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诗经·邶风·柏（百）舟》

云尘子讲师

第三十八讲：QQ群讲座稿：《诗经·邶风·柏（百）舟》（一）（2013.07.21）
一、关于《邶风》：
1.关于“正风”和“变风”：
【1】诗经二南是正风，十三国风是变风。正风但以上化下，君主自正方成功。
《邶风》是《诗经》中“十三国风”的开始。《周南》、《召南》是“正风”，而“十三国风”都属于“变风”。
《毛诗正义》说：“《国风》，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又说：“《周南》为王者之风，《召南》为诸侯之风”。
由此可知，不仅“二南”有区别，而且“二南”和“十三国风”也有区别。既然“二南”是“正风”，那么，“十三国风”当然也就是“变风”了。
“二南”为什么是“正风”，而“十三国风”为什么是“变风”呢？首先，因为“二南”之中所写的都是君正而臣贤；“十三国风”则不是君有问题，就是臣有问题。
其次，因为“二南”是“上以风化下”，亦即在上位的人，凭借自身的德行来感化、教化在下位的人；“十三国风”则是“下以风刺上”，亦即在下位的人，讽谏规劝上位的人，或者是表达自身的正确情感和思想。
“上以风化下”的前提，是君主有道而自正。君主有道，而后天下能有道；君主自正，而后天下可以正。所谓“化”，也是庶民受教而自化，回归善心、正道。
需要注意的是，君主自己设定某种学说，自己创造一种理论主张，然后命令天下人学习、遵奉，与经典所说的“教化”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人所传的道，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圣人所传的是“道”，而不是“法律法规”，更不是具体的“制度措施”。
一个朝代的政策，应该有其能够贯通始终的纲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应该有其能够贯通始终的纲领。更何况中国文化是效法天地之道的“人文”，而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如果一个朝代就有一种“文化”，那么，中华民族还有“传统”吗？如果一个朝代里的每个君主都各自提出一套理论主张，那么，这个朝代还会有贯彻始终的纲领吗？
当中华民族没有“传统”的时候，当一个朝代没有贯彻始终的纲领的时候，中华民族也就谈不到有什么信仰了。
【2】天下有道政令仁，百姓安居而乐业；升平日久无美刺，仁政初行颂声作。
在“王道”兴盛的过程中，则有“正风”和“正雅”。《正义》说：“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
这就好比说，人在饥饿之中，得到一顿饱饭，会赞美饭菜多么香，会赞美能够使我们吃上饱饭的人，这是“人情之常理”。
天下有道而且太平了，朝廷政令没有可议论之处，百姓生活能安居乐业，还有什么可赞美和讽刺的呢？《正义》说：“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治平累（磊）世，则美刺不兴。”
这就好比说，人们都衣食无忧，而且没有任何由政令而引发的担忧和紧张，那么，我们认为这本来就应该是人类社会正常的情况，还有什么可赞美的？还有什么可讽刺的呢？
由此来说，人们刚刚从乱世出来，接受到仁政的德泽，所以，很容易感激和赞美救民于水火的人。这种感激和赞美，也容易使救民于水火的人骄傲自满。
一旦骄傲自满，便开始违背仁义之道。《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地、日月，何尝自认为有功有德？何尝因为人们是否赞美而改变其正道？
《道德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君主以道待庶民，使庶民安居乐业，则庶民虽然知到君主存在，却不感激赞美，也无可议论讽刺之处。
君主以德待庶民，给庶民带来恩泽利益，则庶民会亲近和赞美君主；君主以法令和权力对待庶民，则庶民会敬畏或畏惧君主；君主贪图私欲私利而不顾庶民，则庶民就会侮辱君主。
君臣民如果早就注重修养道德礼义，那么，在饱暖之后，所“思”的就是“礼义”；如果事先没有道德修养，那么，在饱暖之后，所“思”的就是“淫欲”。
因此，千万不要从《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引出来“在仓廪实之后再去讲礼义”这样的观点；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所说的是有些人在“保暖之后”会“思礼义”。
【3】履霜须知坚冰至，严冬制衣时已迟。自古至今多悲剧，有病治病须及时。
在君臣“饱暖思淫欲”的时候，也就是仁义渐失的时候，不过，还不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时候，而是应该“亡羊补牢”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仁人志士、直言敢谏之士出来，希望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力挽狂澜，因而或行诤谏之道，或做大声疾呼。
《道德经》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就是说，当“道”被人们分裂之后，人们开始倡导“德”；连“德”也失去的时候，人们开始倡导“仁”；当“仁义”尽失的时候，人们开始倡导“礼”。
如果顺着这个次序去做，却不去正本清源、复归正道，那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最多也只能算是“亡羊补牢”。
汉朝有中兴之时，汉光武帝渐废“今文经学”而利用“古文经学”，汉朝才有东汉之续；唐朝有中兴之时，而后有“八司马之贬”，唐朝开始渐渐衰亡；
宋朝有中兴之时，而后有朱子险些被杀，后因利用朱子所注解的《四书》选拔人才，得以苟延残喘；明朝有中兴之时，而后有王阳明被贬、东林党被屠杀，终究导致灭亡。
治国之道如此，做人之道也是如此。可是，为什么人们在治国、做人之时，常常不如人意呢？我们可以从苏东坡《御试制科策》中的说法找到答案。
“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
问题就在于，天下没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君主往往很难听进逆耳之言；到了情事危急的时刻，则会“有病乱投医”，还能解决问题吗？
东坡先生说：“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
当初，神医扁鹊早就知到蔡桓公有病，还可以救治，蔡桓公不仅不信，反而怀疑扁鹊要谋害他。可是，等到蔡桓公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去求扁鹊了，却已经来不及了。
东坡先生说：“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古今中外，最令人痛心的事莫过于此，多么期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再重演啊！
【4】变风以下而刺上，儒士君子担道纲。君若听从臣诤谏，纵然不盛亦不亡。
《毛诗正义》说：“变风、变雅，必王道衰乃作者。……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
很清楚，变风和变雅，都是在王道衰弱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个情况是“王道”开始“衰”，但还不至于“亡”的情况。
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才会有“变风”、“变雅”呢？因为在长期的“太平日子”里，人们不知到什么叫做“善”，也就不知到什么叫做“不善”，当然也就没有诤谏之事。
一旦天下到了“无道”的时候，人们没有见过“不恶”之人，也就不知到什么叫做“恶”了。《正义》说：“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
所以说，“变风”和“变雅”，是在天下是非混淆，而良心未泯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还可以有药可救的时候。
当此之时，君主尚未像桀纣，只是或者被利欲熏心，或者是被奸佞所蒙蔽，这时也就是需要君子坚持道义而进行诤谏的时候。
