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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問道] 《召南·甘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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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1 20: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甘棠》原文:
请把原文先读几遍。
第一章:蔽芾(费)甘棠(唐),勿翦(检)勿伐,召(邵)伯所茇(拔)。
第二章: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气)。
第三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睡)。
二、《诗序》讲解:
诗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
1.“甘棠”与“召伯”:
甘棠是树木名,又名棠黎、杜梨,是一种很矮小的树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因为此树与召伯有关,所以这棵树也闻名了。
【欲使人敬先修身,修身必须近贤人。存善去恶是格物,格得事事合人伦。】
古人早有“爱屋及乌”之说。至于是甘棠,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它与什么样的人相关。与召伯相关的东西,令人喜爱;与桀纣相关的东西,令人厌恶。这是人之常情。
召伯能得到庶民爱戴,是因为有修养。一个人的修养,起点就在“格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兰者香,近粪者臭。近君子者荣,近奸佞者辱。因此,历来的教育都重视“近君子,远小人”。《论语》有“里仁为美”之说。
格物,首先在于认可何为圣贤君子,何为经典。如果一个人根本不认可圣贤君子是圣贤君子,不认可经典是经典,意味着根本不认可圣人在经典中告诉我们的“格局”。
只有认可了这个“格局”,然后才能自觉自愿地保养符合这个“格局”的一切,自觉自愿地去掉违背这个“格局”的一切,然后使自身的心思言行在这个“格局”之中各得其位、井井有条。
人以修身为本,修身之本在于立圣贤君子之志。立圣贤君子之志,是立志于学习正道,以仁为己任,而不是立志成为圣贤君子。
所谓立志于学习正道,也就是要立志让自己的心思言行符合做人的正道而已;所谓以仁为己任,也就是要立志使自己的心思言行尽可能地符合人道而已。
【自身之善非完善,与人为善善方全。有德而后行教化,使人向善敬圣贤。】
召伯的修养,固然赢得人们的爱戴和尊重。但是,如果只是爱戴和尊重,那也只是一个人的善。一个人的善行,毕竟有局限,甚至会养成使人们只知道依赖和羡慕善人、君子,而不能使人们想要成为善人、君子。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孔子的话。仅仅有“君子之德”是不够的,还 必须要使“君子之德”像春风一样,使君子生长起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使天下之人都成为君子,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给每个人成为君子的条件;第二,使君子得其位而爱护和教化小人。
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这里所谓的“与人为善”,本意是“能使众人和自己一起行善”,但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讹变成了“以善道对待别人”,其含义反而缩小了。
一棵甘棠树,因为是召伯曾经在这里审案、歇息、留宿,就对甘棠树如此爱戴,这一方面是召伯之德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召伯的教化之功。
“功”与“德”不同。“功”是“做事之成”,“德”是“修身之成”;“功”使人获利,“德”使人向善。对有“功”之人要以奖赏为主,对有“德”之人则要以敬重为主。
人们对有“功”之人,往往是感激之情,羡慕之意;对有“德”之人,往往是尊敬之意,爱戴之情。召伯既是有“功”之人,更是有“德”之人。
【召伯乃是文王子,辅佐父兄灭独夫。成康之治功德显,从伯到公很突出。】
召伯是谁?他是周文王的庶生之子,是周武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姓姬(机),名奭(是)。当初,他辅佐父兄治国,灭了殷商末代君主纣,建立了周朝。
后来,他支持周公东征,又曾辅佐过周成王和周康王治理天下,对西周的国泰民安做出过巨大贡献。历史上著名的“成康之治”,与召伯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分封的采(菜)地在召(邵)地,所以,人们称之为“召”。对他的称呼有几个,有的称之为“召公”,有的称之为“召伯”,有的称之为“召康公”。
为什么有时候称之为“召伯”,有时候又称之为“召公”呢?当时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在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的时候,召公为“西伯”,在男方行政,所以称之为“召伯”,此诗所咏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在周公东征之后,他的长子被分封到蓟(寄)丘,就是现在的北京,成为燕(烟)国的始祖。后来,他接受命令去营建东都洛邑,就是现在的洛阳,并协助周公镇守洛阳。
周康王亲政之后,召伯担任太保,成为三公之一,与周公分别治理西周的东西两部分。以现在河南三门峡市的“陕”为界,东部由周公治理,西部由召公治理,这叫做“分陕而治”。
《诗经正义》中引《礼记·乐记》说:“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左右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传统的地图方向是上南下北,现在的中国基本上一切方面都采用了西方的标准和方式,连地图的方向也改成了上北下南。
按照上南下北的方向,也就是一个人坐北朝南看地图的自然方向,左边就是东方,西边就是西方,所以,“周公左”就是周公分管东部,“召公右”就是召公分管西部。
在召公还是伯爵的时候,当然称之为“召伯”。当时,召伯到南方治政,曾经在现在河南省宜阳县香鹿山镇的一个小村庄的甘棠树下听讼审案,这个村庄后来名字就叫做“甘棠村”,现在那里还有清代河南尹张汉手书的“召伯听政处”石碑。
2.关于“美召伯”:
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之中,对任何人都没有用过“美”这个词,这里为什么使用呢?
