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佩剑制初探

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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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篇老文章了，再温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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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ffff size=4>党焕英</FONT></P></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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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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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剑作为我国古代服饰礼仪中曾经标识身份、地位、等级的一部分，历来专门的服饰研究中却很少提及。一般谈及剑制，主要在于探讨研究各地剑之起源、各附件的确切名称，
及其形制在各历史阶段中的交流、传播、演变、发展乃至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或者偶有提及
，也多是一笔带过，很少把其上升到礼仪制度方面加以全面展开。笔者不揣浅陋，试图
对作为古代服饰礼仪的一小部分之古代佩剑制初步加以阐释，探讨佩剑之起源、发展、其佩带者之身份、佩带方法及其发展沿革与变化，以期能够弥补古代服饰研究中之空缺。由于文
献资料的缺乏，许多结论将主要靠出土实物或图像推测而来，难免疏漏和错误，望各位专家能不吝赐教。

一、剑、佩剑之起源


剑作为古之短兵，其身双刃，端尖为锋，既可横斩，又能直刺，或还用于投击，应用十分广泛，几千年来，古战场上近战卫体格斗，几乎处处都有剑光闪烁，即所谓“刀光剑影”也
。
那么，剑始于何时呢?传说为上古时蚩尤或黄帝所造，《管子》曰：“葛天卢之山，发而
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势备》中也有：“黄帝作
剑，以陈(阵)象之”之说。把剑的起源完全归功于中原地区，我以为这可能是后人以中原文
化为主流的正统思想在对剑之起源的推测上的托古之辞。《古今图书集成·戎政篇·刀剑类
·名剑记》甚至记有轩辕剑、夏禹剑等，《古今名剑录》亦记录了夏商周三代诸天子的许多
名剑，还有许多以佩剑行德为主题的剑铭，可惜均无出土实物佐证，令人难以信服。近年来，在陕北、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陆续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剑是属于商代后期活动于北方草
原
地区的游牧民族使用的各式短剑，如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的铃首剑，其年代相当于商后期。这些短剑的基本特征为：剑身短，中脊凸，身与柄交接处无格，但有侧刺，柄均向一侧微曲
，多饰有精美的几何形图案，柄首形式多为铃首或羊首、鹿首等兽首形，具有鲜明的草原地方特色与北方青铜文化风格。中原地区最早的青铜剑实物则是属于西周早期的，如陕西长安
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礼村，宝鸡茹家庄，北京房山琉璃河，北京昌平白浮桥等西周墓都有零星出土，它们均是西周贵族或周王的封侯墓地，这可以由伴出的其他大量具有鲜明周文
化特征的陶器和铜器作为佐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商末周武王曾以剑射杀纣王：“
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
”《礼记·乐记》也有有关剑的记载：“武王克殷反商……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
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 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 如
果这两段记载属实的话，则商末周初战事曾用剑。但剑并不作为主要的兵器，可能仅为王与虎贲之士所用，毕竟中原作战多为车战，故剑这种近体格斗之兵器很难得到快速发展。可能
在作为贵族统治者猎奇玩赏之用的同时，有的或者还用于战事，但并不普遍，在礼仪方面的地位亦并不高。此时，草原地区的青铜短剑已渐由曲柄式发展为直柄式，剑首还保持兽首的
形状，而周本土区域出土的剑，体短，无格，形制简单，多为扁茎柳叶形，亦有类似于北方草原地区的兽首形剑。钟少异先生认为扁茎剑的起源可
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文化遗存中的“石刃骨匕首”①，可能有一定的
道理，因为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会是偶然的，必有其内在、外在因素作用的必然性，而最初的兵器则基本源于原始的狩猎或生产工具，剑肯定也不会例外。而段渝先生在
其《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②中则认为柳叶形铜短剑的发源地似应在
成都平原古蜀地区，年代为商晚期或更早，因为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相当于殷末周初的地层中，出土一件长24厘米
的柳叶形铜短剑，在三星堆一号坑还出土一件柳叶形玉剑，扁茎，无格，茎上一圆穿，残长约28厘米，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后来又陆续在成都十二桥遗址第十二层和新一村晚商地层
内又各出土一件柳叶形短剑，它们不仅年代较早，且形制原始，尤其是后两件，茎上无穿，所以，应是宝鸡、长安等地所出扁茎剑的早期型式。对于同一种剑型，这两种看似地域性相
差很大，可谓南辕北辙般的起源说显示出了对扁茎剑起源看法的不一致，但其实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据《三星堆文化》③中关于古蜀文化中族属问题的研究可知 ，古蜀文化中岷山山
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支曾源于西北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也许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文明，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我以为，剑的起源其实应该是与地理环境、生产
方式、作战方式等多种因素分不开的，而各地剑之起源亦不能一概而论，它们或者有自己的源头，或者由外地传入，又有自己经过改制的风格，如吴越之剑在春秋时期就因其精美极富
盛名，且具有自己鲜明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风格和形制发展的序列。战国时代之以楚，按照事物发展、文化积累的规律，其必有自己本身的源头，因吴越之地地处丘陵地带，不利于
车战，故短兵器易于流行发展。肖梦龙先生在《吴国青铜兵器研究》④一文中指出“吴越是
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新序·杂事篇》云：“夫剑产干越。”高诱注曰：“
干，吴也。”而北方草原地区则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携带些带有刃部的近身防卫武器，所以剑在此地出现较早便不难理解。各地不同之剑只是由于后来的交流，更为了便捷、实用
，形制用法才渐趋于一致。所以真正大规模用剑较晚的中原剑反倒是后来各式剑的综合。因为其地处中部，南北可以兼容共存。在此，我们可以再一次领略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和
复杂性，及其后来如百川纳海般走向统一的气势，不过，总体说来，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剑的形制有了新的变化，达到成熟、鼎盛的时代，形制多样，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以大的板块分，有中原式、吴越楚式、巴蜀式与滇式等。此时，扁茎短剑、直柄直刃剑已极少见，而新型的扁茎长剑、脊茎剑、筒茎剑、柱茎剑则十分流行，其共同的特点是：剑刃近
锋处均作刃口内收弧曲的外形，形成所谓的束腰，增强了剑直刺的功能，而且，剑身普遍加长，形制规整，附件齐全，剑不仅作为短兵格斗之武器，而且成为表示身份、等级的礼仪佩
带物，并出现了所谓的“玉具剑”。
综合一些有关剑各附件名称之探讨文章，如周南泉的《玉具剑饰物考释》 ⑤，高至喜的 《谈谈剑饰名称问题》⑥等的意见，我采纳了自以为较为确切的称谓
，一柄发展到后来的 附件齐全的完整的剑，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剑身前尖称“锋”，中凸棱线称“脊”，
脊的两旁坡下为“从”，从两面杀为刃(锷)，脊与从合称“腊”，剑柄手握处称“茎”，茎
与腊交接处护手称“镡”(或“格”)，柄周凸起称“箍”，柄末端护茎物称为“首”，另外 ，古代青铜剑一般还有剑鞘保护，鞘前有护锋的饰物称“
”，鞘中部偏后有用于穿带佩剑的 饰物称“ ”。