然而，正如东坡先生所说，这个时候，也常常是君主难以接纳忠言的时候。利欲熏心者，难以接纳忠言；被奸佞蒙蔽者，也难以接纳忠言。君子在此情况下，该怎么办？
《孟子》中记载，齐宣王曾经问“公卿”应该如何对待君主。孟子说：“王所问的是哪种公卿？”齐宣王说：“公卿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齐宣王说：“请问贵戚之卿应该怎么做。”孟子说：“君主有大的过错就要进谏，反复进谏而君主不听，则换掉在位的君主。”
齐宣王一听，勃然变乎色。孟子说：“王不要感到惊异。王问臣，臣不敢不按照正道回答。”齐宣王这才神色平静下来，然后又询问“异姓之卿”该怎么办。
孟子回答说：“如果君主有过错，那么，异姓的公卿就要进谏；反复进谏而君主不听，异姓的公卿就辞职离去。”
当异姓的公卿以及其它臣子都远离君主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君主身边所剩下的就只有奸佞小人了，那也就是要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君主要能听得进劝谏的忠言，而且切实去落实，便有可能力挽狂澜，甚至挽狂澜于既倒。如果听不进去，那也就是自取灭亡了。
并非身在君主之位是如此，须知，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下面的人来说都是“君”，即使是只有自己，自己的“心”也就是自己身体的“君”。
【5】学习变风和变雅，莫以批判为目的。依礼诤谏尽责任，阿谀逢迎是奸计。
天下之人，总是凡人多而君子少；天下之事，也总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人间找不到真正的“世外桃源”，找不到“十全十美”，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在遇到他人有错误或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在遇到不如意之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十三国风”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
我们现在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的古代历史也不是，但是，总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是，遵从经典，以史为鉴，使我们这个时代尽可能地接近“十全十美”。
我们的国家，现在因为数十年的战乱，百余年的彻底反传统和西化，十年浩劫，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进一步学习西方，所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有许多黎民百姓学习“智叟”，忙着“搬家”到外国去，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能提倡，却也怪罪不得。因为“鸟可以选择树枝，树枝不可选择鸟”。
在此情况下，如果身在臣子之位而尚未辞职，不能像“愚公移山”那样去致力于改善现状，却也忙着“搬家”到外国去，那么，其性质至少可以说是渎职，甚至可以说是叛国。
《诗经》的“诗教”是“温柔敦厚”，如果我们用“变风”、“变雅”拿来作为“揭露”、“批判”所谓“旧社会”的材料。
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学习《诗经》，不是在学习圣贤君子之道。圣贤君子之道，在于告诉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修养，去改变现状。
孟子说过：“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意思是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
这是达成“仁礼义智”的“四端”，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能力这么做，那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害了自己；如果认为自己的君主（领导）没有能力这么做，则是在不知不觉中害了君主（领导）。
进谏也有礼可循。臣子有向上一级进谏之责，身在其位，当谏而且能谏却不谏，不可谓之忠。如果身在士或庶民之位，谈不到进谏，如果向君主进言，那也只是“上书”。
我们即使不能成为诤谏之人，也绝不可成为阿谀逢迎之人。他人有小善，我夸大成为大善，谓之阿；他人无善，我谓之大善，谓之谀；他人有恶，我去顺从其恶，谓之逢；他人有作恶之心，我促使他作恶，谓之迎。
【6】天地闭则贤人隐，王纲绝纽礼义亡，周成王后颂声止，陈灵公后变风亡。
《周易·文言传》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天地之变化，在人世间体现为四季循环。阴阳消长为变，一气贯通为化。草木繁衍生息，在于天地之气周而复始。
三阳开泰，春季到来，从春到夏，此时天地之气相通，是万物生机舒展的季节；三阴成否（痞），秋风萧瑟，从秋到冬，此时天地之气闭塞，是万物生机敛藏的季节。
当天地之气闭塞的时候，虽然万物生机敛藏，但那是生机的休歇，而不是生机断绝。阴气达到最盛的冬至时分，一阳就开始复生；再到正月，生机再次舒展。这是天地自然之道。
贤人、君子效法天地自然之道而行。在天下无道之时，相当于天地闭之时。此时，贤人、君子并非放弃道义，只是进谏而君主绝不听，无法行道，因此而隐。
“隐”与“藏”不同。不显谓之隐，不使别人见到谓之藏。“贤人隐”，其实，并非失去“善性”，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行其善而已。
那么，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如用孔子所说的另一句话来作为注脚：“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
无论是否有道，君子始终有“危行”，亦即“按正道而行”，但在“有道”和“无道”的时候，言语的态度有所不同。
《论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因为见纣无道而且无可救药，因此，抱着历代祖先牌位离开了；
箕子因为进谏而被囚禁为奴；比干因为进谏而被纣所害。孔子认为，虽然殷商的这三位贤人都是仁人。
在商纣杀掉这三位仁人之前，气数尚未尽；杀掉三位仁人之后，则气数已尽。当气数已尽的时候，怎么还会有诤谏之类的“变风”、“变雅”呢？
虽然这里所说的是商朝末年的事，但是，也可以用来说明“天地闭，贤人隐”的时候，不会再有“变风”、“变雅”。
在周朝，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时候，还有颂诗；在成王之后，继续实行文王、武王的仁政，君主自我端正，任用贤能，百姓安宁，因此也就没有了颂声。
陈灵公淫乱无度，到了“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的时候，这时，也就是“天命维新”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2.《邶风》与《鄘风》、《卫风》及“十五国风”的次序问题：
邶、鄘、卫是三个地名，我们这里要讲的是《邶风》，为什么还把另外两个牵扯进来呢？这里涉及到一个“十三国风”的次序问题。
这个次序是依据什么排定的呢？《毛诗正义》说：“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
从这一段来看，“十三国风”的排序，首先是依据周朝最初分封的诸侯德行如何，其次是依据诗文思想内容，再次是依据当时政令的得失，最后再依据诸侯国的封地大小。
根据《毛诗正义》的说法，邶、鄘、卫这三个诸侯国，都在商纣时期京畿之地，总共有千里方圆，因此在《诗经》的“十三国风”中排在开头，而且次序相连。
《邶风》为什么会放在开头呢？因为邶国是功德卓著的“康叔”封地；土地范围广；《邶风》的第一篇《柏舟》。作于周夷王之时，时间产生得早。
就在周夷王的时候，邶国仍然“有康叔之馀烈，武公之盛德，资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勋，文公则灭而复兴，徙而能富，土地既广，诗又早作，故以为‘变风’之首。”
