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人在江湖看水云——由《沈从文晚年口述》说起

苏小妹

by 岭南沈胜衣 发贴于 加州阳光 http://bbs.calsunshine.info/sutra72523.html#72523


<DIV class=postbody>人在江湖看水云——由《沈从文晚年口述》说起


作者：岭南沈胜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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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众多的“两截人”之一，但他的“下半截”又与别人有所不同，是“截”得更彻底：解放后他由“从文”而“弃文”，转入文物研究，埋头数十年终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方面的专家。这不但是改头换面，已近乎脱胎换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一般的看法，对沈从文“转型”无论是从“反面”还是“正面”去理解，都认同文物研究是一寂寞而安静的角落，比处于社会政治风口浪尖的文学要好过得多，沈从文躲在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有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所以能做出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的成果。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几十年间政治风暴无往不及，是很难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况且，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事纠葛。于是，从陈徒手近年挖掘、披露的材料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收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时比在《读书》1998年10月号发表时多了一倍以上增补内容），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后半生的许多悲苦无措，尤其在历史博物馆期间的上头压制、人事牵绊、条件艰难，以至一腔热情投入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但陈徒手说沈从文那些惊人庞大的学术研究各个专题，除了有赖周恩来关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其他的“出版都烟消云散”，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他的丰富积累与存世成果太不成比例就是）。此外还有来自自己给予过大力帮助的身边人的打击，“文革”前助手之一、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的范曾，不但大写大字报，还因沈指出他画的一个古代人物的细节错误，而面斥沈“过时”。（这一让沈从文晚年深受伤害、耿耿于怀的事件，别的材料中也出现过，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但陈徒手是第一次公开点范曾的名。文章在《读书》发表后，范曾撰文辩称没有此事，陈徒手在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核实材料作了细节修订，但“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其他遭遇，如下放“干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著和出版的几番波折等，就更不必多说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政治和人事环境中，却有两个人，走进了晚年沈从文的生命，默默地、虔诚地、辛勤地协助他的工作，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得圆满完成。我认为，要评说沈从文的成就，不能将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一笔带过就算；因此，要记载沈从文的一生，这两个助手也应该大书一笔。他们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抹温暖色彩，黄永玉就曾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中，表达过对这一男一女的敬意。
　　男的叫王予予。我当年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就已在一个细节上留意到他的情意。作为此书的主要助手，尤其增订是沈从文在病床上指导他具体完成的，那么他本可写一篇后记，谈谈这沈从文去世后才出版的增订本的有关情况。但他只是在沈留下的《再版后记》后面加几句话作为交代，而不另起题目突出自己；其语不多，无文饰，却自见深情与尊师之道，最后说的是：“《再版后记》是沈老在世时对自己的书最末一次说的几句话，事虽相距近十年之久，仿犹耳历。谨附数语补述。念兹。”
　　女的叫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期插图的绘画者。现在，她编出一本《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为我们留下晚年沈从文的珍贵片段。
　　
