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003

云尘子讲师

⒈４曾（zeng1 音增）子曰：“吾日三省（xing3 音腥）吾身：为（wei4 音位）人谋而不忠乎？与（yu3 音羽）朋友交而不信乎？传（chuan2 音船）不习乎？”
【1】曾子者，孔子弟子，孔门四圣之宗圣，讳参（音申），字子舆，人尊称之为曾子。曾子之父讳点，字子皙（音息）。曾子学于孔子，传于述圣子思子，子思子传于亚圣孟子。由此可知，四圣之中，复圣颜子无著述，而曾子为一圣，述圣及亚圣皆出曾子所传。
《大学》为初学进德之次序，《孝经》为先王所传之大德要道，皆曾子亲传；《中庸》为孔门所传之心法，乃子思子所传，而子思子又受学于曾子，由此可知，《中庸》亦当为曾子所传。孟子受学于子思子，则曾子为孟子之师祖，孟子所学亦可谓曾子之再传。
《论语》有夫子独谓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是故宗圣为传之正宗。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就学于圣人，所学为圣贤君子之道，若不切己，而或半信半疑，或旁观评判，或鉴赏把玩，皆非为学之道。此章乃是曾子所传自我省察功夫。“吾”字，乃曾子自谓。善学者，见贤思齐焉，见圣人之言而知敬畏。曾子如此，善学者当以此自勉。
“日”谓“每日”。“三”者，谓“忠、信、习”三者。《说文解字》曰：“省，视也。从眉省，从屮（che4 音彻）。……屮，通识也。”段玉裁先生曰：“省者，察也。察者，覈（同核）也。汉禁中谓之省中。（颜）师古曰：‘言入此中者皆当察视，不可妄也。’”
“吾身”者，谓曾子所省者，自身之心与自身之行，非以此评判他人。以“忠信习”责己，是修德之道，不以责己，而以责人，非修德之道也。朱子曰：“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学习君子之道者，须先立志于君子之道。有志而弗行，行而不能诚笃，则是空言，且必不恒久。“君子务本”，而“为学之本”则在于如此自省其身。真一道子先生尝谓予曰：“人或急于求无为，而不知初必有为，而后可无为。”又曰：“今之学儒讲儒者众矣，惜乎行者寥寥。”
省察是事后之事，一日将过则省察自身当日之言行。一年将过则省察当年之言行。省察之后，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后能渐改过而自新、渐趋于完善。若不省察，则难免原地踏步或重复错误；若知过不改，则如身穿污衣而不换洗。
事后省察固然重要，更为重要者，在于事先之学习与修养，在于做事之时忠诚而无所懈怠。忠诚而午所懈怠，尚且难免有差谬错误，自欺欺人、得过且过、应付公事，则终究不能成器。至若妄言妄行，则必自误误人。人生一世，永无回头之时。
【2】“为人谋”者，为他人出谋划策之谓也。程伊川先生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程明道先生曰：“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为信。”船山先生曰：“二程先生之语，乃以显忠信之德，实实指出个下手处，非以之而释忠信也。”
何谓“尽己”？“己”，由人之心而言。《说文解字》曰：“己，中宫也。”太极图之“中宫”在于阴阳之中线，国之“中宫”在于京城，人身之“中宫”在于心。“尽己”亦即“发己自尽”，亦即发心既诚且正，能尽自身诚正之心。
“为人谋”如何可谓“忠”？即在为他人出谋划策之时，能尽自身诚正之心，无虚无枉，不显不藏，方谓之忠。君子为人谋划，视他人之事如己之事，不为讨好人而巧言诱惑，不因担心人不接受而偏离正心，不怕因担当责任而有所保留。
若释“忠”字之义，则可参《说文解字》。“忠，敬也。从心，中声。”敬者，使自己不敢苟且；“从心”，则必发乎心；“中声”，则发心必合于礼义而无偏。是故“忠”必是己心所发，非有求便可得，更非强迫所可得。若非诚心则非忠，若非正心则非君子。
【3】“与朋友交”者，谓所交者为同门同志者，当此之时，己必有信。所谓“以实之谓信”，程明道先生再解“以实”为“循物无违”。“信”以“诚”为本。此不言“诚”而言“实”，谓无虚无妄。“循物”者，因循事物之理；“无违”者，无所违逆于事物之理。
理者，于物则谓之理，于人则谓之礼。君子“与朋友交”，待人则以礼，处事则不违其理。他人或有不诚不实之时，而君子与朋友，必责己心之诚且实，利害当前则必以礼义。或有疑曰：“他人不诚实，己宁受欺乎？他人无礼，己亦礼之乎？”
有此一疑，则已是“喻于利”；再者，既是“与朋友交”，若“喻于利”，岂能算是朋友？《大学》有言曰：“与国人交，止于信。”由此而言，则国人之间亦须有信，而不止于朋友之间。然则朋友之外可无信乎？国人之外可无信乎？
天下大同，在于天下之人无不信。然而，天下之信须本于国人之信，国人之信须本于朋友之信，朋友之信须本于己身之诚而可信。己身之可信，其本在于诚。有诚未必人人信之，无诚则必不可信。明乎此，则以上之疑或可解。
【4】师授予弟子，谓之传；弟子受之于师，此谓所传。“传不习乎”之“传”，所重在于师之所授。师既授之，弟子是否受之，在于弟子。身居弟子之位，于师所传不听不信，不足以谓之弟子；半信半疑，不成其为弟子；听之信之而不习，亦即华而不实。
曾子何以不由“学”与“成”而言，而由“习”而言？在“学”与“成”之间，“习”为中介。朱子曰：“习，谓熟之于己。”闻之于师者，非“熟之于己”则不能成。弟子之成，师之所望也；师之所望，弟子不敢不尽心竭力也。
荀子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此言须慎思明辨。弟子就学于师，非假借于师也；假借于师，则以师为工具，如此则必失为弟子之道。李斯、韩非学于荀子，而终违荀子之教，岂非必然？君子之学，传承道义，辅以成仁，非为成其私名私利也。
荀子又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言可出于为师之口，而不可存之于弟子之心。颜曾思孟四圣，就学于孔子，所学所习者，道也；所志所成者，德也。“习”师之所“传”，成己之德以使言行合于道也。“习”由行而言，“学”而不“习”，无以成“行”。
