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有个美国学者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o(︶︿︶)o 唉员。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是我特别愿意向大家推荐的,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这里还可以推荐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中国与苏联体制的不同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这本书我认为是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的杰作,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入木三分的,虽然此书也被批评为取向上太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o(︶︿︶)o 唉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o(︶︿︶)o 唉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o(︶︿︶)o 唉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容,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o(︶︿︶)o 唉从国民党那里接受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o(︶︿︶)o 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在舒曼看来就是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