朱子《诗集传》说：“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招）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
鄘国最初是谁的封地，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了。从《毛诗正义》的说法，我猜测，鄘国和卫国有可能都是康叔的子孙。
后来，邶国和鄘国都被卫国所吞并，三国“风俗虽异，美刺则同，依其作之先后，故以《邶》、《鄘》先《卫》也。”
《卫风》之后，是《王风》。“王”指的是周天子。此时，西周已经过去，周平王东迁，政令的执行力大不如前，教化的所及之处也仅仅能到达京畿和郊区，而且其诗略晚于卫国；
东周的天子之地，却不及千里，只不过是天命尚未改变，天子的爵位仍然还在，但是，毕竟不能放在各诸侯国的后面，因此，《王风》随于《卫风》之后。
《王风》之后，是《郑风》。郑国是因为史伯的谋略有功，而被列封为大国。郑桓公曾经担任天子的司徒之职，得到周朝很多诸侯的敬重；
郑武公辅佐周平王，从而成就大业，功绩显著；郑国与周厉王、周宣王有亲戚关系；而且又有《缁衣》一诗来赞美郑国。
郑国的国土范围虽然比较狭小，但是，因为既与周天子有亲，有有比较大的功勋，所以，《郑风》紧随在《王风》之后。
《郑风》之后，是《齐风》。周天子是姬姓，齐国是姜姓，所以，齐国是“异姓诸侯”。齐国后来世代有不少不合道德礼义的行为，比如齐哀公有荒淫之风，齐襄公有鸟兽之行，因此，在诗歌中的言辞有幽怨和讽刺，没有一篇是赞美性的。
因为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在春秋时代，齐国国君是姜太公的后裔；后来，国土范围一直都很大，所以，《齐风》就接在《郑风》之后。
《齐风》之后，是《魏风》。魏国虽然封地不大，但是，能够节俭、勤劳，仍然保持着虞舜的风尚，而且夏禹的教化仍然存在，所以，《魏风》就在《齐风》之后。
《魏风》之后，是《唐风》。唐国国君是叔虞的后裔，封地虽然很大，但是，从唐昭公开始，有五代纷争，唐献公之后，丧乱更多，所以，《唐风》随在《魏风》之后。
《唐风》之后，是《秦风》。秦国从秦仲才开始强大，到了秦襄公才得到天子任命，至秦穆公成为西戎的霸主，最终成了强大之国，终究是霸道，因此列于《唐风》之后。
《秦风》之后，是《陈风》。陈国是虞舜、夏禹、商汤后裔的封地，周武王把他们分封在陈，称之为“三恪（客）”，以宾客之礼待之，地位尊贵，按侯爵的标准给以食邑之地；
但是，国民缺乏教化，多淫荡昏庸，国家没有善主，因此，虽然身为“三恪之后”，虽然安享尊荣，却不能国泰民安，所以列于《秦风》之后。
《陈风》之后，是《桧（贵）风》；《桧风》之后，是《曹风》。桧国的君主荒淫恣肆，曹国则小人多受宠，君子不得位，都是国土狭小却君主奢侈，庶民劳苦而政令不正。
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季札，因为封地在延陵，又被称为“延陵季子”，在听《诗》的时候，对《桧风》和《曹风》没有任何评论。
《桧风》的“桧”，也可以写作“郐”。因为君主荒淫，而被列于《陈风》之后；曹国更加不堪，因此《曹风》又列于《桧风》之后。两者可谓“国风之末”。
为什么《曹风》之后，还有一个《豳（宾）风》，却被称为“国风之末”呢？因为《豳风》所涉及的是周公之事，以《豳风》作为“压轴”，是对周公的尊重。
周朝之始，在于古公亶父（胆抚），得天命于文王，成事于武王，完善于周公。“豳”也可以写作“邠”，是当初周公所治理之地，在此专门列为一国，是尊周公之意。
《豳风》列在《国风》最后，上与《周南》、《召南》相呼应，下启《小雅》、《大雅》，不是顺着前面十二个诸侯国的次序排列下来的。
以上所说的“十三国风”的次序，是经过孔子删定之后的次序，此前略有不同。为了便于记忆，我们把《十五国风》编成一个歌诀如下：
“国风周召邶鄘魏，而后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相续，变风十三正成双；周召为美勤无怨，十二国风善恶张；豳风单列尊周公，下启二雅颂声扬。”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群友！接下来的十分钟，有疑问的朋友，欢迎提出问题。十分钟后，不敢保证一定能回答，请谅。讲座稿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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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尘子讲师

第三十九讲：QQ群讲座稿：《诗经·邶风·柏（百）舟》（二）（2013.07.29）
各位群友，晚上好！应该是昨天晚上的讲座，因为我的错误，改成了今天晚上才进行，首先跟各位群友说声对不起！今后，此讲座还是在周日晚八点开始。
从本次讲座开始，《大学》和《诗经》讲座，又增加了一个同时直播的群，即“诗词文字哲学群”，我们的“同学”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向首次看此讲座的朋友说明一下，在下的《诗经》讲座，不是按照近百年来的流行说法来讲，而是按照《毛诗正义》讲解，注重经典的教化作用，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在讲座的过程中，不是仅仅讲明白《诗经》中的诗篇内容，而且还会在适当的地方穿插进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题和内容，希望大家能理解。
上次，我们介绍了《邶风》以及“十五国风”的次序是依据什么排列的。今天我们来学习《柏舟》的《毛诗序》。
《诗经》中的《柏舟》有两篇，一篇在《邶风》，另一篇在《鄘风》，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后者，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前者，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问题。
顺便说一下，上一周讲座的时候，有群友曾经说，讲经就直接讲解清楚文字的意思就可以了，不要如此教训人。这个说法的产生是有原因的。
【1】今文经学在西汉，干预朝政道为先。东汉古文经学起，经学渐渐成漫谈。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霸道横行。如果有一个国君能遵从孔子所传的道，施行王道仁政，也就不至于有战国时期更进多的战乱。
战国时期，七雄争战，弱肉强食。如果有一个国君能遵从孟子所传的道，施行王道仁政，也就不至于有秦国通过大肆杀戮占领全中国。
秦朝时期，始皇二世，自以为是。虽然设立七十二博士，却一切都独断专行，以严刑峻法治国，但求维护自身权利地位，而不能以仁政待黎民百姓，十五载而亡，百姓再遭战乱。
汉朝初期，信奉黄老，与民休息。战乱之后，民心思安，归农归田，国家很快安定和富裕了起来。这是与儒学“爱民”相一致的。
但是，只求让百姓吃饱穿暖，让百姓能够富裕，却不致力于礼义教化，却不致力于使民众向善敬贤，则“饱暖思淫欲”者众，而“保暖思礼义”者少。
时至武帝，独尊儒学，默认百家。当时，立“五经博士”，以载道的经典为治政的指导，君主也不敢公然凌驾于经典和圣人之上。
因此，当时的“今文经学”直接指导、参与政治，而不是把经典放在君主制订的政令之下，不是把君主凌驾于圣人之上。
虽然说汉武帝没有完全做到这些，没有成为“圣王”，却也能成了一代“明君”，君臣民都能够知到向善，君子之道占了上风。
当君主心里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经典和圣人之上的时候，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但是，更多的是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可是，这样一来，偏离正道也就越来越远。
在此情况下，“古文经学”地位越来越高，君主对儒生的说法采取的是“予取予需”的“参考”态度在此情况下，也有很多儒生把“道义”放在了“政令”之下的地位。
在此之后，到明朝末期，每个朝代里能够维持政令基本不偏离正道，能够为百姓说话做事的文臣武将，主要就是靠正人君子、仁人志士。
