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是什么？

郁金苏合香

作者按：本文是从拙著《天汉雄风》第二章和第三章手稿中提炼出来的。《天汉雄风》1993年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台湾云龙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本。



　　摘要：在探讨汉代美学问题时，人们总习惯于从表面现象入手，而忽视对于审美精神的整体把握，只看见漂浮在水面的树叶，而不知水底之潜流。本文认为，研
究汉代美学必须从研究审美精神的底蕴（即这个时代的社会集体心理）出发。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可以用“雄豪”两个字概括：雄即雄放，豪即粗豪。汉代的美学特
征不过是这一底蕴的外在呈现。雄豪精神是在反拨儒家观念中形成的，又渗透于汉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它最早来源于战国时代高士的社会实践。



　　关键词：汉；审美精神；底蕴



　　一



　　当试图用某一个范畴从整体上把握或涵盖汉代美学的基本特征时，人们总喜欢冠以“拙”、“大”或“雄”等字眼。在我看来，这些字眼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因为它们的获得，确实是建立在对于汉代实物（例如长安城廓、霍去病墓前石刻或汉砖汉瓦）的直接感受和具体观测的基础上的。但是，我对于这些字眼总是有所怀
疑，也不敢贸然苟同。



　　我承认，汉代实物固然有拙、大或雄的因素，但它们只是表面呈现，而不是对审美精神深层底蕴的o(︶︿︶)o 唉和反映。所谓审美精神，笔者是指一个时代在社会集体心
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的美学趋向，即当时人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对于某种美学原则的肯认。这种美学原则，当时可能并没有人用明确的概念来标示。它只是无
意识地被集体尊奉并殷勤实践，弥散开来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原子，一种朦胧的然而却是强势的社会心理，又是一种暗中指导着每个人行为追求和处世方式的内在
动力。从这个观点看，汉代审美精神及底蕴并不能完全被拙、大、雄任何一个概念所概括。这些字眼无法准确说明汉代美学的整体特征，也不能区分与其它时代的异
同。



　　首先，拙、大或雄等，都是通过个别典型实物概括出来的，因而很难适用于迄今已经得到确证的汉代的每件具体的事物，或史籍记载中的每件具体的事例。例
如，近年来从汉墓中出土的许多饰物不但不拙、不大、不雄，相反呈现为精巧、娇小和婉约。又如，汉人（狭义的，仅指汉代人，下同——笔者）对于女性人体的审
美，也不表现为拙、大或雄，而倾向于贵、【1】巧、白、纤等标准。拿皇宫中的宠妃来看，从汉高祖的戚夫人到汉成帝的赵飞燕，没有一个是胖硕的颀人。从司马
相如《上林赋》所流露的审美观点看，也崇尚的是“靓妆刻饰、便寰绰约，柔桡嫚嫚，妩媚纤弱”的女子。其次，即使拙、大、雄等特征在汉代实物中较为突出，也
难以把其中的某一个指定为汉代美学的特征而不与其它时代相混。例如，原始时代的拙，秦代的大，都是汉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原始人的朴拙工具和秦代的巍巍长城
面前，汉代实物的拙、大不得不退避三舍，自叹弗如。



　　另外，如果仅把“雄”看作汉代的美学特征，又如何区别与后来煌煌大唐的异同呢？笔者曾从日本人口中获知：日本人认为，在中国历代文化中，他们继承的是
唐代遗产，唐代遗产的特征是雄，而中国人继承的是清代遗产，清代遗产的特征是什么，他们不好说也没有说，但肯定不是雄。所以，他们到中国来，一见到某些中
国人自称大唐子孙而实则处处以清代的专制封闭文化为准则，约束自身并限制他人，一方面感到好笑，另一方面则又有些瞧不起。他们认为，要说雄，他们不必到中
国来，自身已经足够雄了。但是，他们又总隐隐感到，中国民族精神深处似乎还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比唐代的雄更让人惊讶和着迷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说不清
楚，然而可以肯定，那是唐代以前的中国民族集体意识的内蕴。因为，在他们看来，宋代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中国民族就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辉煌过。他们
之所以到中国来，就是要寻找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似乎存在于西北，特别是，存在于陕西的漠漠古迹和古朴民风之中，又似与大汉朝息息相关。由此，他们肯定地
说，除了唐代文化外，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汉代文化。这就是他们尤其钟情于与陕西（包括一些山地市、县）建立文化联系的真正原因。【2】