　　此书的缘起，是一位编辑王瑞智，听到沈从文晚年在家乡湖南演讲的录音后，萌生配上CD出版的想法。他联系上原已将此在海外出版的王亚蓉，又请来两人的好友王晓梵等人（沈从文身后有这么一群“王”，实为幸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全书内容包括：沈从文1981年在湖南的三个演讲（据说新近推出的“沈从文全集”没有全文收录这些演讲），1980年与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1982年与王亚蓉的谈话，晚年致王亚蓉的7封信（其中一封是并给“二王”的，就因此，这一部分的副题成了“致王予予、王亚蓉的信札”，见出王亚蓉一贯对王予予的尊重），以及王亚蓉等人对沈从文的2篇回忆文章。书中有大量照片和对应的文物图片。附赠那些演讲的节选CD。
　　在沈从文温婉亲切的声音中读毕，感到书中沈从文的各部分内容，是按上述顺序越往后，才越深入接近其内心。
　　被作为“重头戏”排在前面的那三次演讲，沈从文谈了后半生的文物工作，也谈了前半生的文学经历。关于文物研究，他虽一再说自己只是“常识多一点”，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是津津乐道的，还由之指出了前人书画鉴别等方面的错误，并强调指出，服饰研究“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等于是物质文化史，从物，实物，具体的物中间提出问题”。但对于文学，他就没有对文物研究这么自信了，反复阐明的基调是：“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绝对没有o(︶︿︶)o 唉权”，“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不过，即使因为其时的背景、公开的场合而使沈从文小心翼翼，甚至说了些明显是源于“大气候”、“配合需要”的话（如关于不久前访美的见闻），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讲起当年，他禁不住怀念那时文坛没有“排队”和“指定”的好处，“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太习惯了。”他说自己“只想独立写小说”，“不能够让命令来写。你得让我自己脑子里的命令来写才能写出来。”（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赞赏了美国大学的教授占主导地位、官方对治学“不要求你帮他捧场”等。（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接下来与金介甫的对谈，虽然时间比上述演讲还要早一年，但因为是小范围内面对与自己贴近的外国研究学者，因此话题既具体又深入，沈从文也能稍稍放言。
　　关于写作，他说：“我总觉得（政治）活动也要人，但是工作更需要人。”“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让他（作家）在工作上多一点表现，不太引到变化太多的局面里去。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妄想也不行。”——最后这句明显已有了身世之叹。他又直接批评文坛后来“捆得太紧了”；大学的教学，“学校都是公家训练的，口径都是一样的，这不太好。这个原因也是后头没法子继续写作。”涉及他的后半生文物工作，则对所在的历史博物馆颇有不满的微词。
　　谈到一些文人，虽是片段，也见出他的评论。如说当年“鲁迅骂的其实也是我骂的，他骂的就合理，我骂的就不合理，因为我骂的就得罪了他的关系。”说起受周作人翻译古希腊神话等影响，我注意到他介绍周作人“打仗时他跟着日本人一起做事情”，而不是省事地说“o(︶︿︶)o 唉”。至于与丁玲的纠纷，对丁玲翻脸不认旧情，他说“那没关系，我不看重这些小事情”，“她要是不满意我也不在乎”，“让她骂骂我也不要紧。”
　　其他方面，使我留意的还有他劝金介甫不要在他早期习作上花太多工夫，个人作品“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谈话中间还偶然闪出一两句智者的睿语，是对人世的洞明：“因为我见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庄重的事情，我都觉得庄重里面有可笑的地方。”
　　到他与王亚蓉前往考古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因为是身边的体己人，那就更放松了。讲他的“干校”生活，艰苦中的情趣：“好美啊”的门前几十亩荷花，“庄严极了”的牛，“很有趣味”的蛇叫；风雨中水淹了屋，可“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但，对一些丑恶小人则直斥其“坏”；尤其谈了些文坛的污浊，充满鄙视地说出丁玲许多不堪的内幕、王瑶对他的变色龙态度等。
　　全书压轴的晚年信札，数量虽少而份量不轻，更足见其人。
　　一方面，是长者的慈善、体贴、细心。沈从文在王亚蓉困难时期给予经济支持，但他一再告诉她，这事“十分平常自然，万万不要存不安心情。更不应当以为是要感谢”，“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他说自己一向对政治运动“缺少配合敏感”，也不懂迎合上司、“打成一片”，所以动辄得咎；但却几次教她为人处世的细节，居家、作客的人情世故。这种对后辈的关心照拂与细致的“人情”，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愤怒与悲叹。他对历史博物馆对他工作的不关心、不支持、不懂行表示愤懑；对应为丁玲的“某老太婆”骂他，反应更加激动。这些尚是“小节”，另有两段话则令我瞩目：
　　一在1979年6月2日致王亚蓉信中，说到官方的文学研究把他重新提出，“乍一看像是公正合理，民主原则在这部门正重新抬头。事实上我所有书早已全部烧尽……全部毁去，要个‘空头作家’的虚名有什么用。至多是对外起些点假民主作用而已。”——这是我所见后期沈从文对社会政治最大胆、最激烈的言辞。
