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读《张居正大传》有感

思茶 · 发表于 2005-11-30 15:55:14

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读《张居正大传》有感





朱东润先生所作《张居正大传》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39年的朱东润先生“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部书。对于历史人物的传记，一般的读者会贪恋情节传奇的色彩，期望籍此了解传主不为人知的生活片断；抑或津津乐道于行文的飘逸，满足于文采与真实性的结合。但是在朱东润眼中，“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是史，便脱不开传主生活的历史时代。写《张居正大传》时，朱东润牢记着“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因为“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世纪政治的运作，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正因为心中了有了这许多的立意，才使得《张居正大传》超脱了一般传记的局限，成了明代历史暗淡景象中十年亮色的有力注脚。这也是学者写传记与作家写传记不同之处所在。





张居正少负才名，进入官僚预备学校翰林院后，就显示了与常人不同的志趣。大抵明代科举出身的官僚脑子里多的是仁爱忠义，身无政务也就吟赏风月，一头扎进诗词曲赋之中，间或留下一两首名作。而张居正却对于家国政治有一种天生的热诚，也富于当时常人所不具备的识见和洞察力。彼时的意识形态使仁爱忠孝，四书及朱熹注中许多大而无当的理想宣言被奉为圭臬，一般的士人根本分不清现实和理想的区别，分不清事务与原则的界限。在这样思想务虚的大背景之下，纵然产生了着眼事功的阳明之学，一般的士人也只是好讲学。如朱东润在传中所载，“明朝讲学风气甚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诸生布衣，到处召集徒众，号称讲学。所讲的最初是圣经贤传，以后转到明心见性，这还是好的；有的成为一哄之市，书院讲学只增加号召徒众的机会；最下的甚至借此敛财，斯文扫地。”而张居正要的却只是力行。万历八年他同友人论《春秋》说：“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已显出与一般腐儒不同的见地。而对于聚众讲学之风，他说：“若今之谈学者，则利而已矣，乌足道哉？”又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还说：“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今不谷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这固然包含着功成名就后的自信，但更包含着实践检验后的真理。这种作风和识见，在其当政之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居正出生的世宗朝，明室已步入中衰。忠孝之道统领着整个国家的话语，然而政坛的斗争和贵族的o(︶︿︶)o 唉，才是国家真实的状况。内有巨室聚敛，乱臣当道，吏治因循，o(︶︿︶)o 唉盛行，国家财政处在崩溃的边缘；外则北有鞑靼侵边的威胁，东南沿海有倭寇袭扰。这样的情形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张居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步入了政坛。目睹了严嵩、高拱、徐阶之间的争斗，三十余年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固然有“既明其哲，且保其身”的谨慎，但更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长远之计。张居正说自己“别无他长，性耐烦尔”。三十余年的袖手旁观，苦苦等待，让聪敏而现实的他看清了国家的积弊所在，体会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学会了坚韧和忍耐，为十年辅政的赫赫功勋完成了知识和性格的积累。
明代的内阁制度常为研究中国民主政治萌芽之士所称道，但内阁之内并没有明文规定的首领，内阁之上却还有一个无上的王权。理论上内阁大学士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资历最高的大学士按照惯例成为首辅，但却没有权力指挥其他阁臣。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内阁中的政治秩序不得不交付于斗争，而往往阁臣们势均力敌的时候，也就是国事遭殃的时候。有明一代为后人诟病的昏君们，更为一个本身就不完善的内阁制度增加了若干不确定因素。遇上一个懒惰或者优柔寡断的皇帝，大权自然旁落，最坏的是便宜了身旁的宦官内监，如英宗时代的刘瑾；最好则是将大权交于一位才干出众地位稳固的首辅，如万历初年的张居正。然而可能性并不限于这两种。内阁中出现两位资历相当的大学士，一山二虎，相互揭短扯皮的情况并非没有，穆宗时期高拱、刘阶的阁中斗争便是一例；皇帝的无常任性、对权力时抓时放则更留下血淋淋的收场——世宗先后诛杀夏言、曾铣、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杼，乃至杀杨继盛、严世蕃，不可不谓触目惊心。国家政权因为这种貌似深心实则缺心眼的制度设计而飘摇不定，治理内政弊端无从谈起，国家机器内的文武百官则一味的因循，大厦将倾之时，不过是这样一种景象吧？而这一切在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里发生了改变，虽然只是十年，虽然不是根本的，却不能不称为一次奇迹。


张居正改革成功并非皆拜机遇所赐。诚然，他辅佐的皇帝还只是个冲龄的孩童，太后和身边的太监似乎也并无太多的权力欲，这给了他一个完全掌握国家的权力的机会。历史中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力挽狂澜的机会，然而真正抓住和做到的却寥寥无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居正个人的历史作用实在被低估了许多。


