗争以外，似乎四海承平，盛世昌隆，朝廷上下正准备庆贺皇帝的六十大寿。当时的康熙帝，功勋卓著，踌躇满志，他要求国家稳定，社会稳定，皇族宗室内部稳定，为他将来安安稳稳地交班让位奠定基础。 　　然而事与愿违。康熙帝历经革旧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终于创造出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此时偏偏发生了株连三百余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起自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向康熙帝弹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赵申乔认为戴名世早在十年前刊印的《南山集》，又名《南山集偶抄》的书，“语多狂悖”，“倒置是非”，“十分狂妄”。 　　如此这般扑风捉影的罪状，日后竟被演绎成一桩轰动朝野历时两年的惨案；素以宽容、开明著称的康熙帝，对待此案的态度更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那么赵申乔的这个劾奏的折子，到了康熙皇帝的手上，康熙帝一开始还比较谨慎，他就在这个折子上批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有关的部门要认真地查核，查核完了的结果要据实奏明，也就是要认真地来研究研究这部书真的像赵申乔说的有这么大的问题吗？ 　　但是跟着这毕竟是皇帝已经同意，对这个案子审理了。所以说刑部就开始夹讯戴名世。戴名世这一年已经五十九岁了，在当时也算是个老人了。在刑囚之下，戴名世就原原本本地都招了。 　　戴名世说，说这个《南山集偶钞》，名义上是他的学生尤云鹗替他刊刻的，而实际上这里边的文章都是他亲自拣选的。这部书在刊刻之初，还有一些文人雅士给他做序，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桐城派的代表——方苞。 　　方苞，与戴名世同为安徽桐城人，是古文桐城派的泰斗。由于为戴名世《南山集》一书作序，不仅方苞自己被无辜牵连，而且为康熙所厚爱的“天下第一清官”，日后也被卷入《南山集》一案中。 　　那么这个人日后也因此而获罪。那么这样一来朝中就不免有人给他说情，前前后后因为这个案子裹挟进来了好多的人。 　　那么导致戴名世获罪的还有一本书，叫《孑遗录》。这本书又有什么问题呢？ 　　老实说这本书很难说它有什么反清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本书里边，从它的言辞当中很难说有什么语多狂悖的，这样的一些字眼。这部书主要是记述戴名世的老家安徽桐城，在明末遭李自成和各地农民军暴乱的时候，这些当地的豪绅怎么组织乡勇，来抵抗这些变乱。 　　那么对这部书后人有过不低的评价，特别像梁启超他说戴名世这部《孑遗录》写得太好了。他从学术、从史学的角度对这部书评价非常高。梁启超说，从这部书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戴名世很自负，为什么他“自比迁固”。也就是这个《孑遗录》它从一个很小的桐城一地，却揭示了明亡的诸多的这些原因。那么这是导致戴名世获罪最直接的两部书。 　　这个《南山集》我们说早在十年前，就刊刻印行了，赵申乔说，说在江浙一带，他这部书，是不断地重刻，广为发行；说他这部书里边有些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而且充分表露出了戴名世，这个士子的狂妄。这两部书为什么就能够被锻炼成一个，能够导致戴名世被杀头的，这样的一个罪证呢？其实还一个隐情。 　　《南山集》和《孑遗录》两部书，并无直接毁谤和藐视清王朝的文字，根本不足以构成“大逆”之罪。在《南山集》一书中，戴名世不同于清王朝大一统思想的历史观，竟成为他被杀头问斩的首要罪名。 　　1644年，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攻占北京城，明崇祯帝在景山上吊自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覆灭。而后清军入关，李自成大败。 　　清军占领北京后，清世祖顺治帝开始扫除敌对势力。明王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一些地方性政权统称为南明。 　　戴名世《南山集》一书的所谓罪状就是承认已被清朝剿灭的南明各个政权的历史地位，戴名世希图在清朝建立中央政权后为这些曾经存在的短命王朝争得一席之地。 　　文人的迂腐执拗给戴名世带来杀身之祸，《南山集》一书中，揭露清朝隐讳之事的直白，更是触怒了康熙帝。 　　这就是说在这部书里边，它讲了这样一段故事。说在清入关之初，也就是顺治元年的时候，作为清统治者，他们是急剧于抓住这些可以代表明政权的那些重要的人物。比如这个时候社会上就风传明太子如何如何。但是很巧，就在顺治元年，据说他们抓住了明太子，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儿子，也就是被立为太子的那个儿子，这个人叫朱慈烺。那么这个人据说他后来被顺治帝杀了，可是怎么被杀死的呢？这里边却很有蹊跷。 　　因为清兵入关他为了能够赢得中原的民心，他打出这样一个政治旗号，说我满洲人入关，你们不要把我视为是个异族。