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殇五百年

文王之后

　　
　　范卫锋
　　
　　假如没有那天的意外发现，我此次的广州之游，将在失望与平淡中，索然无味地结束。
　　
　　这一次，我专程去寻访赫赫有名的广州十三行旧址，不料，曾经在国际贸易史上辉煌近两百年的十三行，如今只留下一个路名——“十三行路”，没有留下一丝残迹，只有一些门脸不大的店铺而已；我又去越秀公园瞻仰那有名的五羊群像——广州号称“羊城”，五羊群像是广州的标志。可是，我看到的五羊群像崭新异常。广州的朋友告诉我，原来前几年五羊群像不幸被雷电击中，这是重修的。
　　
　　有了这两次教训，我去长州岛的黄埔军校旧址参观时，并不对那里抱太大的期望。只是去亲眼看看黄埔军校的实地，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如此而已。供游人参观的黄埔军校本部旧址并不大，很快，我就浮光掠影地逛完了。出来的路上，一边纳闷地想，为何不恢复军校旧址门口那副有名的对联——“贪生怕死请往他处，升官发财勿入斯门”，一边漫不经心地走进了珠江边上的黄埔海关分关旧址，既然来了，那就随便看看吧。
　　
　　就在这栋小楼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两幅不起眼的图画——几百年前，珠江口外的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这里，竟然是走进中国五百年来的历史迷宫的后门。
　　
　　
　　
　　双屿、月港、澳门、长州、香港
　　
　　广州珠江口外的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之所以让我如此震撼，是因为我一直不能忘记，大约五百年前，发生在宁波双屿岛（今天的浙江普陀六横岛）的那段隐秘历史。
　　
　　五百年前，那是个大航海、大发现、大贸易的大时代。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已经逝去，企图保得江山永固的明朝政府，实行了最严厉的禁海政策，只给海外贸易留下了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门缝：朝贡勘合贸易。不懂得中国独特儒家文化的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朝贡勘合贸易的运行模式。
　　
　　这种古怪的勘合贸易是这样的：明朝的商人，如果想私下与外国人做生意，那是不允许的，哪怕你愿意交税，愿意服从政府的管理也不行。只有勘合贸易是合法的，就是让外国商人跟着外国的“贡使”，在来明朝“朝贡”的时候，在专门管理此类事务的机构——市舶司，把他们的货物，以“贡品”的名义， “朝贡”给中国。而中国方面，则把商品以“回赐”的名义，“赏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显然，最要紧的是朝廷的“面子”、“威仪”，贸易的效率、速度、规模、利润，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反正这些外国人跪着爬着、哭着喊着也要来中国“领赏”，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贝，反正中国地大物博，什么也不缺。
　　
　　哪里有贸易壁垒，哪里就有走私。明朝的海禁政策执行得越严厉，来自中国的商品就越稀缺、越珍贵，走私贸易的利润也就越高，走私集团的动力和经济实力也就越强。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所讲的全球化，并不是从21世纪开始的，早在五百年前，中国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以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们为代表的航海冒险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热衷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葡萄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着大量的贸易活动。当时最他们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宁波双屿岛。朝廷有武装禁海，商人们就有武装走私。小小的双屿岛，就成为一个武装走私集团的根据地——或者说，国际自由贸易区。
　　
　　据《六横大事纪》记载，从春秋战国时起，双屿岛就开始有人类活动。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头、王直等商人以双屿港为基地，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规模日渐扩大。双屿岛，是当时全球性的贸易中心。从1524年到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地发展起来，葡萄牙商人们在岛上修建了1000多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还有行政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市议员等官僚机构。据说，当时岛上的居民多达300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了1200人左右，其他人主要是各国的天主教徒。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当时的双屿岛，被历史学家们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
　　
　　也许是明朝政府情报的不准确，也许是由于某些官员的私心或误解，也许是出于文化沟通上的障碍，也许是由于确实有日本人在岛上开展贸易，双屿岛上的商人们，被朝廷视为“倭寇”。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剿灭这些“倭寇”。朱纨是一位正直、能干、忠诚的官员，他迅速率大军捣毁了双屿岛。从此，这个“十六世纪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五百年前的自由贸易区、中华古国与西洋文明的交汇点，成为茫茫大海中的单调乏味的地理概念，退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
　　
　　双屿岛呆不下去了，那就向南转移，对海上贸易极其执著的葡萄牙人，又搬到了福建沿海的浯屿港、月港，仍然和王直走私武装集团合作。而漳州附近，成了新的贸易中心。当时福建人的记载称，葡萄牙人的贸易中心转到这里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价格便宜的胡椒、象牙、苏木等，又以高出几倍的价格收购当地人的“米面猪鸡”，以维持日常生活。记载称，葡萄牙人“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然而，明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极其坚决，葡萄牙人们又被赶到了广东珠江口。
　　
　　就在这时，由于一个o(︶︿︶)o 唉官员的出现，历史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拐弯。这个官员的名字叫黄庆，当时是负责广东沿海防务的都指挥使。据说，他收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允许葡萄牙商人在一个叫“濠镜”的地方安顿下来，经商贸易。濠镜，就是今天的澳门。澳门几百年来受洋人统治的屈辱史，在商人和官员的权钱交易中，卑污地开始了。爱国学者闻一多曾在那首催人泪下、令人肝肠寸断的《七子之歌》中写道：“你可知Ma-cao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母亲！”其实，Ma-cao一词来源于当地人对妈祖的崇拜。澳门，就是“妈港”的音译。这个小小的细节，正说明当时中国文明，还保持着微弱的强势地位。
　　
