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到清的歷史轉折

祝融 · 发表于 2007-2-28 12:04:25

——明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清在強盛中走向僵化封閉
 
毛佩琦　　
 
怎樣認識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中國為什麼從先進走向落後，一直是史學界乃至國人關注的重大問題。許多人熱中于抨擊明朝的腐敗，同時也熱中於稱頌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談論這兩個事實，似乎並沒有找到中國走向落後的病根。而將明代中後期與清朝前期聯繫起來觀察，人們則不難從眾所周知的事實中看出問題的癥結。解體中的明朝給新事物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強化的清朝統治卻阻斷了前進的步伐。
 
一
 
《明史.神宗本紀.贊》上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明朝到萬曆後期，各種衰敗的徵兆已經盡行顯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黨爭的激烈，都使政權處於失控狀態。從根本上看，這時期傳統經濟已發展到頂峰。新的經濟因素已開始腐蝕著固有的社會紐帶。與此相適應的是思想上的離經叛道和社會生活的放縱頹廢，都加速了明政權的崩潰。
 
但是，無庸置疑的是，中國依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經濟上，發達的農業手工業處於領先水準，不僅為國內商業活動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基礎，而且支持了強勁的海外貿易。明帝國在通海勢力的強大壓力下逐步放開海禁。中國在海外貿易上顯示出雄厚的實力。中國是當時東方海上貿易的重要角色。據統計，15世紀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約100萬度卡（ducat）約合 32000公斤白銀運到遠東，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國。日本1599年—1637年間共輸出白銀5800萬兩，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國。聯繫到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明朝自正統年間承認白銀流通的合法，到萬曆年間推行一條鞭法，白銀已成為普遍的價值衡量尺度。國內市場的發展，造成白銀短缺，供不應求，萬曆年間的採礦熱正反映了這種深刻的社會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義勢力東來，中國與西方殖民主義也開始了在軍事上的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先後開始了向中國沿海地區的擴張。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來到中國。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帶兵到廣東沿海，企圖用武力打開通商大門。嘉靖二年（1523年），明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在新會縣西草灣截擊葡軍，生擒42人，斬首35級，俘被掠男婦10人，獲其舟2只。余賊米兒丁等“複率三舟接戰”，明軍火焚先所獲舟，王應恩死之，餘賊亦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軍在浙江巡撫朱紈、副使柯喬、都司盧鏜等人率領下圍攻侵佔福建詔安馬溪的葡萄牙海盜，使之受到重創。萬曆三十二年（1549年）荷蘭殖民者侵略澎湖失敗。天啟二年（1622年），荷印總督率軍犯澳門被擊敗，北上一度佔據澎湖，天啟四年（1624年）被明軍擊退，後荷軍佔領臺灣。
 
1661年，鄭成功率軍攻克臺灣，荷軍投降。這期間，鄭成功建成了一個海上軍事政治集團。其時，中國人是無可爭議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穩定的指揮系統，能迎戰歐洲人在遠東強有力的擴張行為”。儘管明朝作為一個政權，本身已經開始衰敗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勢力，尚不足以與中國的總體實力相抗衡。
 
在環球大視野上觀察中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當代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考察了1500年以後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繫之後，得出結論，認為在現代早期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處於中心地位的不是歐洲，而是亞洲，是歐洲被吸收在一個早已存在的以亞洲為中心的體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認為，中國是亞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間中國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
 
長期以來不論是學術界還是一般輿論，對於明政權的腐敗和社會的解體深惡痛絕,批評有加。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觀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種結論。所有造成明政權和社會解體的因素，都是與傳統觀念相衝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積極的因素，由此顯示了社會進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經濟的活躍和重商主義的抬頭使根植於小農經濟的一切傳統觀念受到挑戰。明政權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戶籍制度、黃冊制度、賦役制度——與以前歷朝大同小異——漸漸失靈。經濟的發展水準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後期的情況而言，中國社會已經明顯地表露出向近代轉型的徵兆。
 
