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三)

祝融

　　　　　　　　　　　　　　　　三、幕府制度的形态与阶段

　　随着用人行政的制度由“辟署制”向“招聘制”的转变，幕府制度也出现了个从“幕僚制”向“幕客制”或“幕友制”的变化。“幕僚制”和“幕友制”是中国幕府制度的两种存在形态。大体说来，这也是中国幕府制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
　　两种不同的用人行政制度，分别形成了幕府制度两种不同的形态。辟署制所形成的幕府制度是“幕僚制”；招聘制所形成的幕府制度是“幕客制”或“幕友制”。幕府制度两种形态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长官自主用人行政的产物。不同点则在于前者在用人行政上是“辟后又署”，因而存在于官僚体系之内；后者在用人行政上是“辟而不署”，因而存在于官僚体系之外。徐渭代胡宗宪作《赠金卫镇序》云:

　　自西汉至赵宋，凡文武大臣简镇中边，职将帅或暂领虎符，得专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补所不及。毋论已仕与不仕，虽贱至隶厮养，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明兴，始犹循之，尤称得人，然不专以幕僚目。自科举之制定，而举者颇多得人，毋事辟请；至于今，即有辟者，亦非古所辟之主与宾矣。[４３]

此说正说明了幕府制度两种形态的不同。在辟署制下，辟署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主与宾”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长官与佐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所以，本文把以辟署制为基本特征的幕府制度，称之为“幕僚制”(特别指出，这里“幕僚”一词，是在“同官为寮(僚)”的严格意义上使用的)。而在招聘制下，主官自主辟士，则纯粹是官员的私人行为；由于无权署为佐僚，官员与幕客之间也就只能停留在“主与宾”的初始关系状态，即二者之间是一种单纯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清承明制，这种主客关系又被规范为一种“朋友”关系。王衍梅《幕学类要序》云:“今自制府、中丞、司、道以下州郡县，受马币、应是(指幕府引者注)聘者，率呼之曰‘友’。”[４４]陈文述《答问幕友》则说:“古有幕僚，今惟幕友。”。[４５]因此，本文将以招聘制为基本制特征的幕府制度，称之为“幕客制”或“幕友制”。[４６]
　　大体说来，“幕僚制”和“幕友制”是中国幕府制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其转型期在明代。然而，这种区分并不绝对。实际上，在整个幕府制度史上，一直存在着上述两种幕制形态并存的状况。
　　在幕僚制阶段，如汉代京兆尹孙宝以恩礼请故吏侯文为“布衣友”；[４７]唐代凤翔观察使邢君牙引布衣张汾为“上客”，[４８]其主宾之间就只是一种单纯的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这说明在幕僚制阶段存在着幕客制的成分。在幕僚制阶段，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入幕之士同具“宾”和“僚”两种身份。其中“僚”的身份，因“署”而来；“宾”的身份，则因“辟”而来。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辟”或曰“辟召”，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但这种行为又是以长官私人的名义实施的。因此，所辟之士与长官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带有私人的性质，即采用了社会上通行的“主”与“宾”的关系方式。从程序上说，先辟后署，在形成官与僚的关系之前，首先形成的是主宾关系。同时，就辟召的对象而言，虽然往往沾亲带故，但大抵是“贤能之士”。因此，辟召还必须加之以“礼”，即所谓“聘”。所以，辟召又叫做“聘召”。聘召的礼仪，源自分封时代诸侯派使者访问天子和邦国之间的“聘礼”。从其关系而言，使者为天子和邦国的“宾客”，被访的天子和邦国则为“主人”；就礼节而言，使者要具备“书”和“币”；被访的天子和邦国则要待使者以宾客之礼。[４９]这种聘礼的关系与礼节，一直为幕府制度所采用。总之，在幕僚制阶段，幕僚制与幕客制两种形态是并存的。《晋书·郄超传》记载，桓温辟郄超入幕，先后署为大将军掾和记室参军，又有“入幕之宾”之说。此为著名例证。
　　同样，在幕友制阶段也是两种幕制形态并存。清代督抚两司官员往往因事需能员而“奏调”甚至自行差委在职属官和候补官员入幕佐治，使之所为“幕员”。[５０]其主宾之间既是朋友关系，又是官僚关系。著名的曾国藩幕府中有不少人物是“宾”与“僚”两种身份兼具的。曾入曾氏幕府的薜福成，有《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称曾氏的幕府人物曰“宾僚”，与唐人将当时的幕府人物称之为“宾佐”、“宾僚”，同一道理。它既可作综合的理解――曾氏的幕府人物具有幕宾和幕僚的双重身份；又可作分类的剖析――其幕府人物中部分是纯粹的幕友，部分则实际上是属僚。
　　 本文把幕府制度的两种存在形态视为幕府制度史的两个发展阶段，其依据是用人行政的制度由辟署制向招聘制的转变。从上述两种幕制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看，幕府制度的发展，仿佛是辟署制在程序上的中断，只有“辟”而没有了“署”。唯不实现“署”的“辟”业已丧失政府行为的意义，而成了纯粹的私人行为，因而在字面上也不再称“辟”，而曰“聘”。明人袁宏道撰《徐文长传》云：文长为胡宗宪所知，而“聘”为幕客；清人修《明史》撰《茅坤传》云：茅坤为胡宗宪“延”之幕中。其所曰“聘”或“延”，虽在汉唐时已有其说，但唯在明清时代，这种说法才更为妥贴。其情形与当时社会上设家塾聘请塾师的情况完全相同。这也就是本文将纯粹以私人的名义招用幕府人材的制度称之为“招聘制”的原由。
　　由于幕府制度在用人制度上由一种政府行为变成了一种私人行为，它也就从一种官僚制度变成了一种非官僚制度。大体说来，传统的政治制度，在幕僚制阶段，官僚体系与行政体系是重合一致的；而在幕友制阶段，由于幕府已属于官员的私人组织，官僚体系与行政体系就不再一致，行政体系大于官僚体系(实际上，自宋代以后，由于低级行政人员胥吏从流外官变成为“在官人役”，行政体系就大于官僚体系)。过去人们往往关注典章上记载的官僚制度，而对非官僚制度的幕友制和胥吏很少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幕府制度以自主用人为基本制度，其实质是建立长官或主官与幕僚或幕友之间的私人或亲信关系。诚然，讨论这个问题尚需要对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关系作广泛的研究，但由此至少可以看到：在传统时代，任用私人或亲信始终是一种政治需要。因此，幕府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种任用私人或亲信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从行政上说是基于行政的效率和效果。换言之，为了获得行政的有效性，行政体系中需要形成亲密的、可靠的关系。这种“公”中有“私”的状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质。不过，从制度而言，行政任用私人或亲信是制度化低下的表现。相比而言，自汉代以来建立在荐举制基础上的任命制，尤其是隋唐以后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上的任命制，制度化的程度要高得多。从理论上说，随着制度化程度的提高，辟署制终究要被任命制所取代，传统政治的实际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制度化程度高低不同的制度实际上是始终并存、相互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