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没有一部《左传》？

荒野孤鸿

<P>作者：王伯虎</P>
<P>内容提要：《史记》所记春秋时事与《左传》多有不合。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手里没有《左传》原本，他的《左传》是凭记忆书写的。因记忆有错差，致使《史记》与《左传》抵梧。
关键词：《史记》、《左传》、司马迁 </P>
<P>初看题目，可能觉得好笑！不是吗？《史记》记述春秋时事主要依据《左传》、《国语》，他没有一部《左传》，怎么可能？但是我们阅读《史记》，却发现司马迁对《左传》的误解随处可见。随手举几例：
1、《郑世家》：
庄公元年，封弟段於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
按“京大于国”不可能，司马迁误解了《左传》。此事《左传》是这样写的：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隐公元年）
根据祭仲的说法，“先王之制”：大的都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超过这个规定，就会形成尾大不掉，对国君不利。“今京不度，非制也”，是说大叔段扩建京城，超出规定，也就是超出了“参国之一”的规定，不是说“京大于国”（修得比郑国国都还大）。
2、《晋世家》：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此事《左传》是这样写的：
（春，）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隐公五年）
据《左传》：周王先助曲沃伐翼侯（晋侯）；曲沃叛王，反过来又伐曲沃。司马迁误二事为一，谓周开始即助晋侯反曲沃；又把桓王误为平王。
3、《晋世家》：
於是晋作三军。赵衰举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此事《左传》是这么说的：
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僖公二十七年）
“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意思是晋文公命狐偃“将上军”，而狐偃“让于狐毛”，使狐毛将上军，自己“佐之”。司马迁却把这句话变为“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正好相反。
另外，《左传》本来是说“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命赵衰为卿”，就是在任命中军、上军将佐之后，又决定下军将佐人选，文公使赵衰将下军，赵衰“让于栾枝、先轸”，于是文公“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由于赵衰谦让，没有担任卿职，这里只任命了六将佐，而《晋世家》却变成六将佐加一卿赵衰，——七人。
4、《晋世家》：
晋始作六卿，韩厥、巩朔、赵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
此事《左传》作：
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赏鞌之功也。（成公三年）
司马迁不知道晋军将佐皆为卿，晋原有三军六卿，现“作六军”，增加三将三佐凡六卿，为十二卿。他知晋后期有六卿，这里正好出现韩厥等六人“皆为卿”，就说“晋始作六卿”。在《韩世家》也说：“於是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这且不论，他把六卿的名字也写错了，把“韩穿”误成“赵穿”。其实赵穿早就是卿，此时已死，故以其子赵旃为卿。
5、《赵世家》：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恤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恤。毋恤群臣请死之。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为能忍訽。”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恤，简子不听。毋恤由此怨知伯。
这就错得更远了。且看《左传》原文：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哀公二十七年）
赵简子本是晋国正卿，此时已死，故知伯继任正卿。赵简子之子赵无恤（《史记》作“毋恤”，即赵襄子）继任为卿，与知伯一起围郑，二人因口角交恶。但酅魁垒被郑人所俘，“闭其口而死”，到司马迁笔下却成了知伯“以酒灌击毋恤”；知伯质问赵无恤：“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又变成“因谓简子，使废毋恤”，却错得让人目瞪口呆。
《史记》这类错误比比皆是，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社会变化，汉时人已不了解春秋时期，因此发生偏差，这不奇怪。但象上面所举，完全属于低级错误，即使一般人也不应出错，何况司马迁旷世奇才，怎么会犯这类低级错误呢？
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司马迁手里并没有一部《左传》。
据《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不知司马迁之《左传》传自何人。
司马迁之生年，大致有两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谓：“当为孝景中五年（前145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前135年）矣。”
贾谊卒于文帝时，张苍卒于景帝初年，无论司马迁生于孝景中五年还是孝武建元六年,俱不得见之。张敞、刘公子后于司马迁，也不可从而学之。贾谊授贯公，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或许司马迁是从贯公学习《左传》的。但贯公不在京师，司马迁即使从贯公学习，时间也是很仓促的。当然也不排除司马迁随从贾谊、张苍的其他传人学习《左传》的可能性。