至于剑之所以后来发展成为中原地区贵族阶层的礼仪佩饰，我认为商末周初的剑形基本上可以说是源于北方地区(西北或北方草原地区)的，这从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剑形中可以推出，
所以佩剑最初可能亦是源于北方草原部落随身佩带的习俗。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他们逐水草而居，必须随身携带生活必需品，而短剑不仅可以防身，又可充当刀具之类用
品，必然成为其随身佩带之物，何况游牧民族本身便有许多小生活用具佩于腰带之上的习俗。尽管西周贵族墓内已随葬铜剑，且在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墓内，铜剑出土时位于死者
腰部的右侧，可见已作为佩饰使用，且武王伐商时亦已身佩铜剑，但前者之剑可能与随葬的戈、矛、戟、斧之类兵器用途一致，仅作为权力和武力的象征，并不是作为礼仪佩饰随葬的
，佩带上亦无严格的礼仪规范。而武王佩剑伐纣，剑仅用作战斗武器，并未有表示身份、等级等礼仪上之用意。佩剑真正作为礼仪佩饰，可能则源于吴越贵族佩剑之习俗(吴越佩剑
之
俗则可能源于战事佩剑，只是后来因剑本身的铸造工艺及其上饰物质地、纹饰等不同而有等级之区别)，所以，如果说西周贵族一般意义上的佩剑源于北方草原部落，而佩剑作为礼仪
佩饰则可能是因吴越贵族对剑作为佩饰的极力推崇(在下面列举的故事中便可看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佩剑一饰追根溯源应由实用发展而来，而绝不是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由
佩剑发展成战争用剑，或者将其截然分开。他们之所以那样说，可能只是因为这种情况较为符合中原地区的情形。在中原广大的平原地区，春秋之前，一直采用庞大的车阵作战，多用
弓弩、矛、戈、戟等兵器，相反剑则较少使用，所以当南北各地剑(或用于佩带防身，或用于作战)传入之后，剑因其轻便实用，便于携带，又于战事中有较强的杀伤力，不仅用于战
争，而且上层贵族又把其首先作为炫耀身份地位的佩饰，并在礼仪中大大地提高了其地位。剑后来礼仪地位之高，很可能也与三星堆古蜀文化的传入有关，因为在此地我们发现了相当
于商周时期的古蜀国作为礼仪之用的玉剑。