然而，一般说来，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往往对奸佞小人一开始都不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奸佞小人则总是对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被昏君奸臣排斥在朝廷之外、迫害致死的时候，就是奸佞当道、祸国殃民的时候，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
“古文经学”不是放弃道义，可是，在君主在内心里要把自己凌驾于经典和圣人之上的时候，“经学”也就从指导地位降低到了附属地位。
时至清代，频繁而众多的文字狱，使读经之士或者因为坚持道义而被杀、被排斥，或者只能用所学的经典去证明君主政令的“圣明”而不能说其错误；
有的读经之士，本来是要坚守道义，可是，在高压政策之下，他们无法用经典去直接干预朝政，因此，走上了文字考据训诂、版本整理的路。
“古文经学”之路，加上清代对儒学的利用和阉割，导致绝大多数读经之士或者“独善其身”，或者波不得已而“噤若寒蝉”；
后来学习西方“科学民主”，一切都走向西方的“知识化”、“理论化”之路；经典不再被当做经典，而且还要按照反传统的要求去重新解释，或者进行批判，当然不能用儒学来行教化了。
后来又有“十年浩劫”，使“反传统”也偏离了正道，经典和圣人都成了“反动”、“落后”的，因此，更不能用经典来行教化，于是，儒学经典就成了纯粹的研究对象。
这种现象，到了最近十几年，才有了一点改变，但是，这种改变还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在大家已经习惯了“知识介绍”、“理论研究”的情况下，会有对“教化”的反感。
【2】当今世界五大教，儒教唯与四教殊。须明主次和主客，为万世开太平途。
说到“教化”，就要说到“儒教”。如今，有很多人反对“儒教”的提法，还有很多人主张把儒教列入“五大宗教”之中，并为此而争取让政府承认儒教是宗教。
这种提法和看法，从我个人所理解的经典原则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其根源或者来自反传统，或者是受西方宗教的影响。
儒教是什么意思呢？是用圣人所传的经典，来教化众人，从而使人的一生符合“人”的标准，从而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它不同于佛教、道教，也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如果外国人把儒教和其他四个教并列起来，我们没有意见，可是，我们自己不能这么认为。
儒和道的关系是国内两教，是主辅关系。一国不能同时有两个并列的君主，同样道理，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一个主体信仰。有了主体信仰，不是不能有其他信仰。
儒和佛，前者是国内的，后者是外来的，因此是主客关系。虽然这位“客人”在中国扎根了，繁荣了，如今的信奉者众多，客人来了，我们好好招待，但是，毕竟不应该喧宾夺主。
儒道佛，是东方三教，都从人性本善立教。儒教信奉者都有可能成圣贤君子，道教信奉者都有可能成为真人神仙，佛教信奉者都有可能成为佛菩萨罗汉。
来自外国的两大宗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引人向善的宗教，至少与东方三教所不同的一点是，所信奉的是“神”，信奉者会得到“上帝”和“真主”的保佑。
儒教与其它四教都不同的是，并非自己说信仰儒教就可以了，遵循儒学经典修养自己身心，按照圣贤君子之道去说话做事的人，自然而然就是儒教的信仰者；
儒教不需要组织，不需要教堂。有圣贤君子之心的人，都是儒者；学校、政府，宗庙、家祠、家庭、社会，无处不可以作为传道、行政、行善的场所。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不能勉强。对于其他信仰者，只要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也不排斥。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我们应该首先致力于学习儒学经典，尊敬我们的圣人。
如果说儒教与其他各教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儒教是从人的本心本性立教，使人区别于禽兽，使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因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儒教的信奉者，效法天地之道，尊敬往圣前贤，祭奠祖先神灵，从人类自己的修养做起，而不是祈求天地、圣人、祖先的保护；
儒教的信奉者以得道、成仁为志向，而不是以追求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成为圣人为志向，更不是要得到功名富贵、权力地位；
儒教不用天堂、利欲诱惑人们相信，也不用地狱、灾难威胁人们相信，而是从做人的本分、责任教化人；
儒教不去讲前生来世，而是注重今生、此时的心思和言行；儒教虽然贯通天道、地道、人道，但是，所注重的是怎样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道。
儒教的信奉者，可以是君，可以是臣，可以是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儒教不讲究所谓“出世”与“入世”，心在名利、得失、生死之外，“唯义所适”，而且把天理和人情贯通在一起。
【3】教化所教须入心，所化亦即复本性。隔靴搔痒有何益？自身有错自纠正。
大家常常使用“文化”这个词，虽然学者专家往往在解释这个词语的时候，把源头追溯到《周易·贲（必）·彖传》，但是，使用的时候一般都采用来自西方的含义。
《彖传》的说法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言行举止”之“礼”，其根本是在人的“道德修养”。
常常看到有人说：“道德修养能治国吗？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道德修养也起不了作用。”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理，不过，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有道德修养的人，会把王道仁政落实到政令、制度之中，会去尽心尽力地去落实这些好政令，遵守这些好制度，从而能够按正道达到国泰民安。
大家想一想，满心私欲、私利的人，在制订政令、设计制度的时候，会考虑是否符合道义吗？也许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去考虑所在群体的利益；
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许会去考虑本国的利益，却不会去为祖先和子孙考虑，不会去为外国人考虑，更不会真心诚意地去为天地万物考虑。
言归正传，按照《彖传》的意思，“观乎人文”，是说圣人的德行足以通达人类的本心本性，又通过经典，告诉天下人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本心本性；
所谓“以化成天下”，是“以”什么？就是“以人文”。所谓“化”是什么方式？首先就是“教化”，所谓“成”，是让“天下”成为符合人道的“人间”。
“教化”是什么意思？是通过“教育”而使人“自化”。这里的“化”，不是外在添加给人什么，而是每个人凭借自觉自愿，来学习修身、做人、做事之道。
经典，本来就是用来行教化的，而不是用来被人研究、评论的。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教化，那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即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读经，在于从经典中得知圣贤君子之志，从经典去体悟圣贤君子之心；把我们的心放入经典中去，清洗掉自己心中的私心私欲。
如果我们采取蜻蜓点水的态度，欣赏旁观的态度，居高临下的态度，怀疑批判的态度，那么，即使把经典通读千万遍，终究与没有读过一样。
程子说：“凡看《论》《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如果读经不能“切己”，那么，读来读去，终究是浮光掠影，如入宝山空手回。
再说，我应邀前来讲座，本意不是要来教训任何人，只是借此机会，再次仔细“玩味”经典，以自学为主，而顺便把自己所学介绍给愿意一起学习的朋友。
