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土木之战志疑

山野村夫 · 发表于 2006-2-9 16:09:16

土木之战志疑

李新峰
2003-06-04 17:36:51
作者提供，原载《明史研究》第六辑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2]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3]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4]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5]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6]。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7]。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8]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9]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10]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11]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13]《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14]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15]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16]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17]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18]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19]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20]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21]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22]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23]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24]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25]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26]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27]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庚申……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亦陷焉。” [28]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29]以大造声势而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30]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31]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33]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34]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3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36]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37]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38]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39]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40]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41]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42]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43]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44]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45]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46]据《宣府镇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驻宣府城军额驻宣府操军额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47]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48]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50]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9 16:14:20编辑过]

山野村夫 · 发表于 2006-2-9 1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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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
[9]《张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万历四十年刻本。
[10]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本。
[11]见《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2]《献征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和《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引唐枢语均有“死者十余万人”的记录，无人注意。
[1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14]见《 山堂别集》卷六五《亲征考》，《殊域周咨录》卷十七。按严从简误记朱勇为张辅。
[1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条、甲午条。
[16]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上）》（《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与黄冕堂《论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详细的总结，二人并指出“七八十万”之数乃包含了所有京畿卫所与班军。
[17]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营政通例》。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条。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五正统二年十月甲戌条。
[20]祁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
[21]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卫所》。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京卫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当时陵卫仅三个，较万历修《会典》少六个，陵卫均由五府所属京卫改置，故共三十九卫而非三十三卫。
[2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寅条。
[23]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2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2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26]关于“私属”，实难判断其所占比重。正统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故其规模不会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属”冠于“五十万”前，未尝不是因五十万不可信而作的含糊之辞。
[27]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壬戌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29]见金幼孜《北征后录》，《国朝典故》本。
[30]哈铭《正统临戎录》，《国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条。土木堡南十五里应为桑干河与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条载：“鹞儿岭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条载：“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来，城雷家站，移置州、卫治于此。”则雷家站即后来保安州城。
[33]《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长安所城……正统间都督杨洪砖石包修，属堡曰靖安、靖虏……洪赞、麻峪口、大海头……共十有九。”长安所城即长安岭堡。观《宣府镇志》附图第三幅，长安岭堡位于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联雕鹗、赤城。麻峪口堡作为长安岭堡唯一以“口”字命名的小型属堡，当为地图上标为“通，大举（寇）新城处”者，即位于保安州（新城）与长安岭堡之间，在保安州东偏北不远。
[34]《明经世文编》卷五九叶盛《边关紧要疏》；《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故》本。
[35]《宣府镇志》卷四二《凶臣杨俊传》。
[3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所说“王子”，当指进攻辽东的脱脱不花，与土木之战无涉。按传统的对瓦剌军行军路线的看法，对此条有不同解释。如曹永年《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认为阿剌知院“只‘伤了几个小边城’就放手了”，明军是“不战自溃”。
[3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条八月辛未条。
[3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朔条。
[39]见《大明一统志》卷五《保安州·山川》、《万全都司·建置沿革》。
[40]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寰宇通志》卷七《隆庆州·古迹》。
[41]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2]可参见《正统临戎录》。
[43]见《李侍郎使北录》。按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国朝典故》本）等记永乐诸亲征路线，或与《译语》稍异，但相去不多。
[44]《吾学编·北虏考》。
[45]李光璧已指出瓦剌分两路进攻，但认为东路军南下与西路军同时，似未注意宣府以东早已失守。见《明朝对瓦剌的战争》第五节《土木之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
[46]参见梁淼森《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7]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四记景泰时宣府马额为二万余匹，按镇城驻军占总额近半的比例，宣府城军马有一万匹左右，恰与《宣府镇志》所记相符。
[48]见李贤《天顺日录》，又见《献征录》卷十陈循《昌平伯杨公洪神道碑铭》。
[49]与上引均袁彬《北征事迹》，《纪录汇编》本。
[50]《正统临戎录》记英宗被俘后大言道：“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51]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条。
[52]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昭和三十四年，东洋文库。
[53]由《正统临戎录》、《北征事迹》、《李侍郎使北录》所记英宗、也先夏季驻地推得。
[54]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马文升《抚安东夷记》，《纪录汇编》本。
[55]前事见《否泰录》，后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条。
[56]李贤《天顺日录》：“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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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村夫 · 发表于 2006-2-9 16:18:13