我入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平乱。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是李自成是先入了北京；也就是崇祯帝之所以上吊，不是因为满人入关，而是李自成把他逼死了。所以说满人说，说你看，我这来了，我是代表我们的皇帝来给这个明的那个皇帝报仇来的。那既然你打着这种旗号，它当然有政治上的功效，也就是他可以以此来安抚那些汉族上层，那些士大夫跟清廷合作。 　　可是现在麻烦来了。你抓到了这样的一个明太子，你杀吧，跟你原来的这些政治上的宣传相矛盾。你不是说你是替明复仇吗，那按理说，你对明太子你无论如何不能杀了他；可是不杀吧，这简直就是这个政治上的无穷后患。 　　所以说这个顺治帝当时听了臣下的建议，就采取了一个非常阴毒的手段。就是这个明太子肯定是要被杀的，可以什么名义呢？他就说这个太子是个假的。这是假太子，他（不是等于）在这儿蛊惑人心吗？当然得杀死他。 　　那么这样的一个被多少年淹没的史实，那么经过戴名世这样一番苦苦地搜求和史料上的考证，他就把它记述在了《南山集》里边。刚好我们说《南山集》案发前三年，康熙皇帝也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 　　他又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明太子的弟弟，康熙用同样的手段也把这个所谓的明太子的弟弟给杀了。那么有人分析，说当康熙看到这部《南山集》，他当然就会联想到，这部《南山集》能够把顺治朝这样一件事情，如实地记述下来，（也许）日后就会仍然有人把他三年前做的这件事，也给记述下来。有人分析说这个隐情才是导致最后康熙帝不能放过戴名世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我们说还有一个外在的因素。 　　就在这个案子刚刚案发的时候，江南又出现了一次科场的舞弊案，由于这个舞弊案所涉及到的一些人员又千丝万缕地和《南山集》一案都有了瓜葛。所以说这个《南山集》一案日后能够被锻炼成一个大逆的罪名，跟当时朝廷上这些错综复杂的党员、o(︶︿︶)o 唉争都不无干系。 　　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发生的同时，江南科场又出事了。当时江南科场指得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古时候叫江宁。那么在这次科举考试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考官贿赂的行为。那么当时这个江苏的巡抚是康熙帝非常器重的一个臣僚，他叫张伯行。康熙帝曾经把他誉为叫做“天下第一（清官）”，那么这个人当时他就向朝廷来弹劾当时所谓的江南、江西总督。这个总督是个满人，叫噶礼。 　　那么这个噶礼他有什么样的身世呢？他实际上是个很特别的人，噶礼的生母是康熙皇帝的乳母，而噶礼这个人呢，私下又和，又曾经被两次废掉的皇太子胤礽有着关联。 　　皇太子胤礽从康熙十四年初立，至康熙四十七年初废，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在这期间，朝廷逐渐形成o(︶︿︶)o 唉，议论国政，密谋大事。为打击o(︶︿︶)o 唉，康熙帝宣布废除皇太子。这一举措却引出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从此，各皇子希图邀权，内则勾结亲贵，窥探宫廷密令；外则招纳门客，关通地方。植党暗争，借公行私，使得康熙晚年伤透脑筋，心力交瘁。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胤礽又被重新恢复为皇太子。可是胤礽复立以后，“狂疾未除”，“行事乖戾”，康熙帝虽抱以父子骨肉之情，却始终未令胤礽觉醒，所以他大失所望，三年后将其再次废黜。 　　皇太子胤礽曾经将《南山集》中有关“悖逆”之语摘出，进呈康熙帝。说明皇太子也曾经参与《南山集》一案，希图助噶礼一臂之力，借以反击张伯行。 　　噶礼借《南山集》一案兴风作浪，以倾陷政敌，如同火上浇油，使得《南山集》一案与朋党之争纠缠起来，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伯行居然能够告他，显然这是有风险的。张伯行在奏折里边说，说这次江南科考搞得真是乌烟瘴气，这些有意见的士子，居然抬着财神爷进了贡院。也就是说，这次科举完全是一种行钱贿赂的状况，这些广大的士子非常地不满意。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噶礼也不能闲着，他就想来反咬一口。他就找出了跟《南山集》案有关联的一个人，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方苞。说这个人当时也在江南，而且和这个张伯行私谊非常好。这个人他手里边就有这个《南山集》一书的刻板。那么用这样的一些事实就想把这个张伯行和《南山集》一案拉上关系。 　　意思就是说朝廷现在如此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被锻炼成这种大逆罪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你张伯行也是难逃干系；说跟此案有如此关联的方苞就在你的管辖境内，朝廷在审理此案的时候，你居然对这个人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对这样的一部书，十几年来你居然就没有发觉。 　　