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蘇武書》

祝融 · 发表于 2007-9-5 12:36:18

子卿足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逾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茄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呼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複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于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複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只令人悲，增忉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複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逾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複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複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複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 
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範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複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雲：“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雲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土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複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複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複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複望陵。
 
嗟乎子卿，夫複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複惠德音。李陵頓首。

祝融 · 发表于 2007-9-5 12:37:55

李陵《答蘇武書》真偽說疑 李陵《答蘇武書》的真偽討論起于劉知己。《史通·雜說》：“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⑴繼而蘇軾《答劉沔都曹書》指出：“及陵與蘇武書，辭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⑵其後不少人如梅鼎祚、浦起龍等都附會這一說法，不同的只是在偽作的時間上各有意見而已，其中以浦起龍推測的時間跨度最長，認為其出於漢末至晉初的某一個時刻。綜觀各家看法，視《答蘇武書》為偽作大致有三點理由：⒈文體不類。以劉知己、蘇軾的詞采音句觀為代表，其後儲欣作了“神氣骨力”的補充；⒉明顯抄襲《漢書》和《報任安書》。因為《答蘇武書》用語與《報任安書》近似，而相當多的人認為《報任安書》後出，所以李文為偽作。⒊《漢書》沒有收錄。持這一觀點的人並無特別的理由，只是認為如果出自李陵之手則班固必定錄入本傳。我認為三種意見都是基於某種觀念作出的推測，而且相當草率。 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中反復言說以文體辨偽的重要：“真的講，象這種從文體辨偽書的方法，真妙的很，卻難以言傳。但這個原則是顛撲不滅的，如看字看畫看人的相貌，有天才或經驗的人暗中自有個標準，用這個標準來分別真偽年代或種類，這標準十分可靠，但亦不可言說，只有多經驗，經驗豐富時自然能用。”⑶舊學功底深厚的先生往往采信個人的主觀經驗，但問題在於，個人經驗不僅缺乏群體意義上的操作可能性，而且即使是歷史觀和文學觀相近甚至一致的個體，對待同一物件也有著很不相同的看法。繼承桐城餘緒的“曾門四弟子”中張裕釗、吳汝綸之于西漢文章的態度就和“桐城三祖”頗為不同，更不用說觀念上存在差異了。對於西漢散文的評價，歷來就有許多種看法，偏於“道”者認為其本經立義，醇厚質樸；偏于文者則認為其瑋麗瑰放，嗚咽激亮。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說：“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⑷而劉載熙則說“秦文雄奇，漢文醇厚”。今人又說“劉載熙的論秦漢文風之區別，實際上也是西漢前期與後期文風之不同特點。”⑸討論西漢散文整體風貌不是本文的任務，不過由高帝始倚重蓄養策士至於武帝對文學家的重視，西漢確是一個文事燦爛的時期。