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宗论】先秦诸子思想新辨与青年价值观 ——“诸子”治学、治业、治人、治世

龄草缘道

【提纲】先秦诸子思想新辨与青年价值观

——“诸子”治学、治业、治人、治世

【论文行文纲要与关键词立论重点一览】

一、综述【论文概述与诠释】

综述主旨：在思想的概念与定义中，不存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谬论，虽然那个时代的思想形式是“百家争鸣”。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推动历史进程、个人文明、社会文明、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发展与革新。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可以概括地说，就是：道不同不相悖。

综述作用：引出百家争鸣最终其实是在互补进程中达到百家相合的最终目的，而这个最终目的其实就是百家一心对于价值观和体系的推动作用。（即道不同不相悖的认同性）

二、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四方面分述：

综述主旨：弘其长，深论述，评其短，补不足；开良思，启新意，明价值，辨今古。

【弘扬百家思想长处，取其思想精华，深入论述各家核心观点所存在的现实意义及其普世意义，评论先秦百家思想中分别存在的短处，用百家中相对长处的优势补其中先秦思想体系的不足及纰漏；开启相对良好的思维模式与处世意义;开启新的理解，寻找先秦百家思维的新观念和新意，明确其中不可变革的核心价值观继续维持先秦百家思想体系的骨骼及其完整性，辨别从古至今所应当变革的细微末节及改变不合理的思维模式与立场观念，重铸新体系当中先秦思想中细枝末节的部分。】

三、先秦百家思想【四家分述】

综述主旨：从当代青年价值观的角度分论儒、法、墨、道四家的优势与缺陷，阐述互补模式完善先秦思想体系。

（1）儒家：【儒家治学观】关键词：

【1】
德治不治人；忠孝不治世。德治、忠孝治人治世曰：妄；德治、忠孝治学曰：正。

【2】
儒家仁义处世治世观宏观微观化为当代青年去功利化治学。

【3】
礼治教条论；礼治约束论；礼治缺陷论及其否定。【引法家观念导出法家治业观】

（2）法家：【法家治业观】关键词：

【1】反对礼制为主要核心，朴素唯物主义为辅助

【2】好利恶害：对事物优劣发展方向做出客观判定及主观推测。给予发展目标以定性。

【3】定分止争：【当代治业思想的总纲领】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4】兴功惧暴：治业之道与其方法运用的核心理念

【5】不法古，不循今的思维模式扩展探讨管理意义，并论证法家思想实用性的局限，及其治人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引出墨家治人论进行充分补足。

（3）墨家：【墨家治人观】关键词：

方法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

（4）道家：【道家治世观】关键词：

【1】无为而治的理论误解澄清

【2】各种思想及方法论运用自如的道家

【3】道家在先秦思想中的高度

【后记】：先秦思想总结运用

【正文】

先秦诸子思想新辨与青年价值观——“诸子”治学、治业、治人、治世
      作者 龄草缘道

一、论文概述与诠释（annotate and summarize the treatise）

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华大地上上演着一场千秋之变，泱泱华夏正是在那样一个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年代碰撞出了专属于华夏文明的智慧火花。这个年代便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段历史中所碰撞出的智慧之火逐渐燃烧成百家争鸣的态势和中华独有的思想理念与体系。基于中华文明的树干就这样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在变革大潮之中逐渐丰满，给予了后代无尽的思想财富，也或多或少的直接抑或是间接地催动中国人的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同时也在各个时期青年人的脑海之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文明烙印。

从先秦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战火年代到秦朝的大一统，从始皇帝焚书坑儒固化思想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进程不仅仅是属于历史的，同样也属于华夏文明与中华思想的进程与发展。我们运用儒家思想治理世事约束社会道德观三千年来，是否想过中华思想体系本应开枝散叶、枝繁叶茂？儒家提倡的道德伦理规范约束不可抛弃的同时，是否思考过同时附加其余诸子思想作为另一股推动进程的助力？曾经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庙，后来又大掀“国学热”的洪流。处于社会中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社会组成又有着怎样的处事变化与观念革新？在行为与思维上，又有着怎样的进步与退步、积极与消极变化？我们对于社会对于时代的个人观念又有着怎样的说辞？因为某种利益上的纠葛又有多少丧失原则的辩解？当青年人处于这股顺逆共生的洪波当中，对于我们青年人价值观的推进与抨击分别有着怎样的影响？青年人的价值体系又应当怎样在人生这条阳关正道上走出个体专属的个性与核心原则？哪些可以动摇？哪些又不可撼动？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给予我们答案，诸子思想亦可以。

