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古籍阅读中的“古”、“今”问题

苏小妹

<DIV align=center>苏宝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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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题的缘起


    前几年，有关报刊曾经就“压轴戏”是哪一场戏展开过讨论。程乃珊在《看京戏》一文中说：“因为梅兰芳是名角，故而他的戏总是压大轴，按例总是放在最后一个。”王一川先生认为：“排在大轴前面的，即倒数第二个节目，称作‘压轴’。压轴者，压在大轴上面之谓也。程乃珊知道梅兰芳‘按例总是放在最后一个’，但把他的戏称之为‘压大轴’，可见是说了外行话。”其实，这里涉及词语的古义(或语源义)与今义的问题。

    “压轴戏”本为脱胎于徽班的京剧的术语，就该词的古义(语源义)来说，指“倒数第二个节目”，不应有争议。清杨懋建《梦华琐簿》曾有记载：“今梨园登场，日例有‘三轴子’：(《竹枝词》注云“轴”音“纣”)‘早轴子’，客皆未集，草草开场。继则三出散套，皆佳伶也。‘中轴子’后一出曰‘压轴子’，以最佳人当之。后此则‘大轴子’矣。大轴子皆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至压轴子毕，鲜有留者。”

    但是，不管坚守“古义”的人怎样批评人们说“外行话”，但在当今的戏曲或文艺演出中，人们习惯将“最后一个节目或一出戏”称为“压轴戏”，却是～种客观的事实。至于这种词语意义发生变化的原因，人们给予种种不同的解释，至于哪种解释符合语言发展的事实，我们今天不作讨论。事实上，前人“压轴子”“以最佳人当之”，“至压轴子毕，鲜有留者”的记载，已经蕴含“一场演出最后一个精彩节目”的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语言的理解和使用中“以今律古”或这种“以古限今”的现象同时存在，它们都违背了语言历史发展规则，混淆了语言的古义(或语源义)与今义，是我们语言使用中值得关注并加以研究的问题。


    二、阅读文献不能“以今律古”

    首先，我们不能望文生训，“以今律古”。在古代文献的阅读和注释中，应因古文以求古义，切不可以今释古，把后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例如：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目前通行的一种说法，是把“学而优则仕”译成“读好了书就可以作官。”把“优”释为“优良”。这种讲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论语》中是互相联系的两句并列的话，如果说，把“优”理解为“优良”，用以说解后一句话还可以“望文生训”的话，而用以说解前一句话，就连“望文生训”也行不通了，因为“做好了官就可以读书”是根本不成话的。其实，根据有关资料考察，“优”作“优良”解的词义是汉代以后才产生的。《论语》的写作时代，“优”还没有这个词义。《说文·八篇上》：“优，饶也。”《论语》中“优”字凡三见，均作“饶也”、“有余也”解。上面说的《论语·子张篇》那两句话，译成现代汉语，应当是：“做事了，有余力要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要去做事。”(注：“仕”这里也不是一般说的“做官”之义，而是指儒家的“积极求仕”之“仕”，指从政做事。)这体现了儒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科举制度远未产生，“读书”与“做官”还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里所用的是“优”在先秦时代就有的词义，而后来“优良”的词义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至于后世随着语言与社会的发展，“优”字产生了“优秀”、“优良”的新义，社会上有了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科举制，人们才赋予“学而优则仕”以新的意义。

    又如：汉语“人定胜天”这一成语渊源甚早，现代人由于不了解古今词义的变化，往往把它误解为“人一定能战胜自然”(现代语文辞书释义为“人力可以战胜自然”、“人力能够战胜自然”也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即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也只能是逐步认识和利用自然，也不能说“一定能战胜自然”，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怎么会如此简单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呢?其实，“定”古有“强”义，“人定胜天”的“定”应作“强”解：

    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 ——《史记·伍子胥列传》

    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 ——宋刘过《襄阳歌》

    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破人。 ——元刘祁《归潜志》

    登门就之，或人定胜天，不可知。 ——《聊斋志异·萧七》


    上面所引是“人定胜天”一语的来源，诸“定”字均作“强”解。《逸周书·文传》有“人强胜天”一语，可为其佐证。特别是第三例，如果将“定”理解为“一定”，岂不是自掌嘴巴，自相矛盾?“人定胜天”的成语，现在究竟做怎样的理解，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早年徐特立同志在《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一文中说：“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显然，这里讲的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两个方面，这里的“定”只能作“强”解。今天我们主张科学的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恐怕也不能将“人定胜天”理解为“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

    三、理解词义不能“以古限今”


    前面我们分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另一个方面，即语言是发展的，理解词义又不能“以古限今”。就今天现代汉语的使用上，也是更应该强调的一个方面。这里既有语义(词义)方面的问题，也有语义(词义)与构词相关的问题。