或许是宦居京城的三十年看多了北方鞑靼保卫北京时首都的慌乱景象，张居正一生的政治抱负便是富国强兵！为了国家民族不受欺辱，就要整饬武备，要增加财用，要提高行政效率！身为当时整个官僚体系的最高长官的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尽一切的努力集中权力。


明代文官的政治伦理教育和政治实践中，言官直言上书被视为忠诚的表现，相互参劾则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从肤浅的层面去褒奖，这固然可视为言论自由的表现，但从实践的层面去考察，这些打着道德旗号的议论过多、实干太少也是大弊所在。张居正于穆宗四年所上的《陈六事疏》中“省议论”一条剖析的再明白不过：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速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日，“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





对于当时官僚体制中陈陈相因的风气，朱东润在传记中也有痛惜的描述：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消声，不见天日。





张居正看透了明代的言官们是怎样为弹劾而弹劾，在一片弹劾声中误国的，也看透了中央的意志是怎样自上而下，在穿过了层层的官僚体制之后成为强弩之末的。而一旦他掌握了政权，这些便是他首先需要革除的弊端。这不过是他数十年酝酿在胸的大政方针。





纵观张居正当政十年来的举措，涉及到明朝国家体制和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包括吏治、税收、军事、外交、水利、交通，而实施的根本仍在于整顿吏治。张居正对于吏治是从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削减特权两个方面着手的。万历年实施的考成法可以说是当年比较出色的制度创新。考成法并不神秘，“他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明代六部之外还有六科，拥有对六部官员监察的职能。这本是明初创制的题中之义，但本当乾纲独断的皇权应为皇帝个人的原因萎缩的时候，这一套制度就失去了本有的威力。张居正实施考成法，扩大了内阁的实权。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控制六部，使内阁成为了实际的权力中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居正的立意并非要改弦更张，只是要让国家机器有个负责任的头脑，让国家机器能够实实在在的运作起来。


有考成法在手，张居正便可放手推行其治国的大政方针，然而即便有了这样的权威，他也并非一昧的蛮干。这是多年政治斗争的观察中体会出的经验。再好的制度也会有种种的漏洞，精明强干者不同于他人之处正在于知道如何去弥补。居正的前任高拱并非没有才干，但是倚老卖老，拙于与内宫的疏通，终于导致在一场政变中被逐出内阁。张居正则懂得委曲求全，为的是国家政权的稳定，更是为了改革能够实行。


张居正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推行一条编法，被认为是挽救了明代末年的财政危机。这个看法有些混淆。明代的财政危机肇因甚多，最根本的还是税收征收不力。考成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底层的行政机构能够切实的履行税收的责任。这是开源的一面。居正削减皇室开支，改革驿站制度，减少统治阶级特权染指的范围，则体现了节流的一面。而一条鞭法的实施固然对税收增加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减轻底层民众因为徭役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稳固日渐动摇的统治基础。


一条编法的产生有些象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是地方的新政，万历初年已由地方官员在江西、浙江和福建施行，后为张居正所采纳，逐渐向全国推行。朱东润写道：“居正不是条编的发明者，对于条编的推行，他不会感到发明家的那种母爱的热忱。”惟其如此，张居正在推行一条编法改革时，就不似王安石那样急切，而是遵循他现实的施政方法，稳妥，渐进，但大目标则不容妥协。万历四年张居正开始在湖北推行，经过了数年的实验和来回的说服，终于在万历九年推行全国。


然而张居正并非一昧的求稳妥，他运用着国家的制度维护法制的威信。说了皇室要削减开支，皇太后便不能随意地建造宫室；整饬武备，边境的将领也不能滥杀无辜冒领功赏。处理这类事件张居正虽然依然小心谨慎，但最终还始凭借着决心维护着国家的纲纪。


张居正位极人臣，推行改革触动的岂止是统治阶层的利益，更是一个民族精英阶层的短视和迂腐。万历五年以后，张居正丈量全国土地和户口，这是整顿国家税赋的依据。然而万历九年，萧廪为陕西巡抚，尽管诏书严催调查隐田，萧廪吩咐部下只要和旧额相等，无须多报。（《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史册流传，以为美谈。朱东润在书中不由地感慨：“其实对于少数人的宽容，恰恰增加多数人的担负，这一点最简单的政治常识，当时人没有看到，反而认为居正底主张，过于苛刻，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怪事。”其实张居正当国数十年间碰到这样的怪事比比皆是，其中荦荦大者，竟是几百年来科举教育培育的一个时代的风气。且引一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的记叙：





"万历十五年邹元标在1577年得中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的穷乡僻壤。一去5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过去对朝廷的惟一贡献只是检举了张居正，今天居然具有这种道德上的权威，敢于直接指斥皇帝，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张居正的身前身后的遭遇未尝不是有明一代大悲剧中的一幕。他能凭借谨慎避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遭遇，却无法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风向。当政十年，他能够做事，却无法育人，无法让那一个民族从单纯的道德追求和懵懂的是非感中清醒。他挽救了一个王朝，却得不到世人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成功竟在身后的一年之内被悉数废除，国家也从此再次走向了衰亡的道路。张居正自己何尝没有意识到这点？他的各种奏疏中，常常可见“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这样的词句。他从政既久，当仁不让，一种烈士般的情愫早已成竹在胸，撒手人寰之后的是是非非，且留与后人评说吧。