在思想的概念与定义中，不存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谬论，虽然那个时代的思想形式是“百家争鸣”。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推动历史进程、个人文明、社会文明、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发展与革新。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可以概括地说，就是：道不同不相悖。

二、儒家治学论（Confucians and Learning Standpoint）

儒家学说最为典型的理论立场便是治学,从《论语》开篇便是“学而第一”之中可见一斑！《荀子》的开章首篇且影响后世深远的名篇便是《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便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这句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原说。《劝学》之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更是被后世奉为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学者精神的楷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论语·述而》诠释“周身皆可为吾师”思想的核心治学观。而韩愈《师说》当中的一句引例：“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阐述了一代教育家、中华民族先师——孔子的求学思想、礼师精神及治学观。《师说》文中一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更是客观综合的阐述了人际之中优良圆缺的存在性和补足性。立论儒家治学观的核心地位。

综合孔子最大的成就和影响力，即“始开私塾，启教育之先河，杏坛讲学的优良学风及学术传统”三点，结合儒家经典核心内容。儒家治学观的可取性是立足百家的优势，亦是诸子百家中对治学观影响深远的先秦百家思想泰斗。而其缺陷性就在于：儒家思想当中很多其他领域的观点都是从教育观、治学观为核心出发作出的立论。这一点上。儒家思想暴露了其缺陷性和偏颇性，也体现了其中一些概念和观念的空旷和思维模式的狭隘。

在儒家思想中存在三点夸大和不切时代的思维模式：即凭借德治、忠孝、仁义三个立足点为出发设想结束乱世，稳定社会。这一点上儒家思想存在巨大的偏颇性和不足性，以先秦史为例：历史发展证明采用法家思维模式在乱世中进行区域治理的秦国先后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就深刻的证实了儒、法两家治理观上的优劣。此三点不足为其一。其二，礼治思维对当时时代发展存在巨大的约束性。以及其对后世教条主义纵深长远等负面影响。但是前者（即德治、忠孝、仁义）在治学观的发展上比在治理观发展上更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而后者（礼治）的缺陷性却也可以作为警醒而挖掘其中不足鉴于后世。

【德治不治人；忠孝不治世】德治、忠孝治人治世曰：妄；德治、忠孝治学曰：正。（德治治人，忠孝治世具有一定的偏颇性。德治、忠孝治人治世的概念太大，任何概念相对较大得事物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会体现其中的空旷性。如果用德治、忠孝集中地丰富儒家治学观，从效果和后世发展上思虑会更恰如其分。）从当代青年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并考虑当代青年的思维模式，与青年关系重大的社会现象。德治治学、忠孝辅学有其不可争辩的现实意义。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治理观思想。而德治最初被儒家学派赋予得现实意义便是：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要想充分发挥人治的优势，参与治理的主观方应该勤奋、敬业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对于社会治理观，现下得发展趋势和普遍认同性更趋近于法治，而非人治。德治即是人治的理想状态，便已经不适用并存在在治理观的范畴和领域。但德治的优势在于：以德教化。以德教化用现下的世界观去理解便是当下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大学》中开篇立论：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治学观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脱离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着力点。德治，是从参与“治理”治学观的主观方角度出发的立论。而忠孝，则是从治学观的客观受者方出发提出的与德治相辅相成的治学观。忠孝这一部分是体现治学价值观在青年价值观中的集中立论。千年以来，忠孝一直是被赋予忠国忠君、孝长孝尊的定义，却未有延伸。这说明忠孝在儒家思想当中长期存在宏观思维模式，而从未进行过微观得细节延伸。在这个时代忠于学术、孝于学识与忠国忠君、孝长孝尊之间存在一定得逻辑先后顺序性。学术之忠可以至忠国忠君，而孝于学术则可达孝长孝尊。通俗的理解就是，忠于学术，心怀学术精神，自然可以贡献国家民族，也必定是忠国忠君；而孝于学识：对于一切学识，用以孝道对待，无论学者老师亦或是同窗，学识互通便通晓以孝的人也必定近孝父母祖宗，远孝亲朋。学术学识获取得同时也是个人素质与青年价值思想觉悟得提高，即素质与教育得结合产物。忠孝之道可以宏观赋予，亦可以微观丰富细化。忠孝概念过于宏大未免会使其内涵空旷无力，思维模式上局限且其号召性会有力不从心的窘迫。而近代忠孝治学的典型人物引例便是钱学森（理）、季羡林（文）。