　　然而，这种强势地位是何等的脆弱和易逝。在明朝的朱纨将葡萄牙人赶出双屿岛三百年后，西方的海上新霸主英国人，叩响了满清王朝的大门，这一次，双方的形势截然不同了。英国人不再是为了神秘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而来，而是为了替它的鸦片和工业革命成果打开市场；它不再像当年的葡萄牙人一样，在明朝军队的驱逐下躲躲藏藏，而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用枪炮敲门，拿军舰开路，杀人放火，横冲直撞。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但我还是忍不住一再猜想：500年前的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是派朱纨去剿灭双屿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打开国门，给予其国民待遇，让朱纨去好好管理他们，不准他们胡作非为，只准他们老实经商，放开海禁，利用中国的压倒性贸易优势，富民强国，中国的世界中心位置，是否会再保持50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 然而，历史永远无法推倒重来。于是，一个个天才的名字：王直、戚继光、胡宗宪、郑芝龙，都注定成为这场历史悲剧中的悲剧角色。
　　
　　
　　
　　屠杀天才
　　
　　徽商王直，本名汪直。尽管他有着许许多多的身份和头衔：“倭寇”首领、武装走私集团头领、海盗、“净海王”、“徽王”，我还是宁愿称他为一个商人——徽商。这些年，关于徽商的研究已经靡然成风，可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很少有人对王直——这位最杰出的徽商，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岛，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边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徽州盐商出身的王直，具有天才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腕，他是当时国际贸易界最出色的中间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个个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逼商为寇”的海禁政策，使无数个王直被逼上了“武装商人”的道路。不错，这是走私，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规模小得可怜的朝贡勘合贸易，哪个国际贸易商不在“走私”？
　　
　　王直的势力最大时，在日本的平户建立根据地，称霸海上，屡败明朝官军。由于王直的根据地在日本的平户，而其手下也有少数日本人，因此，王直很长时间内背负着“倭寇”、“o(︶︿︶)o 唉”的骂名。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和那些为日本人作帮凶的o(︶︿︶)o 唉不同的是，王直是当时海上当之无愧的老大，号称“净海王”、“徽王”，是日本人在为他卖命、被他呼来喝去、调来遣去。这与后来俯首听命于日本侵略者的哈巴狗式的小人，岂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作为典型的徽商，王直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归顺朝廷，并屡次请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贸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远只有一个答复——“片板不许入海。”中国在强势地位中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顾地拒之门外。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王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王直，就抓了王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假的承诺诱捕王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王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当时最有能力的名臣中，戚继光忙于解决明朝昏君“逼商为寇”惹出的大麻烦，而另一名有头脑、有担当、有能力的胡宗宪，尽管向皇帝献了两次祥瑞白鹿，并命他的幕僚徐文长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献白鹿表〉，但这位能征善战的名将，最终还是在明朝登峰造极的黑暗政治厮杀中败下阵来，惨死于狱中。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王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却只能贫困潦倒，身无长物。徐文长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
　　
　　然而，在王直被杀、胡宗宪惨死狱中约一百年后，中国商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那些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岛屿之间，依然可以频繁地见到中国商人的舰船横行海上。历史仍然为中国留下了最后一次机会。
　　
　　郑芝龙，这个出生于福建南安偏僻乡村的商人，是当时世界贸易、航运业中当之无愧的“船王”。他是那个时代真正全球化、国际化的大商人、大玩家。他年轻时，曾经闯荡澳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取了个教名——尼古拉斯（Nicolas），这是宗教和姓氏上的国际化；他在日本娶了一位姓田川的女子，并在日本生下了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是他婚姻与家庭上的国际化；他的辉煌时期的势力范围，南至澳门、暹罗，北至山东、东至日本、菲律宾，今天的柬埔寨，是他的贸易中转站，这是他商业和事业上的国际化。
　　
　　只可惜，在屠杀天才的年代，郑芝龙的商业天才，不能为国家效力，最终仍然被政治所摧残，归顺清朝的他，因为儿子郑成功是抗清领袖，于1661年被清廷杀害。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完成了成功收复台湾岛的历史杰作之后，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而那位号称“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之后，也曾经一度开放海禁，允许对外贸易。可是，这道最后的希望门缝，在康熙晚年被他无情地关上了。他再次将“开海”政策改为“禁海”，企图以此来确保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永固，万年长存。无论小说家和影视剧将康熙塑造成怎样的圣君完人，他的禁海之举，注定了他只是一个懦弱而无远见的普通皇帝罢了。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此时正在励精图治，疯狂地推动俄罗斯发展海外贸易、鼓励工商业。而此时，距离英国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有一百多年了。
　　
　　双屿岛、法国人岛、丹麦人岛、澳门岛、香港岛。中国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强势地位的机遇，始于宁波双屿岛，终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对这些岛屿五百年来的沧桑，你不得不承认：原来，我们曾经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曾经有机会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原来我们曾经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扼杀机会，屠杀天才。
　　
　　 是为岛殇五百年祭。

