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商帮与商人精神（三人谈）

水刃木草因

<FONT size=3>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


明清各地商帮的崛起，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刘：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钱王》，讲述了清代云南商人王炽发家致富的故事。剧情起伏跌宕，给人深刻的印象。回想近年以明清商人为原型或商业活动为背景的电视剧已有《胡雪岩》、《昌晋源票号》、《驼道》等多部，可见，明清商人的事迹已经引起今人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一直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封：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人。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市场中的网络。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16、17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刘：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淛：《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朱：前些时，我到山西参观晋商大院。作为经济史工作者，我们当然知道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绵延繁荣达500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和近邻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国；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 ┄┄但此次参观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晋商大院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拥有这些大院的晋商大族大部分起家于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封：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供应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山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o(︶︿︶)o 唉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o(︶︿︶)o 唉，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但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由于晚清金融倒帐风波不断、票号顽固守旧，加之辛亥革命中战乱的影响，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彻底衰败。

刘：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不过，据学者研究，南宋时徽州已是“富商巨贾多往来”，徽州本地的商人也崭露头角。比如，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城的一半，号称“祝半城”；祁门程氏兄弟经商致富，号称“程十万”。当然，与后来明清时期享誉全国的徽州商帮相比，宋代徽州商人还是分散的，资产规模也嫌单薄，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封：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自称“山陬海壖孤村僻壤”无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

刘：历史是一位不知怠倦的行者，总是毫不踟蹰地前行。一些明清时期声名显赫的地方商帮因跟不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而衰败，然而他们就像陨落的流星，毕竟曾经辉煌！如今造访那些富商大贾的故居，不免生出一份“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感叹，但正是那些无言的建筑，向我们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引发我们对中国近世商人精神的思考。

朱：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有人说，晋商的发达靠的是地理条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有人说，山西人天生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当然，晋商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一二因素所为，但我想，“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差何啻万里！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后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晋商的“学而优则贾”走的也是这条路。试想，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用他们一流的脑瓜构想着商路的开拓、经营的改进、货物的运输和商业人才的培养选拔。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能不异军突起吗？

刘：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37，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210页）。余英时先生在论及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时，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19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2、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参见前揭书第213页）。而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对“机会成本”（将特定的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所取得的收益以放弃将该资源用于其他有利可图的用途为代价，那些被放弃的用途上的最大预期收益为机会成本）的考虑左右了人们的择业行为。我想“士商常相混”无疑缩短了士与商的距离，强化了儒学对经商理念或商业伦理的渗透。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商帮因文化传统不同，商人精神也有些许差异。
封：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他们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譬如，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1、“以诚待人”，2、以信接物，3、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徽商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清代单歙县就有进士296人，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后弃贾业儒仕进、捐纳为官。

刘：徽商的“贾而好儒”，植根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徽商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在贾与儒之间“迭相为用”，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成为徽商精神的精髓。16世纪时，徽州有个汪凤龄，出身于兼为士商的家族，他教育后来成为商人的儿子做事“不愧于儒术”，也许是徽人精神的一个例证。“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晋商相比，徽商更多些向儒之风。

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中有哪些仍有助于今天的经济发展？

刘：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发表了题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提出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与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伦理观密切相关。以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试图阐明中国的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然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对韦伯的结论提出质疑，也引起中外学者对韦伯宗教伦理问题的浓厚兴趣。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是多种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契合的结果。即便从伦理精神的角度看，韦伯对中国的分析也缺乏事实的支持。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在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因果关系。如果我们回到韦伯研究的起点——探讨精神文化气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那么，我们要探究的是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有无联系，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中有哪些仍有助于今天的经济发展？

朱：经济史上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资本总是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知识是一种资本，知识能够创造价值，这种观念，今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晋商“学而优则贾”是同样的道理。他们是从先天和后天的条件出发，把获得的知识这种“资本”用来经商，“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晋商甚至有些先知先觉的味道。
刘：我们在明清时期的商人书中，看到了那些被韦伯视为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等伦理训条，“诚信”更是各个商帮共有的文化精神气质。这些伦理训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量身打造的，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它不仅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帮的辉煌，就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也具有重要意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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