【仁义思想与去功利化治学】仁义礼智信一直是儒家思想授人翩翩君子风度的五要素。而仁义更当是君子行为首当其冲的要点。仁义在儒家思想中被赋予更多得是君子行为上的道德观念，这体现在当时社会的宏观教育上。但是微观来看，仁义也是素质教育得另一体现，是离不开教育行为的一种治学模式与治学观。将仁义提升到治理领域上有一定得牵强性，并且与德治有着共同的通病就是：概念过于宏大未免会使其内涵空旷无力，思维模式上局限且其号召性会有力不从心的窘迫。那么仁义在立论治学观上有什么样得立论优势？其优势就在于仁义的教育本质和授人仁义、使人君子的原则上是先秦思想的先驱，亦是有效之法。对比可以在治理领域上驰骋纵横的法家思想，法家更注重“法术势”，而不利于现下本民族本社会治学观纯正之风得形成。相对而言，将仁义概念融入传统治学观当中会有去功利化的效果。现下的青年价值观，在概念上模糊，在行为上，履行价值观形成方式迷茫，方法不具有明晰性。仁义，与其当做口号去号召纯良的翩翩君子风，不如退而求其次，从微观治学上循序渐进地促进纯正君子风的形成与发展。追求学术纯正就是追求对于学术行为得仁义。二者其实本身就是相辅相成。仁义治学本身就是去功利化的过程。

【礼治思维缺陷】礼治在治学观等领域得教条、约束与缺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儒家学派礼治的核心价值观。优点在于规矩方圆，但礼治之于治学有其致命的缺陷，就是对于学术交流上存在一定程度得制约和刻板教条。上嘱下从的思维模式从本质上就是约束创造力的。遵从礼治并不是不提倡和一味的否定。而是“取之有度，方可用之不竭”。适度的遵守方圆规矩是使治学具有条理性的重中之重，但是超限度的履行礼治却是扼杀思维发散性和创造力发展的反面利刃。事物具有双面性，便要采取双面对待，这是运用礼治去治学的方法。不在限度，便是盲目。

礼治作为人治的一种是具有致命的无逻辑无规律及偏颇社会观等负面性质的，有时候它是软弱无力的有时候又不站在“理”的制高点去看问题，它的偏颇就源于礼治的上嘱下从，上嘱下从在治业观上从不具有积极性与开拓性，而治业观支柱的先秦思想就是力从革新的法家。

三、法家治业论（ChineseLegalism and Enterprise）

法家学派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唯一一个在乱世当中付诸实践并且颇见成效的学派思想。究其核心，法家十分反对礼治的思想主张，并且强烈的对其进行批判，称其为愚蠢的思维模式。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及道家主张的乱世无为而治，都不能够有效地结束混乱、加强区域管理和统一治理。但是，考究先秦史，就可以发现，结束乱世的功劳终究是归结于法家的治业观，他独特的治理方法能够切中混乱时代的要害。同样他对后世的管理学影响亦是颇为深刻。法家究竟为何可以力挽狂澜结束混乱状态，梳理规律？对青年价值观当中的治业观的启发和深思又有哪些？首先要了解的是法家基本理论的理论依据在于区别其他先秦思想的朴素唯物主义观。

朴素唯物主义观的提出，在那个时代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以探究世界及自然的本源为核心去拓展本家学说的世界观认识和思维方法。朴素唯物主义，原则上否定了有神论，将自然归结于各种元素之间的互相转换和变化。将历史与时间进程客观的进行有规律的总结与归纳，从而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浅推测，进而提出法家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即后来韩非、申不害等法家之士提出的“法术势”的权衡之道）。

好利恶害的思维模式，首当其冲就是定义事物的利害关系，明确对事物进行定性。即对事物优劣发展方向做出客观判定及主观推测。给予发展目标以定性。明确目标这一法家思维，在治业观的形成上与其他先秦诸子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对比来看，先秦百家思想之中，法家学派的理论更加适用于针对当代青年治业观的形成。好利恶害的理论对于青少年在事业领域有着较为优良的影响。最对待事业的问题上更加客观，逻辑思维及条理更加清晰。提出事物利害的定性之后就是事物趋利避害发展方向中问题的解决。对此，法家思想提出了另一个针对解决发展阻碍的方法论——定分止争。