二、有关佩剑的传说及故事

剑从一开始记录，便有许多奇异的传说，如湛卢之剑之神奇，庄周止剑士的丝丝入扣，干
将、莫邪剑故事的惨烈，即使是从有关春秋至战国的史料记载中，我们也不难找到一些关于佩剑的真实的故事与传说。
1.履及剑及的故事

据《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因为宋国杀了自己的使臣，气得鞋也忘了穿，剑也不带了，一甩袖子飞跑出宫，准备亲自远征，他的随从人员连忙捧着这些必
需品追去，这说明剑在当时对于奴隶主贵族已是不可须臾离身的佩饰。
2.“季札挂剑”的故事

“季札挂剑”是春秋时代有关佩剑的一则有名的故事，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新序》等记载，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中原，途经徐国(地在今安徽泗县北)，徐君
见了季札的佩剑，很是羡慕。季札想送给他，但考虑到出使之需要，当时没有送，归途重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就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离去。这则故事在称颂古代君子之间诚
信
友谊的同时，亦道出了吴剑之华美。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季札作为使节为什么一定要佩剑，佩剑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防身的兵器吗?我以为，剑作为出使时必备的佩
饰，从其装饰的华贵上，一则表示了佩带者身份的高贵，所言话语的分量，一则在当时可能亦作为出使别国觐见的一种凭证或信物。
3.“弹剑而歌”的故事
据《战国策》《史记》载，齐国有个叫冯 的人，曾寄食于孟尝君门下，左右以为孟尝君贱之，便使他“食以草具”。谁知他，“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
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
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
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 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
不复歌。”从这则故事，我们不难看出，战国时礼崩乐坏
，剑之礼仪地位已大大下降，佩剑者之身份在外人眼里已不被看重，而且佩剑之风已盛行，不局限于上层贵族阶级，社会上已有了专门的剑客。
4.荆轲刺秦的故事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陈殿下，非有 诏不得上。”于是荆轲刺秦王政时，“轲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执匕首
之。……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 左右皆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遂杀之。”情急中的秦王政竟难
以拔出长剑以自卫，由此反而可以知道，作为最高统治者，其剑之长并佩于身后，且用之不便，也许平时仅仅为佩饰，实际并不用。
5.“刻舟求剑”的故事
据《吕氏春秋·察今》载：“楚人有涉江者，其剑从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
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这则故事在讽喻楚人的拘泥固执、不知变通的同时，亦说明战国末期佩剑已成为普通人之装饰，不仅为贵族阶级所独享。

此外还有吴子胥逃亡渡江欲赠船夫以佩剑来报答救命之恩的故事等。到了秦末汉初，还有高祖以佩剑斩蛇、项庄舞剑等故事。而且佩剑在战国时的一些国家中可能还曾作为成人礼，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己酉，王冠带剑”，在中国古代，“加冠”是一
种表示成人的重要礼仪，而把“带剑”与此相连，就不能不说是表示同一含义，而且，佩剑有时还作为赏赐之用。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剑在中原地区并不是最早的由生产工具直接发展而来的兵器，如
“弓、矢、斧、钺”等，也没有它们那时在国家政权中所象征的特权地位。《礼记·王制》
：“诸侯赐弓矢而后征，赐铁钺而后杀。”说明它们曾是执掌生杀大权的，在古代帝王手中
威重一时的信物。但剑作为一种后来的兵器，作为一种正好适合统治阶级表示其尊贵、威严的防卫礼仪佩饰，却曾一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崇，这可能是由剑本身的只用于近距
离格斗卫体，体狭无侧刺，无长 、长短轻重适中，便于佩携的特性所决定的。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有专门的制剑、相剑的名师，如吴之欧冶子、风胡子、越之干将、秦之
薛烛等。《吴越春秋》载：“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又据《越绝书
》曰：“昔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而且，这些名师多
在南方。因为春秋后期，南方吴、越两国相继崛起，而其地处江南水乡，不利车战，步兵和水军为主要兵种，于是便十分重视剑这种近体格斗武器的生产，在古吴越楚地出土的水陆攻
战纹铜器上常有大面积的身佩短剑的士兵即为实例，当时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原各国，《庄子·刻意》：“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在《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也记述了许多当时铸剑的传说和故事，尤其像干将、莫邪铸剑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吴被越灭，楚又灭越后，吴越精湛的铸剑技术在楚国又得到了继承和
发展，冶铸出许多的名剑。当时的士大夫贵族多佩长剑以示华贵雍荣，如屈原诗《离骚》上有：“带长铗之陆离，冠切云之崔嵬”，长铗即指长剑，还有楚墓出土的帛画中身佩长剑御
龙的贵族人物等。解放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出土了越王州句剑、越王鸠浅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它们的装饰出现了剑首同心圆、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亮斑、
虎皮斑、精细透雕、火焰斑、菱形暗格纹等多种技术，让我们重睹了2400多年前吴越名剑师的遗作风采，为世界兵器制造增添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兵器也后
来居上，据《战国策·韩策》载，当时韩国出产的名剑也有“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
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说明到战国时期，中原一些国家的铸剑术也达到空前
水平。而且一把好剑往往被看做价值超数座城池，无数骏马，且自有却敌千里之威。《越绝书》将越王勾践的五柄宝剑——湛卢、纯均、胜邪、鱼肠和巨阙演绎为天神助欧冶子而铸成，有人欲以“市之乡二，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换取纯均而未果。后来楚王得湛卢剑，秦
王求之不得，竟然兴师击楚，并以不得此剑不退师相威胁，可见，拥有这些稀世宝剑，在当时似已成为国力、地位的象征。不仅如此，自古谈剑论剑者，也备受推崇，从前文所引的“
虎 贲之士说剑也”，我们可知，说剑之风可能早已始于商末周初。到战国时期已有了专门的剑
客。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叙》中讲到，司马氏祖上在赵国的一支曾经“以传剑论显”
。他还将论剑与兵法相提并论，说“非信谦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
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在这里，太史公将“论剑”提高到“与道同符”的高度，认为“ 论剑”是一门“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的大学问，这也可能就是汉以前称剑技为“剑
道”的原因，其所指已远远超出了剑的临战击刺之效，而是在讲剑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讲剑
的特殊文化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这正如马明达先生在《试解“虎贲之士说剑”》⑦一文指出：剑已超越了单纯的兵器属性，兼有了人文教化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兼备了健身、娱情和修养心性的体育功能，所以后来的中国士人往往书剑并举，以剑比德，有所谓“剑侠
”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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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哥