　　客观地说，在日本人的话语中，确实有咄咄逼人的自大意味，但无形中也毫不客气地道出了彼一民族对我们民族的真实看法。“日本人继承的是唐代文化而中国
人继承的是清代文化。”这句话不能不使笔者倒憋一口气，于震惊、恼怒、心酸之中恍然若有所悟。泱泱中华大国的每一分子，以往都把传统文化看作整体，以为自
己继承的必然是祖宗的全副遗产，从而在明显的落后中常常愤愤不平地操起阿Q的口头禅：“我们的祖先……”殊不知，中国文化在别的民族眼里却被看作是有不同
时代、不同类别和不同成分的区别的。由于宋明以来理学的炽盛，中国人被套上奴性的枷锁而不自知，浑身散发着被专制制度调教过的封闭、孱弱、猥琐、自卑（自
傲）的腐气和霉气，反以周秦汉唐的正宗子孙自居。这真是滑稽中的滑稽、悲哀中的悲哀！在此之前，笔者虽没有将汉代与唐代的雄等同，但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其间
的异同，更没有打算去探究这个问题。被日本人这句话所刺激，笔者始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以寻找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



　　笔者发现，现、当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汉代美学思想的研究极为散漫，又比较肤浅。即使被称为当代中国美学名著的李泽厚《美的历程》，在谈先秦、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美学特征时，都滔滔不绝，但唯独对于汉代却缺乏总体归纳，只以俗而又俗的“浪漫主义”一词塞责。



　　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汉代所留下的美学专著少而又少，难以概括，也许是因为汉承秦、战国和春秋，是一个融通百家的时代，没有象其它时代那
样有独特的柄环可以抓握。不管是什么原因，忽视对汉代美学特征的总体研究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和缺失。别的民族为了振兴民气，已将文化寻根之手伸向了中国的
腹心——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地，难道我们却甘愿死守宋明清以来的文化痼疾，而不去考察本民族真正的雄风所在并发扬之？



　　为了准确而且令人信服地探讨一个时代的文化或审美精神的底蕴，一种科学而且实在的方法论是必须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就是基本方法论和基
准o(︶︿︶)o 唉点。笔者认为，一个时代的理论著作固然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传声筒，但它们所传达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由于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某种美学原则的认同
渗透在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和各个角落，所以，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不仅表现在美学专著上，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社会实践之中。



　　因此，在下面的行文中，笔者不准备采用思辩式的滔滔宏论以惊世骇俗，而采用叙述式的浅斟低唱，让读者自己体味。

郁金苏合香

二



　　从社会实践角度看，所谓大、拙、雄或浪漫主义等等，都只是汉代审美精神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底蕴。一个时代的审美精神底蕴是这个时代美学思想的土壤、水
分和气候，又是它的分光镜。在同一审美精神底蕴中生长起来的美的形态，可能千姿百态，但其中所包含的美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成分，总是等同的；被同一审美精神
底蕴所折射的不同光束，可能五彩缤纷，但其反射点也是确定的。因此，不研究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底蕴，而仅仅在美的表面形态和美的呈现上作文章，就好像是只
看见惟妙惟肖的傀儡活动，而不知其背后的操纵者，抓住了影子而放掉了事物本身。



　　汉代审美精神的底蕴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雄豪”。所谓雄豪，是两大有机组成部分的融合。雄即雄放，豪即粗豪。