土木亲征军人数小考

徐卫东
2004-05-10 15:04:48
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首发

　　土木之变在明代历史上为一大事变，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五十（余）万明朝大军毁于一旦，明朝实力大损，也似乎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印象可以从诸多通行的历史教材、辞典中得到证实。[1] 兹仅举一例，《明史新编》言土木之变之后果：“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军俘虏，明朝的五十万大军，就这样被王振几乎全部断送了，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2]然而笔者在翻阅一些原始史料时，发觉这种流行的说法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军真的有五十万或五十余万之众吗？在土木之变中，明军真的是“全军覆没”了吗？下面就以所见史料相互参证而叙说之。
　　在笔者所见史料中，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李贤之《天顺日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3]李贤，字原德，宣德八年进士，授验封主事，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正统十四年“扈从北征，师覆脱还。”[4] 英宗复位，命贤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自此，李贤“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5] 对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颇为有力。李贤不仅亲历土木其事，而且还以一位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面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亲征之前曾与同僚一起劝说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驾；[6] 在行军途中，又与一些御史谋划击杀王振，制止亲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7] 在李贤对土木之变的观察中，这种热忱的历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史料对李贤所记史实的可信度加以检测。作为土木之变的现场目击者，李贤记载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时说：明军“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这是一幅不战而败的图景；在杀戮面前，明军竟连一丝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其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而时人李实（景泰中曾出使瓦剌）却说：“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遂大肆杀戮，邀留上驾。”[8] 自后明代文臣亦多谓“尝交战而失利”，[9] 也许是掩盖明军之无能吧。两种说法，哪种真实？实际上，明军在土木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胆怯连蒙古人也大为惊讶，曾经询问明朝使者杨善：“土木之役，六师何怯也？”[10] 杨善支吾了事。明代中叶，陆容经过土木（墓），曾访询老兵当日情事云：“甲午北征，归自宣府，过土墓，尝询问己巳车驾蒙尘事。有老百户云：‘初，大军出关，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营建牙。初忽有枭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澀，至此适涸，乃议移营近浑河以就水。敌遥见军马移动，遂群譟而冲至。未及交兵，我师颠顿，莫能为计，相与枕籍于胡马蹴踏之余矣。……’……近见翰林文臣叙此事，谓尝交战而失利，盖知之未真。”[11]由此可见，李贤所记内容当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李贤的记述，我们可以推测明英宗所率亲征军的实际人数。在八月十五日大溃败之前，亲征军与瓦剌曾有两次战斗，即恭顺侯吴克忠和随后成国公朱勇的拒敌，皆以败殁终。[12]吴克忠所领军队为殿后军，其数不详。以情度之，当不超过后之所派朱勇军队的数量。朱勇所领明军数字诸书记载不一，有作三万、四万者，而李贤记为“五万”，今以此为准。[13]要之，两次拒战军队的人数在六万至八万之间，似乎不为大误。李贤记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时明军为“二十余万人”，合前数则亲征军总人数大约为三十万左右，这个数字要远远小于流传已久的五十万之数。正德年间，武宗游兴无度，大臣蒋冕谏其北巡，疏中有言：“曩睿皇帝北征，六军官属近三十万，犹且陷于土木。”[14]就此观之，则明英宗所领亲征军人数当在三十万之内，而不会超过此数。
　　对于这个估计数，我们可以从《正统临戎录中》得到佐证。这份史料出自哈铭（杨铭）的叙述。哈铭原为明朝出使瓦剌的使臣，留于瓦剌，英宗被俘后，也先命其随侍英宗。后随英宗南归，以功次第升至锦衣卫指挥使，世袭。根据这份史料，英宗被俘后，蒙古将士乃公等人要杀掉他，而伯颜帖木儿阻止了他们，说：“数万的人马，着刀的，着箭的，躧死的，压死的。皇帝身上，怎么箭也不曾伤他？刀也不曾杀他？怎么人也不躧着他？他的洪福还高，还在裹。”[15] 这里显说八月十五日土木之变中明军死亡人数为“数万”，与李贤所记二十余万人中“死者三之一”是相一致的。
　　另外，根据《正统临戎录》，英宗被俘后，也先曾来帐殿看望他，对他说：“臣宰听见说，前番营裹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天地的怪怒上，皇帝上都不得济，你如今只得了哈铭的济了”。[16] “大小四十万人”，出自敌国之口，显得可信。古代中国，征战者往往夸张实力以壮声威，此其惯例。这个“大小四十万人”与刘定之所记“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 [17]只能视为这种惯例的应用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十万、五十万之说也许不算错；但就求真的原则而言，应当以考实近三十万之数为佳。
