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系列讲座前言

云尘子讲师

一、《诗经》在中国文化经典中的地位：
1.何谓“六经”？
“六经”，是指《易经》（包括六十四卦的挂爻辞和十篇《易传》）、《春秋经》（“公羊传”为主，“谷梁传”为辅，“左传”解释所涉及的历史事实）、《礼经》（《仪礼》是经，《礼记》是记，《周礼》为辅）、《乐经》（文本失传，通过《礼记·乐记》和《周礼·大司乐》可以知道大体情况）、《诗经》（今文学派的“鲁诗”、“齐诗”完全失传，“韩诗”仅存《韩诗外传》，如今只能按照“毛诗”来讲）、《书经》（有今文、古文、孔传今古文之分，如今应该按照孔传今古文学习）。
2.“六经”的关系：
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大道的就是“六经”。《易经》和《春秋经》是最高经典，《易经》以天地之道引导出人道，《春秋经》用人道落实天地之道，总起来说，二者主要是天道的体现，是人要遵循的大道；《礼经》和《乐经》是中层经典，《礼经》是秩序的保障，《乐经》是和谐的正途，总起来说，二者是人道的体现，人以礼乐修身治国；《诗经》和《书经》是基本经典，《诗经》重在立志修身，《书经》重在从政治国，总起来说，二者是地道的体现，是人修身、从政的根本。
3.“六经”的地位：
马一浮先生说，六经统摄诸子，六经赅摄中国一切学术，六经赅摄天下一切学术。所谓“十三经”，包括除了《乐经》之外的“五经”，是“正经之作”；包括辅翼《仪礼》的《礼记》和《周礼》，辅翼《春秋经》的“三传”，是“解经之作”；包括《论语》、《孟子》、《孝经》，是登上“六经”之道的“阶梯”，是“辅经之作”；还包括用于解说经典的《尔雅》，是“助经之作”。要学习“六经”，这是最正的道路。
4.“六经”是借七千年圣王言行载道、明道：
“六经”综合“道德礼乐政刑”六个方面而且“一以贯之”，孔子所传的“道”，完全体现于“六经”之中，因此，《汉书·艺文志》中专门列有《六艺略》。按照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说法，孔子综合贯通了三皇时代的“以道治国”、五帝时代的“以德治国”、三王时代的“以功治国”、五伯（音霸）时代的“以力治国”；“祖三皇”体现于《易经》，“宗五帝”体现于《书经》的《尧典》和《舜典》，“子三王”体现于《书经》的《夏书》、《商书》和《周书》易经《诗经》，“孙五伯”体现于《春秋经》。不过，在孔子传道的时候，所涉及的是“三皇（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二帝（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三王（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二伯（齐桓公、晋文公）。按照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的考证，伏羲氏第一代君主在距今9700年前开始执政，今年是孔子诞辰2064年，因此，孔子所传的道，是以中国7000多年的圣王言行来体现大道，亦即“述而不作”。
5.“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
《汉书·艺文志》又有《诸子略》，列出“诸子十家”，而以“儒家”为首。其中所说的“儒家”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既然“儒家”以孔子为宗师，我们就可以说孔子不属于“诸子十家”之中的“儒家”，而是“儒家”的“宗师”，因为弟子所创立的“学派”不能把“师父”拉进来当做自己这个“学派”的成员。再者，“儒家”实际上最重视的是“道、德、礼、乐、政、刑”之中的“德、礼、政”，这三者恰恰是“道、乐、刑”的根本。另外，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没有“诸子”的分别，更没有“诸子”的纷争。所以，我们不能说孔子所传的道是与“诸子十家”并列的“一家一派”之道，而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之道”。
6.《诗经》在“六经”中的地位：
修身首先在于立志。孔子十五志于学，也就是说，十五岁之前是童蒙之教，此后则是大人之学。大人之学，首先是志在仁义，进而志于道。曾子说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所谓“志”，不就是“士之心”吗？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个人的志向如果在于谋利，那也就永远无法担当重任，假如让他担当重任，必然误己误人误事。学习《诗经》，所重就在于立志，因为“诗言志”。通过学习《诗经》，体会和学习圣贤君子之志，是我们的首要目的。因为立志是修身的第一要务，《诗经》在“六经”中的地位也就可知了。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通过学《诗经》可以使人“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此，从《诗经》中学习圣贤君子之志，是成就君子之道的基本功。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是立起君子之志；观，是观察圣贤君子之志；群，是学会和而不同；怨，是学会怨而不怒。事父，是学会孝敬父母；事君，是学会为国家及社会担当责任。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乃是自然而然地使知识广博。
二、学习《诗经》的注意事项：
1.把《诗经》还原为“诗经”：
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是“经史子集”这种“四部分类法”，其中的“经部”所载的“道”，是评判一切的标准，取消了“经部”也就意味着取消了“华夏文化”的标准，无异于抽掉“龙筋”
《诗经》是属于“经部”的，如果按照我们近百年来的“定位”，“《诗经》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就意味着把它贬入到“集部”之中去了，这样一来，《诗经》也就变成了跟《唐诗三百首》、《花间集》并列的“诗集”。
不仅《诗经》被从“经部”排斥出去了，“六经”全部被排斥出去了。《春秋经》和《书经》被贬到了“史部”，分别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我国现存最早的政治文献汇编”；《易经》被贬到了“子部”，成了属于西方“哲学”类的学术著作；《礼经》被贬得更严重，随着批判“封建礼教”、“吃人的封建礼教”，几乎被彻底否定了。这样一来，华夏文化的“经”就彻底不存在了。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图书分类法”取代了“四部分类法”，中国的一切图书都被纳入到了西方的“科学”之中，又依据西方舶来的框架和标准对中国文化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解剖”和“重组”，好比拆掉天安门然后按照白宫的图纸和标准重新建造；并且像“研究”古董、干尸一样被“研究”，因此，“六经”的教化作用完全失去，等同于“解散”了中国文化传统。