　　雄放，从总体上说，是指一种囊括天下、吞吐宇宙的创造性心态。这种创造性心态是汉代审美精神的基本侧面，它以反抗儒家的等级制为基础。与商、周（春
秋）时代人们重视天命、重视实践理性，不免被教条所束缚不同，汉人是一个极重视实践的群体。他们无暇也不愿构建理论，玄想出一大套与社会、人生、宇宙有关
的条文，然后钻进去以咀嚼条文、维护条文而自豪，他们只是埋头于具体的操作。在他们身上，缺少的是书卷气而充满了阳刚气。在他们的无意识深处，侈谈理论是
可笑的，最重要的是实践。汲汲于创造，汲汲于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干出一番大事业，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渴望。就像远古时代勤奋、朴实的大禹一样，汉人唯恐
“干”不出实绩，而不是“想”不出理论，唯恐创造不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不是记不住圣贤古训。



　　汉人的创造性心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张扬个人自身的价值，把身外一切陈规陋俗视作无物，是汉人创造性心态的中心。与秦、战国以前的人相比，汉人是最不愿受束缚的群体。他们仿佛是率性而
为，甚至是胡作非为。但正是在这任意率性的背后，却涌现出独特的美学原则。当刘邦和项羽分别见到秦始皇并不由自主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
也”时，一种新的美学精神已经崛起。这种雄放口气，在商、周时代连想一下都要犯罪，可是在刘、项口中却不经意地道出。刘、项不再是太伯、王季、伯夷、叔齐
式的不负责任、毫无是非感的逃避，而隐隐显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头角；不再是唯尊者是避，唯上是从，把自己看作蝼蚁，而呈现为强烈地追求个人价值的欲望；不
再是自卑地看待个人出身，将高门大户看作天赋的特权，而潜藏着发挥自己能力的深层动机。与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在儒学光环下瑟瑟发抖不同，秦末汉初人似乎
站立在一个新社会的入口处，沐浴着鲜红的朝晖，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新气象。此后，韩信、陈平、冯唐、李广、刘彻、卫青、霍去病、张骞……等等，如同一连串明
亮的星星倏然跃出，并花团锦簇般地布满了汉人英杰那寥廓、浩渺的太空。这些人要么年老、要么年轻、要么王子、要么布衣、要么农夫、要么奴仆，出身极杂，但
有一点完全相同，即，都出身于社会下层，而且都不畏物议，有强烈的追求功名利禄、万死不辞的决心。



　　与这一中心相联系，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支点：一个是重能力而不重门第和个人出身的自我意识；一个是鼓励平等竞争的社会风气；一个是颂扬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生态度。



　　当有人报告陈平有盗嫂、受金之嫌，不堪重用时，刘邦责备推荐人魏无知。魏无知却说：“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刘邦又责备陈平。陈平说：“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3】两人居然都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笔者不想考
辨盗嫂是否真实，但陈平出身寒微和接受贿赂，在史书上却言之凿凿。问题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事，因为其中包含着对于行为美、丑的
判断。奇怪的是，魏无知和陈平并不以盗嫂、受金为耻，更奇怪的是，刘邦得知真相后反而提拔了陈平。重能力不重门第，在此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它不仅是对先秦
儒家等级制的反抗，更是对于平等竞争的肯定。这种肯定，被曹操的《求贤诏》全盘继承。



　　当陈涉愤怒地喊出“诸侯将相，宁有种乎”时，就催化了千百万下层人民埋在心中的争取个人自由的种子，无数平民开始了寻梦的跋涉。试以刘邦手下为例，萧
何出身吏掾，曹参出身狱掾，周勃是织曲、吹箫、帮办丧事之人，樊哙是屠狗者，灌婴是贩布匹丝绸的，夏侯婴是赶马车的……哪一个是天潢贵胄？但恰恰是他们，
将儒家的信条冲毁，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变革活动，在平等竞争中获取了自己的雄伟目标，成就了一代伟业。正是这些手足胼胝而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人，给汉
代历史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出身、地位不再是令人憧憬的徽号，而凭借能力在平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的美的标志，必然导致取大富大贵或达成某种人生目标时视死如归的牺牲
精神的高扬。这不仅表现为汉初诸侯将相争夺“秦之失鹿”的勇气，而且也表现为后来文臣武将达成个体人生追求的渴望。项羽、英布、魏豹、韩信、彭越，谁不想
取大富大贵？冯唐、李广、霍去病、卫青、张骞，谁不把干一番大事业放在首位？这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想法，一旦转换为为了显示能力和创造性而不惜牺牲一切的
热情时，就会成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内驱力。晁错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都任过御史大夫，都重事业、重进取，又都丧失了个人的生命。他们不求什么，只求
实现个人的抱负。