<FONT size=2>三、玉具剑和班剑

说起佩剑，便不能不提及玉具剑和班剑，这是两种完全作为佩饰的剑。
1.玉具剑
玉具剑亦称“玉头剑”，可以说是古代佩剑中装饰最为隆重豪华高贵的，帝王 官员平时或上朝佩带以显示尊贵。《东宫旧事》：“太子仪饰有玉具剑。”《史记·田叔列
传》：“将军欲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玉具剑的出现不是偶
然的，我以为其与统治阶级对玉的一贯推崇是分不开的。从商周时起，统治者便将玉比德，一直佩带于身，《礼记·玉藻》：“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且其中式样
之繁琐，寓意之多样此不赘述，总之是每种样式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含义，有的还作为重要的祭祀天地日月的礼仪用品。从商代起，奴隶主贵族便有意识地以佩玉显示身份的高贵，到西
周时形成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但玉只是品德的象征，并不足以表现奴隶主对下属及奴隶们的威慑与戒备，所以当剑这种便于携带的兵器作为佩饰一经出现，统治者们便很快发现佩剑
具有佩玉所达不到的妙用，所以便剑、玉兼佩，刚柔相济，并垄断了它。他们为炫耀身份与威风，还特别在剑的装饰上下大功夫，起初，只是在剑本体上如剑身、剑首、剑茎等处雕饰
花纹。如商末周初时期的短剑，多饰在剑首，如鹿首、羊首、铃首或其他兽首，后来有的便饰在茎或身、鞘上，如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长三角形扁茎剑，出土时茎部遗留有木
柄和缠绳的痕迹，同时，剑插在铜鞘内，鞘上带有由蛇、牛等动物和缠枝植物组成的镂空图案，极为精美，剑通长24.3厘米，为西周早期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件扁茎剑，扁
茎两面均有凹槽，剑身有棱脊，茎部饰人头纹，据考可能为西周传世品。1992年，陕西宝鸡市益门村二号墓出土一把金柄铁剑，柄部饰以精致的蟠螭纹和兽面纹，又以绿宝石、原始玻
璃珠等镶嵌出目、角，同时还加以镂化，使纹饰颇具立体感，该墓属春秋晚期偏早的秦墓。
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句践剑，圆茎实心，茎部无箍，宽格，剑格上镶嵌
蓝色玻璃和绿松石，锋刃锐利，出土时光亮如新，剑身遍饰菱形暗纹，衬出八个鸟篆体铭文：“越王鸠浅(亦作“句践”)自乍用剑”，全长55.6厘米，属春秋晚期器。如此的例子其
实可以举出很多
，总之，后来为了方便实用，且具双重功效，使剑玉结合，以玉饰剑，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玉具剑，只是在剑体本身上饰以玉。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西周晚期墓出土一把
铁剑，剑柄为铜芯玉茎，剑首及剑身接合部均镶以绿松石。而玉具剑的出现则已到了东周时期，因玉之质脆，绝难实用，故而只作佩饰，并作赏赐之用，以显示帝王对下属特殊的恩宠
礼遇和器重。《汉书·匈奴传》：“赐以冠带衣裳……玉具剑。”所谓玉具剑，其实就是以
玉质附件装饰的剑，春秋末已开始出现，战国时可能已有这一名称，刘向《说苑·反质篇》谓：“经侯往适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孙机先生在其《玉具剑与式佩剑法》
⑧一文中，曾对玉具剑的渊源作了探讨，从已出土的早期玉具剑的剑型入手，对其中的 扁茎、一字形格和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加之吴越地区所出名剑均不具附有玉具的
特点，认为玉具剑是在中原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起初，仅有一、二个附件为玉质，如春秋末 期的 江苏六合程桥二号墓出土的玉具剑，仅有青玉雕成蟠螭纹的首与格⑨
，春秋晚期后段的洛 阳中州路2717号墓所出玉具剑有玉 [10]，战国时期 的邯郸百家村57号墓出土的玉具剑装有玉首和玉格[11]等等。到了汉代，才发展为
四件齐全，且玉上 的装饰花纹日益精美，更加显示了剑作为上层统治者的佩饰之珍贵，西汉时期典型的玉具剑，剑首、格、 、
的纹饰题材和雕琢技法往往是一致的，但也有例外。例如，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一把铁剑，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玉具剑，四件玉具的纹饰主题
皆为螭虎纹，采用浮雕和阴刻的技法雕琢而成。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所出的一把铁剑，四件玉具的纹饰主题也是螭虎纹，其中玉剑首的造型很特别，作不规则长方形，运用浮雕和透雕
相结合的技法，雕琢出五只螭虎盘绕于云气中。湖北光化五座坟6号墓也出土一把玉具剑，但四种玉具齐备的只有两把，其中一把玉具有纹饰，但题材和雕琢技法并不一致，剑首内区
饰勾连云纹，外区饰突起的涡纹；剑格和剑 都饰兽面、卷云纹；而剑则
饰浮雕的熊虎相嬉戏的形象。另一把玉具剑的四种玉具皆素面，等等。总之，西汉时期的玉剑饰，不仅造型优美，纹饰多样，而且雕琢技艺也十分精湛，是汉玉中弥足珍贵的瑰宝。可