【德明天下自由誉,自吹自擂讨人嫌。仁心人人均自备,私心一蔽则黯然。】
文王在世的时候,周是诸侯国之君,西伯侯(文王)则是殷商之臣。文王行仁政王道,而泽及百姓,所以,美德要归于文王。
《甘棠》一诗,是在武王伐纣之后,而不是文王之时。如果是在文王之时,是召公与周公一起推行文王的教化,庶民会把美德归于文王。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说,每人生来就都有仁心,认识到这种仁心存在于自身,不让这种仁心被私心遮蔽,就是“明德”;由这种仁心去说话做事,便是“明明德”。
有人认为“仁”太远了,自己做不到,所以就不想去做,等于放弃了仁心,这样一来,“明德”也就成了“暗德”,不仅不能照亮自己,更不可能照亮别人了。
能照亮自己,然后能照亮别人。如果连自己都不能照亮自己,却想要去照亮别人,那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凭借仁心、明德而照亮别人,也只是因为自己说话做事符合人的正道,没有像禽兽一样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夸耀自诩、自吹自擂的。圣贤君子不会自己去夸耀自己有功德,否则,就成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一个人的功德,是由被照亮、被温暖的人来说的。功及百姓,德及百姓,然后,百姓才会歌颂、称道这个人的功德,此即所谓“实至名归”。
圣贤君子,绝不是为了得到功德之名,才去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因此,是否得到别人的歌颂和称道,不是左右圣贤君子的条件。有功德之实,却未能得到功德之名,对于圣贤君子来说,也只是遗憾而已。
【君臣功德不自诩,教化流行得民心。文王在时美文王,召伯爱民似母亲。】
在武王的时候,召公身为王官之中的伯爵,虽然所推行的仍然是文王之教,却是教化的直接执行者,因此,庶民把美德直接归于召伯,而不必归于君王。
再说,对于庶民来说,君王像天,臣子像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也就是说,臣子好比庶民的立足之地,好比子女的母亲。
如果说得远一点儿,天、君王、父亲要使人自然产生尊敬之意,地、臣子、母亲则要使人自然产生敬爱之情。
这里的“美召伯”,不是君王赞美召伯,因为君王对贤臣的最好做法,就是重其德,使之得其位,给其爵位,而不是仅仅给以赞美之辞。那么,是谁赞美召伯呢?是庶民百姓。其中意味着庶民对召伯的诚心爱戴。就像《毛诗正义》所说的:“其教著明于南国,爱结于民心,故作是诗以美之。”
在《芣苢》之中,说的是“后妃之美”,说的是后妃嘉美的品行;《皇矣》之中,说的是“美周”,当然其中包括文王,却也不直言赞美文王,而是对西周朝政的赞美。
《豳风》之中有“美周公”,那是因为《豳风》是“变风”,而不是“正风”。所谓“变风”,也就是说,在政令不正的时候,庶民所表达的期望。
3.“召伯之教,明于南国”:
召伯之教,所教的是文王之道;文王之道,是尧舜禹汤代代相传的圣人之道,亦即王道。王道的前提是王有仁心,而后可以行仁政。
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问题,是君王有私心而缺仁心。有私心,必然事事从私利上考虑。正如《大学》之中所说的:“长(掌)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执政者的级别越高,越应当注重仁义,而且他们的级别越高,所负责的事情就越多,在此情况下不能只去注意众多事情中的某个具体方面,否则会因小失大。
公卿级别的官员如果专门设聚敛财富的臣子,那么,也就意味着把追求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仁义,受到损害的必然是仁义。
在仁义与利益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只要能把仁义放在第一位,国家与百姓的利益便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但是,一旦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却不可能再符合仁义了。一个竞相争名逐利却失去仁义的国家,是极为危险的,不可不慎重再慎重。
最高执政者一旦把追求财富用度放在第一位,就好比是把自己当成了小人一样。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就像养鸡养猪养牛羊是普通百姓之事一样,求利是普通百姓之事,最高执政者不致力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致力于倡导仁义,国家只能陷入到利益的争斗抢夺之中,国家怎能避免人祸?
