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思维方式1：围棋式思维方式 （zt)

蒹葭从风

<P>作者: 枫子轩  发布日期: 2005-8-15 03:38:54     出自: 网上读书园地</P>
<P>综合与分析是人类思维的共同形式。任何思维都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分析
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但这并不能排除一个民族思维方式偏重某一侧面的事实。

希腊人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明显以分析为主，由此形成严密的形式逻辑演绎体系。一直到近代微积分发现，数学家都用“数学分析”的概念。把一个对象逻辑地分割再分割，直到最后无限小，再来积分。这种思维对西方科学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数学与哲学思维都强调把对象作为有机的结构从整体上去把握，强调一个对象与有关事物的关联、渗透和变化。不重视对各个部分的仔细考察，也不承认各部分的独立性。这里，可以看到：“善”的内涵和“真”的思维方式间的密切联系。原来，“善”的内涵和思维方式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它们是相互渗透的。不重视个人而强调整体的伦理观念，和一般的强调综合观察总体、忽视分析各独立部分作用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

缺乏分析作基础的综合，势必要依靠直觉领悟。传统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特别发达的综合领悟能力；如果说中国人聪明，那就是聪明在这里。顾准是一位杰出的现代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顾准文集》中，他一再慨叹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先天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花大力气，下“笨功夫”，对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深钻细研，因而不能发展出科学来。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在西方，人们在二十世才纪逐渐认识了直觉的价值。除了一些哲学家有专门著作外，对直觉的尊重已经为广大人群接受。

中国人的直觉综合领悟能力突出表现之一是善于理解人。许多不同国别的观察者都一致公认，中国人在生疏环境中能最先掌握别人的特点，并且善于处理好关系，赢得好感：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欢中国人。①

中国思维像毛笔字。一笔一笔看看不出好坏。它不注意精确，只注意总体的配合、气势、神韵。它的美感存在在于总体的组合，而不在于部分，部分的独立性没有价值。这里，又可以看到：原来审美感也和思维方式有内在的联系。真、善、美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统一不可分割的。

我们转向对人的精神状态的观察。中国人爱讲“察言观色”，对人的观察依靠综合直觉。

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共所安，人焉廋哉。”②这是一种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方法。但从《论语》中看，他对学生的了解更多是凭综合领悟，凭直觉。很少看到他对学生进行具体分析的例子。孟子说的方法更具有中国思维的特色：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③

一面听他讲什么，一面观察他的眼睛，就能充分掌握这个人的心灵。这就是把一个人讲的话与他的眼光综合起来，依靠直觉掌握对象。可见，“察言观色”从孟子开始就成为了一种认识人的理论。

眼睛是一个人灵魂的窗口。这很难用分析法证明。可这的确在一定范围内是真理，是世界各民族公认的。人的目光各式各样。中国人对此有深刻领会。什么“目光迥迥”，“死眯羊眼”，“鱼眼”，“两目无光”，“目光逼人”，“目光灼人”，“美目盼兮，勾人魂魄”，“眼神不定”……人的目光，有时像聚焦的光芒，锐不可挡，能穿透你的心灵；有时又昏暗无神，黯弱无光；智者的目光清明、锐利、坚定；贪婪者的目光执着、咬定、纠缠；追求者的目光有神、犀利、明亮；胆怯者的目光闪烁不定、收缩、回避；忌妒者的目光凶狠、穿刺、伤人；失望者的目光灰暗、迟短、无力；挑逗者的目光牵引、缠绵、跳动；淫荡者的目光扫射、阵发、捕捉；陶醉者的目光朦胧、散射、有情……总之，目光有正派、邪恶、善良、凶狠、爱慕、锐利、温柔、挑战、合解、惊恐、哀求、威逼、明智、愚昧、呆滞、灵秀、绝望、兴奋……各种表现，这是无可否认的。用物理学的方法，从光波波长、频率、相位等等去分析，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这里要靠直觉，靠综合领悟是毫无疑问的。谁能说这不科学呢？