以说，战国至西汉是玉具剑的鼎盛期，东汉秉承西汉习俗，也使用玉具剑，《后汉书》中也有关于“玉具剑”“玉具刀剑”的记载，但发掘出土的东汉玉具剑饰不多，也未见四种齐
全的玉具剑，说明东汉时玉具剑已不如西汉时那样流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衰落，唐以后已很少，但在重大的仪式上，仍然使用，《旧唐书·舆服志》说皇帝在戴冕、穿大裘的
场合仍要佩带装“火珠镖首”的“鹿卢玉具剑”。只是到了明代，才有一些仿制品和伪品出
现。但我以为，所谓玉具剑，可能也不仅限于此，在属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一把“玉剑”(E·C·11：99)，青白色，完整，出自墓主腰腹间，是一把带鞘的剑，有首、茎、格、
、鞘、 等，分为五节，首、茎、格、鞘、 分别各为一
节，各节之间用金属物连接，不能活动折卷，不具实用功能。可见仅作墓主生前珍贵佩物。剑首用一块玉料透雕成双龙形，扁平体，两端做成向下回卷的龙首，圆目，张口，龙的躯体
作弧形蜷曲，两后足雕琢成对称的凤首，圆睛，垂琢，高冠相连，表面刻细线方格纹和细密阴线綯索纹，双龙的躯体下边，雕相背双凤，凤首向外，与龙体相连。其间琢长方形的孔眼与茎端的方孔对应，以金属物贯连。位于格的一面，作勾形，与格同属
一节，一面以十字形线条将其表现界作四区，区内饰阴线勾云纹，剑茎至格、剑格至剑身、剑身至
部都是以两道金属相连，剑身雕成剑鞘形，长33.6厘米，宽5.1厘米，厚5厘米，极为华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这样的玉剑可能还会有出土，如前所述，
我们也曾在三星堆殷末周初的遗存中发现了一把扁茎柳叶形的玉剑，这就可以把玉剑的出现
提得更早，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剑装饰繁琐的纹饰看，便可 知其弥足珍贵，可能仅限于王侯佩带。
2.班剑
所谓班剑，据《五臣注》：“班剑无刀，假作剑形，画之以文，故曰也。”《唐 开元礼》：“汉制，朝服带剑，晋代以木，谓之班剑。”《文选·王剑文》：“给节羽葆鼓
吹班剑为六十。”可知，真正意义上班剑似乎是一种以木制作的，刻饰花纹的礼仪用剑，既
可作为上朝佩剑代替真剑，又可作为仪仗佩饰。所以又称作“木剑”、“象剑”等，始于晋
代，且因剑首上饰物的不同而有贵贱之分，《晋书·舆服志》曰：“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
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
”实际上班剑只是古佩剑之异化，已彻底失去防身自卫的意义，而仅具礼仪性质。但木剑作为随葬明器，在战国时已经出现，这在一些战国墓的出土物确有存在，据《四川荥经曾家沟
21号墓清理简报》 [12]可知，此墓出土木剑(M21：25)一把于
棺侧，鞘、剑合制，属木质漆剑，是四川发现的早期漆器中惟一的一件仿兵器明器，制作精致，形象逼真，圆盘
形首，圆柱形茎，一字形格，属吴式剑类。长沙地区的楚墓中也出土木剑，有的雕成有鞘的形状，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不仅出土越王州句剑等三件铜剑，亦出土有木质剑和剑椟。
所以班剑有可能源自明器。袁仲一先生在其《秦陵铜车马有关几个器名的考释》[13]一文中曾认为，秦陵铜车马上的两个御手俑所佩剑似为班剑，因为其佩剑“把剑茎与剑
鞘铸连在一起，像似剑插于鞘内，其实仅见鞘而无剑，”只是象征性，且鞘、茎、剑带等均
绘有精致的图案花纹，形象逼真，酷似实物。秦陵铜车马是采用铜质彩绘以1/2比例完全模仿秦始皇出巡时的立车和安车铸造的，其制作之精美、细致有目共睹，它们所有的构件、马
匹、配备、甚至弓弩、箭头等兵器均与实物一致，而驭手所佩剑却仅具象征性。为什么在所有的构件、佩饰均似真的情况下，只有佩剑仅具外形呢，这不能不令人费解，最有可能是，
在经历了“荆轲刺秦”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后，秦统治者吸取了教训，私下已为宫内的卫士配
备了类似剑的佩饰，这样既可威慑进宫之人，又可防止内部人员对王的不测，与真正的所谓
“班剑”相比，可能只是质地或名称不同而已，抑或剑刃本身就是空的，剑鞘则为实心。无独有偶，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编钟中，六具钟 铜人身左右所佩长剑亦
属同样情况，如果前后所谓的班剑真有传承性的话，则班剑的起源可能应该追溯到春秋末至战国早期。到了唐代，可能仍继续沿用，在陕西礼泉县李 墓内出土一剑，剑鞘完好
，鞘内插一木质剑，已腐朽，但大形仍存，从而也可证实班剑制古时确实存在。
除了玉具剑与班剑外，还有一种尚方宝剑，即“尚方斩马剑”，作为古时代表皇帝出巡者
的佩饰，佩带者即为皇帝的代言人，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有臣民见剑如见皇帝，要行觐见叩拜之大礼，而佩带者对不法者有先斩后奏的特权，可见剑的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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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哥