作為高層次的意識形態，明中後期，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發生動搖，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逐步發展起來，人的主體意識增長。心學提倡自我，蔑視權威，提倡社會相對平等。傳統的價值觀念、教條受到挑戰。由於明朝政權的腐敗，統治機器的鬆動，對社會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現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這樣的皇帝。這對傳統政治是一種瓦解。但政權控制力的減弱，卻給反傳統事物的發展留下了縫隙。新鮮事物和獨立思想所受到的壓力減小了。萬曆年間，皇帝長期不理政務，朝臣的大批奏章被棄之不顧。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其中針對時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膽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壓、統治嚴密環境下的產物。皇帝的不聞不問，鼓勵了言官們的聲勢。這恰與心學的發展、與市民文化的興起匯成一股潮流，對傳統思想造成了衝擊。
 
在知識階層，主體意識更加高漲。各種各樣的集會結社普遍出現，強烈要求參與政治、干預社會生活。繼東林黨之後，複社成為全國性的龐大的政治性社團。它具有完整的組織和明確的主張，帶有一些近代政黨的意味。他們那種“品核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的精神，給晚明社會添加了一層鮮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推動明代社會進步的又一力量是國門打開後大量異質新知的湧入，在傳統的社會思想和意識形態中打入了楔子。伴隨著西方傳教士的來華，開始了西學東漸的過程。
 
在傳入中國的西學中，地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等人帶來的世界地圖《萬國全圖》，使中國人第一次瞭解到在中國以外遠西諸國的情況，知道了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亙古以來的中國中心觀念受到猛烈衝擊。耶穌會士義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職方外紀》，介紹了歐洲文明，使中國人知道在中國之外，還有古老而優秀的文化，促進了中國有識之士放開眼界追求新知的態度。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先進知識階層，敞開心胸，廣泛吸納外來文化，在傳統中華文明中添加了新鮮血液。為了富國強兵，徐光啟更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精彩思想，使中國人在接納新知時，有一個很高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崇禎皇帝的態度。當時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內憂外患，已成積貧積弱之勢。為挽救明朝的頹勢，崇禎皇帝也在聽取和採納西洋人的意見。傳教士義大利人畢方濟，為了“仰佐中興盛治事”，上書明廷出謀劃策。他說：“思所以恢復封疆，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一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購西銃以資戰守。”不管畢方濟本人還有什麼其他目的，看來他“仰佐中興盛治”是出於誠心的。但是，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將西方的價值觀向古老的東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將會全面吸收當時的科學技術，將會興辦與西方同樣的礦業，將會開展與西方同樣的貿易。這無疑將會使中國出現一番新的景象。崇禎皇帝對這類建議採取了開明的態度。他同意徐光啟的請求，讓羅雅穀（Rho, J）、湯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參較，開局修纂”曆法，“指揮督造戰炮”。他“旌湯若望勤勞，賜金字匾額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頌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國官紳士商，鼓樂放炮，排導歡迎”。崇禎皇帝還下令再次開放了海禁，並讓劉若金伴住畢方濟於海上，“商議澳舶事宜”。如果歷史假以時機，崇禎皇帝的這些做法是可能產生深刻影響的。
 
整個明朝時期，文藝復興浪潮全面席捲歐洲，歐洲社會普遍發生變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歐洲宗教界中反對路德新教改革的勢力成立了耶穌會，他們致力於復興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勢力向海外拓展。耶穌會士把興辦學校、傳授科學技術等作為傳播宗教的手段。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於1582年（明萬曆十年）來到中國澳門，1583年來到廣東省香山縣。他以“易佛補儒”之說打入中國上層社會，以他擁有的自然科學知識與中國的知識份子接近。
 
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技術幾乎包括了可能的各個領域，數學、天文學、地理學、測繪學、機械製造學乃至於音樂、繪畫、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7月，耶穌會士比利時人金尼閣（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攜帶7000部西文圖書來到澳門，除宗教圖書外，大部分都是有關科學技術的圖書。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體運行論》、開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雖然這些圖書未能全部譯出發揮影響，但也足以顯示西學東來的強勁態勢。
 
問題在於，為什麼當時西學可以在中國傳播，可以被中國知識份子接受？
 
這就需要我們回過頭來考察中國當時的情況，考察中國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準。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備適當的土壤和接受條件，這種外來文化是無法立足的。西學東漸之所以成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程度的本身。具體地說，中國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面臨轉型的邊緣，中國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動力提出了接受新鮮事物的要求。西學東漸是中國科技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即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和實學思潮蓬勃興起的大背景下的邏輯發展。
 