    首先看语义(词义)方面的问题。文言文中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词语，由于时代和语言的变迁，后人不明其原有的特定含义，作出大相径庭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于适应了社会时俗的心理而得以广泛流传，语言发展中的这种现象，人们一般称之为文言词语的俚俗化。这种词义的变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望文生训，积非成是。词的古义和今义，大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是迥别，而是微殊。后人不加注意，往往误以今义释古语。开始似是而非，不知其误；久而久之，积非成是，另成一义。如“心广体胖”一语出自《礼记》。《礼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pán)，故君子必诚其意。”郑玄注：“胖，犹大也。”朱熹注：“胖，安舒也。”“胖”本为“安详、大方”之义。“心广体胖”，本指人心胸开阔，则举止安详、大方。后俗语转用于养生之道，理解为“心情开阔，身体发胖(pang)”。“望洋”又写作“望羊”、“望阳”，最早见于《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望洋”本为联绵词，意为“仰视的样子”。后来凝结成“望洋兴叹”这一成语。“洋”上古并无“海洋”之义。后人不明古义，将“望洋兴叹”误解为“面对海洋发出慨叹”，而且创造了“望×兴叹”(如“望山兴叹”、“望书兴叹”等)的构词格式。成语“斤斤计较”，今社会上多数人理解为“一斤一两地计较”。而重量单位的“斤”，在古人眼中并非小数目，“斤斤”根本不由“斤两”之“斤”取义。《尔雅·释训》：“斤斤，察也。”丁惟汾《俚语证古》卷一：“昕初文作斤，《周颂·执竞篇》：斤斤其明。”“斤”为“昕”之借字，“斤斤”犹“昕昕”，取明察之义。“斤斤计较”，取计较得极其苛细，不差毫厘之义。又如“不毛”一词，渊源甚古。《周礼·地官》：“凡宅不毛者，谓不树桑麻也。”《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赐之不毛之地。”何休注：“不生五谷曰不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出：“毛苗古同音，苗亦曰毛，如不毛之地是。”而后人不明通假，望文生义，把“毛”作为草木的比喻之词，将成语“不毛之地”理解为“寸草不生之地”。以此解古书，则与原意扦格不入。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孔明此次出征，本往云南，怎么是“寸草不生之地”呢?只不过是尚未开发，不种庄稼罢了。但今天人们用“不毛之地”形容大西北戈壁滩的生态环境，也无可厚非。这种文言词语在后世的俚俗化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古代通行于读书人中的书面语与广大群众运用的口语长期隔膜，在语言的发展中古义隐没，大多数人不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以今释古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俚俗的理解，与某种社会心理相合，产生了交际的效果，适应了造词的需要。

    二是谐音成义，另造一词。如“难兄难弟”一语，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陈宴)。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难”本读作nán，原是说兄弟二人才德相当，难分高下。后来人们将“难”误读为nàn，意指两人同处于困境。《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本指桃花，“夭夭”为枝叶茂盛的样子。后人用谐音方法把“桃”改成“逃”，以“夭夭”谐“遥遥”，成为形容仓皇逃窜的诙谐语。

    再看语义(词义)与构词相关的问题。现代汉语中，“救火”、“养病”等词语，语素“救”、“养”按现代汉语中的常用意义(“救”：“拯救、援助”；“养”：“养护、休养”)理解，很难说解双音词的词义。因此，有些人就从古书中寻找依据。《说文》：“救，止也。从支，求声。”“救火”即“止火”。《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养犹治也。”《礼记·射义》：“酒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养病”即“治病”。这里，通过对语义的历时考察说解词语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有“以古限今”的倾向。这里的“救”绝不简单地等于“止”，“养”也绝不能等同于“治”，“救火”与“止火”、“养病”与“治病”都不是同义词。实际上词语在语义或语法上的超常搭配会影响词义的变化，使其发生偏移或错位。“救火”，既不是单纯“拯救、援助”意，也非单纯“制止”义——而是双重义：“救火”意为“灭火使免于灾难”；“养病”不是单纯的“休养”意，也不是单纯指的“医治、治疗”意——而是“通过休养来治病”。《现代汉语词典》将“养兵”释义为“指供养和训练士兵”，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为“供养士兵”，是同样的道理。事实上，古汉语中作“制止、阻止”讲的“救”，一般用于“制止”或“阻止”走向邪恶(如《周礼·地官·司救》：“司救掌万民之邪恶过失，而诛让之，以礼防禁而救之。”《晋书·刑法志》：“原先王之造刑也……所以救奸，所以当罪。”)，本身就隐含着“拯救”义，在“救火”、“救灾”等语境中显现出来是很自然的。至于“养”有“医治”义，更是情理中事，俗话说，人有病“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养”与“治”在“养病”一语中的语义是可以沟通的。

    总之，语言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对语言现象，特别是语义(词义)的认识，既不能“以今律古”，也不能“以古限今”。尤其是对现代汉语词义的理解，要更多地关注语言事实。荀子日：“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语义(词义)存在的合理性是以人们的约定俗成作为条件的。如上文我们谈到的文言词语的俚俗化现象，虽然在词义的发展上伴随着某种曲解和附会，但它们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达到了词义更新的效果，实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我们应当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