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微信]中国人的思维问题(中西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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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常著《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来源：作者著《中国人的》


自序
多数人都把中国人思维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沉迷于批判传统、批评古人，因为时代已经变了。现在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各类媒体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和文化，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比较来鉴别哪种思想和文化更合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思想文化只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各种思想文化中的一种。传统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过去，而应该从现代人的身上、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寻找不足。
现代中国人缺乏思辨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变态的教育，中国教育在制度上不合理，在观念上落后，教材教法都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能够让学生的思维潜力得到充分发展,甚至是阻碍和扼杀了思维的发展。
中国要健康发展，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要战胜思维的危机；要战胜思维的危机，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教育不改，思维不变，中国现代化无望，民族复兴无望。

外国人的评价
明恩溥有关中国人的名著是《中国人的性格》，有的翻译成《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气质》等。本书原著初版于1890年，面世后引起轰动，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绪含混：
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图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通过这个例子，明恩溥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原因的探索精神。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对事物的表述往往不够清晰，思考问题简单。他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归结于汉语的缺陷：
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二是归结于教育制度，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


中国人的评价
林语堂说：“在中国文学中，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通过对中国人思维的论述，林语堂认为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的。
柏杨认为儒家文化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


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在抽象逻辑思维方面无疑是不如西方人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皆落后于西方。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确实存在概念模糊、不善论证的缺憾。比如，儒家常讲“仁”“义”，什么是“仁”，什么是“义”？道家讲“道”，什么是“道”？都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林语堂说：“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如庄子、列子、淮南子，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中国的哲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孟子、荀子、庄子都是如此。比喻、寓言等手法的使用都是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是不能证明任何观点的。所以说，中国人心目中最雄辩的孟子其实是最不讲“理”的，他的论证不是思辨，而是诡辩。而更早一些的哲学家们则根本不去论证，直接緊(︶︿︶)o 唉鲎约旱墓鄣悖?⑷衔??褪钦?返摹１热缋献印⒖鬃拥难月鄱际侨绱恕＠献铀怠暗揽傻溃?浅５馈保??裁茨兀克?呛苌偃ブっ髯约旱墓鄣悖?苌偃ニ伎肌拔?裁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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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哲学缺乏逻辑思辨色彩，乃是不争的事实。   “四化”思维 1、表面化就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看不到本质。 2、片面化，就是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很多人对待历史人物时，很难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评价，如果他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完美无缺，甚至将其神圣化；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将其妖魔化。甚至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也存在这种倾向。 3、简单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强，看问题简单化，经常轻率地下结论。简单化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忽略了证明的过程，不是理性地、一步一步地通过推理去反驳、去论证，而是简单地根据一些细枝末节、断章残句甚至是毫无根据地就加以定性，给出善恶美丑、高低对错的判断。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中国人都具有推理简单、轻易就下结论的思维特点，经常仅仅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一个细节，就直接下判断语，判定某人的好坏，判定某事的对错、缘由、过程，认识不到人性的复杂性、立体性。很多专家学者，就因为说了某一句让一些人觉得不太顺耳的话，结果就遭到了众多人的话语围攻与谩骂，其实大家对这些学者的思想和人格又了解多少呢？又看过多少他们的论文或著作呢？怎么能通过一句话就断定其人格？甚至扣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大帽子呢？在这些人的眼里，夸奖中国就是爱国，批评中国就是汉奸；夸奖外国就是汉奸，批评外国就是爱国，这就是一些人的逻辑。中国人看问题简单，理解别人比较困难，认识不到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在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上，很多父母认为，我这样想，孩子也应该这样想，如果他不这样想，就是他的不对。中国人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更别提吸收别人的观点了。简单化的推理常常是预设立场、先入为主造成的。即根据自己的好恶而不是客观现实来先设定立场，再根据这种立场来寻找证据，往往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某一部分证据，而忽视相反的证据。 4、情绪化，就是缺乏理性，带着情绪看问题。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之后，或者与中国人接触之后，都觉得中国人特别敏感，跟中国人说话需要特别注意，不然的话，一不小心就会弄伤了中国人脆弱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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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缺陷 1、概念模糊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讲到这里，大概很多人会说，不是他们不能，是他们不想，因为道超越定义嘛）。《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2、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又如，在“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中，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这就是对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3、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地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类比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但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4、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也即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 5、以偏赅全 以偏赅全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的方法，即由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事物拥有某个特点而推出这个群体的所有事物都有这个特点，这种推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的。