　　二在1982年1月29日致王予予、王亚蓉信中，谈自己的作品重新出版，应该是高兴的，可他却又说道：“也许变故一来，我将有重新摔倒完事可能。中国事一切难以从‘常理推测’即在此。以不抱任何任何不切现实幻想为合理”。——这已不仅是愤慨，而是更沉重的悲凉，融和着他一生所历的沧桑。
　　
　　为我们存留和带来晚年沈从文这些真实声音的王亚蓉，所写《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一文，是一份深挚情感的回应，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和意见。
　　她忆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美工，在沈从文的教导、照顾下，成长为一个古代服饰专家。按：那次金介甫在访谈中曾问：“现在你有学生吗？”沈从文连声说有，指的就是“二王”。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沈从文说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有感情”，举例说王亚蓉，“我教她大概是用这种方式画，效果会更好，她接受，结果效果是不同了，可见我懂。”
　　沈从文的“可见我懂”，我想是意有所指的，即上面说到的范曾面辱事件。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在《读书》发表时，引用的是别人转述沈的话，说当时范曾画的是屈原，范曾便以他从未画过屈原像来辩解。后来陈徒手增补此文收入《人有病，天知否》，补引了沈致汪曾祺信，说画的是商鞅。凌宇《沈从文传》也持此说。本书（《沈从文晚年口述》）所另附的王晓强一篇回忆文章，则说画的是曹操；而沈从文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样不点名提到一个出名的画家画曹操的失误，“他知道画，他不知道还要学”。——现在，王亚蓉以当时在场人的身份，记述其事，则说画的是诸葛亮。（而且各家对范曾究竟画错了什么被沈从文指正，也说法不一。）王亚蓉并指出了范曾（仍没点名）当年受沈从文帮助、栽培的具体情况，为沈鸣不平。
　　王亚蓉的义愤还表现在“丁玲事件”上。她说丁玲1981年在湖南文联公开演讲还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按：本书所收沈的演讲就有同年在同一处的，不知是否丁玲事后去“消毒”？）她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被沈从文制止；但现在这篇回忆文中，她还是忍不住说：“她也是多年的受害者，都这时候了还这么左，左得让人烦。”
　　她是敢说话的。该文附《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1985年有一条记载因o(︶︿︶)o 唉的关注，国家为沈解决待遇，却是这么写的：“……沈先生向往多年的工作条件，在他行动、健康已不能自理的时候都有望解决了。”
　　当然王亚蓉更主要是一个文物研究者，她更关注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非凡贡献。在指出沈许多预见性推论被新出土的文物证实后，她最后提出沈从文是一个“形象历史学家”，说沈不同于单纯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或单纯考古文物研究的历史学家，“沈从文先生是以文物为基础，用文献及杂书笔记做比较的唯物法，加上他充满思索的文学家头脑和手笔来进行研究的”。——这一概念、这一提法，是很好地总括了沈从文后半生成绩的。
　　但王文的一个说法却让人有点疑惑。她说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按：解放前夕郭“斥反动文艺”，以“桃红色”一枪放倒沈从文，是沈在鼎革中精神崩溃的重要诱因，也导致了沈后半生的“转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著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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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妹

这样一本书，肯定是珍贵的。不过，我感到它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心情，还不能说有极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多超过现已行世的史料)。当然，这也因为“沈从文后半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已有各方人士对此作过回忆、评论和研究，在此我也想不揣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乃至黯然神伤吗？真的那么潇洒，无碍无滞，心底毫无心结与心事吗？怕就未必了。完全的雍容从容，得失毫不系于心，那只是理想中的修行。尤其作为被迫舍弃者，至多只是随遇而安，却难以天上人间处处欣然的。
　　所以还是只能叹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
　　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同样复杂矛盾，就像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说到，沈在博物馆讲解的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旁人看来却“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但又如刘以达唱的：“其实你的花，跟我的花，也都叫作花”，则又花还是花、人还是“人”。既难言，则惟有存一份怀念的心情了——
　　“念兹”。
　　