但是康熙皇帝还是很明白的，康熙皇帝面对着这样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有着更多的思考。 　　从赵申乔以《南山集》“语多狂悖”弹劾戴名世，到噶礼兴风作浪，倾陷政敌，《南山集》一案不断升级，变得越发复杂。 　　而此时的康熙帝正被太子废立与各皇子争位夺权搅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此案。康熙五十一年，太子胤礽再次被废黜，康熙帝明确表示今后不再谈嗣位问题，他也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南山集》一案了。 　　康熙帝对于此案十分谨慎，迟迟没有定案。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康熙帝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智慧。 　　首先他并不愿意因为《南山集》一案就毁掉他这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才培植形成的这样一种相对宽缓的社会状况。而且康熙也非常地不愿意，由于这个《南山集》一案，可能给他留下这样一个以文字罪人的恶名。 　　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如果我们仔细翻检这些法典条文，我们找不到哪个条文明确说，因为有人仅仅是文字上的疏忽，就要被致以大逆的罪名。 　　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如果我们仔细翻检这些法典条文，我们找不到哪个条文明确说，因为有人仅仅是文字上的疏忽，就要被致以大逆的罪名。大逆，是古代刑罚里边非常重的一个罪名，大逆的具体内容就是指它要威胁到皇权。按照今天的话说，这都是国事性犯罪了。 　　按照大清律里边条文的规定，具体地描述是说，谋为社稷，毁坏山陵，宫阙。那么这怎么理解呢？那么社稷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也就是皇权的象征。山陵是怎么回事呢？秦代的时候，把这些人死后安葬的地方叫山，也就是人们往往都葬在山里，在山里边凿个洞，那么帝王的陵呢往往就叫山。陵是到了汉代它有所变更了，它不一定要凿个山洞，它往往是找块地方，然后他要把他的这个陵墓的封土做得像个山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得，人们有个坟头儿，当然皇帝的坟头儿要很大了，所以山陵指得就是皇帝的陵墓。而宫阙，宫阙就是皇帝生前住的地方。 　　也就是这样看来，谋大逆指得就是威胁皇权，可皇权太抽象，它形象地代表，这就是代表这些皇帝的这些血脉、这些权利象征的、这些死后的建筑和生前的建筑。所以把毁坏这样的一些行为就认为是大逆。 　　那么结合到本案，那么一本书，书里边的一些在统治者看来不合适的话，怎么就能变化大逆呢？这当然需要人们来锻炼。这是古代案例形容上的一个词汇，就是一定要有这些所谓的司法官员要广为周纳，要不断地引申。按照文革时期的一句俗语，就是要拼命地上纲上线，否则怎么可能呢？ 　　所以康熙他是过来人，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南山集》案，如果处理不好，牵扯到了已经有上百人的这些官员士绅，我们影响将极为恶劣。所以康熙对这个案子始终是十分小心的。 　　首先是交由刑部，以后又命九卿和刑部会同审理。以后刑部联衔给皇帝上折，每次皇帝都是说，事关重大，把上的这个折子交由内阁收存，要他们另行启奏。也就是每次皇帝对刑部拿出来的这个处理意见，都不满意。刑部最初的处理意见是说，通过《南山集》一案可以认定，戴名世是大逆之罪，那就应该被凌迟。 　　而且在审理戴名世的时候，戴名世又说他在《南山集》里边征引的许多南明史料，是出自另一个人的一本书。 　　这个人叫方孝标，他写了一部书叫做《黔南纪闻》。这是说这个人曾经游离过云南，但是等他到了云南的时候，当时刚好是吴三桂的治下，吴三桂跟着就叛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和当时贵州的一个长官他们就联合起来对抗清廷，就把所有他们辖境内的外地人，都扣做人质。这方孝标就通过装疯卖傻就逃出了这个吴三桂的控制。回来之后，他就写了一部书，就是记述当时云贵民俗、民情，包括当时南明抗清的这样一些史实的这样的一本史料。 　　那么戴名世对这样一部书很感兴趣，后来又通过他的一个学生，了解到了另外的一个资料来源。就是还有一个叫犁支的和尚，这个和尚曾经在南明小朝廷里边做官，后来南明被清军剿灭了之后，他就削发为僧了。那么这个和尚曾经跟戴名世的一个学生叫余湛的进行过交谈。戴名世顺着这个线索就想求证一些南明的史实，就让他的这个学生余湛，把他和这个犁支和尚交谈的内容记述了下来。 　　戴名世很认真，他把这样的一个记述，与他得到的方孝标《滇黔纪闻》里边的这些内容加以核对，发现所记述的有高度的一致。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就使得戴名世相信，方孝标的这个记述大都是真实的。所以在《南山集》里边，他就多处引用了这部《滇黔纪闻》的内容。 　　而这个方孝标在《南山集》里边被戴名世又尊称为方学士，事有凑巧，当年协助吴三桂叛清的就有一个人，叫方学诗。