比如一些大城市人对外地人、对农民、对农民工的看法，以及部分人对河南、上海等地方人的妖魔化，正是因为这种以偏赅全的不当逻辑。 几年前，上海某小区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一对住在这里的美国青年夫妇收留了一位残疾的流浪乞丐，他们不但和这个乞丐握手、拥抱，把乞丐邀请到家里做客，甚至还给了这个乞丐一套家里的钥匙，让他在自己家里吃、住，结果遭到了同住在此小区的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中国人认为，这个乞丐是外地人、是穷人，很可能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小偷、犯罪分子，要求这对美国夫妇把这个乞丐赶走。这对美国夫妇很诧异中国人的思维：为什么穷人就一定是坏人？为什么外地人就一定是坏人？这种以偏赅全的逻辑是很多老外难以理解的。 在我们谈到改革的时候，总有人为保守辩护：“凡事都要循序渐进，慢慢来。”以此来作为不改革的借口，这也是一个以偏赅全。有的事应该慢慢来，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慢慢来，有的事就需要快刀斩乱麻。 6、错误推理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以上谈了几点比较简单的逻辑问题，笔者不是逻辑学专家，只能谈一点表层的东西。但笔者以为，对普通人来说，也不需要掌握太多的逻辑学知识，只要能掌握一些基本常识，经过一定的逻辑训练，就能够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认识问题的准确性和推理论证的合理性，让自己的结论更加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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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劣根性与思辨力 中国人有很多劣根性，比如窝里斗、奴性、要面子、不知反省等等。虽然这些特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但是相比于西方人，中国人在这些方面的缺点表现得特别突出。什么是民族性？一般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多数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个性。但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一个民族少数成员所具有的个性，同样可以称为民族性。民族是一个集合概念，而特征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此处所说的民族劣根性也是如此。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些特点，而是具有这些特点的中国人占中国人口的比例要比其他国家多。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 1、爱面子 著名作家王小波谈过这样一件事：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王小波：《智慧与国学》，引自王小波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王小波跟咱大家一样，本来也是对咱中国充满自豪，想对人家老外自夸一番，希望换来人家几句恭维话，给自己脸上增点光。谁知遇到了一个死脑筋的老外，偏不认账，不知好歹，并不认为咱中华文明有什么特别之处，人家的民族也勤劳勇敢，人家的文化也有忠孝仁义。王小波一时失落，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有点受伤，想要扑上去咬人家，当然他是不会这么做的，聪明如王小波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人这种文化自大的虚幻。其实这种自夸表面上是争了面子，实际上是丢了面子。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了解到了中国人这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秉性，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先夸几句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便能让中国人脸上笑开了花，尾巴翘得老高，把这个老外看得比亲人还亲，什么好处都给了人家。你看看，人家几句好话便获得了实际的利益，自己却没什么损失，他们可不傻。 2、窝里斗 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不团结，是因为只看到了眼前的个人私利，没有看到或没有注意到窝里斗对自己未来的损害，或者是低估了这种损害。 缺乏思辨力会造成自以为是的毛病，自以为是又会加剧窝里斗。自以为是是人类的通病，但中国人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多中国人的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整天骂别人傻X，白痴、愚蠢，遇到问题常常不懂装懂。所以当他遇到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时，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中国人的窝里斗不仅是普遍，而且还狠毒。正如柏杨所说：“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在中国，可以说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争斗。地域歧视现象在中国非常正常，人们都是不断地贬低别人，夸耀自己。南方北方之间，城市农村之间，东部西部之间，各省之间，各市之间，各县之间，直到各村、各小区之间，这种争斗无所不在。至于个人之间的争斗，那几乎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同行之间，甚至亲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存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拆台、互相倾轧的现象。本来争斗的目的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人的窝里斗，我们是鹬蚌相争，自家人争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人家是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不论是以前的军事上的侵略者，还是现在的经济上的“侵略者”，中国人的内斗都给外国人送去了无数的利益。一年一度的广交会，简直就是中国企业窝里斗的世界展览。很多出口企业将资源、商品以让人震惊以至惊呆的低价卖给国外，造成的损失难以想象。 我们的窝里斗不是仅存在于政治、经济领域，而是存在于几乎所有领域。在教育方面，近年来，家长给老师送礼的现象愈演愈烈，但多数家长并不能实现自己送礼的目的，送了也是白送。家长给老师送礼，首先是出自私心，他的目的是想让老师特别关照自己的孩子，比如安排做班干部、安排个好座位、学习上多关心等等，以期让自己的孩子在班级中更有竞争力。当第一个家长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每个家长都想让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于是都向老师送礼。这样，家长之间的窝里斗就开始了，每位家长向老师送礼以求对孩子的关照，都在攀比谁送的钱最多或是礼物最贵重、最合老师的心，并且会推测别的家长会怎么做、会送什么。结果送礼的次数越来越多，花费越来越重。但家长们不会停止，因为他们都想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博弈中占得先机，而决不想落后。然而家长们有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班干部的数量是有限的，好座位是有限的，老师关照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3、容不得批评 中国人很难接受批评，也与思辨力不足、思维简单有关，因为他们看不到别人的批评能够促进自己改正错误，以使自己弥补不足、不断进步。柏杨曾讲道，他在美国演讲时，一个美国人说：“你今天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的坏话。”美国人请人家批评自己，中国人自我批评都被骂。如果你批评美国人，美国人会感激你；如果你批评中国人，中国人会骂你。这是差别，更是差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批评美国经济政策，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09年度一百大思想者的第九名。试想如果有外国政要批评中国政策，中国人会怎么做？ 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思考问题的人，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悲哀。这种劣根性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说话，有不同意见也不说，一说就会被人骂，那谁还敢说不同意见？大家都是“好好好”“是是是”，没有了思想的交流，没有了观点的碰撞，没有了理性的思考，何谈进步！ 