孟子是一位特别聪明的人，他自己说：天下舍我其谁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需要综合领悟能力，其直觉的可靠性因人的聪明程度和经验多少和主观精神状态而异。最聪明的人，如果有忌妒、偏见、傲慢也会发生失误。这种方法，常常能产生惊人的效果，但也容易导致荒唐的结论。

当然真的判断一个人，要靠检验他的行为。上面说的话，前题是还没有行为根据时凭言谈与眼神作出判断。但有些时候，行为也不能准确判断人；孟子的方法有广阔的使用余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不善于运用综合直觉的结果。

在更大的范围，对社会、政治的估价，中国人也多用综合领悟方法。古代信息落后，可供分析的资料不多，人们常凭藉少量事实，靠综合领悟得出重要结论。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片落叶触动平日积累的信息，灵感来了，就能预先知道局势将有变化。诸葛亮的《隆中对》固然有不少分析，却更多靠天才的综合领悟。所谓 “见微知几”，“几”不是机会，而是一种兆头，是神妙的预见。《孙子兵法》是中国人智慧的出色表现，在军事上，中国人善于把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包括天、地、人、经济、政治、军事、物质诸多因素。古代各国军事著作中，能和《孙子兵法》比美的，恐怕不可能找到。

《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诸葛亮和周瑜分别在手掌中写下一个“火”字，两位天才将领都对局势有了共同的直觉，综合领悟出必须火攻。可是当真的准备火攻时，才发现需要东风。事先没有考虑到东风这一关键因素，正是直觉综合思维的弱点；这只有通过精确的、细致的分析才能发现。“火攻”是灵感，是综合直觉悟出的道理，是中国式思维的优点；没有考虑到东风这一条件，则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是缺乏分析的可怕后果。如果没有“借东风”这场戏，火烧赤壁就失败定了。

领悟思维使中国人很早就在数学上有惊人的发现。十进位的发现是一个突出例子。我们很难说清楚十进位是怎样发现出来的，只能说是一种非常卓越的领悟。古埃及人如果要写二百五十三这个数，就只能在最前面画两个百字图形，中间画五个十字图形，最后画三个一字图形。中国人却很简单地在百位处写２，在十位处写５，在个位处写３，就构成２５３这个数。十进位隐含在其中。

在伦理学上，综合方式轻视个别部分的作用和短时期的功能，强调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长远；一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一代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子孙万代的利益。这类在中国人看来理之当然的观念，对其他民族则未必被认同。

某种程度不妨把中国人的上述综合领悟式思维称作“围棋思维”。围棋是中国的发明，它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精确分析思维的影响，把一目半目的胜负视为最终目标，这和中国人原来的兴趣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围棋的思维方式仍然能体现中国的思维传统。

围棋的黑子、白子都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单个的子没有独立性，无足轻重；一切得看这一子在全盘棋局中的地位－－它和其他子的关联而定（这和伦理观念中个人的地位多么相似）。围棋没有固定的攻击目标，只要能在棋盘上任何一处夺取地盘就行。

国际象棋已经被电脑干预，棋手完全可能被电脑战胜；围棋则不可能。围棋的下法太多，多到再快的电子计算机也不可能应付（现代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也要一两年才能走一步）。下围棋无法用精确分析的方法，只能靠综合领悟，靠直觉的天赋。比如，围棋讲究“形”和“势”，似乎占优势，但“形”不好，就可能转化为劣势。敌方的阵地，本来不可能打入的，一旦自己一方在附近的子多，形成“厚势”，就可以因外势变化而“占势欺人”，乘势打入。

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脱先”的重要。但何时能脱先却不容易判断。该抢先手而不抢，就会坐失良机；但不该抢而抢了，就会吃大亏。这很大程度依靠对全局的综合判断，权衡轻重得失。围棋不能孤立地考虑一块地盘的得失，必须考虑所有各块棋的关联；常常一块棋本是赢的，因为周围的棋发生变化而转化为败棋。许多块棋交互作用，形成错综复杂的局势。这种错综复杂局势从局部说可以精确计算，但从整体上说则无法靠精确分析判断其未来发展，只能靠综合直觉去把握。