“诗”、“士”一字之差在满文的奏折里边，康熙又不明就理。在康熙看来，由于《南山集》一案牵扯出的这个方孝标，这个方学士就让康熙皇帝马上联想到了吴三桂的叛清，和帮助吴三桂反叛的方学诗，所以《南山集》一案就越发显得有点儿政治上的意味了。 　　下集预告 　　《南山集》一书引用方孝标的著作，戴名世就与方孝标在文字狱的演绎之下居然成为同谋，原本无辜的方孝标竟被糊里糊涂地卷入此案。戴名世在《南山集》中尊称方孝标为方学士。在康熙帝眼里，他就是那个辅佐吴三桂起兵反叛清朝的方学诗。东北方言“士”与“诗”同音，翻译为满文又是同一个字。康熙帝一时判断错误，使其全家都遭受牵连。 　　政治问题关乎江山社稷，《南山集》一案已被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后有三四百人被卷入其中。 　　康熙帝六十寿辰在即，难道他非要以文人士子的鲜血庆祝自己的生日？雍正帝当政后为何又改变了父皇的判决？

祝融 · 发表于 2006-8-3 17:44:48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从次数、规模来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有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三个帝王截然不同的个性关系密切。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谈到清代文字狱时说，康熙帝“阔达大度”，雍正帝“极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挚”，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学问不及他的祖辈、父辈，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好胜”。 　　康熙帝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谓绝无仅有。康熙朝后期，除了废皇太子后公开爆发的各皇子党的斗争以外，似乎四海承平，盛世昌隆，朝廷上下正准备庆贺皇帝的六十大寿。当时的康熙帝，功勋卓著，踌躇满志，他要求国家稳定，社会稳定，皇族宗室内部稳定，为他将来安安稳稳地交班让位奠定基础。 　　然而事与愿违。康熙帝历经革旧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终于创造出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此时偏偏发生了株连三百余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起自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向康熙帝弹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赵申乔认为戴名世早在十年前刊印的《南山集》，又名《南山集偶抄》的书，“语多狂悖”，“倒置是非”，“十分狂妄”。 　　如此这般扑风捉影的罪状，日后竟被演绎成一桩轰动朝野历时两年的惨案；看似简单的文字之狱，在政治斗争的倾轧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就在《南山集》一案发生的同时，江南科场又爆出舞弊丑闻。社会上风传两江总督噶礼收受考生贿赂，买卖科场功名。江苏巡抚张伯行就此向康熙帝告发。总督噶礼，官位显赫，大有来头，不可一世。张伯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也是背景深厚。 　　谁能想到，正是这一纸劾奏，竟然使张伯行自己日后也被牵连到《南山集》一案中。 　　张伯行在奏折里边说，说这次江南科考搞得真是乌烟瘴气，这些有意见的士子，居然抬着财神爷进了贡院。也就是说，这次科举完全是一种行钱贿赂的状况，这些广大的士子非常地不满意。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噶礼也不能闲着，他就想来反咬一口。那么这个噶礼他有什么样的身世呢？他实际上是个很特别的人，噶礼的生母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他就找出了跟《南山集》案有关联的一个人。这部书在刊刻之初，还有一些文人雅士给他做序，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桐城派的代表——方苞。说这个人当时也在江南，而且和这个张伯行私谊非常好。这个人他手里边就有这个《南山集》一书的刻板。那么用这样的一些事实就想把这个张伯行和《南山集》一案拉上关系。 　　意思就是说朝廷现在如此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被锻炼成这种大逆罪的这样的一个案件，你张伯行也是难逃干系；说跟此案有如此关联的方苞就在你的管辖境内，朝廷在审理此案的时候，你居然对这个人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对这样的一部书，十几年来你居然就没有发觉。那么这样一来，这就使得这个案子越发复杂。 　　但是康熙皇帝还是很明白的，康熙皇帝面对着这样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有着更多的思考。 　　