　　对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感想，要说的当然不止这么一点。沈从文，是我的挚爱。对他，我自问是用心的：读他的书和文章、关于他的书和文章，载录他的资料，甚至还对他作品单篇和结集的出处、出版、版本等，下过些苯工夫，费了些时日好好梳理过——哪怕我也明知这种“个人考证”没什么价值、很无聊，但，正如我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时给自己的最大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沈从文。”仅这个原因就够了。
　　然而，我之前还从未公开谈过沈从文。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复杂，自知肤浅而无处下手，也怕轻率o(︶︿︶)o 唉轻慢了心爱；还因为，沈从文是我的“私人证物”。这样与自己生命深切相关的“大爱”、“大美”，是难以言说的，尤其公开示人。——恰巧，得此《沈从文晚年口述》后不久，与一位旧友重新联系上，这个对我的“沈从文故事”和“张爱玲故事”都了解的“知情人”，说到我当年的往事，“大家比较普遍的感觉应该是惋惜，因为先前已经惯看那个诗意美好的景观了。”我回答说对，“诗意美好”，沈从文那样的“诗意美好”；而诗，乃是至高无上的境界，所以才会事过那么多年，竟还总不敢轻易触碰……
　　可是，刚好购此书还有另一样凑巧，向别人打开过一个话头；所以现在索性借着读时的苍凉情绪，来轻轻触碰一下这“沈从文心事”吧——
　　是购书前一天的立冬，与一位新认识的编辑朋友会面。聊天中谈到香港平庸影视中不时会有击心的细节，我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罗嘉良演的某部电视剧：他准备追求一个女子，请她上自己家作客前，先把旧女友留下的柜子用速递送走。其实她来到也未必会留意那柜子，就算问起也可以大方对答或瞒过去；就算要送走也犯不着花钱速递。但我完全能理解，这样一种整理自己、打扫生命的心情。不惜尽快砍去旧我的一段痕迹，但并不是为了迎接和讨好新欢，只是开始新生活而对自己的交代。这样带痛的狠心，我也曾经历，深能领会。然后，当他把家中收拾得停停当当，烧好了菜，却忽然，那女子说不来了。这是婉拒，但他微笑地说：不要紧。放下电话，他关掉音乐，坐在漂亮而孤单的家中，这个英明神武、英俊倜傥的年轻干探，慢慢在沙发上颓然躺下……复述着这个情节，我忍不住交浅言深地告诉对方：当时我独自在家看完这一段，是如何的伤感。
　　看这场戏，就发生在上述七年前那次整理沈从文资料工作的中间。接下来的，我没有说，现把当时笔记那段“题外话”的后半抄录过来：
　　
　　电视剧播完，我关了日光灯，亮了孤独的台灯——由一片白变成一朵静静呆在一角的黄。走过那光亮照不到的黑暗，空空一屋，披上外套（秋凉了），走回书房。听久违的李国祥那些蓝夜旧歌：“寂寞任意洒下”，“心倦”。我没这么严重。
　　只是在孤黄一灯下、光与暗的黑夜边缘，静静抽一根烟，对着两本旧书：《从文自传》、《神巫之爱——沈从文早期作品选》。
　　大学时买的《神巫之爱》并没有读，那时好像只读过《边城》，因为沈从文并不是当时我倾心的作家。比我更早认识、更早喜爱沈从文的自有人在。那篇毕业论文所写，具体内容已忘了，只记得确乎满纸水气。至于曾送我的《从文自传》，早已转送了人，毕竟，那是“事后”之书。
　　“再点一根香烟，代替新的开始。”李国祥的歌。罗嘉良的电视剧。沈从文的书。静夜孤灯下，惆怅不能自已，又想起也斯那首《乐海崖的月亮》：
　　“凉风从天边吹起了。”
　　“只有文字是我们的旧相识。”
　　
　　应该解释一下：《从文自传》，1991年9月，把沈从文介绍进我生命的人主动买了一本送我，但我同时已托人代购，遂将前者转送好友。我明白送我是一种纪念和好意：即使相别去，也愿好的留着；但，大学时的赠书我会一直珍藏，因为可以重温欢愉共行的美好岁月，这后来才至的《从文自传》，却正记录着当时的离散，对之情何以堪！——十多年了，这样处理的原由，我从未告诉得书的好友（好像要偷偷把一种不忍睹的伤心转交他去帮我保管），更别说最先送书的人了。如果你们偶然刚好看到这些文字，希望可以原谅我怪诞背后的心事，就像我理解送走柜子的罗嘉良。
　　现在重提这往事、哪怕仅是重看这则笔记，（无数伤心的往事和笔记之一而已）我仍会有温瑞安写的，“只觉天地间无穷遗恨一一涌来”那样的感觉。——陈香梅回忆录《陈纳德将军与我》中写道：“繁华事散，好梦阑珊，剩下来的就像失落在黑暗里的烟花。我不该说孤独，因为在这儿我有许多友人；我不该说寂寞，因为我有孩子和永做不完的工作。我该说什么呢。我今夜有了一份诗人的哀感：‘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我也正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李国祥唱的“寂寞任意洒下”、“心倦”那么严重。那时时在天地间任意洒下、一一涌来的，“我不该说寂寞”，那只是遗恨。
　　这是放弃者恒有的哀凉。放弃，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强大压力，也因为外界环境完全改换，而主动作出的“敢舍”。如前面关于沈从文所述，这里头有“痛苦”、“悲愤”、“凄然”、“惋惜”，也有“潇洒”、“可喜”、“应然”、“更好”；但作为当事人，深心处还有一份再通达明白、再淡然处之也挥不去的，无穷的遗恨。——沈从文与我的“弃”、“转”，当然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情势一样、道理相同，所以，那种遗恨的心情也会相通。
　　原来，当年带来的沈从文，不但可以对照印证“早年诗意”，还更对照印证“后期舍弃”。这真是一个贯穿生命不同历程的、恰当的好象征、好纪念了。那份氤氲水气，温婉柔弱，却又刻骨铭心；早已淡远，却又缭绕不绝——浸润此生，念兹在兹。
　　
　　
　　
　　——2003年11月23日小雪夜完稿。《人在江湖看水云》，本是刚毕业时的笔记名，因这句话正合适他和我，“水云”、“看云”又是沈从文的篇名和意象，乃向自己借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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