定分止争的思想提炼于《商君书·定分》：姑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意思就在于，给予事物以既定名分或指定其归属，便是趋于清明治理的方法；对于名分不定的事物，便影响治理方法的实施，是趋向于混论的方法。对此商君以:“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的寓言和历史观进行举例立论。定分止争对于青年价值观的事业心理和治业观有决定性影响，即明确好利恶害之后，应当考虑如何趋利避害的推动发展，而发展过程中便需要针对事物可能出现的阻碍进行定分止争的明确定论，即明确名分、权责、义务等相关人事事宜。在青年价值观治业观当中指明“资源分享”观点所存在的弊端，“资源分享”理论确有其资源优化整合的优点，但是极其容易出现：名分不定，势乱之道导向性。治乱之道盛行后管理模式就很难进行疏通。这里要提出一个“僭越之心”的概念，人性理论中，人性弱点最明确的至乱弱点便是：人皆有僭越之心。而这个僭越之心的人皆有论点立论就在于对于名分不定的事物，人性当中的僭越之心就会驱使人的思维进行趋之若鹜的追逐与占有。正因为人性弱点当中存在这种僭越之心，故而，资源共享的理论弊大于利，反而定分止争更加具有稳定治业的导向性。这是青年在未来的事业履行当中的宝贵思维模式。名分既定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弊端，就是容易磨灭事业参与者的积极性、事业心及能力和抱负的施展。法家对此提出一套整合性的治业规律：兴功惧暴。

兴功惧暴的治业方法出自于：《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阐述在针对事业治理上,采取统一趋利避害的标准,不以人治,趋利者兴功,避害者惧暴。兴功而提高人们的正面意识，惧暴则打击不法之心。运用自如的兴功惧暴是使事物趋利避害的事半功倍之法。

不法古，不循今是法家提出的世界观。他指出客观的思维要随着时代推进而开创新路，不法古不循今直截了当的说明了旧法不宜今用。成为了否定礼治思想的核心理论。但是，法家不法古不循今，对于人文文化匮乏的当代，对于青年价值观的找寻有着阻碍的弊端。在人际关系处理上，法家思维更加刻板不变通，并且过度追求好利恶害、趋利避害、定分止争、兴功惧暴、不法古不循今，则会使人际关系处理过于僵硬，那么，对于人治，更好的先秦思想就是以兼爱非攻著称的墨家学派。

四、墨家治人论（Mohism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墨家在对于治理观上与法家好利恶害、兴功惧暴有着同出一辙的观点思想，但是墨家思想中有一股正义之气：“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相比于儒家的人治观点，墨家以兼爱思想反对儒家的等级礼治观，他以地位平等“兼相爱，交相利”为治人的主要思想进行人际管理。进而出现了墨家忠义现象，在先秦诸子百家当中唯有墨家学派的团结和忠义是发挥到极致的，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理论践行与方法论。

儒家宗法礼治制约下的仁爱与法家兴功惧暴方式的治理之下，很难出现真正的爱人。兼相爱的兼爱思想提出了不分统治阶级，区别于儒家仁爱的统治阶级上对下模式的爱人。并与儒家尖锐对立，直接提出：“天下皆白，唯我独黑，非攻墨门，兼爱平生。”进而成为后世的至理名言。

墨家在对于人治上，提出诸多可以践行的方法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

兼爱，就是不分阶级等级的博爱，区别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阶级仁爱，运用于治人上，兼爱思维的核心向心力远大于仁爱思维。兼爱与仁爱之间思维模式的区别在于一种对人治人的态度上。青年价值观思想里往往根除不掉的就是翩翩君子风当中的仁爱，“仁义之君，爱人之君”的青年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往往使得青年抬高姿态的行使治人理论，从而使治人大打折扣。兼爱的优势就在于这种姿态上。

非攻对于兼爱思想是一种辅助观点，但运用在治人上，墨家思想的本意是：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总结史书观点就是：春秋无义战。而运用于当今，在治人上非攻思想就是反对无意义的侵权与占有。反对一切以权力运作为核心的压制。反对上下级权力指向为导向的人治。因为“攻”的人治是一种离心人治，而“非攻”则是向心人治。

尚贤是墨家提出的用人之道，对于当下而论也是治人之道。尚贤讲求不分贵贱唯才是举。撇开礼治思维禁锢，贵贱无分的用人治人相对在礼治框架下运行治人的儒家，墨家更容易出贤能，也更容易构建理想的才能施展平台，扩充人治施展的空间。

尚同的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这在人治观点中体现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就是将事业上升到普世，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核心。    天志，即掌握自然规律，运用于治人上，就是尊崇人变化的意志，不用手段威逼利诱，熟悉人治过程中人思维变化的规律，及时作出利于人际发展的调整。