天道、地道、人道三者本来是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而且人道是由效法天地之道而来,所以,最高执政者违背仁义的时候,当然也就违背了天地之道,天灾也就难以避免了。
即使最高执政者本来的目的是善的,也是把个人的情感追求应用到治理国家上,结果也是一样。
等到天灾人祸已经严重之后,就好比是病入膏肓的人一样难以救治了,到那时,也只能等待着改朝换代的结局了。究竟是仁义重要,还是利益重要,就很清楚了。
我们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现在深受西方影响,追逐私利,把所谓“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倡导利益竞争,而不倡导仁义,以至于利令智昏了。真切希望这样的错误做法能够早一点得到改变。
所谓“明于南国”,是教化的结果,意味着南国之人无不接受教化而向善,因而赢得庶民的拥戴和赞美。
三、全诗讲解:
1.略解:
第一章:蔽芾(费)甘棠(唐),勿翦(检)勿伐,召(邵)伯所茇(拔)。
“蔽芾(费)”是矮小的样子。“翦(检)”就是“剪”的意思,指剪掉树枝。“伐”指砍伐枝条。“所茇(拔)”是建造茅舍的地方。
本章的意思是:甘棠之树虽矮小,不可剪伐其枝条,召伯草舍建于此。
第二章: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气)。
“败”是“折断”的意思。“憩(气)”是“短暂休息”的意思。
本章的意思是:甘棠之树虽矮小,不可折断其枝干,召伯休息曾在此。
第三章: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睡)。
“拜”是“弯曲”的意思。这里的“说”字,有几种读音,我们这里读作“税”,是“住宿”的意思;一说读作“悦”,是“喜悦”的意思;一说读作“脱”,也是“住宿”的意思。
本章的意思是:甘棠之树虽矮小,不可动摇使弯曲,召伯住宿即在此。
2.发挥:
矮小的甘棠树,为什么能得到当地百姓的爱护?因为与召伯密切相关。为什么与召伯相关就使得百姓不去剪枝、砍伐?不去剪枝、折断?不去剪枝、弯曲?是因为百姓对召伯的敬重和爱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是,官府下令禁止什么,却又屡禁不止,为什么?或者是因为不得民心而强加于民,或者是因为缺乏教化而使庶民不知道礼义。
如果是官府下令爱护这棵甘棠树,那不可能长久。在这里,百姓能自觉地爱护,使因为百姓确实有感于召伯之德,使百姓知道礼义,而且使百姓确实能得到应有的利益和快乐。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官员的修养和教化。        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仇)。”这个道理用在臣民关系上也未尝不可。
当初召伯在周武王的时候,在南国推行文王教化政令,在甘棠树下审案,百姓信服。所以,百姓发自内心地爱戴,而作了此诗赞美召伯。百姓对召伯的拥戴寄托在一棵树上,可以算是爱屋及乌吧。
出于对召伯的拥戴,因而对这棵树百般爱护,生怕对树木有一点伤损。能得到百姓这样的拥戴,还不能使国治吗?教化能行于天下,还不能使天下平吗?
《礼记·大学》中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天子之责,在于“贤其贤,而亲其亲”;百姓当然“乐其乐,而利其利”,但是,百姓并非无善恶之心,能为民众着想的官员,必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戴,而虐民害物的官员,必然遭受百姓的唾弃。
我们在学习此诗之后,如果是在当政之位的人,能否自己像召伯那样?如果尚未在当政之位,能否从现在开始修养完善自己,一旦将来在位的时候,使百姓能身心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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