围棋中的转化非常多：这块棋交换那块棋，死棋变为活棋，“围魏救赵”、“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暗渡陈苍”、“无中生有”、“死中求活”……特别是在布局时，表面分散、互不关联的子，隐伏着未来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不是绝对的，有多种转化可能，再高明的棋手也不能预言其变化，下棋下得好，不可能不靠综合直觉与领悟。

说到转化，应该指出中国的综合领悟思维特别重视事物之间的转化。老子的《道德经》和《易经》一个强调阳刚，一个强调阴柔，但都共同对对立面的转化作了十分高明的论述：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易》比老子优越之处是它指出转化的条件。如剥卦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阴爻，最上一爻是阳爻。阳爻处于顶端，下一步即将转入最下层；而阴爻呈全面上升之势。这是一个走向坏结果的形象。相反，复卦　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阳爻，上面一爻是阴爻，阴爻处于即将崩毁之势，阳爻全面上升，其象大顺。所以《篆辞》说：“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

　　这种对立面相互渗透转化的思维，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广大人群中。中国人运
用这种辩证思维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从不利中找寻有利的因素，是形成乐观主义的原因之一。

　　哲学家讲剥、复，泰、否的转化，讲阴阳两极的交互作用与转化；文学家则说：“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生”，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普通人群用通俗的语言发明了大量类似警语：“时来运转”，“天无绝人之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人有旦夕祸福，马有转缰之危”，“舍钱免灾”，“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置之死地而后生”，“狗急跳墙”，“吃小亏占大便宜”……

辩证思维使中国人有一套高明的处世与人生哲学。顺利时强调：“满招损、谦受益”，强调“居安思危”；不顺利时则强调 “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皖南事变后，o(︶︿︶)o 唉曾对处于地下状态、形势险恶的地下党工作提出十六字方针：“长期埋伏，隐敝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全世界的其他民族，在领导的革命中，很少看见类似的思想。这显然和民族文化基因有关。中国民族灵活的、相信并高度重视祸福转化的思维方式，对其长期稳定并不断有繁荣局面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直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出色的认识或引发灵感，同样也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可怕的错误。我们将在后面就其消极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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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从风

综合领悟式思维以类比为主导的推理形式。类比把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联系加以对比，一方面可能激发灵感，产生逻辑推理难以达到的效果；一方面则可能造成纯粹的外在化与简单化、庸俗化。

在很早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的祖先就采用了赋、比、兴的方法，并逐步使之发展为系统理论。赋、比、兴可以说是以类比为中心的方式，赋和兴都含有“比”的因素。《诗经》第一首《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小鸟求偶啾呜引出男女爱情，这是典型的“兴”的方法，但其中也有“比”的因素是显然的。

孩子们在小时候读《西游记》，看到菩提祖师“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在人人惊惧之际，孙悟空却从类比中领悟出是叫他夜里三更从后门进去传他道法。中国孩子从小受这类类比启示太多，因而养成聪颖的直觉领悟力；同时也养成不注意具体分析事物并加以科学抽象使之普遍化的弱点。

不善于分析、抽象的中国人，语言中抽象词不多。类比首先就从自己的身体开始。如：“头头是道”，“头重脚轻”，“燃眉之急”，“目光远大”，“目空一切”，“眼高手低”，“眼中刺、目中钉”，“耳边风”，“耳目一新”，“掩耳盗铃”，“苦口婆心”，“口若悬河”，“一个鼻孔出气”，“拾人牙慧”，“口密腹剑”，“唇亡齿寒”，“不为人齿”，“没齿难忘”，“满面春风”，“胸有成竹”，“腹背受敌”，“五内若焚”，“肝肠寸断”，“手足之情”，“一失足成千古恨”，“捷足先登”，“手足失措”，“心腹之患”，“血肉相连”，“血口喷人”……这些都是中国的中小学生熟知的。

数千年历史，留传下无数的历史典故，这是一部很大的辞典。中国人的历史成语，天下无双，全有类比的意义。

类比在教育中有着极大意义，能用好的譬喻成为作教师的基本条件。教育要用启发式，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用类比启发。孔子把“举一反三”作为教育的基本要求。他本人对一些最重要的概念都避免作严格定义，而是用类比作启示。