明代傳統的科學技術，雖然還沒有發生重大的革命，但當時幾項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國科技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國科學技術在原有軌道上的發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點的逼近。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一部偉大的農業、手工業技術的百科全書，全面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科技水準。明代當時已經採用火藥爆破法開礦，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礦中的毒氣；使用焦碳煉鐵；在冶金中廣泛採用活塞式木風箱鼓風；用木鐵結構機車運送礦料。在紡織等行業的手工工廠中，機械使用已經很普遍，手工製造的機械已經相當複雜。中國和歐洲在手工技術方面的水準是相近的。在傳統醫學中，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後的達爾文用來證明他的物種進化理論。王履《醫經溯回集》指出了瘟病與傷寒的區別；吳有性《瘟疫論》對傳染病作了專門研究；陳實功《外科正宗》說明當時已經能吻合切斷的喉管。嘉靖年間，為預防天花，已經發明了種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學上，朱載育以其新法密率實現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響了整個近代音樂的發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遊記》，對熔岩地貌進行了廣泛的實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盤的廣泛使用，《九章演算法比類大全》和《算法統宗》都標誌著計算技術的進步。
 
耶穌會士利瑪竇曾這樣稱讚中國的天文學水準，他說：“他們計算日、月食的時間非常清楚準確，所用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這些人從來沒有和歐洲人交往過，完全由自己的經驗獲得和我們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驚奇的事。何況我們的成績是與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清朝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李明（Le Comte,L.）參觀過北京觀象臺後，引用另一位耶穌會傳教士的話說：“這些銅制機器已經製造七百年了，在這個碩大城樓平臺上也存放了幾個世紀，可其式樣仍顯明亮清晰，就像是剛鑄造的一樣。無論是存放地點的宏偉，還是機器設計製造的精美，遠非歐洲人所能比……總之，中國以此顯示了他們的全部科學和富庶，這足可讓那些無此等設計製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愧。”
 
英國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認為，徐光啟的思想方法上醞釀著近代科學的傾向。他說：“當十六世紀末，利瑪竇到中國同中國學者討論天文學時，中國天文學家的思想（這保存在他的談話記錄中），今天從各方面看來，都比利瑪竇自己的托勒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式的世界觀更為近代化一些。”中國學者同樣認為，“徐光啟的哲學思想及方法論是遠遠超出當時和他往還的西方傳教士之上的。他應該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時代的利瑪竇等人而是和他同時代的培根伽裏略和笛卡爾相提並論。”
 
正是因為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有了這樣的成就，在中國知識界中就有一種將其向前推進的動勢，就能夠以開放的、平和的心態去接納異質的但是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
 
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學方面，徐光啟、李天經與傳教士共同編制的《崇禎曆書》中，採用了第穀.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體系，介紹了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統，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開普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資料和資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雖然由於傳教士的偏見，他們沒有講到哥白尼的宇宙體系，沒有及時介紹開普勒太陽系行星運動定律的偉大發現，但《崇禎曆書》已突破了中國傳統天文學的範圍，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計算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際使者》一書寫成5年後，就被陽瑪諾(Dia ,E) 以《天問略》的形式介紹到中國。《崇禎曆書》中介紹的“太陽諸星如磁石與鐵”，距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發表也不過10年。歐洲礦冶技術的經典《礦冶全書》也被迅速介紹到中國來（阿格裏柯拉Agricola,G《礦冶全書》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1638年由湯若望、李天經譯成中文）。數學在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中佔有重要地位。徐光啟與利瑪竇于明萬三十五（1607年）將《幾何原本》前6卷翻譯完成，李之藻與利瑪竇合作譯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過對西方數學著作的介紹，輸入了西方的數學觀念，使中國人認識到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徐光啟說：“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這是一種與傳統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學觀念。可以說中國科技已經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轉化的準備。而這時，有一個使中國學術與世界科技同步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與此同時，在中國和西方之間，也開始了一個東學西漸的過程。在西方一些先進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國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會所體現的進步的人文精神是無與倫比的。一些人對中國文化崇拜得五體投地。1621年英國出版了一部奇書,伯頓（Robert Burton）的《憂鬱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書中有三十多處提到中國，特別讚揚中國人民的勤勞整潔，彬彬有禮，讚揚良好的中國政府以及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作者寫道：“他們從哲學<ST1:PERSONNAME productid="家和">家和</ST1:PERSONNAME>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的高尚……”在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國志》（1642、1643年先後以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在歐洲刊行）中介紹了當時中國各方面的情況，他說：“任何行業的人，因從中讀到一個如此機智民族的計畫、管理、和實施都將受益非淺。”眾所周知，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國文化的啟示。也就是說在人文和思想領域中國與西方也沒有大的差距。