讲座暂停，休息十分钟。在这十分钟内，欢迎各位群友提出问题，欢迎群友议论切磋。十分钟后，开始讲《柏舟》。
二、《柏舟》原文（请先阅读三遍）：
第一章：汎（泛）彼柏（百）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遨）以游。
第二章：我心匪（非）鉴，不可以茹（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诉），逢彼之怒。
第三章：我心匪（非）石，不可转（三声）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三声）也。威仪棣棣（地），不可选也。
第四章：忧心悄悄（巧），愠（运）于群小。觏（够）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物）辟（必）有（又）摽（表）。
第五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非）澣（换）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三、《诗序》讲解：
诗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1.“柏舟”题解：
【1】岁寒方显松柏性，世乱最能见忠诚。君子平时常木讷，困穷不滥修养功。
说到“柏”，恐怕我们很容易想到“松柏”吧？我们从“松柏”又能想到什么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到“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可是，这句话的根源又在何处呢？
恐怕根源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这里所说的“彫”，就是“凋”的通假字。
大家知到，松柏是四季常青的树木，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季，也依然青翠，根本就没有凋谢的时候。这个时候，松柏虽然不生长了，但是，也正是生机的修养时期。
《四书章句集注》引用范氏的话解释说：“小人之在治世，或与君子无异。惟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之所守可见也。”
在平时，固然应该以善心去待人、做事，但是，我们按照君子之道去行，这个时候的表现，或者在众人看来普普通通，甚至有些傻气，被人说成是迂腐。
可是，在面临利害、遇到事变的时候，也就是考验我们修养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时候守住良心、坚守道义，便是君子。
比如，我们在遇到比较大的诱惑时，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良心？在遇到比较大的威胁时，我们能不能守得住良心？
我们也许不用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在我们遇到需要救人的时候去不去救？只要一担心被讹诈，就不会救人了，可是，这是先设定了只要救人就可能会受讹诈。
人见人死却不救人，那么，恻隐之心也就没有了。孟子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因为担心还没有成为事实的被讹诈就不去救人，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呢？
朱子又引用谢氏的话说：“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欲学者必周于德。”我们想一想，“士”凭什么能“穷而不滥”、“穷见节义”？凭借的是平时的学习，以及平时修养来的“德”。
松柏之性，是天性。所谓作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都是品种问题，不是从其它树种“修炼”而成。但是，任何一个人的品德，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修养而像松柏一样。
人人生来都有“德”的根基，就是那个“良心”；所谓“必周于德”，说的是一定要尽心尽力让自己的“德”能够周全。
德不周全，不足以抵挡诱惑与威胁；德不厚，不足以理解天下众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自觉自愿地去修，还是自暴自弃。
【2】松柏之木本坚贞，柏木之舟可渡人。可叹仁人不得位，心怀大志不能伸。
“柏舟”，顾名思义，就是用柏木做成的舟。柏木坚贞，所以才有柏舟的坚固。可是，还要有撑船的人。
撑船的人，有的是为了自己过河，有的是为了渡人过河，有的是一起过河。如果一个人在人数众多的时候，只顾自己过河，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如果是要渡人，或者和大家一起过河，那就需要有仁爱之心，和过硬的撑船技术和经验。其中，仁爱之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平时难以把撑船技术学好，也很难注意总结经验，这样的话，别说很难有责任感，即使有责任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也难以担当起责任来。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个人，既有仁爱之心，又过硬的撑船技术和经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撑船，却让缺乏仁爱之心的人去撑船。
看着船只在风浪中颠簸飘摇，船上的人时刻面临着危险，心中非常担忧，却无法有所作为。本诗以“柏舟”为题，写“仁而不遇”，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类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仅仅在中唐的诗歌之中，就有不少。这意味着“诗教”在发挥着作用，意味着文人还没有都忘记应有的责任。
比如，韦应物有《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本来是不求显达的幽草，生长在卑下的涧底；在高高的山上，那讨人喜欢的黄鹂鸟，在深深的树林中得意地欢唱着。
可是，已到傍晚，而春潮激荡，春雨还在增强水势；野外的渡口边，一只船被春潮急雨冲荡得摇来摆去。
那位为野外渡口的舟船担忧的人，可谓“仁而不遇”者；那高山深树之上婉转欢唱的黄鹂鸟，不正是得志的奸佞小人吗？
还有刘长卿的《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遥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作者在衙门之中，为何会感觉到冷？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落叶满空山”的时候是深秋，意味着国家已经处于多事之秋，作者却没有办法去为朝廷解决问题。
作者自己本来是需要有人来安慰的，诗中却写着要去安慰别人，去安慰那位“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的“山中客”，其实是要互相安慰。
可是，因为“落叶满空山”，早已寻不到到路径，徒有安慰之心，却无法去安慰，自己也因此更加独孤寂寞，内心更加寒冷。
还有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大雪覆盖了所有地方，“千山鸟飞绝”意味着毫无生机，“万径人踪灭”意味着贤人已经隐去。
然而，作者在一叶孤舟之上，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去“渡人”，要去救国，志向不改。
他像姜太公那样在雪中垂钓，期待着西伯侯前来。他带着期望等待着，不惧风雪，不惧寒冷，正如刘禹锡《望夫山》所写的那样：“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