梅莊莊主

<P>有一定道理，也有偏頗處。</P><P>想做生意也不能殺人越貨襲擾百姓，不叫倭寇叫什麽？</P><P>還有，所謂“遠見”，也是拿著現在的尺子在說，誰知道自己現在說的是不是有遠見呢？</P>

蒹葭从风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梅莊莊主</I>在2005-7-15 15:35:06的o(︶︿︶)o 唉：</B>
<P>想做生意也不能殺人越貨襲擾百姓，不叫倭寇叫什麽？</P></DIV>
<P>如同治水之理：在于疏而非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走私是海禁的必然产物。嘉靖年间，禁越严而寇越盛；相反，到了隆庆年间，海禁略有宽松，这种情况也略有好转——可谓“市通则寇为商，市禁则商为寇”；。</P>
<P>我认为，对于倭寇和汪直之类的“海寇”舶主，应该区别对待的。尤其是汪直这个人，很值得重新认识。</P>

文王之后

<P>与宋朝相比明朝没有一个好皇帝。</P>

蒹葭从风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文王之后</I>在2005-7-25 12:09:50的o(︶︿︶)o 唉：</B>

<P>与宋朝相比明朝没有一个好皇帝。</P></DIV>
<P>明朝的皇权相对分散.这是制度决定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