按今人想象，跟随先生学习，理应从先生那里获得一部书，或者至少应该抄写一份。事实恐非如此。
西汉时，一般书籍还是书于竹简，抄写很不方便。象《左传》这样18万字的巨著，以每简25—30字计，至少需要6000—7200支竹简方可容纳。《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作，谓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三千奏牍”仅读就用了两个月，书写该用多长时间？而篇幅比“三千奏牍”多得多的《左传》，仅抄写一遍又该花去多少时间呢？
何况先生授书，仍以宣讲为主，每天讲一部分。学生可能当场笔录，也可能当场不作笔录，回去后凭记忆书于竹简。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是从先生处照抄原文的，但不会人人都有这种方便。
从我们上举5个例证来看，司马迁依据的《左传》不是原本，而是凭记忆书写的，故有很多因记忆不准而造成的失误。我们现在回头再来分析这5个例证。
先看上举第3例。
《左传》原文为：“……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司马迁却写成：“……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与原文相比，“命赵衰为卿”前面少了“让于”及“而”字；后面又少了“让于栾枝、先轸”及“使”字。很显然，这是记忆不准确，掉字所致。
再看第4例。
原文为：“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史记》却是：“韩厥、巩朔、赵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把“韩穿”错写成“赵穿”，又错了顺序。象这种错误，也只能是记错，而不会是抄错。可能赵穿弑君，名气比韩穿大，更容易记住。
如果说上面两例还只是小的偏差，那么第2例就属于二事混一了。
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而且都是关乎周在晋国大宗翼侯及其支系曲沃伯冲突中所持立场的。
先是春季，“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翼侯即晋侯。翼为当时晋都，故晋侯也称翼侯，这个翼侯即晋鄂侯。郑庄公当时担任王室卿士，郑人支持曲沃一方，周自然也支持曲沃庄伯，故助曲沃伐翼。
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曲沃叛王”。于是“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由于晋鄂侯已经奔随，故周桓王立其子哀侯。这样周王又反过来支持晋国大宗翼侯而反对曲沃了。
《晋世家》却写成：“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鄂侯并未卒，而是奔随，后来“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故“晋人谓之鄂侯。”（隐公六年《传》）司马迁把前一事即周王先支持曲沃伐翼，鄂侯奔随忘记了，混二事为一，因桓王立哀侯，故言“鄂侯六年卒”。如果司马迁有一部《左传》，决不应犯这种错误。
再看上举第1例。
郑庄公封其弟段于京邑，段扩建京邑，超出规定，故祭仲提请庄公制止。司马迁没有记住祭仲“先王之制”那一段原话，把“今京不度”误解成“京大于国”了。京邑超出“参国之一”，已经引起祭仲的惊慌，“大于国”那还了得！
第5例就错得更加离谱。不但把酅魁垒被俘而死，误成知伯“以酒灌击毋恤”；还把知伯当面质问赵襄子：“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误成知伯回去后“因谓简子，使废毋恤”。《六国表》也有“知伯谓简子，欲废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这恐怕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了，很可能属于因先生方言太重或口齿不清而听错搞混的。还有一个原因：“赵孟”是赵氏宗主的称呼，这里的“赵孟”应指赵简子还是赵襄子，司马迁没搞清楚。
司马迁治史，精于当代而疏于古代，记春秋时事多有抵梧《左传》、《国语》处。《汉书?司迁传》赞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是由于时代变化，司马迁已经不能充分理解春秋时代。譬如，司马迁不理解晋国军制及卿制。晋自文公始作三军，每军设一将一佐，将佐各领一部，俱为卿。其位次为：中军之将第一，中军之佐第二，上军之将第三，上军之佐第四，下军之将第五，下军之佐第六，然后是新军之将、佐。司马迁误以为佐是将的副手，比将低一等。如宣公十二年《传》：“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晋世家》却写作：“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即士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郤克、栾书、先縠、韩厥、巩朔佐之。”把郤克、栾书、先縠三佐放在后面，与军大夫巩朔及司马韩厥并列。他不知道：先縠位居第二，在随会、赵朔之上，郤克也在赵朔之上；而军大夫及司马仅为上大夫，比将佐低一等。上举“晋作六军”，司马迁误韩厥等六人“皆为卿”为“晋始作六卿”，也是不理解晋国军制及卿制所致。
但《史记》更多的问题，是由于司马迁手里没有《左传》原本。他的《左传》是凭记忆书写的，因记忆有错差，致使《史记》与《左传》原本多有不合。反过来，他的《左传》不准确，也影响了他对春秋时代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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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村夫

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