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辩，很多都依靠类比。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就有大量类比的运用，其他理论家与论辨家也一样。“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亡羊补牢”、“危如垒卵”……等等在论辩中起了重要作用………

　《战国策》中，江乙对荆宣王的一段话是类比的通俗代表：


荆宣王对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如何？”群臣莫对。
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天帝使我
长百兽，今子食我，是违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帮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

这就是有名的狐假虎威的故事。这样一个简单易懂的比喻，把需要仔细分析的复杂问题用生动类比深刻地解释了。

　　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学说的建立，几乎全是从类比而来。这就必须说到《易经》。《易》是类比思维的范式化经典。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和爻的地位变化，都代表宇宙和人生的某种状态、规律或关联。这是一个高度灵活的、包罗万象的巨大类比网络，充满着带有神秘性的智慧。黑格称说《易经》包含：“ ……所有中国人的智慧的原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

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从《易》类比引伸出各种道理，正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易》对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公理集合”，它包含了天上人间一切道理的根本。

《易》的基本范畴是阴、阳。“阳”的特点是刚强，“阴”的特点是柔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各从其类”。从“阳”类比出天、马、君、父、夫、吉……从“阴”类比出地、牛、臣、妻、子、凶……。再从各种卦象和卦爻变化类比出各种复杂的事物转化与关联……这当中蕴有黑格尔看到的中国智慧。例如乾卦有六个阳爻，阳的代表数字是九，从最下面的阳爻初九到九二、九三、九四逐极上升，到九五算是“飞龙在天”，“九五之尊”成为皇帝的代号。按一般道理说，九六在最上面，应该比九五更高贵，可《易》认为九六下一步将转到下位，前途不妙：“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事物不能走到极端，否则就会转到反面。“九五”虽然不在最上面，却兼有最上与发展的势头，因此是最好的态势。这个深刻的道理不但对人生有价值，对社会政治也有价值，对市场经济一样有价值（一种商品，发展到最旺销后，就可能走向衰退；只有旺销又保有向上升势头的才是最有前途的）充分表明了中国智慧的力量。类比推理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有巨大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建立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时，绝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走逻辑分析之路，而是依靠直接从《易经》天、地、阴、阳范畴进行类比推理：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
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

一代宗师，以这样简单的立论来建立最基本的伦理学基础，当令世界上逻辑思维发达的民族惊异；初看来未免觉得中国智慧的贫弱。其实这所以可能，是因为阴阳五行思维范式已经深入人心，《易经》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广大人群－－从最有智慧的人到最普通的文盲－－所接受。类比推理为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提供了方法论。

类比的巧妙运用对中国人是特别有趣的。唐代韩愈的高徒李翱向唯俨大师请教佛学精微，大师手指上、下问懂否？答曰不懂，大师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瓴悟，作诗一首：“练得身形似鹤形，千秋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从唯俨以青天、云和瓶、水的类比启示中，悟出顺其自然乃是大师学说的精华所在。另一个故事说有人向马祖问道。马祖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子，他在圈中，马祖用棒打他；他跑出圈子，马祖又打他……这个聪明的人终于悟出圈内圈外都有是非，圈内外都是一种执着，要摆脱一切执着就能得道。这种类比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

南朝齐梁时的范缜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主张“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用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一个类比：刀刃是锋利的物质基础，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由此类比推论精神依赖物质的存在，曾使众多佛教大师哑口无言。许久以后，一位佛学大师提出“燃灯论”，说火可以借不同的物质传递，人的精神也可以借肉体传递。这一著名类比又说服了众多的智者。这两个著名类比说明了这种推理方法的巨大作用。出色的类比运用反映了中国人特殊的智慧。