　　上述由一个中心三个支点所构成的雄放心态，是汉人跨秦越周，颇具创造家、实干家特征的重要精神侧面。他们不再以峨冠博带、吟咏《诗》《书》为美，而以
投身社会生活，获取荣名富贵为尚。他们认为，与其碌碌无为地善终，不如轰轰烈烈、非同凡响地暴死。这种张扬人性，充满进取精神，以显示自我独特价值的观
念，使人击掌叹赏，使人热血沸腾。它永远是中国人应该常谈常新、如数家珍的民族自豪感的话题。也许，被日本人所寻访，被西方人所肯定并作为大汉民族之魂的
精灵，正是这些东西。清代以来，中国人太纤弱、太僵化了，如同一根丧失了活力的小草。他们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不敢面对鲜血，宁愿猥琐求生，在封闭性的内
耗中争名逐利。

郁金苏合香

三



　　所谓粗豪，是指汉人超越一切外在束缚，自由、洒脱、痛快地生活，并热情洋溢地享受生活的开放性心态。如果说雄放主要是为了反对等级制以张扬人性，粗豪
则主要是为了反对生活被格式化而张扬个性；如果说雄放主要表现在汉人对事业的追求上，粗豪则主要体现在平时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粗豪以“无为无不为”作基
础。所谓无为无不为，就是表面上的无为而实际上的无所不为：只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不在乎世人怎么看我。在我看来，读《史记》、
《汉书》中的列传，有时就如同读《水浒传》一样，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拘无束的痛快。读者仿佛回到了人类童年，与大自然亲近，与社会亲近，并体验到人生的轻松
和支配自我生命的欢欣。



　　粗豪是汉人雄豪追求的另一侧面，也是汉代审美精神最鲜明的特征。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象汉人那样肆无忌惮，那样潇洒人生。



　　粗豪的核心是“唯我”主义和“无忌讳”信念。其中既含有追求大富大贵、建功立业的成分，也含有摆脱教条，任我随情达意的成分。最让人佩服的是，汉人并
不藏头缩尾，象儒学那样把无耻包裹在仁义中，而是天真、坦率地道出。当项羽置好俎案、鼎锅，拉出刘太公将烹之时，刘邦坦然自若地说：“则幸分我一杯羹！”
当韩信面临郦食其被烹或自我建大功业的矛盾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武帝时，有人说主父偃太横，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他
们都赤裸裸地挑明了“唯我”的目的的和“无忌讳”的态度。曾挑唆韩信造反的蒯通在回答刘邦的审问时，说出了内在原因：天下大乱，人人都有追求当至尊的权利
和渴望。在追求中，有人达到了目的而大部分人则半途而废。没有达到目的的人并非不想达到目的，甘居人下。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他缺乏到达目的的能力或条件。
只有在挣脱儒学等级制教条，平等思想开始萌芽的情况下，蒯通才说得出这样的话。从心理学角度看，没有达到目的的追求由于被阻，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具
有冲击力，从而表现为生活态度上的胡作非为或无为无不为。