<FONT size=2>四、佩带法

1.佩带者身份的变化

从前面谈及的几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佩剑作为礼仪佩饰，最初只局限于上层贵族统治阶级之内，所谓“礼不下庶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雄争霸，僭越之事已成经
常
，故而佩剑作为一种等级的礼仪制度，也同其他礼制一样，已日渐衰落，在下层贵族官吏和富裕人家的子弟中也形成为一种风尚时俗，这些从秦汉时的一些文献记载的资料以及秦不得
不颁布的一些法令来看，这种没落的趋势已可见一斑。《史记·六国表》：“简公六年，初 令吏
带剑”，我们知道，一道法令的制定往往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简公所以要颁布此令，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范围的限制，也表明当时已有一些人越界佩剑了。到了秦末汉初，则游闲公子、
平民布衣亦带剑，《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
行，……淮阴属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及项梁渡
淮，信仗剑从之。”可见，到了汉代，佩剑已成为时尚。以至于《后汉书·舆服志》描述为
：“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曹
功曹，无不佩剑”，这些从汉代画像石中也不难看到，汉画中的佩剑者，有的是达官显贵，
有的是武士门吏，这也是汉代人豪爽好武、勇于开拓进取风气的反映，而且汉代剑的制作工艺
也相当高超，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一剑，全长1米有余，经化验此剑属于“百
炼钢”的早期作品，其刃部经淬火处理，硬度极高，而脊部仍保持较好的韧性，刚柔相济，实属宝剑。

