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家与齐法家——道不同，不相为谋

齐周子御

易中天先生如今在百家讲坛大谈“百家争鸣”，我曾在《解放日报》拜读其对战国诸子的评论，深感若掌握主流媒体的学者不以人道主义的态度评述历史，则遗毒无穷。易先生对秦法家非常赞赏。然而，秦国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出于三晋，但为东方六国民本思想所不容，又不能说服君王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对手争鸣，才不得不投奔秦国）实开反人道之先。

       张广志先生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文史知识》2005年第12期第7页）一文中说道：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说，据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那场深刻社会变革立论持说，是其高明之处，但他们仍无法说清为什么由井田制土地公有向土地私有制的演变和作为税制改革的‘初税亩’的施行必然意味着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变。还有，商鞅变法明明是促进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加剧贫富分化，从而进一步促进奴隶制向前发展的，可在这派学者那里，却一变而为打击、废除奴隶制的改革了。这些，都是战国派无法自圆其说的。”

        张广志先生这样评论郭沫若所谓“奴隶社会”的史学观点：

      “如郭沫若等，深知没有足够数量的奴隶是构建不了中国的奴隶社会来的，于是，便开始了把中国古代‘众人’、‘庶人’等基本生产工作者普遍予以奴隶化的过程。如谓：‘周人对待这些种族奴隶是比较自由的……让他们耕种着原有的土地而征取地租，征取力役’，‘有时狡猾的奴隶主还可以把一小片土地给予耕奴，并让他们成家立业’（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27—28页）。众所周知，奴隶是既无自己的经济，又无自己独立人格的‘会说话的工具’，而郭沫若等却硬要把古代‘比较自由的’，‘耕种着原有的土地而征取地租，征取力役’，可‘成家立业’的‘众人’、‘庶人’说成奴隶，这样做固然可以十分便当地在中国建立起比希腊罗马还要希腊罗马的超级奴隶社会来，无奈这种靠着放宽、松动奴隶的定义、标准把中国古代广大并非奴隶的生产工作者普遍予以奴隶化的办法，不惟于理难通，也有违于起码的历史真实。”

        反观历史，秦国法家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实际是当初的政治需要，其实自秦代以后便不存在什么“儒法斗争”。我阅读过韩非子的著作，他将一切民本、仁爱之君主视为蠢才，认为他们无能，不懂玩弄权术来消灭对手，不懂利用权势控制和驾驭百姓。然而，商鞅、韩非、李斯终究为自己所害，都是可悲的结局。商鞅出逃欲投客舍被拒，哀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李斯教唆秦始皇焚书坑儒，最终却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为临刑遗言。而不可一世的秦二世最终的梦想也不过是“与妻子为黔首”。秦国暴政毁灭了民本、仁爱，也毁灭了自己……

        那些肆意吹捧秦法家的“学者”们，却忘记了还有另一批截然不同的法家人士——齐法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曾这样评述齐法家与秦法家的不同：“齐法家于重农之外，也兼顾工、商业的生产。……表现在政治方面，管仲称士、农、工、商为‘四民’，承认工商业者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商鞅只重视耕、战。韩非以工商业者为社会中的蠹贼。”

        齐法家没有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成王败寇观念。齐国败了，所以齐国的一切都不被重视。好在齐法家代表作《管子》（托名管仲，实为战国时齐国稷下学宫法家人士所作）幸存至今，我们得以了解那个时代东方华夏国家的治国思想理念。

       在《管子》一书中，不仅有法家思想，还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等诸子思想，并且囊括了当时商界先进的经济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管子》一书体现出浓厚的民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

        张景芬在其《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1期）一文这样引述《管子》的思想：

       “齐政将人‘人’化，关注的是人性，即把人看作是有欲望的血肉之躯，顺应人的‘四欲’：‘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为政之要，在于‘令顺民心’，知‘予之为取’，‘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子·牧民》）”

       “民众‘趋利如水走下’，所以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管子·枢言》）”

        齐法家能有这样的认识，在于齐国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各种学派在长期的争鸣与交流中彼此互相影响，不断完善，不断进步，先进的思想闪耀着光辉。而那些吹捧极权者不能在自由社会一逞野心，只能投奔封闭极权的秦国。极权统治下的秦国民众的心态在关东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秦国百姓“甚畏有司而顺”（荀子语），与齐国民众动辄否决政府决策形成鲜明对比。历史常常是无情的。在冷兵器时代，野蛮和愚昧往往能战胜文明。重视商业、爱惜民力的关东六国经不起秦国的战争折腾，痛苦地消失在血泊之中，诸子百家的时代终结了。秦国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的极权统治要使天下百姓都“甚畏有司而顺”，于是便有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劣根性”。

齐鲁风

齐文化有海洋文化的特点，自由而开放，在政治上有从众的民本传统，在此环境下孕育出的齐法家、齐公羊学、齐黄老道，均有不同于三晋的恢宏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