柳宗元《西漢文類序》：“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于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文章蓋燦然矣。”⑹儘管就辭賦以外的西漢散文而言，二百年間的狀況並不相同，但至少在武帝時，文風還是以追逐語詞文采為主流，而形式上的趨於工整排偶則早在戰國時期已經流行。加上後世以文章名的如賈誼、枚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流同時又以辭賦名，其疏、書、策、對中注重文句已不足為奇。李陵天漢二年出征，其時文事甚為壯觀，爾後行文沾染奢華的西京氣也是很自然的。西漢文雖有質幹蒼厚如董、晁者，亦有明麗響亮如鄒、枚、賈、馬者，後來的古文家為了“道”的目的，厚董、晁而薄賈、馬，輾轉演繹，以至於留下了西漢文穩重沉實的評價，實在是一大誤會。所以因注意文采，講求句式整齊來否認《答蘇武書》為西漢文，並沒有什麼道理。同時，聊可為佐證是匈奴冒頓的《遺高後書》：“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⑺排對也較為整齊。現在留存的匈奴文極少，難以瞭解其時北地文風，這一例子大略能夠窺見南風北漸之消息，所以李陵文工整鋪張，不足為奇。 蘇軾、章學誠言《答蘇武書》偽於六朝，現在看來已有了較為確定的意見。浦起龍釋《史通》稱：“海虞王侍禦為餘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強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槌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為之。”⑻江淹為詩、文素喜模擬自不必說，其《詣建平王上書》（寫于宋明帝時）模仿西漢文最為露骨。文章結構因襲鄒陽《獄中上樑王書》、句法依司馬遷《報任安書》，僅文字上變化漢人，活剝生吞就有十五、六處之多，如“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加以涉旬月，迫季秋”、“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云云，明白可識。值得留心的是，《詣建平王上書》中也套用了《答蘇武書》的文句，如：“是以壯夫義士，伏死不顧者此也。”“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等等。另外，江淹《別賦》中有：“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裂帛系書，誓還漢恩”等句，說明劉宋時已有《答蘇武書》流傳於世，且時間不會短，江淹不至於“以時流語作典故”。所以，《答蘇武書》不可能偽於南北朝。 如浦起龍、何焯、儲欣說偽于魏晉也值得商榷。首先，魏晉時期道教、佛教盛行，因為政治原因以及宗教觀念的介入，人們普遍關心個體生命的源起及其去向，忽略狹小的家國觀念，思考方式較為地宏觀。涉及個人遭際，往往表現得灑脫曠達，以人壽與自然的不平等予以自解，因而願意放棄對實際細節的糾纏，所以很難看到壯烈誠懇之文。這也許是蘇軾、章學誠不認為《答蘇武書》偽于魏晉的原因之一。其次，自漢至隋，統治者更多注意搜集文獻，而文獻鑒別的觀念尚未有效地建立，故而魏晉以降，偽書頻出，作偽者並不需要時時小心地去符合典章舊故，乃至文筆或禁忌。考之王浮《老子化胡經》、張湛《子列子》和葛洪《西京雜記》便可看出當時人的作偽態度，何況《老子化胡經》是王浮專為佛、老之爭所寫的一部定名分的著作，事關爭奪思想領袖地位尚且如此，其他偽作則更不必說。而《答蘇武書》不僅絲毫沒有魏晉的淡泊脫俗，文中充滿怨望之語與家國之思，所言本事和《漢書》、《報任安書》無不契合，同時又照顧到語言禁忌，，作偽如此細密，不是魏晉作風。 就避諱而言，諱稱始于周，至於秦漢，制度漸臻完備，東漢尤甚，如“恒山”為“常山”，“蒯徹”為“蒯通”，“莊助”為“嚴助”等。《答蘇武書》中有“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句，語犯恒帝劉志諱，漢末人斷不至於此，所以不會是東漢末年所出。而李文並非沒有照顧到這個問題，中原對蠻夷羌狄少數民族，尤於北方匈奴，每稱“邦”少稱“國”，李文中有“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又有“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雲，它如“胡地”、“塞外”、“絕域”、“異域”、“朔北之野”、“蠻夷中”等等，可以看出是由長期小心養成的一種習慣。由此判斷，我認為李陵文出於昭帝時較出於漢末，其可能性要大得多，因為它也不太可能出現在東漢明帝時，也就是班固的《漢書》時代。 說者又以為《答蘇武書》述寫的內容，有一部分象《報任安書》，因此定其為偽作，因為不少人認為《報任安書》最先由司馬遷的外孫揚惲披露，這已是西元前73年之後的宣帝時期，而李陵卒於昭帝元平元年即西元前74年，李陵不可能在沒有看到《報任安書》之前寫出《答蘇武書》。《漢書·司馬遷傳》在《報任安書》後說：“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揚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這段話中的兩個“書”若指的是《報任安書》，則司馬遷死後不久，其文已流傳於世；若指的是《史記》，則《漢書》中再無第二處提及《報任安書》的問世時間。