据《周礼·考工记》载，最初的佩剑也因身份等级的不同，而长短轻重不一，即使士一阶层亦有三个等级：“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郑锷曰：“此谓
桃氏制之以供卫王者之所佩服也，人之形貌大小长短各不一也。制剑以供其服，非直以为观
美，要使各适用而已，故为三等之制，以待三等之士，俾随宜而自便焉。剑之茎其长五寸，剑之身若五倍其茎之长，则三尺也，重九锊，则重三斤十二两也，兹其长之极，重之至也，
故谓之上制，惟士之长而有力者然后能胜之，故上士服之；剑身四其茎之长，则二尺五寸，重七锊，则二斤十四两也，长短轻重适得中焉，故谓之中制，惟人之得中者所宜服，故中士
服之；若身之长止三其茎，则二尺耳，重止五锊，则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中耳轻而且短，故谓之下制，士之形短而力微者可以服焉。或谓士有上中下之制，安知其非指元士之在位者耶
，以经考之，旅贲虎贲皆卫王者也，然旅贲氏之夹王车左右各八人，所执者戈盾，则不服剑矣，惟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府伍不言所执，其属有虎士八百人，其人既人，则有上中下
之不同可知矣，不言所执，则服剑可知矣。”

郑氏之言未必能够全信，但佩剑以长短轻重之不同而划分其佩带者身份之事应该是可信的。这与我国古代以兵士的身高体魄、力量、行动便捷等条件划分级别应该是相对应的。但是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大的墓葬中，即使同一墓出土之剑亦有长些的，有短些的，不能一 概而论，而且剑最初作为佩饰，一是炫耀身份，二是提防不测以自卫。《释名·释兵
》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仪仗设剑意谓是矣。”而到秦末汉初，因黄老之学盛
行，人们又把佩剑和其他一些服饰与五行之说相联系，硬牵强附会出一个佩剑之深奥含义来。《春秋繁露》曰：“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NFDF3]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
此外，从“荆轲刺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秦时上殿朝臣不能佩剑，即使陈
于殿下的执兵诸郎中，亦是“非有诏召不得上”，以防对王之不测，而自此事后，这种情况
可能便有所改变。而汉代则特许一些特权人士佩真剑上朝。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
……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谓上朝不脱履，不去剑
，所以示殊荣也。而萧何为汉之开国元老，身任丞相，其位尊贵至极，权重一时，自不必言说，此时他的剑为真剑，而殿前卫士佩剑为何，尚难猜测。其后曹操等遂援以例。到了晋时
，则上朝佩以班剑，仅具象征意义。
2.佩带法
剑是一种用于佩带的兵器，但它本身并没有设置用于佩带的构件，其刃部很长，如果不把其
包装起来，佩于身上亦不安全，所以从剑开始作为佩饰，其必带鞘，早期的剑鞘有铜质的、
象牙的(河南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北侧的战国中期墓中出土一剑用象牙作鞘，花纹缕饰繁复精细)，也有皮革质的，具有早期用料的不确定性。而战国秦汉时的剑鞘多为木质，由两片
夹合而成，呈上宽下窄的不规则长方形，截面为扁椭圆形，外裹布或缠丝麻，然后髹漆、彩绘，这些我们不难在考古出土的实物中找到例证。如秦陵铜车马上御手俑所佩剑之剑鞘，上
宽下窄成不规则的长方体，截面呈枣核形，剑鞘纹样为：先平涂一层白色作底，再用细如发丝的墨色和朱色相间线条，勾勒出一条条宽约0.35厘米的条带形的界域，每个界域内再用
纤细的墨线和朱色的双勾线绘出不规则的几何形图案纹样。而剑茎的中脊和五道束匝上，在白色的底色上，用墨线和朱色绘出绦形的交结缠扎纹，纹样精致，精工细描，风格写实，好
像剑茎和剑鞘的外侧用丝绦缠扎。此外，还有专门放剑的剑椟，多为长方形木盒，有盖，盖中部一般隆起，髹黑漆，有的还彩绘纹饰。