　　我们还可以就当初出兵时情形来看。史载：“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举朝震骇。”[18]李贤记载：“明日驾出，总兵官以下亦弗预知，军士俱无备，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随之。天时、人事极不顺。”[19] 以仓促之命齐集五十万大军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就此而言，近三十万之数是合乎情理的。
　　在考订了明朝亲征军总人数为近三十万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土木之变中明军受损之情形了。据李贤所记，在八月十五日土木溃败中，死亡人数为二十万人中的三分之一，即仅数万人，而伤者居半，即十万人左右；考虑到前两次吴克忠、朱勇之败，则明朝亲征军在1449年的大事变中死者为十余万人，伤者为十余万人，二者合之当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一点儿，亦即二十余万人。一些史著过分夸大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中明军死亡人数是不准确的。[20]因为不仅明军总数只有三十万不到，在两次分兵之后到达土木的人数仅有二十余万，而且瓦剌兵因贪图珍宝的关系而不专于杀人，所以明军的死亡人数不会有“数十万”之多。李贤说：“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而明朝士兵则“脱衣甲而走”，逃命要紧。[21]刘定之也记载：“文武军吏免者，蓬首赤身踰山谷，连日饥饿得达关。虏举我辎重，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22]可见明军逃回来的人当有不少，仍可为明廷所用。明廷特地下令安抚逃回军士，以备守卫。《明实录》记载：“令谕各营大小把总管队官……即将所领官军回到京者一一开报，以凭给赏。果有阵亡及被伤成残疾者，令弟男子侄袭替。其无伤者仍旧操练。每人再给赏银二两，布二匹。时驾陷，官军脱回者尚众，人怀疑惧，不敢报官，故有是令。”[23]诚如袁彬在大同城下喊话时所言，瓦剌在土木“杀散”了明朝军队，而非围歼了明军。[24]“杀散”与“围歼”，其间含义的轻重不言而明。
　　1449年明朝皇帝率领的亲征军人数不到三十万，在土木为瓦剌军杀散，死伤二十余万，皇帝被俘。在谈及土木之变对明朝历史的影响时，这将是使之值得重新考虑的一个基本要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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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页185，人民出版社，1963年；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下）》，页348-3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页157，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页145-146，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页16-17，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辞海编纂委员会编《辞海》，页584，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
[2] 《明史新编》，页146。
[3] 李贤《天顺日录》，载邓士龍辑《国朝典故》，卷48页1146，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明史》，卷176页4673，中华书局，1974年。
[5] 《明史》，卷176页4677。
[6]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5；《明史》，卷169页4538。
[7]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6。
[8] 李实《李侍郎使北录》，载《国朝典故》，卷29页462。
[9] 陆容《菽园杂记》，卷4页44，中华书局，1985年。
[10] 《明史》，卷171页4565；又《天顺日录》：“向日土木之围，南朝兵何故脱衣甲而走？”见《国朝典故》，卷48页1147。就不战而败这一点而言，以“土木之战”来称呼这一事件是不确切的。
[11] 《菽园杂记》，卷4页44。
[12] 《明史》，卷328页8500。
[13] 作三万者，如刘定之《否泰录》，载《国朝典故》，卷30页478。作四万者，如谈迁《国榷》，卷27页1774，古籍出版社，1958年；《明史》，卷328页8500。李贤在《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见《献征录》，卷5）中也记为“四万”。是其自记有歧，或者他的两种记法中有一个传抄有误，已不得而知。然而总不出数万之数。
[14] 《明史》，卷190页5043。
[15] 杨铭《正统临戎录》,载《国朝典故》，卷28页443。
[16] 《正统临戎录》,载《国朝典故》，卷28页451。
[17] 《否泰录》，载《国朝典故》，卷130页478。刘定之虽称《否泰录》取自目击耳闻，兼及《奉使录》和《袁彬传》，具载国家大务，然于土木一节不如李贤所记来得真切。
[1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2页472，中华书局，1977年。
[19]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5。
[20] 如《明史》，卷10页139言：“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牟复礼亦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一文中说：“明军中大概有25 万人被杀；其余的人逃跑了，许多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挣扎着回到了北京，也有一些人被俘了。”见小弗兰克·A·基尔曼和费正清编《Chinese Ways in Warfare》，页263，坎布里奇，1974年。
[21] 《天顺日录》，载《国朝典故》，卷48页1146-1147。
[22] 《否泰录》，载《国朝典故》，卷30页478。
[23] 《明英宗实录》，卷18页3518-3519。
[24] 尹直《謇斋琐缀录》五，载《国朝典故》，卷57页1300：“皇帝在土木时，军马尽被也先杀散了”。
[25] 在本文草成之后，得阅李新峰《土木之战质疑》（《明史研究》第六辑）一文。李文中考订土木亲征军人数在25万左右，与笔者的估计大致相当。从这种考订出发，可以推测土木之变的影响并不真正在于国力上的受损，而更多的是对明人心理上的打击。这一意义当专文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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