为什么中唐时期会有这么多这样的诗？这就像《诗经》之中的“变风”、“变雅”一样，只要是在国家政令已经出现问题，却还有药可救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这样的人，好比具有松柏那种“岁寒不凋”的品行，具有坚守道义而矢志不渝的品格，如果他们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报复、实现他们的志向，便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
当这些人遭到排斥、打击、迫害，而朝廷之中充斥着奸佞小人的时候，百姓也就到了遭受苦难的时候，朝廷也就逐渐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群友。下面十分钟时间，欢迎各位群友提出问题，或者议论切磋。
今晚的讲座稿，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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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尘子讲师

第四十讲：QQ群讲座稿：《诗经·邶风·柏（百）舟》（三）（2013.08.04）
各位群友，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柏舟》这首诗。上次我们讲了讲题目的含义，接下来，我们说说《毛诗序》的正文和诗歌本身。
2.关于“仁而不遇”与“小人在侧”：
【1】恻隐之心仁之端，为仁之本在孝悌。仁者爱人且推爱，仁者人也是标的。
怎么才算是“仁”？圣人没有“下定义”的习惯，我们在这里也不去“下定义”。那么，我们怎么去认识什么叫“仁”呢？
《道德经》里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很多人据此就说，道君老子认为，天地和圣人都“不仁”。其实不然。
八年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在华夏复兴论坛上，有位名叫“大秦武士”的网友，给我指正，经过几次反复，我才改正了错误认识。
假如天地真的“不仁”，我们人类、禽兽虫鱼、花草树木还能生生不息吗？假如圣人真的“不仁”，那还留下“六经”、“四书”、《道德经》干什么？还去周游列国干什么？
天地之“仁”谓之“道”，天地不认为自己“仁”，不求人们称赞他的“仁”，也不在乎人们说他“不仁”就改变他的“好生之德”。
圣人之“仁”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我们在说圣人之“仁”的时候，是从“人”的“全德”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道”的角度来说的；道君之言，是从“道”的角度来说的。
圣人，也就是“仁”已经达到了与“道”相通、相同境界的人，我们学儒，就是按照圣人指给我们的道路，去达成“仁”的修养。
我们就不去说天地“仁不仁”了，还是从“人”的角度来说说“仁”吧。我们以前说过，只要生而为人，就意味着人人都已经具有了“恻隐之心”，这是达成“仁”的根基。
有了这个“根基”，如何达成“仁”呢？通过“爱人”的修养和践履。
这种修养和践履，从哪里做起呢？很简单，从“孝悌”做起而已。以善良之心去善待自己的父母，进而推及他人的父母；以善良之心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而善待他人。
这是“推爱”的方式，不是“兼爱”的方式。“推爱”是从自己的善良之心去推及他人，是从我做起；“兼爱”是把自己和众人同等看待，犹如把自己的父母跟别人的父母一样对待。
“兼爱”是墨家的主张，墨家还有一种“损己利人”的做法，非常令人敬佩，但是，无论是“兼爱”还是“损己利人”，都存在着偏颇。
把自己的父母跟别人的父母同样对待，不如人人孝敬自己的父母而后推及他人的父母；“损己利人”，不如为了“成仁”而不计“杀身”、为了“取义”而不计“舍生”。
“杀身成仁”不是通过“杀身”而“成仁”，“舍生取义”不是通过“舍生”而“取义”，而是尽自己的善心而遇事“置生死于度外”。
为什么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呢？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仁义”；人之所以修身，就在于达成“仁义”。
【2】百余年来反传统，十年浩劫是高峰。仁者爱人遭篡改，影响至今未肃清。
对中国人来说，“仁义”本来是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为什么现在的我们却对“仁义”那么不理解和不信任呢？为什么还会有人怀疑、甚至反对呢？
这与我们百年来反传统有直接关系，这百余年来，我们不仅在批判传统文化，而且在用另外的“文化”取代传统文化，造成了造成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中国人没有通读过“四书”，更不用说“六经”了。
“十年浩劫”达到了“反传统”的顶峰，改革开放搭到了学习西方的顶峰。在此情况下，“仁义”以及“仁者爱人”也就成了中国人陌生的东西了。而且至今还是如此。
在十年浩劫之中，曾经全民参与“批林批孔”。在批判“仁者爱人”的时候，硬是按照“阶级斗争论”，把“人”解释为所谓“奴隶主阶级”，然后加以批判。
其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之一，是硬行把“从道不从君”的儒学，先“定性”为“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似乎儒学根本不分君主是尧舜还是桀纣，都去维护。
因此，“仁者爱人”也就被歪曲成了“仁者”只是去爱“统治阶级内部的人”，以便互相勾结在一起，更加有力地去欺压“被统治阶级”。
错误之二，把中国历史上的君臣都划为“统治阶级”，把“庶民”都划为“被统治阶级”，而且“统治阶级”就是“剥削压迫”那些“被统治阶级”的。
因此，“君臣”和“庶民”就是截然对立的双方，所以，孔子所说的一切“貌似爱民”的“王道仁政”都是虚伪的，即使往最好处说，也只是“调和阶级矛盾”。
错误之三，把儒学经典和历史、世俗混为一谈，然后，用历史上存在的恶俗事例归罪于儒学经典，从而把“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中国历史，通通叫做“万恶的旧社会”。
因此，把中国历史，按照“进化论”，分别命名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哪个社会，都不如“社会主义社会”。
时代生活在春秋，属于所谓的“奴隶社会”，按照历史进程，“奴隶社会”当然是“万恶”之中最“万恶”的，孔子当时所说的“仁者爱人”，当然不能是“为人民服务”的。
也就是说，把经典所反对的，也当做经典所主张的。
错误之四，把所有儒学经典，都从“经典”的地位上拉下来，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也，皆先王政教之书”断章取义，只取其前半句，不顾后半句，从而把经典当成史书。
因此，本来只讲“往圣先贤”之正道的“经典”，按照世俗的历史去解释，这样一来，“爱人”的“人”，本来在经典中是指古今中外所有人，却被篡改成了与“民（奴隶）”相对立的“奴隶主阶级”了。
错误之五，本来是为了批判林彪，却把批判孔子也夹杂进来，含沙射影，攻击“当代周公”周总理，可谓邪门歪道。
虽然我们现在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批判已经明确清楚地认识到了错误之所在，但是，由此而给我们国人造成的误解，却远远没有肃清，因此才需要“文化复兴”。
百年反传统和“十年浩劫”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战争”的形式，普遍、长久、猛烈，而且是有组织的，因此“见效”非常大而且快。
可是，就像康晓光先生在《中国归来》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文化复兴”所采取的是温和的方式，是个人自觉的行为，因此，见效慢。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孟子说：“助之长者，揠（亚四声）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以，按照符合中国文化原则的方式去复兴中国文化，恰恰是正道。
【3】仁德修养端在我，不遇于君不变心。不遵圣言谁不幸？难以安宁是庶民。
出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什么家庭，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自身是否重视修养，修养得如何，却是自己能决定的。