另一方面，类比又常常造成大量似是而非的推论。中国士大夫奉若神明的“八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难说是一种有内在联系的理论。“八莫”既不是八种因果范畴，也不是必然有内在关联的范畴。这有些神秘，要靠领悟。能格物致知的人不一定能正心诚意；能修身齐家的人不一定能治国；可是，这些又都与治国、平天下有某种联系。这就是中国思维的弱点，把类比和因果关联混在一起综合领悟，无法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把“虹”和龙对比，说“虹”如龙一样能向溪中饮水，这类思维也广泛存在。至于民间，就有更多“坏类比”。许多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类比对中国人影响极大。例如十二生肖，本来把人的生日排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并无什么意义，可中国民间对此却有大量非科学的类比。如在挑选配偶时就强调属狗的与属羊的不能结合，猪和羊则很合适。属羊的逢狗年要小心，容易惹灾闯祸等等。至今，许多有知识、有教养的中国人，仍然在般家时避开“太岁（木星）当头”，在子女结婚时避开虎年……足见十二生肖类比影响之大。中医把人分为各种形态，金、木、水、火、土，木形人不能吃燥热的食物，因为木怕火。至于各种动物的相关器官能补养人的同类器官更是中国人共知的“常识”……

在当代中国，在逻辑思维迅速进入人们思想的同时，类比推理仍然在广大范围有重大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了解中国。这种现象彼彼皆是。例如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学雷锋运动，学铵钢、学张家港、学孔繁森……用典型人和典型事－－样榜来推动工作成了基本工作方法。这种习惯有好坏两方面。好的一面是经验容易迅速为广大文化不高的人群接受，迅速推广；具体的典型不只有“理”也有“情”，能同时达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效果；但坏处也很明显，往往对典型的抽象分析太弱，众多的干部和领导把精力放在组织参观上，而不是放在分析典型的内涵上。学大寨，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和金钱，但却没有关于大寨经验的高水平著作，没有真正科学的对大寨经验的理论分析（事实上大寨经验是经不住推鼓的）。这和西方的思维大不相同，在西方，如果要宣传、推广一个经验，你必须先对这个经验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论证，论证后加以理论抽象阐明有充分说服力的内涵，然后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让别人反驳、争论，等到大家公认后，自然会去仿效，根本用不着兴师动众去参观学习。我们大喊大叫学雷锋许多年了，有谁认真对雷锋形象作过哲学分析吗？这种类比式的思维与工作方法，容易造成盲目性，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产生形式主义。我们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用榜样推动工作的方法，只是想强调：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文化水平已经大提高，在运用榜样时，应该花更大精力于分析、研究榜样，使榜样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明确其规律性内涵，而不应该再过多地组织不必要的参观学习。

事物都有一个过程。当我们的法制不健全时，人们的法制素质不高时，法律法规不够明确时，司法审判曾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案例”，“案例”曾经是司法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这毕竟是落后的方式。类比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起太多的作用。要改革思维方法，更多依靠抽象的法律而不是具体的案例类比。

　　中国人重视类比而不重视抽象分析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这不能一概否定。类比常常能做到通情达理，富于启发性；也不会产生西方式的对抽象条文的咬文嚼字偏颇。应该在肯定上述优点时更多注意引导人们发展逻辑思维；特别是接受历史教训，不让“坏类比”支配人的思维，因为“坏类比”对我们的危害实在太大了。鲁迅曾尖锐嘲讽过这种“坏类比”：“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①

以建设为例，我们曾经有过大量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格局。一个省建立了自行车厂，别的省也竞相仿效；一个地方有了电视机厂，其他地方也绝不会“坐视”……结果，每一个省都有几乎同样的钢铁厂、机床厂、水泥厂、造纸厂、自行车厂、汽车厂、缝纫机厂、手表厂、电视机厂、电冰箱厂、烟厂……在卖方市场条件下，这种建设格局的弊端看不出来，可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后，买方市场形成，大多数企业便生存不下去。很明显，各地有各地的自然特点、环境特点与人才优势，建设只能走发挥自己优势的道路。“大而全”、“小而全”是坏类比的突出表现。“坏类比”本身既是创造性低落的产物又反过来进一步扼杀创造性。

