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與戰爭

齐鲁风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這段話出自《荀子•議兵》，此篇是荀子對軍事看法的集中論述。陳囂是荀子的學生，誤認為仁義以愛人循理為本，而戰爭以殺戮爭奪為務，二者不能兼得，故有此問。荀子的解答，未從戰爭本身的殺戮入手，而以戰爭的正義性立論，使我們認識到仁義與戰爭也有統一的一面，可以說，這個觀點是儒家代表性的戰爭觀。

        仁者愛人，所以會憎惡別人有危害仁愛的行為，義者遵循道理，所以會憎惡別人搞亂道理的行為。儒者之師是用來禁暴除害的，出師討伐邪惡暴虐的政權，正是行仁義的表現，儒者以仁義為本不是反對戰爭，而是要站在正義的立場上。那么，反擊外來侵略當然是正義的，也是仁義的，孝於家族，忠於國家，仁義是順乎人情的，看著自己的民族遭受侵略而不去阻止，這樣的態度又有什麽人情可言。甚至有人提出過，儒家面對日本侵華是否會反抗，是否會殺掉日本人，還質疑殺掉日本侵略者也是不仁義，這種看法是十分可笑的。

        很多國人把中國近代落後的責任推到儒家身上，責備儒家導致中國喪失血性，儒家軟弱沒有骨氣云云。他們以近現代中國的軟弱，想當然的認為古代中國也軟弱，更荒謬的認為古代中國即便強大也受人欺負，卻對尊崇儒家的漢唐之強大視而不見。其實，在宋代以前的中國是個相當熱衷于戰爭的國度，以至於它頻繁的開疆拓土戰爭導致百姓的反抗和士人的批駁。宋代立國之時，周邊的異族政權如契丹、大理、黨項已成氣候，且失去了幽雲十六州及燕山這個對中原地區至關重要的屏障，五代十國的后遺癥導致在國防上無法打破被動的格局。不過我們要看到，蒙古人興起的時候，文明世界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蒙古騎兵所到之處，弱者迅即蕩滅，強者不過數年，而南宋在北無險關可守內無良馬可用的前提下，足足抵抗四十餘年。

        兩宋以來，漢人血性被消磨殆盡，這個責任不應全部推給儒家，更應從華夏的佛教化過程中尋找根源。中亞的和尚自認為不用抵抗，一任回教徒殺戮自己，終究能將對方感化，可和尚被殺戮一空也沒見回教徒被感化，整個中亞世界淪為回教的地盤。佛教中國化后雖然不能完全脫離自有理路，中土僧人亦不會任人羞辱捨身飼虎，反而能產生「我佛揚善亦懲惡」的認識，正是儒家風骨的浸潤。

        《尚書•禹貢》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这里的「綏服」是指服從華夏文明之化最外的地區，再往外的「要服」和「荒服」便是野蛮人的地方了，三百里和二百里都是約數用法。孔安國注曰：「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意思是說，華夏自己的地區要興文教，提高文明程度，而華夏邊疆地區就要準備好足夠的武力，以捍衛文明世界的安全，防範蠻夷的入侵。所以說，保衛文明的果實，防範野蠻的破壞，存道德，禁蠻力，同樣是仁義，而且是站在國家與民族角度上的大仁義。

        荀子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議兵時亦強調「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的軍事觀。王道之師不侵略別人，但一定要防範可能的入侵，掌握和平話語權的前提是自己擁有強大的武力，而不是忽視軍事幻想和平。《左傳•成公十三年》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修身齊家是小仁義，治國平天下是大仁義，為國執政，而不重軍事者，非真儒也。

                                         齊魯風，撰於己丑年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