注重修养了，而且有修养了，是否遇到圣王、明主，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君子修身，不是为了得到名誉，不是为了得到私利，不是为了得到权力地位。
那么，君子的修养是为了什么呢？无论是“志于学”、“志于仁”还是“志于道”，能够贯通其中的，就是一个“仁”。换句话说，是为了使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心思言行都能无不符合“人道”。
正因如此，“仁而不遇”的情况下，正人君子不会为自己而忧，而是为国为民而忧。所谓为国而忧，所忧的是国家的政令是否符合正道。
只要国家的政令符合正道，那么，庶民自然能够安居乐业；反之，终究会给庶民带来不安和灾难。因此，君子所忧，终究还是一个“为民”。
可是，古今未来总是有很多君臣民，就是不愿意听信圣人所传的正道，就是不愿意遵从圣人的教诲，总是愿意把个人或群体的“经验总结”、“理论创造”凌驾于经典之上。
当然，这种做法，并非出于恶意，而且会有与圣人所传的道暗合的时候，但是，更多的却是偏离的时候，甚至会有违背的时候。
当偏离或违背的时候，作为当事人的君臣是自误，可是，受到伤害更多最大的确实庶民，而且这种伤害是无法挽回的，应为时间不会倒回去。
《诗经》把《柏舟》作为“变风”的第一篇，其警示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卫顷公那个人，以及那个时代，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
诗中那位“仁而不遇”的君子，永远被后世之人所尊敬；可是，那位卫顷公竟然任用小人，不仅他当时国内的百姓所受的伤害无法挽回了，他自己也永远成为反面典型了。
顺便说一句，君子“怀德不遇”而不抱怨；抱怨“不遇”的，往往都是“怀才不遇”的“文人”。后世的中国“诗人”，往往都是“怀才不遇”之人。
【4】一旦君主怀私欲，所喜所用必小人。小人在侧时日久，君主必然远贤人。
哪位君主会愿意让自己成为误国误民的君主？哪位君主会愿意让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君主？可是，中外历史上，以及未来的人类社会，都不会没有这样的君主。
治理一个国家，管理一个群体，带好一个家庭，虽然大小不同，其道理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虽然是治国之道，但也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既然君主都不是不想做到最好，可是，为什么不遵从正道？为什么不任用贤人，却任用小人乃至奸佞呢？
其实，在君主任用小人或奸佞的时候，他绝不认为所用的人就是小人或奸佞，而是把他们当成是“能人”、“好人”。有的在过后才认识到用错了人，有的恐怕至死也不知到。
何以如此？难道君主都是傻瓜笨蛋吗？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君主，但毕竟不多。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君主怀有私心私欲。
因为有私心私欲，所以，能够为他带来利益的人，当然就被他当做“能人”；能够为他带来欲望满足的人，当然就被他当做“好人”。
君子是“从道不从君”的人，更不是媚君求容的人。忠言常常逆耳，良药常常苦口，所以，君子本来就不容易被君主所喜欢。
小人不是恶人，只是修养不够，或者见识不正。可是，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在于总是从利害上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当然容易得到同样有私心私欲的君主重视。
奸佞本来就是为了个人私欲和私利而不顾道德良心、不顾礼义廉耻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君主，有私心私欲的君主很少不上当受骗的。
当君主长期与小人和奸佞在一起的时候，原来还偶尔显露一下的良心就会更进一步被蒙蔽，如此一来，贤德的君子也就必然被疏远，给奸佞小人迫害贤德君子提供条件和机会。
夏桀宠信妹喜，商纣宠信妲己，秦二世任用赵高，宋高宗任用秦桧，其结果不都是贤人受害、百姓遭殃吗？也许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像他们那样严重，然而，危害程度不同，其错误性质却相同。
【5】仁者得位风气正，正风吹草草随风。但能举直错诸枉，枉者能直政亨通。
在前两次讲座时，有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君子平时悠闲自在，无所作为，难道在国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不管不顾了吗？”这个问题提得好。
是不是君子平时无所作为呢？需要注意，君子的作为很难见功。为什么？成善之功不易见，惩恶之功最显眼。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使犯罪的人减少了，还能显出功绩吗？如果犯罪的人多，然后惩治的罪犯很多，大家往往拍手称快，也容易得到上级的嘉奖。
可是，治国者不能没有法律，但是，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法治”上。因为要惩罚的罪犯，意味着已经造成了伤亡，已经无法挽回了。
更进一步说，如果因为没有使百姓衣食无忧，没有重视政治清明，没有做到礼义教化，那么，不仅被害者会多，而且很多犯人本身也可以说是受害者。
为什么君主任贤那么重要呢？因为君主究竟是任用贤人还是任用小人，关系到国家的政令是否符合王道仁政，关系到百姓是否能够安宁，关系到民风是否淳朴。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德行所及，犹如春风化雨；当君子之风吹拂全国的时候，庶民虽然没有成为君子，也知到向善敬贤，因此，民风自然变得淳朴。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解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高摇），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帝舜能任用贤人皋陶，不仁之人因此而远去；商汤任用贤人伊尹，不仁之人也因此而远去了。因此，哪怕是任用一个贤人为宰相，便能造福全民；任用一个贤人为省长，便能造福一省之民。
四、原诗讲解：
1.第一章讲解：
原文：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意思是说，柏木之舟在随流水飘荡，跟那些普通的东西一起飘荡在流水之中。“汎”同“泛”，是随水漂流的样子。
其中有什么深刻的含义的呢？柏木之舟本来是用来渡人过河的好船，坚固而有节操。可是，现在却跟那些小人一起列于朝班，而不被君主信任。
虽然在位，却不能得到君主信任，那么，也就无法行道，劝谏也难以被君主听信。这也就是“不遇”，并非一定要无法做官才算是“不遇”。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所谓“耿耿”犹如“儆儆（景）”，指戒惧不安的样子。所谓“隐忧”，指的是痛心和担忧。
此句是说，因为戒惧不安，所以无法入睡，好像是非常痛心和担忧。为什么会如此呢？《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先生的疏对此有解释。
疏中说：“仁人既与小人并列，恐其害於己，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忧，言忧之甚也。”郑玄笺也说：“仁人既不遇，忧在见侵害。”
可是，这个解释与“仁者”不合，是学者之解，非儒者之解。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也就是说，君子不会为自己而担忧恐惧。
再者，既然《诗序》说“仁而不遇”，仁者岂会只是担忧自己遭到侵害呢？只是担忧自己遭到侵害，又怎么可以算是“仁者”呢？
因此，既是“仁者”，那么，所痛心和担忧的，就是国家政令是否合道，就是国家和百姓能够安泰。正是因此，“仁者”才会戒惧不安，而难以入眠。