何晏先生解“传不习乎”为“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是以“习”为“讲习”，即“探究熟习”，却又凭空增加“传之”二字。然而，其可取者，在于可以此自警：所学未深究以自明，所学未自行，如此即欲“传道”、“教学”，虽是好心，却难免“妄传”。
【5】曾子之言，不径言“为人谋则忠，与朋友交则信，传则习之”，如此径言则是告诫他人之语，而非自省之言。《大学》中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曾子之自省，亦即善则“有诸己”、恶则“无诸己”。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
曾子之自省，非待有过有误而后反省，而是先尽心于“忠、信、习”，如此省察，唯恐有所欠缺遗漏而已。曾子之修身谨严，由此可见。吾侪读曾子此言，若止于赞叹曾子，而不“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焉”，虽读之而犹若未读。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若所学止于口耳之间，而不能融入于心，不能落实于言行，纵能背诵《十三经》全文，纵然著作等身，又何所益哉？
经典之言，无所苟且，读者不宜轻轻放过。曾子所言“忠、信、习”，三者之序亦不可轻轻放过。朱子曰：“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或言“忠恕”、“忠信”，或言“忠诚”、“忠贞”，无不以“忠”为首。
虽是为人而谋，忠则在吾；忠与不忠，均由吾定。智与能有高下之分，有忠则能尽其智能，且能不违正道。忠，德也，有德而后，其信则有本，有本则其信可恒久；有德而后，弟子可以诚心承师之教、习师之传、成德达道。
⒈５子曰：“道（dao4 音到）千乘（sheng4 音剩）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前四章，皆修身之事，此章忽而论治国之大法。治国固然需以律法、制度，而律法、制度之制订、执行，皆需人以为之。君子诚意正心以修身，而以此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道援天下，是行其义。圣人在天子之位，则必是王；在天子之位者能行王道，则必是圣人。
“道千乘之国”之“道”，“治理”之义也。治理之法，在于政教。政教者，政令与教化也。是故马融先生曰：“道，谓为之政教。”所谓“为之政教”，意谓制订、颁行政令与教化。“千乘之国”，或曰方圆三百余里，或曰方圆百里，战车有千辆，大国也。
国有大小，而治国之道无大小。孟子尝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仁者，正道也；不仁者，邪道也。人亦有二，君子与小人而已。君子之至，圣人也；小人之至，奸恶也。圣贤君子治国，必以正道。正道之法，在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2】包咸先生曰：“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此乃解“敬事而信”之语。“为国者”，谓治国之人。关乎国民之事，不可不敬，不可不慎。待民之心，不可不诚，不可不信。朱子曰：“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
何谓“主一无适”？一心一意、无所分心。此为“敬”之本。有“一心一意”为其“主”，则可统摄众事而不偏，不为外事外物而分心，则是守护此“主”而不离。由“敬”字之象而言，则为不使苟且。此为由“行”而立字。“主一”则不偏，“无适”则无苟且。
治国者敬其事，则缺失可少见。须知，治国者之失误若差之毫厘，治国时则或许谬之千里，岂可有丝毫不敬哉？治国者无诚于民，则不信于民。上下异心，非惟国不可治，且是亡国之路。须知，国亡必有国民之伤亡随之。
【3】包咸先生曰：“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此乃解“节用而爱人”之语。朱子曰：“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商纣象箸箕子忧，酒池肉林殷商灭。君臣奢侈则害民，全民奢侈则伤性害物。是故节用亦是爱人，爱人则不止于节用。
夫子曰：“仁者爱人。”此言“爱人”，非曰“爱民”。“爱民”者，君也；“爱人”者，君子也。“民”有国界，“人”无国界。然而，“人”虽无国界，亦须“推己及人”。佛教道教，教也，不论国界；儒，亦政亦教，既须爱民，亦须爱人。
【4】包咸先生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此乃解“使民以时”之语。治国者必有使役其民之时，国必有君臣民，必有劳心、劳力之分。劳心者爱其民，劳力者方可安宁；劳心者虐其民，则是自取败亡之道。
朱子曰：“时，谓农隙之时。”此解甚为宽泛，不若“农闲之时”。“隙”者，含农忙季节短暂之闲暇；“闲”者，无农事之时，如此方可“不违农时”。“使民”既不可免，“不违农时”则亦可谓治国者“爱民”之举措。
【5】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经典之言，可浅可深，惟读者之见有不同耳。
若能见其浅者，遵而行之，可如君子；若能见其深者，遵而行之，可如尧舜。惟有见浅则以为圣人之言不过如此，是必辱圣而终自辱；或有见深则知难而退，是必自误或自弃。道君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是道君之叹，圣人之叹，为人间而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