首先他并不愿意因为《南山集》一案就毁掉他这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才培植形成的这样一种相对宽缓的社会状况。而且康熙也非常地不愿意，由于这个《南山集》一案，可能给他留下这样一个以文字罪人的恶名。 　　康熙他最终采取了一个谨慎的做法，也就是他分别不同情况来一一做出了处理决定。康熙他不愿意因为《南山集》一案，就此来毁掉他以前的努力，当然在这个案件审理完了不久，他就把那个胤礽再次废掉。而那个噶礼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他被革职。但是对张伯行，康熙对他却非常地信任，专门颁旨说张伯行在这件事情上和《南山集》并没有瓜葛。 　　《南山集》一案，因为此书一个做序的人叫方苞，这是一个当时很有名的文人，他对古代的散文很有造诣。所以说康熙皇帝曾经还问到过，当时他的一个很看重的一个大臣叫李光地，康熙说，说现在还有谁能够治古文呢？这个李光地就说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方苞；康熙又问，除了方苞还有谁呢？这个李光地胆子也够大，就说如果还有一个人，就是戴名世了。 　　那么康熙针对这些历来的文字狱，大都是自下而起；许多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内行整内行，都是你们这些汉族的读书人，彼此来倾轧。康熙就曾经对李光地说过这样一句听来很刻薄，但也是足够发人深省的话。康熙说，说你们汉人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意思就是说看看这些文字狱，都是你们汉人彼此在这儿告，满洲人有谁来害你们呢？这个话说得刻薄，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状况。 　　所以康熙这个皇帝应该说他在文字狱这个事情上，和他处理其他的政务上都是很谨慎的。康熙帝的谨慎有许多的例子，比如自他亲政以后，在位（六十一）年间，他没有重新再订一部大清律，而始终是把顺治朝的那部大清律不断地做修订。从中也能看出，他的这种谨慎和小心。 　　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康熙皇帝也表现出来了足够的政治智慧。 　　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如何保持头脑冷静，如何进行合理判断，对康熙大帝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考验。 　　康熙朝文字狱明显少于雍正、乾隆两朝，这恐怕与康熙帝开明宽容的个性不无关系。 　　如果把康、雍、乾三朝发生的文字狱做一个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在这样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说真正能够数得上算文字狱大案的也就是两、三起。其中一起就是康熙二年庄廷珑的《明史》案。 　　那么当时给这个明王朝，这个忘国的朝代做史，特别是给后来抵抗清军入关南明的这段历史做史，应该说是蛮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庄廷珑就因为他收购了这样一个人的《明史》，并且组织一帮人继续编纂，而被一个小人给告到了官府。说来这个故事很蹊跷，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拿着他编订的这部《明史》找到了庄家。这个时候庄廷已死，就威胁他的父亲，说你这本书犯禁，你要是给我点好处，我就不告你。结果庄廷珑的父亲与官府可能私下有沟通，庄廷珑的父亲就不买这个人的帐。那么结果这个人胆子也真大，就拿着这部书一下跑到北京，告到了刑部。如此这般地查下来，这就成了一个康熙初年最大的文字狱案。据说庄廷珑虽然已死，也不免要剖棺戮尸。 　　但是这个严格说来，不能算在康熙皇帝的头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伺服臣专权的时候，也就是鳌拜他们说了算。 　　在康熙朝初年，发生了整个清代文字狱史上罕见的大案——庄廷龙《明史》案，当时的康熙不足十岁，不应承担责任。 　　康熙八岁登极，权柄完全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辅臣掌控。康熙八年，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擒捕了权臣鳌拜。四辅臣时代从此结束，康熙帝终于亲政，文字狱恶性发展的势头立即得到了有力控制。 　　从康熙亲政以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宽缓民族矛盾的做法，也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比如在十二年，他就特别下了一个诏命，叫征召叫做山林隐逸之事。也就是自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但是又由于传统的民族气节等其他种种因素，不和朝廷合作的这些人，康熙帝代表朝廷，说我仍然欢迎你们出来和朝廷合作，为国家效力。 　　