从“如有隐忧”来看，此诗不是“仁者”自己所写，而是他人见仁者不遇，感同身受，所以有感而发，代仁者说话。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所谓“微”，意思相当于“非”。所谓“敖”，是通假字，通“遨”。全句是说，不是我没有酒来借酒消愁，不是没有船只去自由自在地遨游。
可是，借酒浇愁，终究无法解除“隐忧”，因为“隐忧”不是由自身的得失而引发出来的，而是由君主不信任仁人而引发出来的。
离开朝廷，去自由自在地遨游，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当仁者离开朝廷之后，君主身边就只剩下奸佞小人了，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更加堪忧。
2.第二章讲解：
原文：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其中的“匪”，同“非”；“鉴”指镜子。“茹”，是“度（夺）”的意思，也就是“忖度”、“思虑”。
全句的意思是说：我的心不是镜子，镜子可以用来照察外形，而它自身没有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因此，镜子本身没有忧愁；可是，我的心却不能没有忧愁。
“我”，在这里是作者按照“仁者”的语气说话。仁者之心，无法排遣对国家和百姓的忧心和痛心，因为心中是非善恶分明，所以，不可能像镜子那样，只能照出外物却不动情。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其中的“兄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诗中的仁者，与卫国国君是兄弟关系。
所谓“不可以据”，意思是说，兄弟是骨肉至亲，本来应当相互依赖，但是，国君却不相信自己，又如何能相互依赖？
国君不仅是自己所依赖的人，而且是全国百姓所依赖的人。国君被蒙蔽，将危及全国百姓，所以，自己不能不尽心尽力去劝说，既是尽兄弟之责，也是尽臣子之责。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中的“薄”有迫使的意思，“言”是“我”的意思。“往”是指前往；“愬”，同“诉”，是指倾诉衷情。“彼”是指国君。
全句的意思是说，因为情事所迫，仁者不能不前去向国君倾诉衷肠，本来以为，自己与国君是兄弟关系，国君不会不顾兄弟之情，结果却遇到国君愤怒，不接受自己的劝说。
为什么这里说“诉说”，而不说“劝谏”？因为仁者不忍心公开指斥国君的过失，可谓有“诤谏”之实，而不用“诤谏”之辞。
诗中说“逢彼之怒”，难道是仁者正好赶上国君发怒吗？当然不是，也是因为以上原因，仁者不忍明言。事实应该是，国君根本听不进劝谏之言，反而非常愤怒。
仁者为了国家和百姓，礼应为了道义去劝谏国君。国君是否听信仁者之言，是国君之事；臣子是否劝谏，则是臣子的责任。
更何况，仁者与国君不仅有君臣关系，而且还有兄弟关系。所以，仁者的劝谏，不仅是尽臣子的责任，也是兄弟真情。
3.第三章讲解：
原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意思是说，仁者之心，不像那可以转动的石头。石头虽然坚固，可是，毕竟还能被外力转动，仁者之心，比那石头更加坚定。
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力挽狂澜的人，只能是坚守道德良心，绝不被外在事物所动摇，绝不为生死、得失而改变的君子。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思是说，仁者之心，不像那随时可以被人卷起来的席子。席子铺设在地面上，是平正的，不过，可以被人随时卷起来。仁者之心平正，永远保持平正。
仁者不为自己的生死和得失而忧，所坚守就是道义，眼见国君、兄长不听劝谏，又不讲亲情，所担忧的就是国家、百姓，所有，虽然痛心、有心，内心却仍然保持平正。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所谓“威仪”，是指行为举止的各种礼仪规范。所谓“棣棣”，是指礼仪规范众多而且已经娴熟得成为习惯。所谓“选”，是指选择。
此句的意思是说，任何言行举止，都有可以遵循的礼仪规范，仁者对此众多的礼仪规范，早已非常娴熟，而且早已习以为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这意味着仁者绝不因为不得君主的信任，就废弃君臣之礼、兄弟之情。所谓君臣之礼，指的是身为臣子，按照礼仪去尽自己的诚心敬意，不能对国君偏离正道而采取旁观态度。
儒学经典告诉我们的忠诚和敬意，不是来自他人的要求或规定，而是说君子在其位则尽其心、尽其力，如此而已。
4.第四章讲解：
原文：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忧心悄悄（巧），愠（运）于群小。”这里的“悄悄”读作三声，指的是内心担忧的样子；如果是指声音很小、不想被人发现的动作，那么就读作一声。
所谓“有心悄悄”，是说内心非常大有的样子，不过其中也有不为他人所知的意思。为什么忧心忡忡呢？因为“愠于群小”。
“愠”是什么意思？是内心里含有不平之气。第三章里说“内心保持平正”，这里为什么却说“内心有不平之气”呢？
“不平之气”是因为真情流露，“内心保持平正”是因为修养足以使之不为个人好恶感情而影响仁义。
君子并非不动情，所动的是真情。“变风”之中的君子，都是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人。君子不是修养已经达到完美的人，而是注重修养而且已经能保持住仁心的人。
“愠于群小”，意思是说，因为一群小人围绕在国君身边，国君因此而受到蒙蔽，这是仁者内心有不平之气的原因之所在。
“觏（够）闵既多，受侮不少。”“觏”是“遭受”的意思，“闵”是“病痛”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说，仁者已经遭受了很多的病痛，受到了不少的侮辱。
君主被小人环绕，于是，谋求私利的风气占了主导地位，贪官污吏必然渐渐增加。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当然要惩治腐败，因此，遭到小人的伤害也就是必然。
“静言思之”，其中的“静”，是指静下心来‘“言”是“我”，即仁者。“静言思之”，是说仁者静下心来思考当前的这种处境。
“寤辟有摽（物必又表）”，其中的“寤”是指“睡醒”；“辟”是指“手抚心口”；“有”是“又”的意思；“摽”字，在“摽有梅”之中读作四声，是“落”的意思，在此读作三声，是“用手捶打胸口”的意思。
此句的意思是，当静下心来思考当前处境的时候，感到非常气闷，不禁在大白天地手抚胸口，而且还双手捶打起来。
5.第五章讲解：
原文：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日居月诸”，其中的“居”和“诸”都是虚辞，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日月”意味着什么呢？是君臣之象。日是君之象，月是臣之象。
“胡迭而微”，其中的“胡”是“为何”的意思。“迭”是指“接连不断”的意思。“微”是从圆到缺的变化。
全句的表层意思是，太阳啊，月亮啊，为什么会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小？可是，月亮每月有圆缺变化，但是，太阳不应该有圆缺变化。为什么在此把太阳也算在内了呢？
因为太阳是国君之象，国君周围被小人环绕，好比太阳被乌云遮蔽，因而使天下黑暗，使百姓遭殃。所以，太阳似乎也在不断地变小。
“心之忧矣，如匪（非）澣（浣）衣。”其中的“匪”与“非”相同；“澣”与“浣”相同，是“洗涤”之意。
此句的意思是，仁者内心非常忧虑，就好比穿上了长期没有洗涤的脏衣服，感觉到对自己来说是一种羞辱。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这句比较容易理解，说的是，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即使自己忧愁，即使感觉受到了羞辱，也不忍心像鸟一样展翅高飞而去。
孔子和孟子都说过三次劝谏而不从就可以离去的话，仁者为何不忍心离去？难道不能辞职离开吗？其中原因何在？
君臣之义，使仁者不忍离开；兄弟之情，使仁者不忍离开。在朝廷和君主还有回归正道可能的时候，仁者不忍离开。
【寄语】
自古至今多少代，朝廷频繁亡与兴。仁者遭弃小人乐，背道而驰悲剧生。
兴亡所苦皆百姓，圣人指路开太平。若要获取国家治，切望尊圣且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