　　这是在不择手段的激烈竞争中汉人所获得的共识。



　　拿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说，这种共识是一种“恶”，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恶的觉醒不正是历史前进的表现吗？中国古人是“早熟的儿童”。过早发达起来的道
德理性压抑了人的天性，也压抑了全面实现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儒家教条中强烈的禁欲主义成份和浓厚的虚伪主义因素，不但给真正的丑恶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
纱，而且窒息了人的创造性。信仰基督教的人在耶稣面前看到的是自己的原罪，中国人在儒学面前看到的是君主、祖先的伟大和个人的无限渺小。如果没有对于儒学
教条的冲破，个性永远被禁锢在“唯上是从”的铁盒中。个性的张扬最先是从对于个人本身的肯定开始的，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人正是在肯定自身需要、欲望
等被虚伪的道德家所称为恶的东西时找回了自我，在粗豪的、甚至是被称为纵欲主义（一切欲望）的地方，开始矗立起自我实现的金字塔的奠基石。从这个观点看，
欧洲文艺复兴正是以恶打击了中世纪的伪善，崛起了后来被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肯定的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汉人对于儒学信条的冲毁，其意义虽不能同文艺复
兴相比，但其中的粗豪成分应该肯定，却是不容置疑的。



　　汉人的粗豪，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在上下级关系上，娄敬可以穿着赶车的衣服面见刘邦，季布可以当面顶撞文帝。在男女关系上，更是突破了门当户对的
铁律。刘邦有自己的三妻四妾，吕雉也有自己的面首。景帝可以把民间已经与人结过婚的“二茬女”纳为皇后，武帝也可以把同母异父的乡间女子称作大姐。窦太主
与董偃私通，作为皇帝的刘彻不但不治罪，反称董偃为“主人公”。士人中，有叔孙通这样的善变之人，也有公孙弘这样的无耻之徒，还有东方朔这样的机巧之士，
和周昌、汲黯、袁盎、张释之那样敢扫皇帝兴、批皇帝逆鳞的骨鲠之臣。上述人在其它时代可能会被杀头，但在汉人这里，却化作笑谈或美谈。有人以为，汉代皇帝
是从平民中奋斗出来的，所以和臣下、民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后世有些皇帝也是从平民，甚至是从奴仆、寺僧中产生的，但这些人作了主
子，往往比主子还凶狠，还残暴，哪里有汉人君臣、朝野之间的淳朴之风？汉人的作派，实在是社会的粗豪风气使然。初步挣脱儒学统治之后，中国人第一次较为畅
快地呼吸着新鲜、温暖的春风，怎能不意气风发？



　　雄放与粗豪互为表里，构成混沌一体的汉人美学观。



　　当雄豪成为审美精神的底蕴时，汉人生活就成为千姿百态的现象。汉长安城廓虽比不上后世唐代长安的规整，但屈曲自然，随河水折弯。霍去病墓前石刻和汉砖
汉瓦虽比不上原始人的朴拙，但表现为特有的厚重。即便汉人的文字（真正的汉隶，不是后人模仿的）——以“石门十三品”和汉墓中的汉简为例——也呈现为富于
变化的神貌。【4】汉代实物既表现了拙、大、雄，也表现现巧、小、婉。成分虽杂，但其中巧夺天工、不着痕迹，稍加勾勒就形神俱佳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这一
切，全是由于“无为无不为”精神和“随心所欲”的雄豪心理带来的。汉人不创造理论，只是为我所用，从事实践。就象蜜蜂一样，采撷百花成为糖蜜，糖蜜虽从百
花中来，但不等于百花。当我们无法概括或难以把握汉代的整体美学特征时，千万不要在迷惑中以偏概全，o(︶︿︶)o 唉地派给它某个字眼。

郁金苏合香

　四

　　汉代审美精神的雄豪底蕴，与汉人的宇宙观紧密联系。所谓宇宙观，即看待宇宙本体与人的生命的基本关系的看法。汉人虽不创造理论，但不等于没有理论。正像汉代美学不能用拙、大、雄、浪漫主义来概括一样，汉人的理论也绝不可简单地归入道家、儒家、法家，因为汉代只有杂家。由于汉人的理论更多地以道家为基础，杂以儒、法、名、阴阳五行等学派的因素，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同意那种称之为“新道家”的说法。