坏类比在国家和事业机构设置方面造成的恶果甚至更严重。中国现在从中央到县的机构设置基本是同一的，连军事、外交都不例外；县以上政府都设有地方武装部门和外事部门。一个小县（在中国边疆地区，一个县有时只有三、四万人口）也拥有包括许多脱产人员的“人大”、“政协”、“政府”、“党委”等庞大系统。政府有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武警、人事、民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工商、教育、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科委、宗教、华侨事务、外事、旅游、人事、物价、交通、电讯、邮电、水利、农业、乡镇企业、武装、办公厅……就以办公部门而言，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常常达到十人以上还忙不过来，一个省的办公厅要十几个处。就教育部门说，一个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有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电化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专门”部门，还有人事、财务、纪检、审计、法规、教研、教育报、科技、党委、督导、调研、教育电视、仪器供应、语言文字、统计计划……上述部门一旦开展工作，都要求“下边有脚”，要求对口，结果是每一个小县都有了许多机构和部门。有的县的一个局，已经达到二、三十人的编制，还是不能应付上面的要求。有的县教育部门统计，每年上面通知开会可达几千人天，仅应付开会就要整整四五个编制才够……这还只是政府系统，党委、人大、政协系统的人员也是有增无减，规模庞大。

更令人奇怪的是事业机构的类比扩张。非法定的机构、半官方的机构多如牛毛，其中许多都有编制和经费列支。在国外，一个地方建立事业机构往往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特殊能力，而且都没有国家经费支出，靠自己想法。我们则不论什么地方，不论有无条件，都一概类比地建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所、报刊社、学会、协会、委员会大都有一定的编制与从国家来的财政支持。以教育部门为例，各省、各地区、各县都有教学研究室，而且人数不少。真的需要那么多教研室吗？许多地方的教研室把精力放在编写补充教材上，争取本单位创收，造成学生负担过重。每当上面决定建立一个新单位，就会为一个新的“系统工程”或“网络工程”开了绿灯，各地的机构一旦建立，就要开展工作，要开会，要发文件，要办培训班，要办公室，要人员，要经费……这种事情绝不只是“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中国是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只要全国一旦建立一个什么学会、协会、委员会或临时机构，下面就立即类比照此o(︶︿︶)o 唉……这样做的后果，是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民不堪其负，有的县脱产人员竟达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县财政收入还不够干部发工资，只能靠国家补贴。许多过多的、重复的、非必要的机构，不可避免成为民族躯体上寄生性的赘物，同时成为窒息民族创造性精神生活的毒瘤。

　　类比式建设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已经走到尽头，市场竞争象强大风暴横扫没有竞争与生存能力的重复建设项目，解放了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在类比式机构设置方面，至今没有改变。解放后多次精简机构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引人深思。脱产人员吃的不是“皇粮”，而是“纳税人”的血汗；再没有治本的改革，全民族将为庞大、冗肿的机构付出可怕的沉重代价。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作出了机构改革的决定，人们都切望能取得成功。可应该看到，机构与编制的庄缩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它需要巨大的观念转变和最坚决的、顽强的态度，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①　鲁迅：《华盖集》

梅莊莊主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蒹葭从风</I>在2005-8-30 23:32:41的o(︶︿︶)o 唉：</B>

<P>（现代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也要一两年才能走一步）</P></DIV>
<P>沒那事，不了解電腦圍棋的人寫的，呵呵~</P>

梅莊莊主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蒹葭从风</I>在2005-8-30 23:32:41的o(︶︿︶)o 唉：</B>

<P>复卦　六爻中，下面五爻是阳爻，上面一爻是阴爻</P></DIV>
<P>搞錯了，這是夬卦。復是下一陽上五陰。</P>

梅莊莊主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蒹葭从风</I>在2005-8-30 23:38:46的o(︶︿︶)o 唉：</B>
<b>至于民间，就有更多“坏类比”。……中医把人分为各种形态，金、木、水、火、土，木形人不能吃燥热的食物，因为木怕火。至于各种动物的相关器官能补养人的同类器官更是中国人共知的“常识”……</b></DIV>
<P>應該是金克木，少喫辛辣的纔對，呵呵~</P>

邱少华

<P>荘主跟作者过不去吗？ 呵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