祝融 · 发表于 2007-2-28 12:06:14

二 清朝在明朝內憂外患中乘虛入主中原，憑藉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機器和組織嚴密而又生氣勃勃的八旗軍隊，奪取了在全中國的統治權。它沿用了明朝的統治模式同時又加進了滿洲固有的統治手段和統治經驗。建立了以絕對皇權為中心的強大的專制主義政權。儘管清朝的統治與明朝有所不同，但從根本上看，是對傳統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進行了整合，是將在明代已經解體的體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輛即將廢棄的破車，使之繼續運行，延長使用。 不僅如此，清朝政權與明朝相比更帶有保守性和封閉性。特別是在國內叛亂得到平息，邊疆地區包括臺灣實現統一後，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它的保守性和封閉性表現得更加明顯。 隨著清朝絕對君主權利的確立，晚明以來“離經叛道”的思想逐漸銷聲匿跡。到乾隆朝，文治達到鼎盛，思想禁錮也走向極致。其主要表現，一是文字獄，一是寓禁于修的大規模圖書編纂活動。 文字獄前人論述甚多，不必重述。 關於大規模圖書編纂活動，則要多說一句。在說到“康乾盛世”時，時人往往會盛讚“四庫全書”的編纂，稱其規模宏大，保存文化典籍，功垂千秋云云，而不提或少提它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在“四庫全書”編纂之初，乾隆帝就對各地官員在徵集書籍時，或者不明白乾隆帝的意圖，或者有意隱匿或保護一些圖書的做法表示不滿。他說：“自應將可采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毀，將書名奏聞”“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也就是說，禁毀“違礙”圖書從一開始就是乾隆帝的一個主要目的。眾所周知，結果是在四庫全書編纂中有大量圖書被禁毀。著名書商孫殿起在其《清代禁書知見錄》中說：“在於銷毀之例者，將近3000余種67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當時對舊籍之追繳銷毀與四庫開館相始終。”許多禁毀圖書現在已經無法見到了。清代的禁書對中國文化的破壞是空前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四庫全書”的纂修毫無功績可言也似無不當。 既然清代統治者不准人們思考，那麼，知識份子只能鑽入故紙堆了。於是所謂“乾嘉之學”大興。乾嘉之學的輝煌多少帶有一點慘澹和悲壯！須知正是在這時，西方社會在長足進步。而中國卻在滿足於地大物博、天朝大國的虛驕心態中“萬馬齊喑”，裹足不前。 在中華帝國裹足不前的時候，西方取得了哪些進步呢？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英國，在紡織領域，凱伊發明了飛梭，產業革命從此開始。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同樣在英國，哈格利夫士發明了新式紡車，即著名的珍尼紡紗機。乾隆三十八年（1768年）阿克來特發明了新式紡織機。新的機器使紡織效率提高了40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使產業革命在動力上出現了革命性的進展。 其後，蒸汽機不斷得到改進，並在機車、輪船等許多方面得到普遍應用，使歐美地區的勞動生產率飛速提高。 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全面近代化，各個學科體系逐漸完成，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知 識變成了科學。”在思想領域，法國啟蒙運動蓬勃發展，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的思想閃爍出耀人的光彩。接著，合乎邏輯的發展，就是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北美的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起義，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美國宣佈獨立；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發表《人權宣言》，1792年法蘭西共和國成立。 大清帝國對域外的這些情況完全不予理睬。法國人佩雷菲特說（Alain Peyrefitte）：“正當歐洲人從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復過來，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緩慢進程，從18世紀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門時，中國卻發生了靜止不動的通諭，正當人類冒險在世界範圍展開之時，中國人卻帶著自以為優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閉起來。” 清朝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殘明的反清勢力還很活躍，特別是鄭成功以臺灣為基地的複明活動，給清朝造成很大威脅。清廷一再下令遷海，切斷大陸地區與海外的聯繫，以斷絕鄭成功的供應。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的敕諭說道：“海逆鄭成功等竄伏海隅，至今尚未剿滅，必有奸人暗通線索，貪圖厚利貿易往來，資以糧物，若不立法嚴禁，海氛何由廓清？”雖然，在臺灣統一後，清廷一度開放海禁，但這種情況維持不久，清朝再次對海外貿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間，湯若望教案發生後，洋教的傳播開始受到限制。特別是在清廷與羅馬教廷發生禮儀之爭後，不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受到限制，而且洋商與中國貿易的態度也更加嚴厲。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下令禁止南洋貿易，到雍正五年（1727年）禁令曾經被廢除。乾隆二十年（1757年），清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二十四年，清廷又根據兩廣總督李侍堯的建議，不准洋商在省內過冬，間有過冬者，只限在澳門居住。