　　笔者认为，汉人理论家当以司马谈、刘向、董仲舒、贾谊、杨王孙等人为代表。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表面剖析六家，实际上上承陆贾，鼓吹顺应自然和无为而治。为什么？原因在于其中浓重的天人合一思想。司马谈认为，人和天、地是一样的。治理天、地之间的水，只能顺其流势，自然疏导，而不能堵塞壅蔽，治理人民，也要顺乎自然，不骚扰、不强加给他们许多教条律令。堵塞壅蔽，会搞乱天地五行的次序，骚扰人民，也会疲竭他们的精神和肉体，抑制创造性的发展。司马谈所提倡的这种思想，不但是《淮南子》所宣讲的中心，即所谓“仰则取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中则取法于人”，也是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中心。在这里，人和天、地并列，且具有同构关系。

　　将上述理论发挥得最彻底、最唯物、最精妙的是贾谊和扬王孙。

　　在贾谊的《鵩鸟赋》中，人与万物一样，分分秒秒都在天地这个大炉中被阴阳这种炭火所烤炙、所熔炼，又被造化这位工匠随意创造又随意粉碎。合则成物，散则成气，千变万化，没有常规。个人的生成极为偶然，但个人的消逝却极为必然。如果将个人的形体看作本来就是从万物中产生又回归万物的东西，那么，人生还忧虑什么呢？所以，大家都应该“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做到“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把人本身与宇宙本体相融合，把物质看作人的生命的寄托和延伸。这是自先秦道家以来，汉人对自然和人生关系认识的新高度，其中透露出达人知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武帝时代的杨王孙更进一步，以自己的人生归宿直接证明并实践了这种理论。杨王孙老年生病，给儿子遗嘱，说要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地入土。为什么呢？杨王孙回答说：“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5】

　　贾谊、杨王孙都把人与物质看成同一的东西。这种看法渊源于先秦的道家，但又扬弃了消极无为的因素。贾谊提出，既然人是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那么，人死去不过是转化为另一种物质而已，因此，人应该使自己象没有缆绳系住的小舟一样自由自在。杨王孙认为，既然人与物质没有区别，那么只要看透了这一点，人就获得了自由。生前该享受的就享受，不要被财物金钱所异化，而应该支配它，做它的主人；死后则裸葬，抛弃一切赘物，直接与大自然亲近，以便速朽，与物质融为一体。他们都是积极地看待人生，并大义凛然地看待死亡。这是蕴藏在新道家思想中的“新”元素，也是笔者从汉人宇宙观中分离出来的雄豪基因。

　　这种雄豪基因，其本质在于抬高人的地位。当人把自身看得和天、地一样时，就是对于宇宙本体的了然顿悟。在这种看法支配下，远古以来人们象“纯粹动物”一般崇拜、畏惧大自然的意识迅速坍塌，而代之以“我与你一样”的信念。将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更有摆脱先秦儒学强加给人的许多教条和束缚的革命性。在“人是物”这一等式中蕴含了以下内容：人的出生是物质的变化形式，是偶然的，人的死亡是向物质的回归，是必然的。既如此，人是否应该在物质偶然赋予“我”这种特定的肉体形式和特定的有限时间内，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痛痛快快地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潇潇洒洒地走一趟人生，然后从从容容地回归大自然，回归必然和无限呢？这就是说，宇宙虽然是伟大的、无限的、可凛的，但我却是它的一部分，是它的有机构成，因而宇宙又被我所囊括。

　　可见，在这种雄豪精神中包孕着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创造性、开放性？读者诸君是否可以经由深思而得到呢？

郁金苏合香

五



　　如果说宇宙观是指人对于宇宙的认识，对于宇宙和人的关系的认识，那么人生观则是指人对于自我生命的认识，对于人生价值的认识。汉人的人生观受宇宙观的指导，也是在反拨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确立的，所以它是雄豪的，由于它又是新道家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也是独特的。



　　汉人人生观突出之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以“富贵”和“无忌讳”的内容来“偷换”先秦思想界（特别是儒学教条）几个刚愎自用的重要概念上。