至于剑的佩带方法，起初因为剑短，而直接插于腰带上，或在身左，或在身后，亦有佩于右侧者(侍臣佩于右)，水陆攻战纹铜器上的武士所佩铜剑，有的在左，有的在右，可能出于
构图上的考虑，以便图案对称、美观。后来由于剑体的逐渐加长，直接插于腰间已十分不便，故大约在东周初期，在剑鞘外置，以孔穿过腰带而佩于背后或身侧，
但毕竟前者易于滑脱，而后者因剑紧贴腰身，固定较死而不便抽取，后来又因剑体的逐渐加
长更觉不便，便改为另佩剑带。剑带至迟在春秋时已是普遍的服饰，《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所谓“衣裳剑带”的记载，它是以丝、韦或革穿孔而过，将剑佩挂于腰间、
背后或左侧，以抽取便也。若为丝带，则将其两端绾结于腹前，如秦陵铜车马一号御手俑之剑带，且带尾呈八字形分披垂于腹前，这样可使带稍稍向下拖垂，为拔剑留一些活动的余地
。而革质剑带两端相连的则有剑钩勾括，因剑带较腰带细，故剑钩也因其形制较小而有别于带钩。至于剑钩的形制，此不赘述。而秦陵二号铜车马上御手俑之剑带，质地硬直，似为革
带，其一端下侧有一凹形缺口，另一端有一下垂成双歧形的花结，花结的背面有一带菌状帽的横轴，用以和另一端的凹口相扣合，借此种活性连接，可以随意把带系于腰际或卸下。可
见这又不同于一般剑钩的使用。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作为一个 鞘外独立的附件，它是如何被固定在鞘上的。
实际上，谈及佩剑，便不能不提及剑，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是因剑之加长，再也不便直接插于腰带上，从而不得不设置的一个附件。孙机先生在其《玉具剑
式佩剑法》一文中，将分为四型，一型 为无檐，只是一段扁管， 顶面微圆鼓，剑带从它的孔中穿过；二型为单檐 ，其顶面有一端向外出檐；三型 为双檐
，顶面两端都出檐，但不弯卷，或者只有一端的檐微弯；四型 为双卷檐 ，其两檐均向下弯卷，仰过来看，则有如郑玄所说的屦绚之形了。孙机先生总结说， “四型
是较成熟和定型的式样，一型 则是较原始的形式，但在四型 通行以后，它仍作为一种简化的式样继续存在。 上的檐只供装饰，并无实际
用途。”这一点已被秦俑坑出土的剑(多一型)和秦陵铜车马上御手俑所佩剑之
形(四型)所印证。那么是如何被固定于鞘上的呢?1999年10月，我曾有幸参加了秦陵铜车马的搬迁工作，借此机会，我仔细地观察了一号车御手俑之佩剑方式。因为铜
车马整体均由青铜铸成，精工制作，一丝不苟，如实真切地再现了当时秦始皇出巡车之车制。所以此御手俑佩剑虽仅具外形，但亦能很全面具体地保存秦代佩剑的遗迹，不像大多数木
漆质剑鞘由于朽蚀严重，本已残留无几，剑 、 、首等附件多已各自分离
，很难看到它们配套出现的整体外观，至于固着于鞘上的与鞘之连系方法更是无迹可寻，而一号车俑之佩剑则至少提供了当时的一种固于鞘上的方法。其剑斜挎
于身后，柄端偏左，锋端偏右，以不同于腰带的另一条宽带(似丝质)贯穿孔系 于腰部，从带与鞘斜交的上侧微微显示的一些细线相交的网状格纹迹象上看，我以为
是被以细麻线先贯孔斜线交织缠扎固定于剑鞘上的，从而形成菱形网格纹，并使剑可在带上滑动，而
并不致滑落。这不失为一种简便科学的固定办法，从而也证明了孙机先生在其《玉具剑与 佩剑法》一文中提及的霍麦的“剑带是由下端的 卷檐和鞘间的空隙穿过， 孔只用于将
缚在鞘上”和郭宝均的“两端内卷 附鞘后形成二孔者，所以束剑且留剑系之游移地”两种方法之谬误。而二号铜车马御手俑所
佩剑不同之处仅在于似用革带贯系，革带两端以丝带相连结成为花结。孙机先生在其文中还谈及
式佩剑法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及在中国一直沿用到唐代才逐渐消失，而为鞘上装双附耳所代替。

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画上我们还可见到另一种佩剑法，它是以带斜挂于肩上，所以可以说，铜剑的佩带可能还因地域、时间、大小形制的不同而于佩带方法、级别上或有差异。

另外，从古墓葬的陪葬情况来看，也能看出从商末周初始，到秦汉以后，陪葬剑支由个别零星出土到大量出土，不仅大墓，且中小型墓也有出土，且数量多少不一，虽然由最初的铜
剑发展成为后来的铁长剑，形制上有很大的区别，装饰由于身份不同，而繁简各异，出土时多置于墓主腰身左侧，少数在右侧或腹部(头箱中有多达几柄的)，但总归能看到佩剑之风日
益盛行的状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佩剑制的一般发展脉络，它由起始到衰落，也让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一种由少数人垄断的礼仪制度无论它起初是多么的高贵
，必将伴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不得不走向世俗化，乃至没落。



注释：
①钟少异：《试论扁茎剑》，《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②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文物》1996年第3期。
③屈小强等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第2版，第60—62页。
④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⑤周南泉：《玉具剑饰物考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⑥高至喜：《谈谈剑饰名称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
⑦马明达：《试解“虎贲之士说剑”》，《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
⑧孙机：《玉具剑与式剑佩法》，《考古》1985年第1期。
⑨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考古》1974年第2期。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97—98页。
[1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
[1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荥经县文化馆：《四川荥经曾家沟21号墓清理简报》， 《文物》1989年第5期。
[13]袁仲一：《秦陵铜车马有关几个器名的考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秦文化论丛》第八辑
(编校：徐卫民)</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