如今，华夏文化复兴，需要我们把“六经”还原为“经”，把《诗经》从“诗集”还原为“诗经”。因此，我讲的时候，不按照近百年来流行的《诗经》讲解来讲，而是尽可能按照《毛诗》来讲，这是华夏文化复兴的需要。因为“六经”所载的“道”，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大道、天道、地道、人道，所以，我们这么做，不仅关系到中国，而且关系到全人类。
2.请尽量排除成见：
近百年来关于《诗经》的著作、论文，基本上都是把《诗经》当做“诗集”来“研究”、“分析”、“鉴赏”的，如今我们要读《诗经》，应该有意避开近百年来反传统的那些《诗经》论文和著作。但是，百年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非常普遍，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识”，可是，这种“常识”恰恰是“反传统”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因为它已经成为“习惯性”的、“常识性”的认识，所以，要避开很难，希望大家尽可能排除成见。大家听我讲的时候，如果与当前流行说法不一致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按照近百年的说法来排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各位能尽可能放下排斥之心。假如让我按照当今人们乐于接受的解释去讲《诗经》，我们所讲的就不是“诗经”了，那么，我宁可不讲。特此说明。
经典，是用来指导、引导现实的，是用来矫正现实的错误、弥补现实不足的正道，是“圣人之言”，我们需要持有敬畏的心态来学习。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在讲解过程中，我尽可能少地掺杂个人主观臆见，但是，这又是不可能绝对做到的，所以，请大家理解的时候，还是依《毛诗》的解释为准。
百余年的反传统思潮，其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说句大家很可能认为“夸张”、“偏激”的话，现在流行而且基本上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往往是偏离乃至背离大道的，更是偏离或背离中国文化传统的。比如，大家一听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天尊地卑”之类的说法，马上就有本能地反感，却根本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甚至连它们所指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而且怪不得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现在要复兴华夏文化，不是回到历史上的过去，而是回归正道继续向前走。本来，我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就很难，认识到而且能自觉地改正错误、弥补不足就更难了。古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道理，要解散尺之冰，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关键在于我们要先有此心此意。
3. 温柔敦厚而不愚、修身自正而不怨：
《礼记·经解》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正义》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这是对君子的要求，是对国民的期望。
这种观点，在反传统思潮中，也是被批判的。这种批判，是出于革命、战争、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的动机，是为了倡导“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以战止战”、“以杀止杀”、“以怨抱怨”虽然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做法却后患无穷，有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少容易导致“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的前后不一致，既非“尽美”，更不“尽善”，不如“以善致善”、“以直报怨”。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我们希望与自己有关的人是能够知书达礼的人，其次是直来直去、快意恩仇的人，再次才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人，这个次序大家是否认可？如果认可，这个顺序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我们都希望人们成为知书达礼的人，而不会对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人大加赞美。知书达礼，正是温柔敦厚的体现。
对于可以从政的士君子来说，要求就不可不高。《周易·系辞传》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当君子从政的时候，首要前提是有仁心、能自正，那么，怎样才能叫做“正”呢？《大学》中说得好：“身有所忿懥（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也就是说，如果仁心被愤怒、恐惧、喜好、忧患所左右，也就算不得“正”。
如果一个领袖、一个官员动不动就被情感所左右，那么，他的一句话、一个举动有错误，乃至只是不合适，对百姓、对国家，乃至对国际关系，造成比较大的不利影响。所以，领袖、官员不仅不可“戏言”，而且不可不“慎言”。
什么叫做“温柔敦厚”？温如春风化雨，使万物发生；柔如柔韧之木，要能屈能伸；敦如秋风成物，须是非分明；厚如大地载物，要守贞能容。什么叫做“愚”？毫无原则，不辨是非，苟且顺从，也就是愚。须知，“温柔敦厚”绝不是“有话不敢说”，更不是做“老好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
无春季之温，不能生发万物以合于仁；无柔韧之态，不能知进知退以合于礼；无秋风之烈，不能利益万物以合于义；无冬季严寒，不能验证节操以合于智。无一贯之道，不能至诚至善而合于信。