明鬼被后世学者称之为鬼神论，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曲解，明鬼的核心含义在于：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就是承古思想。在治人当中就是尊重前人开创的成果，合理的推行治人。

非命就是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治人当中激励的一种方法论，核心在于，非命的激励对比于法家兴功惧暴理论，更具有向心性，更融洽人际，使团体融合度大于竞争度，抑制僭越之心，增强奋进之心。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是墨家相辅相成的七条治人的方法论，游刃有余的处理人际网络，墨家治人，向心为重。向心，齐心，就是团体凝聚而后乘风破浪的先河。
五、道家治世论（Taoism and Social Standpoint）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并作焉而不为始。(《老子》)道家的思想核心是国人皆知的，便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但是其核心学说却被后世曲解、误解，甚至是谬解。道家所谓的无为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动中求静的平衡思维模式，用工科比喻就是化学反应平衡那个状态。反应依旧进行，但是各方面的物质的量平衡中稳定，平衡后反应的结果就是最终结果，但同时反应依旧是进行的。“万物并作焉而不为始”就直接阐明了无为是一种状态，而非方法论，他不是一种消极避世，退而求守的隐风，而是一种积极求索寻得诸多事务制衡点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所以，道家没有儒家“礼治”的条框约束，没有法家“兴功惧暴”的极端，没有墨家“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但是确实游刃有余的柔性解决各类问题，道家是一种思维模式，他没有具体的方法论，是一种柔性至刚的制高点。是一种看待问题的高度。如果总结其方法论，那就只能从道家所提倡的三种无为状态上来诠释：无为而治“包含清静无为、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三层含义,“无为”是出发点,“无不为”是最终目的,“顺势而为”是由“无为”过渡到“无不为”的关键环节,它们是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构成道家治世理论逻辑进程“三步曲”。

三种状态的逻辑思维环环相扣与道家本身清静无为，并无具体的方法论等特点出发，决定了道家可以取众家之所长，因为道家是先秦思维模式一种高度，一种制高点，故而达到道家理想状态的方法可以博取众家。针对不同事物出现的问题，不用的争议，道家可以从清静无为、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三种理想状态为宗旨出发，择取其优的方法论，他可以是“定分止争”也可以是“非命尚同”，无为状态也决定了，他可以博取一家之众多方法论，也可以博取众家之方法论，他可以是“德治尚贤”，也可以是“不法古不愈今”的“仁义”。统筹并运筹治学、治业、治人的道家就是一种治世的状态。

道家是先秦思想的一家制高点。他纵观各家变化，社会的此消彼长，提倡疏导与柔性改化，提倡缓慢稳定而具有最终效果的方法论。先秦杂家吕不韦，著有《吕览》虽是倾向法家的著作，但是作为杂家的代表，吕不韦在运笔著文过程当中无一不是站在道家高度与制衡状态上看待问题研究问题的。后世的清平盛世：西汉初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刘宋的文嘉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无一不含有当时治理者们道家思想的运筹。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看问题的角度就是站在道家的制衡点。道家思想更多的会考虑到社会的变化、现状与其未来将要发展的趋势，提前进行预估预判，然后柔性改化。

六、后记（postscript）

历代奉为主流的儒家，其能力、理论及方法论不足以解决问题，也不足以构建完整的价值观，故而退而求其次，浓缩治学；诸子之中悲壮的法家，被后世或批判耍弄权术，或批判滋生刑官酷吏，或批判灭绝人性，或批判苛刻严刑。但是法家的治业论是一种结束混乱状态，疏通管理规则的捷径；曾经显学，当今破败没落的墨家，治人单凭：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便可造就优秀团体，是群体性与大局思想浓郁的先秦思想泰斗，对于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力，也是纠正错误价值观的重要应力。而道家清静无为、顺势而为、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三部曲是一种思维高度纵向的奠定，是一切看待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预判问题发展走向，不可或缺的价值观源泉和出发点。

重读国学，重温诸子。是纠正青年价值观盲从的宝贵的先人遗产。

清微子

其实法家思想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与其说是刻板不如说是极端理性。在他们的理念中，从来只有大义、大利益，而没有个人的情分荣辱。不惜己命，不惜己名，而只求成就社稷。而他们也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成为国家这个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按照最优方案各自运转。
而机器中的零件，自然是不用有人际关系的。

吾字觀之

学习学习

龄草缘道

回复 3# 吾字觀之 呵呵！权当交流

龄草缘道

回复 2# 清微子  嗯！正是这个道理，所以法家学说我认为治业则优，治其他的事务都有其弊端性~分门别类的运用诸子思想应该是当代青年所应当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