洋商到粵，要求命令在當地寓居的行商對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內地民人借領洋商資本貿易，禁止洋商“雇倩漢人役使”、雇人傳遞資訊。洋船停泊處，酌撥營員彈壓稽查。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George Lord Mccartney）來到中國，在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皇帝，提出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請求。乾隆帝說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對英國的請求予以斷然拒絕。須知，這些嚴厲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發展到極盛時採取的。 追尋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的原因，清廷的妄自尊大，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清廷在與洋人接觸中心懷恐懼。這時的清廷，並不一定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國內百姓。我們不妨引用一段馬克思的話，他說：“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17世紀的大約前半個世紀裏即在中國人被韃靼人（指滿洲人）征服以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狹隘的防範心理，使清朝統治者不可能有開放的胸懷。清朝嚴厲的閉關政策，不僅使中國自絕於世界大潮之外，而且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 同時儘管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清朝卻固守著天朝大國和世界中心的思想。以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為代表的清廷上下對世界的無知到了驚人的程度。在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乾隆皇帝向英國使臣宣稱，“天朝威德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他在記載馬戛爾尼來華一事的詩中，又說：“此次使臣稱，該國通曉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測量天文地圖形象。 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臘尼大利甕’一座，效法天地運轉，測量日月星辰度數，在西洋為上等器物，要亦不過誇大其辭而已。現今內府所制儀器，精明高大者盡有此類。其所稱異物，只覺視等平常耳。” 在清廷看來，英國不過是一個蠻夷小國。在它的眼裏，只有近夷和遠夷之分，英國是遠夷，是梯山航海前來匍匐朝貢的紅毛夷。所以，馬戛爾尼被稱為“英吉利貢使”，他所攜帶的禮物均被稱為“貢物”。清朝官員要求英國使團像一切其他國家的使團一樣，對清朝皇帝施跪拜禮。直隸總督梁肯堂在給乾隆皇帝的奏摺中說：“臣見皇上威德遠播，聲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輸誠入貢。當航海獻瑞之時，正禁旅凱旋之候。熙朝盛事，亙古罕聞。臣不勝踴躍歡忭之至。伏查該使馬戛爾尼既由天津進口登陸，處履中華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賞，以勵其向化之誠。”當然，在英使拒不就範，表現出並無“向化之誠”的時候，清廷就減少或停止了對英國使團的“賞賜”供給，以示懲罰。乾隆皇帝下諭：“（英使）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此亦駕禦外藩之道宜然。”這些在今天看來十分可笑的話語，中國自周朝以來使用了幾千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如此紛繁複雜，中國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已不再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天朝大國。清帝國面對的是一個不可一世的海上強國。清朝的驕矜出於對世界形勢的無知。也正因對世界的無知，才越加保守和不思進取。 與此同時，與明代後期科學技術朝氣蓬勃的開放態勢不同，清代的科學技術倒退回“西學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 順治、康熙時期，清廷對西方傳教士的利用，是從維護皇朝統治出發的。與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與西方傳教士的接觸。明朝時期由民間推動的自下而上的與西方傳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擁有技藝的西方傳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宮廷侍從，成為天朝大國太平盛世的裝飾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國人白晉（Bouvet,J 1656-1730，1687年來華）、雷孝思（Regis,J-B 1663-1738，1689年來華）、杜德美（Jartou,P 1668-1720，1701年來華）等參加測繪的《皇宇全覽圖》，在完成後，就被收入內府密藏起來。由傳教士巴多明（Parrenin ,D1665-1741）奉命寫成的人體學講義《欽定各體全錄》卻被認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轂成、何國宗等編纂的〈〈數理精蘊〉〉一書，介紹了自晚明以來傳入中國的幾何學、三角學、代數和算術知識，但數學家們卻宣稱：這些西學 “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流傳。三代盛時，聲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週末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也就是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西學源于中學。“西學中源”成了眾口一詞的流行說法。這種“西學中源”說頗可使“天朝大國”的驕矜心理得到滿足，但它卻導致故步自封，導致對新事物蔑視和拒斥。 