人而不仁，礼乐成伪，终成欺诈；怨天尤人，徒增烦恼，无济于事；自正担责，希望所在。嫉恶过甚，恐会生乱；破而不立，同归于尽；有刚无柔，易于断折；有柔无刚，随波逐流；情真意切，是诚是敬；以礼节情，可达中和。
我们学习《诗经》以及传统文化经典，不是为了责备怨恨别人，不是为了抱怨国家和社会，不是为了迎合世俗流行风气，不是为了自创新说而成就个人名利，不是为了以旁观的心态去审美娱乐，而是为了用经典之道，提高自身修养，纠正现实的错误，弥补现实的不足，从而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三、“诗经六义”的涵义：
1.我们不采用朱子对“风雅颂赋比兴”的解说：
如今，人们解释《诗经》的时候，常采用朱子对“风雅颂”和“赋比兴”的解释。朱子《诗集传》，还是重视了《诗经》的教化作用，但是，已经与先秦两汉之解不同，这也许与宋朝的风气有关系，但是，朱子可谓受当时风气影响非常小的。
当时的风气是一种什么方式呢？就像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所说的那样：“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也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疑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转引自《经学概论》第55页）可见疑古、创新风气之普遍。
在《诗经》方面，朱子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疑《传》、《笺》，抨击《诗序》，已对《诗序》、《毛传》、《郑笺》有所取舍。他认为《序》作者“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而“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必使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以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诗集传序》）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六经”（包括《诗经》）的地位，提高了“四书”的地位，在“情”和“礼义”之间开始重视“情”，说《国风》中的“二南”是“风诗之正宗”，但是，其它“十三国风”则“有邪正是非之不齐”，因为“国风”也就降低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作品了。
第三，对《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作了重新解说，把“风雅颂”作为三种诗歌体裁，把“赋比兴”作为三种表达方式，这样一来，《诗经》中诗歌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就相对分开了，而且这种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中国文化的“类象表达方式”，从而把可以从“象”引申出来的意思批判为“牵强不会”。
我们可以说，在孔子整理和解说之前的“诗经”，还不完全符合“经”的标准；孔子整理和解说之后的“诗经”，才完全符合了“经”的标准；汉朝的“毛诗”把《诗经》当做“经”来解说；朱子的《诗集传》则开始略微降低了《诗经》的地位；唐宋之后，疑经者渐多，另创新说者渐多，离经叛道的也越来越多；从清代晚期开始，开始把《诗经》完全降低为“诗集”，从而使“经史子集”之中的“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这里不按照朱子的说法讲解。
2.我们采用《毛诗正义》中的“诗经六义”的解说：
　《诗经》有“六义”，或者称为“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其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风的意思是“讽”，包括两方面，一是执政者以君子之风来使天下潜移默化，即“上以风化下”，此为“风化”；二是民众反映政治得失而使执政者纠正错误、弥补不足，即“下以风刺上”，此为“讽刺”。倡导正风，杜绝邪恶，是其共同点，因此，其宗旨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其中，倡导正气者为正风，针砭时弊者为变风。正风，发乎本心而广播于天下；变风，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讽刺”之中的“刺”，好比“针灸”之中的“针”，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惩罚人。“讽”是很委婉含蓄的，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揭露批判”。
赋的意思是“铺”，将当时政治教化的善恶直接铺排出来，以便使正道昌行，而减除邪恶。在铺排的时候，重在从正面而言，即隐恶扬善、劝人向善。所谓说温柔敦厚。在儒学的所有经典之中，都是从正面立言，为了扬善。
比的意思是“类比”，即看到当时的政治教化之失误，而不用愤怒攻击的方式表达，而是用类比的方式表达出来，以使“闻之者足以戒”。
兴的意思是“勉励而使之振兴”，即看到当时政治教化中美好的一面，不直接用赞美的方式歌功颂德，以免有阿谀逢迎之嫌疑，所以，用善事来说明并给以勉励。
雅的意思是“正”，也包括两方面，一是说当时符合正道的人物及其言行，以便成为后世效法学习的典范，此为“正雅”；二是当号令教化违背正道之时，指陈违背正道之言行而使当时及后世戒除，此为“变雅”；又因政事有大小，所以，又有“大雅”与“小雅”之分。
颂的意思是“诵”与“容”，即通过歌颂吟咏祖先以及往圣先贤符合道德的人事，而使之广泛传播于天下。
四、《诗经》的编排体例：
　《诗经》体例，分为风、大雅、小雅、颂四部分，后世称之为“四诗”，“四诗”的第一篇合在一起，称之为“四始”。风中又有“二南”、“十三国风”，“二南”是周朝周公、召（音绍)公治理之地的遗风，“十三国风”是周朝各诸侯国之风。颂中有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
如今所见的《诗经》，是由孔子最后编定，汉朝虽然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各派共同传讲《诗经》，但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传讲很全面而且系统的只有毛诗，所以，我们只能依据毛诗来讲了。韩诗有《外传》，但毕竟是“外传”，可以参考，但难见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