　　仁
在先秦，仁以儒家的“爱人”为准则。在汉代，它的涵义已经改变。当刘邦接受萧何建议，在汉中修筑坛场拜韩信为大将时，曾急切地提出了如何吞并项羽的问题。
令人深思的是，韩信没有正面回答刘邦的提问，而从对于仁的诠释入手，巧妙地使刘邦茅塞顿开。韩信说，“爱人”只是妇人之仁，是小仁、假仁，而大仁、真仁则
是“任天下武勇”，同时要“以天下城邑封功臣”。【6】在韩信口中，“爱人”的原初意义被分解并消逝，而重能力，重及时封赏，使之大富大贵的内容突出了。
这样，仁和干大事、立大功、封大赏的雄豪目标之间有了必然联系。



　　孝
孝本来也是先秦儒家理论的基石，其要义在于子服从父，个人服从家族，其目的在于牺牲在下者、处卑者的利益乃至生命，以维护在上者、处尊者的利益、地位和荣
誉。可是，在汉人的实践中，它也被改变了内容。司马谈临终前嘱咐儿子司马迁的一段话，很让人吃惊：“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
母，此孝之大者。”【7】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司马谈的勉励道出了对孝的真实看法：事亲、事君不过是孝的阶段性目标，而个人立身、扬
名才是其最高体现。这与唯唯诺诺地服从父母、服从君主的观念是多么格格不入！



　　礼
先秦儒学认为：“礼者，别也，”“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8】可是在汉代却变成了：“礼者，养也，”“稻梁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
芷，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几席，所以养体也。”【9】前者将礼局限于区别贵、贱、尊、卑等级的次序，而后者
将礼服务于满足个人有机体的自然欲望。显然，这是人本主义对于教条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的胜利。



　　德
在先秦看来，做到仁、孝，符合礼义，就算是有德之人了，可是在汉代，德却变成了对于人和物的拥有，即所谓“德者，人、物之谓也”。【10】汉人认为，要让
短暂的人生在回归物质世界之前，闪耀出夺目的光彩而不至于萎黄枯干，就必须得有足以养体和求发展的财货，因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要
想富且贵，就得有人有物。“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这就是随时随地见缝插针获取物的方法。如果能活百年，还必须要“来之以人”。有了物，
个人的生存，后代的养育，亲友的联络，人马的扩充，才有了基础。换言之，有了物，有了个人的生存，才具有发展和拥有人的可能。这就是说，只有谷、木等物，
一个人只能富却不能贵。要想富且贵，就必须既有物又有人。人物兼备，德就充实了。由此，德已被物（财）、人所代替。



　　汉人对仁、孝、礼、德的重新阐释，实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悄悄地塞进了建功立业、追求大富大贵的雄豪内容，塞进了无忌讳的内容。这些概念之间的联
系与包容，构成了汉人独特的人生态度，并规定了他们的价值观。汉人不再以“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卷”为美，相反则认为，“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
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等，是“无所比拟”的惭愧、耻辱与痛苦。【11】“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刘、项追求大富贵、大事业的
心头话，是那一时代价值观的最准确体现。



　　六



　　汉人的雄豪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



　　笔者认为，它最早的萌芽存在于战国时代的刺客、门客和布衣卿相的行为之中。



　　从始皇登基到二世自刎，辉煌转瞬即逝的秦，是一个只有短短十一年历史的朝代。汉初开风气之先的各诸侯王、将军、吏士们，全都生在战国末年，历秦而成为
巨人的。【12】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绝对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雄豪追求者。从礼乐的束缚下挣脱出来，并走向慷慨激昂、享受人生、进取人生的汉代，是一个渐变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先将铁罐子撕开一条口子，透进雄豪空气的，就是战国时代的高士们。汉初诸侯、将吏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春秋以前，政界、军界活跃的全是世家子弟。随着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的到来，出身下层的刺客们才崭露头角。此时，他们只能以奇言高行来惊世骇俗，以求得
社会认可。刺客与所欲杀者和想杀人者毫无关系，却深陷其中，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最崇高的生命目标，将从外而入的报复观念转化为自我内在生生不息的动机，心
甘情愿地以身殉之，全都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从别人的眼睛和赞叹中肯定自我。这种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只求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想法，表现了下层人民
对特权阶层和儒学信条的无比轻蔑。你们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甚至连小小的断发文身、毁齿销容都是不忠不孝的行为，我却偏偏要将整个血肉之躯献出去；
你们说君臣、父子、夫妇是人之大伦，我却视之如敝屣，偏要把生命交给萍水相逢，但知我、尊我的知己。它标志着“我是我，不是礼乐的附属，也不是王公将相的
附庸，我有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利”的独立意识的觉醒，也是陈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刘邦鄙视、厌弃儒学的先声。