唯一的例外是，班固的前一個“書”指的是《史記》，後一個“書”指的是《報任安書》，而這種理解實在是過於蠻橫。就常理而言，司馬遷的文章是寫給任安的，並不由揚惲決定其宣佈與否，所以我認為在司馬遷死去前後，至遲不過昭帝始元年間，《報任安書》已為人所知了。武帝和昭帝時，匈奴與中原的往來密切。武帝崩，處在北海的蘇武很快就知道了消息，為之泣而出血。昭帝時，霍光、上官桀曾專遣任立政等三人招李陵歸國，李陵能夠看到司馬遷的文章並受其影響，亦在情理之中。 至於說《答蘇武書》和《漢書》的相近，大致有兩處：一處為任立政招李陵時，陵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李文中則是“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複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另一處為李陵至北海勸降蘇武時所雲漢主刻薄寡恩一段話。漢世法令苛刻，李陵降後，罰及老母，妻孥收族。一方面李陵對歸漢確有恐懼之心，另一方面，漢統治者的作為又讓李陵心寒，並常以此為自己久降不歸自解，從而減輕因為負漢而自責的心情，並求得他人的理解。《答蘇武書》中的這種表露，完全符合李陵降後終於客死匈奴的本事，和後來所謂“南人羈北”的情況大不相同，拘於這一點認為李文為偽作，顯然沒有什麼道理。 《漢書》何以不選《答蘇武書》，這一問題稍有些複雜，因為涉及劉向父子和班固，所以它具有兩個不同的理解方向。首先是《漢書·藝文志》為何不予存目？將《漢書》的“紀”“傳”與《藝文志》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出班固與劉向父子選取文章有著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管道。班氏較為注重疏、策、議、對和書，而劉氏則比較注重觀念性內容，由於體例的差異，這種區別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相當多的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用“互見”的方式將兩者混同起來，認為凡《漢書》中即不存目又不選錄的文章一定可疑。而實際上今天誰也不知道《藝文志》之言“賈山八篇” 、“鄒陽七篇”所指者何，其中是否有《至言》和《獄中上樑王》。同樣，很多文章並沒有在《藝文志》裏存目，其中不僅包括枚乘、賈捐之、司馬相如，甚至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也如此。班固編輯《藝文志》時更象一個“文抄公”，僅僅“刪其要”而已，明顯的例子是，《藝文志》中只載劉向而無劉歆。其次，就班固而言，他不可能將所見到的全部西漢文章都收入到《漢書》的“紀”、“傳”裏（這一點又可以和《藝文志》相對照），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找不到任何理由讓他為這篇文章負責。不過既然從古到今許多人非常願意在這一問題上糾纏，我覺得也可以提出幾點相關的意見。 第一：蘇武的處境。 蘇武歸國之後，一開始處境很尷尬。始元六年蘇武回京師，次年，左將軍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夥同桑弘羊、燕王謀反，蘇武的兒子坐罪死。蘇武本人也因和上官桀、桑弘羊有舊而失去了典屬國之位，並險些身陷囹圄。蘇武一生為人謹慎，李陵書輕薄高皇帝，且從文、景直罵到武帝，無論從自身境況或素來品性看，蘇武都不太可能將李文輕易示人。梁章巨《文選旁證》引翁方綱的話說，《答蘇武書》“若作于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投之水火，泯其蹤跡，必不傳至今日矣。”⑼這番話儘管有些誇張，但也算是略微猜對了蘇武當時的心態。由此看來，李陵文可能以一種非正式的管道流傳于世，班固治史非常嚴謹，這可能成為其不收錄李文的一個原因。 第二：班固的態度。 班固治史多有取捨，他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聖人”，而范曄則批評班固“序事不激詭，不抗亂”、“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⑽李陵文亢奮激動，語多不遜，並隱隱以胡人自詡。儘管班固非常同情李廣一門，但由於思想觀念的原因，即使有李文在手，也可能捨棄而不採錄。 第三：班固的處境。 撰寫《漢書》時，班固的處境也是不妙。他因私修史書而下獄，幸賴班超上書才得以免。後漢光武帝而下，對前漢帝王視為宗祖，極其尊重，從避禍的角度考慮，班固也可能不收錄李文。 《漢書》保存了大量的西漢散文和辭賦，使我們有幸得見當時文事之大略。但隨著唐初修史之風引發的史學評論、古籍整理和古典辨偽，卻過分地依賴早期史籍經典，帶有明顯的證偽擴大化傾向，這種影響一直流傳至今。李陵《答蘇武書》只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以《漢書》不載來認證其偽，並不是完善的推理方式。我認為《答蘇武書》很可能就是出於李陵之手，後世沒有什麼理由偽作這篇文章。

风行水上 · 发表于 2007-9-6 09: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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