到了十七年，康熙又做了这样一个举措，就是宽缓汉族士大夫对清廷的这种思想上的抵触，他又专门开科，叫做博学鸿儒科，就是增加了一次科举考试的机会，试图来征召这些读书人。 　　到了康熙十八年，这个皇帝又专门设立了一个明史馆，就是官方开始正式，要修明史了。 　　这些举措对于汉族上层的知识分子，应该说起到了一种招抚的作用，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么因此这之后，从庄廷珑《明史》案之后，到我们说到的这个《南山集》案发生，这当中的四十年间，没有什么很有影响的文字狱。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文字狱可数得也就十起左右；雍正一朝在位十几年，文字狱有二十多起；再以后的乾隆朝，乾隆在位六十年，但是他还当了几年的太上皇，他前后，在他统治时期发生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多起。 　　所以这样横向地比较我们也能看出，康熙一朝闻望还是比较宽的，但是对《南山集》一案，经过我们前面所说的这诸多因素，有些跟戴名世个人有关，跟《南山集》这部书的内容有关，有些也和当时的朝廷政治有关，这诸多的因素最终就酿成了康熙皇帝不得不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个比较重的处断。 　　《南山集》一案之所以不断升级，极大程度缘于人为因素。从一开始赵申乔弹劾戴名世，到噶礼借《南山集》一案兴风作浪、倾陷政敌，康熙帝的身边肯定充斥着各种与此案有关的声音。 　　《南山集》案的不断升级，远非赵申乔弹劾戴名世狂放不羁那样简单。看似一个思想领域镇压异端邪说的突出事件，其实与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紧密相联。 　　性格决定命运，戴名世的狂放为他日后丧命黄泉播下祸种；政治问题关乎江山社稷，康熙帝利用《南山集》案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思想清洗。尽管康熙帝对此案的株连者都做了从宽处理，但毕竟处死戴名世，酿成《南山集》案，是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到了康熙的五十一年，到了这一年刑部又正式上了一个题本，要求对戴名世处以极刑，康熙把这个案子又压了差不多一年，到了康熙五十二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终于在大学士领衔上奏的这个案子的奏折当中做了这样的一个谕旨。原话说，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诸即处斩。意思就是说戴名世不按照大逆的罪名凌迟处死，减一等改为斩刑，而其他跟这个案件有关的方孝标这个人早就死了。 　　《南山集》一书引用方孝标的著作，戴名世就与方孝标在文字狱的演绎之下居然成为同谋，原本无辜的方孝标竟被糊里糊涂地卷入此案。戴名世在《南山集》中尊称方孝标为方学士。在康熙帝眼里，他就是那个辅佐吴三桂起兵反叛清朝的方学诗。东北方言“士”与“诗”同音，翻译为满文又是同一个字。康熙帝一时判断错误，使其全家都遭受牵连。 　　那么因为他也跟这个案件关系密切，所以认定为要撮尸，就是人死了，要焚尸扬灰。那么古时候他实际上有这样一种传统，我们说中国人是讲求土葬，也就是说，人死了也要求有全尸。为什么要如此地违背民间的这些习俗呢？为什么对死人如此地孜孜以求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在这样一个案件当中表现出来的，在统治者看来，对这个朝廷、对这个天下毒害太大，你这个人死了，都死有余辜。你如此有毒，所以一定要把你尸体都毁掉，免得按照民间的说法，你借尸还魂，贻害无穷。因此要焚尸、要扬灰，要让你永远不得反复。 　　方孝标的三个儿子，按照这种大逆律的罪名，也是应该被连带处斩的。康熙皇帝在这个谕旨当中也特别规定，也从宽免死。只是把他们的家人，发往黑龙江为奴。 　　而其他像方苞，还有牵扯到跟戴名世生前有诗和文字往来的这些朝臣都免役。也就是都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了，只是把这些相关人员的这些家人改为一个处罚叫入旗，也就是给旗籍的人做官奴婢。 　　对这样一个处理，我们说，总的讲，他还是比较宽缓的。虽然《南山集》一案定的罪名很重，这样到了二月的十号，戴名世就被赴市曹，执行斩决。 　　史书上说，到了这一天，戴名世的家人都很慌恐，没有什么人来。而恰恰是一个比较尊崇戴名世的人，叫杨千木，他和戴名世同车到了刑场，来为戴名世收尸。也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方苞，最后在给这个杨千木，在他死后做的墓志铭里边，记述了这样的一笔，说这样的一个义士他不必风险为戴名世收尸。日后戴名世的弟弟把他哥哥的尸体装殓之后，拉回到了安徽的老家，这个案子就算完了。 　　十几年后，雍正皇帝继位，他继位之初，就对这个案子做了修正，雍正帝当年曾说过这样的话，说他的父亲康熙对这个案子的处理里边涉及到的这些内容，雍正帝认为，用以定罪的这些语言文字，实非臣所宜言，也就是真是做臣子的不该说，但是也真是没有什么反逆的这样的一些情状，所以雍正当了皇帝就颁了一道旨意，把当年被罚没入旗的人，都准许他们还籍了。 　　