　　门客没有刺客那般壮怀激烈、使人热血沸腾的行动，但在如下方面，与刺客是一致的。首先，他们都没有高贵的出身，全都是贫民家庭，只是个人独自外出打天
下。其次，他们极端、甚至是苛刻地争取作人的权利（冯驩要鱼要车，毛遂公然自荐，候嬴故意拿架子）。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要争的不是待遇，不是生活上的舒
适，而是人生的知己和社会的承认。最后，自己的价值一旦被人承认，即使肝脑涂地，也要迸出人生的火花。



　　布衣卿相们（苏秦、张仪、范睢等）坚守“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信念，以合乎自然人性的标准衡量外在的一切。他们唯恐时光易过，功业未逮而倏
忽逝去，因此，宁愿不择手段，以诡行伟论让世人认识自己，宁愿为大事献身，抓住机会，凭个人的能力和坚韧的奋斗精神搏取卿相之位，使中下层人士大开眼界。
每当我想到沙漠中的植物，想到它们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仍要于短暂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完成萌芽、抽枝、开花、结果的全过程的时候，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战国
时代的高士。



　　以屠狗人、贩布者、织席者、吹鼓手、养马人、狱掾、吏掾、亭长、落魄将军后裔、卿相子弟为核心的汉初诸侯、将吏，是刺客、门客和功名赫赫的布衣卿相在
思想精神和处世行为上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把儒家信条当成污泥浊水，以大无畏的行为开创了汉代的雄豪风气，并奠定了这一时代所特有，而后世
再也无法企及的雄豪（粗犷）之美。



　　汉人的洒脱和雄豪精神与胆小怕死、因循守旧、论资排辈是根本对立的。汉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煊赫名声就建立在雄豪的审美心理底蕴之上。当今天的中国人在履
历表的民族一栏中填入“汉”时，是否意识到它的文字图腾意义？中国经历过几十个朝代，为什么人们不约而同地唯独以“汉”字作为民族的标识和代号？显然，其
中蕴含着丰富的对于汉人的崇拜和对于祖先的钦敬。我想，这种雄豪精神，恐怕也正是今天的日本所深入追寻的东西吧！



　　（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1期；索引：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中心《美学》1994年7期）



　　注释：



　　【1】这里的“贵”，不是指贵族身份，而是指“贵相”，即目前虽是下层人，但相貌却预示着未来的尊贵。例如刘邦娶吕雉。



　　【2】中国的汉中市与日本的初云市是友好城市。笔者在陕西汉中师院工作时，曾参加过接待日本初云市文化代表团的工作。在会见过程中，笔者通过翻译之口，大致获知了日本人为什么青睐陕西和汉中的原因。



　　【3】【6】【7】【9】【10】【11】分别见《史记》中的《陈丞相传》、《淮阴侯传》、《太史公自序》、《礼书》、《货殖传》等。



　　【4】《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可参考。



　　【5】《汉书·杨王孙传》。笔者认为，杨王孙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反复强调人不过是自然界的物质经过千万年物理、化学作用所形成的生物，就连产生各种奇思怪想的大脑，也是“高度发达的物质”而已。



　　【8】《礼记·曲礼·上》



　　【12】从司马迁《史记》所透露的信息看，他本人与战国许多人士交过朋友，许多人物列传就是他亲耳听该传记的中心人物的朋友讲的。司马迁是武帝时人，尚且如此。汉初诸侯、将吏，就更不必说了。

郁金苏合香

转自：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039

汉唐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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