张居正没能够让历史完成超越，虽然他自己已经超越了历史。站在现代回望过去，我们也许习惯了对先人的轻蔑。但是扪心自问，时至今日真正超越历史的，几人能彀？朱东润先生是在抗战的硝烟中完成《张居正大传》的，传记的笔调，始终透着那个时代的凝重。相隔三百多年，对于国家危难在这样一个仿佛负重前行般的阅读经验中体会着数百年前一位先贤对历史的责任感，我们也从传主的生平和作者的文笔中温习着中国文化中永恒的信仰——不变的家国情怀。


且让时光倒回到嘉靖三十二年，那时二十九岁的张居正还是翰林院中一个青年编修。沉闷的案牍生活之余，一番抱负时不时激荡怀中。百无聊赖之际，且将自己绚丽憧憬交付给诗文吧：





拟西北有织妇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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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茶 · 发表于 2005-11-30 15:55:45

交差的文章, 大家凑合看~

吉日辰良 · 发表于 2005-11-30 20:27:53

用一句常说的话评价他就是：当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才知道他她的重要。所以黄仁宇说：世间再无张居正。

草色风烟 · 发表于 2005-11-30 20:58:49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吉日辰良在2005-11-30 20:27:53的o(︶︿︶)o 唉：

用一句常说的话评价他就是：
当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才知道他她的重要。
所以黄仁宇说：世间再无张居正。</DIV>
张居正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作为也几乎可以称为传奇，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他的，他的身上，有矛盾的一面，还有令人崇敬的一面。

进位失武 · 发表于 2005-11-30 21:42:25

为公，亦为私

蒹葭从风 · 发表于 2005-12-1 17:20:36

说来很有意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确，中国历史上不乏贫贱出身的天子，但出身寒微的宰相（或者，按明朝的，称为首辅）却很少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他的一生的奋斗曲折又经典，看了让人唏嘘。他协助幼帝，推行改革，治理天下，把一个末世的混乱时局稳定得井井有条，也不枉人们赠与他的“救时”美誉了。我早几年看明朝的历史，总是为其中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政局势头晕，为朝廷上的错综复杂以及层出不穷的“倾轧弹劾”咋舌……不过后来也慢慢理解了其中人的无奈。比如戚继光，比如胡宗宪，比如张居正。外圆内方、城府深厚的个性除了是身处险境中生存的基础，也是安天下建功业的基础……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却有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 17:40:43编辑过]

祝融 · 发表于 2005-12-1 18:49:26

据说他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之所以能考中是因为张居正在官场上作了一些工作

思茶 · 发表于 2005-12-1 19:06:22

呵呵, 这话说的, 官场的原则是只要官做大了, 自己不用开口, 自然就有人凑上来, 张居正这方面做的工作无非是自己做稳了首辅.
他的几个儿子初几次考试的都没考中, 后来考的多了也就有一两个中了. 他的三儿子殿试第一名是神宗亲点的.
当时的规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黑暗, 人情当然也是有的. 明代的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 一方面办事掣肘多, 一般的官员都怕有辫子落在别人手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 19:07:39编辑过]

思茶 · 发表于 2005-12-1 21:00:35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吉日辰良在2005-11-30 20:27:53的o(︶︿︶)o 唉：

用一句常说的话评价他就是：
当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才知道他她的重要。
所以黄仁宇说：世间再无张居正。</DIV>
小更正: <万历十五年>上的章节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

梅莊莊主 · 发表于 2005-12-2 01:41:37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蒹葭从风在2005-12-1 17:20:36的o(︶︿︶)o 唉：
张居正生前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其善用文官武将的佳誉已经载入史册。但他在用人方面却有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
</DIV>
他自己太強了。諸葛亮找的姜維也不能支撐住，時勢也。

思茶 · 发表于 2005-12-2 11:41:43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梅莊莊主在2005-12-2 1:41:37的o(︶︿︶)o 唉：

他自己太強了。諸葛亮找的姜維也不能支撐住，時勢也。</DIV>
明朝制度上皇帝仍然是最高权力者, 他没法改变这样的制度, 就算培养了接班人也还要看碰到什么样的皇帝.

张居正有机会做事, 和当时的皇帝还是小孩子还是很有关系的,传记中分析及时张居正自己不抽身，他也必定要面对一个日渐成年的皇帝对权力的要求以及青春期的反叛意识，他身后数月万历的作为也能看出这方面的端倪。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3 23:55:01编辑过]

仕民天下 · 发表于 2007-7-1 21:20:32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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