《南山集》一案，它体现的这种文字狱对后来的中国的士大夫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南山集》一案它还给我们揭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能够通过一个人的一些文字就能够给他论刑定罪呢？ 　　主要的就是中国传统法律里边认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论心定罪”的原则。这个原则说来很古老，在汉代的时候，当时随着儒家思想被广泛地采纳，人们曾经在具体案件的审理当中，运用一个原则，叫做春秋决狱，春秋是什么呢？ 　　比如今天我们在路上碰见个老者，我们要跟他搭话，我们怎么说，说老头儿你多大了？这简直没有礼貌，你该怎么说？你应该说老先生，春秋几何啊？老人家就不会说，说什么春秋？都冬天了。他肯定知道你在问他的年龄，所以春秋的本意是指一个年代，以后又引申为一段历史。 　　也就是在秦统一之前，有春秋战国，春秋在当时又往往被用为是当时那些诸侯国的国史的一个称谓，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为自己修史，史书的名字就叫做春秋。又由于孔子做鲁国的春秋，孔子又是儒家的代表，所以说到了汉代，人们就把这部孔子曾经删修过的春秋，视为儒家的经典，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汉代的法律。 　　《春秋》是孔子晚年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其特点是文字隐晦，便于穿凿附会，随意解释，十分适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 　　春秋决狱就是指在判案时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罪行及适用法律的根据。 　　春秋决狱为汉代统治者所提倡，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 　　“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原则是“论心定罪”。这就是说，如果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罚。相反，如果犯罪人的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的“忠”“孝”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 　　春秋决狱有什么特点呢？后来在汉代的另一部书，《盐铁论》里边有这样的两句话，叫做志善而违于法者，免。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心地善良，哪怕他的行为有冒犯、触犯法律的地方，也应该得到宽免。第二句话说，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心地险恶，哪怕他的行为刻意地不触犯法律，对这样的人一经发现，也要严加诛求，这就是我们说的“论心定罪”。 　　也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罪过，不仅仅看他的外在行为，还看他的主观恶性。在今天的刑法理论上，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定犯罪的原则，但是在古代，我们说这要两方面地看。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值判断过分地来使用，春秋决狱，就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历史上，留下了好坏的两种结果。 　　在汉代春秋决狱，论心定罪，体现了儒家的另一种价值判断，叫做罪止其身。也就是你这个人，主观上有罪恶，你才应该承担罪责，那么它客观上就限制了，秦律以来那样一种告广为株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他对族株缘坐起到了某种的限制。可同样的一个“论心定罪”，它也为我们所谈论到的这种文字狱开了一个理论上的先河，也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罪过，不在于你有没有行动，你仅仅有了言辞，人们就可以据此分析，你主观上有没有恶意，你主观上有了恶意，就可以认定你罪在不赦。 　　汉武帝的时候就有个罪名，叫腹诽罪，这就是说一个臣僚，哪怕你在肚子里，对当朝不满意，也可能被追究、被认定有罪，这些都对后来文字狱不无影响。 　　那么说到文字狱，我们不能不看到，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如此谈论文字狱的时候，分明我们已经离那个造成文字狱的年代是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谈论它，就是我们要从中汲取这些历史的教训，认识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从而永远地避免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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