肩負重要使命的馬戛爾尼在其使命受到阻力時，企圖試用他對科技進步的熱情吸引對方，這是耶穌會士利瑪竇在200多年前使用的故伎。但是，清廷上下卻對此無動於衷。 滿洲貴族與一部分漢族士人對西方傳教士的活動充滿猜忌。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爆發了湯若望教案。“徽州府縣民楊光先年六十八”上書攻擊湯若望，“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且于《時憲曆》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毀滅我國正教，惟有天數獨尊”。他指責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是詛咒清朝短命，指責在曆書上注明“依西洋新法”是不尊清朝正朔。楊光先的行為受到了清廷的鼓勵。 楊光先被“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欽天監正”。楊光先有恃無恐，更大膽地說：“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楊光先等人的愚昧偏執，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在後來的天象測算比試當中，楊光先等人的測算“逐款不合”，耶穌會士南懷仁等人的測算“逐款皆符”。雖然這一次湯若望得到了昭雪，但在以後的事件中，西方傳教士們還是被趕出了國門。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羅馬教廷解散了耶穌會，由傳教士傳入西學的過程也就停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穌會的活動得到了恢復，但西學東傳卻一直沒有恢復。 事態發展的結果顯然已經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國在世界上將逐漸落伍，以至被動挨打。 英使馬戛爾尼在訪華之後得出結論說：“清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般幸運的、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它勝過其他鄰船的地方，只在它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英國人已經看出了清帝國外強中乾不堪一擊的本質。當清帝國緊閉國門，一再拒絕開放的時候，英帝國主義者便決心用炮艦打開中國的大門，而大清帝國則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敗和屈辱。 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趨解體的舊制度得以維繫和延續，新事物的萌芽、鮮活的思想和開放的態勢均遭到扼殺。因循守舊，故步自封，既不求創新，也不求進取。中國失去了一次融入世界與先進國家同步發展的機會，最終淪為衰敗的大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要在最後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買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關於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或者中國社會發展遲緩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在從哲學或文化層面尋找答案。其實，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甚至是影響歷史走向的事件，也不乏是偶然的。越把它放到長的歷史時段上看，就越會發覺是這樣。世界上各個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一個時期一些國家走到前面了，一些國家落到後面了，但若干年後，情況又會發生變化。如果就認定哲學或文化決定論的話，那麼，先進國家將永遠先進，落後國家將永遠落後，而歷史事實並非如此。 最後，要講述一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帶有象徵性又很有戲劇性的細節。明朝徐光啟與利瑪竇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完成是在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徐光啟在《跋幾何原本》中寫道：“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 清朝李善蘭與西洋人偉烈亞力翻譯《幾何原本》後幾卷完成，是在清咸豐七年，丁巳（1857年）李善蘭在序中說：“自明萬曆迄今，中國天算家願見全書久矣。”算起來，這中間相隔整250年。 明朝徐光啟以利瑪竇《坤宇萬國全圖》為底本刻印《兩儀玄覽圖》是在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清朝魏源在林則徐的支持下編制《海國圖志》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這中間相隔239年。這大約250年，正是清朝從建立走向極盛的250年，也正是中國從先進走向落後的250年。中國已經失去與西方平等對話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挾其炮艦之利再次扣開中國國門。 大文豪 <ST1:PERSONNAME productid="魯迅">魯迅</ST1:PERSONNAME>先生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仿佛覺得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這段話影響甚遠。 然而，明朝末年不是“衰弊陵夷之際”嗎？清康乾盛世不是“魄力雄大”嗎？但是，我們看從明朝到清朝的歷史卻與<ST1:PERSONNAME productid="魯迅">魯迅</ST1:PERSONNAME>先生的論述有所不同。如哲如聖的<ST1:PERSONNAME productid="魯迅">魯迅</ST1:PERSONNAME>先生之論，也不無可議之處。 明朝在衰敗中走向開放，清朝在強盛中走向封閉。這真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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