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大明衣冠何处？

子奚

葛兆光：大明衣冠何处？
作者：葛兆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592 更新时间：2007-8-11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清朝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之后步出午门，他觉察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戴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的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地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历史的痛苦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时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时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洪大容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大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做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

这是“明朝遗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国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1669），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清朝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里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既痛心又蔑视。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惟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背面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用同样的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却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威逼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传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你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回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使者穿戴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就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艺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因为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经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以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汉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这种意味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德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不过，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帽，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产生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倒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餙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时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戴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的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地讽刺，“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因为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参见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返途中再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文化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旧制，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搞得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汉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不被重视也免了被监管。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有的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的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朝鲜人从很早起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它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其实，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族官员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无端的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剃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1月12日再改于北京

轩辕箫歌

又被戳到痛点了

长卿

汉人心底最大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