4、敏感自卑 美国记者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原作改编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简直就是胡思乱想，笔者以为应该将其归入童话作品之列，据说这本书已经被一些中小学校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用书，可谓荒唐至极。这样的作品受到中国人的追捧不是中国人的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连这样缺乏逻辑性的作品都奉若神明，还谈什么智慧？在这糖衣炮弹的甜美中沉迷了，还谈什么发展呢？ 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只在这有限的一些方面是世界第一，而在更多的方面都不是世界第一甚至是落后，那这世界第一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即使按照坦普尔的说法有“一百个世界第一”，但科技领域这么大，各种成果何止千万，才有一百个第一，其他都是落后，根本不值得自豪。 中国人的这种过度的敏感与自卑是一种群体无意识。一个中国人他会表现得心胸开阔，能够接受批评，能够包容不同观点。但一旦他进人群体，成为群体的一分子，往往就失去了自己的理性。 5、奴性 自晚清以来，仁人志士在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中抨击最为激烈的，便是中国人的奴性。在世界大国之中，中国人无疑是奴性最重的民族之一。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做奴隶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把做奴隶当成了正常甚至是享受，奴性已渗入到每一个细胞。鸦片战争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忍耐力感到不可理解，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能忍且韧”一章中说：“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去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或是造反，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柏杨说：(中国人)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 时间已经到了21世纪，但中国人的奴性依然根深蒂固。中国一些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下级对上级卑躬屈膝，言听计从，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不仅对上级是如此，对坏人也是如此，在坏人面前忍气吞声，甘愿受气。台湾作家龙应台也为此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奴性使得中国人缺乏平等的观念，他们总是认为有些人比自己下贱，或者认为某些人比自己高贵。中国一直是一个明显的等级社会，阶层之间很难互相尊重，现在仍是如此。如同某些城里人，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享福，农民就应该在农村种地，他们到城里来就是不务正业。中国社会的这种鲜明的等级特色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它正在阻碍社会的发展。 6、不知反省 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 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作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如果你批评一个中国人，他总是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当然这些借口都是客观原因或是别人的原因，他很少会反思自己的错误。如果批评中国官员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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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辩解说：“美国人也腐败!”甚至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还有人辩解：“美国也有这种事!” 别人也有，但别人不会为你承担损害，结果还是自讨苦吃。 前面谈到某媒体报道了美国研究生到中国研究愤青现象的事情，在那篇长文的后面，记者举出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有愤青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并质问：“对于愤青，美国人有必要担忧吗？”这为笔者这段文章增添了活生生的证据。这正是中国人，他总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到理由和借口，却很少去反省自己。我们常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批评，要自我批评。但是要想找一个能坦诚而理性地面对批评的中国人，真是不太容易。让中国人认个错，简直比登天还难。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像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笔者有时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 柏杨说：日本实在没有富强的条件，却竟然富强了起来，原因何在？现在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会经常愤怒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这是一种生命，一种能力，看起来伤害尊严，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没有这种基因，再多的人，再大的国土，都没有用处。日本只要不丧失这种自反自责的文化，就永不会衰败。中国并不脆弱，但中国人却有神经质的恐惧，认为一句话都可能推翻一个王朝，一句话就可以击毙一个国家元首。很多中国人诟骂我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贼”，简直疯疯癫癫，语无伦次。 7、好骂 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世界上比较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是令人震惊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 从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X、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文革”遗风，不减当年。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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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辩解说：“美国人也腐败!”甚至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发生后，还有人辩解：“美国也有这种事!” 别人也有，但别人不会为你承担损害，结果还是自讨苦吃。 前面谈到某媒体报道了美国研究生到中国研究愤青现象的事情，在那篇长文的后面，记者举出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有愤青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并质问：“对于愤青，美国人有必要担忧吗？”这为笔者这段文章增添了活生生的证据。这正是中国人，他总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到理由和借口，却很少去反省自己。我们常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批评，要自我批评。但是要想找一个能坦诚而理性地面对批评的中国人，真是不太容易。让中国人认个错，简直比登天还难。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像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笔者有时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 柏杨说：日本实在没有富强的条件，却竟然富强了起来，原因何在？现在得到了答案，那就是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会经常愤怒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这是一种生命，一种能力，看起来伤害尊严，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没有这种基因，再多的人，再大的国土，都没有用处。日本只要不丧失这种自反自责的文化，就永不会衰败。中国并不脆弱，但中国人却有神经质的恐惧，认为一句话都可能推翻一个王朝，一句话就可以击毙一个国家元首。很多中国人诟骂我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贼”，简直疯疯癫癫，语无伦次。 7、好骂 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世界上比较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是令人震惊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 从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X、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文革”遗风，不减当年。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