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灭亡，那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那一年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件事都足以让历史进程大大地改变。那一年，李自成进京，崇祯缢死，明室倾覆，吴三桂倒戈，满清入关，自此以后，神州无复汉衣冠几达三百年。
前一个甲申年，郭沫若先生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音至今绕梁不绝，影响了无数人。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所谓以史为鉴，思当有以记之。不过自己见识平平，既无能制雄奇之宏文，也绝不敢想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媲美。其他且先不论，郭沫若先生这一篇雄文还有他的学问，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此篇散漫文字，乃是追慕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之初衷，希望于今依然能有以贯之。
一， 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和目的
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年，明朝崇祯皇帝缢死煤山。人们习惯上认为明朝就此灭亡，之后的弘光朝至永历朝，一般称为南明，以区别于已经灭亡的崇祯朝。虽然明朝在崇祯时看上去相当庞大，不过即使算上南明，十八年后明朝也是亡了。
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假设明朝再存在多少年会如何如何。明朝迟早是要亡的，但亡在李自成的手里，却是多少是个偶然事件。
李自成起兵时，先只作为高迎祥部的一支小部队存在，之后屡战屡败。他最后突然声势大振的原因，一是得益于天灾，连年大旱导致流民饥民无算，壮大了他的势力；二得益于明朝官、兵的暴虐无道，致使百姓畏官畏兵甚于畏寇；三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和一些在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政策。
甲申年（公元1644年）元月，他在西安改元称王，然后挥军东向。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李自成虽然改元，但却没有称帝，而是称王，大顺王，这和称帝是不一样的。
其后大顺军势如破竹，连战连克，或者说不战连克，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到明山西总兵周遇吉，才爆发了东进途中真正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大战和恶战。虽然这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局部战斗，但这次战斗却险些让李自成的东进行动就此夭折打道回府，同时也揭露出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周遇吉是锦州卫人，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抗清劲旅关宁铁骑，后因抗清军功被征入京营。之后多次与农民军作战，以功累迁至山西总兵。李自成兵逼代州，周遇吉先在代州与大顺军激战，因势单力薄，数日后率四千人退走宁武关。
其实周遇吉南下退守宁武，是个明显的战略错误，这导致他成为了一支孤军。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北上雁门关或者进入大同、宣府，与那里的姜襄等几部明军合力抗击大顺军。但李自成这个时候却一样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既没有全军乘胜前进，也没有留偏师牵制周遇吉然后以主力东进，而是全军转向跟进宁武，继续与周遇吉纠缠，此举真可谓是挫大胜之锐气，师老于坚城之下。
周遇吉只有区区四千人，野战显然绝非最少有六万人马之大顺军对手。大顺军如果继续北上，周遇吉追之人少，没有任何作用徒遭覆灭而已，不追则完全不影响大顺军的作战进程。而大顺军全军掉头南下宁武，去与这四千人纠缠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首先耽误了东进计划，就是胜利全歼周部也毫无意义，如果宁武不下，宣、大明军又赶来助战三面夹击，那么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姜襄等人再无能，也是多次参与辽东明、清战役和围剿农民军的惯将，姜襄后来的反正一役，足可证明他是有一定军事能力的。而日后事态的发展，也确实证明此刻的李自成，对这几处明军动向事先没有一丝预见。
李自成全然不顾这些威胁，转身去和毫无威胁的四千人做一场无谓之争的举动，表现出他严重缺乏一个军事统帅所需要的远见卓识，这一错误与他东进时派绵侯袁宗第增援襄阳白旺的错误如出一辙。当时左良玉进逼襄阳，白旺南路军有不下七万人的精锐之师，即使不能胜，和左部相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李自成却派出了大顺军五大主力之一的袁宗第之右营前去增援，且在击退了左部后也没有让他们进军河北，而是迟滞在河南一带，一直到大顺军山海关战败，这些部队也都没有进京。
这些举动暴露出李自成的战略修养严重不足。
宁武之战，丝毫无关大局，他却纠缠不休，襄阳之战即使战败也不影响东进计划，他却分出主力去增援，包括他后来处理吴三桂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自始至终都忽略满清武装集团的介入、主动放弃襄阳根据地等等错误决策，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这个致命缺陷，从他起兵时起就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九宫山遭遇偶发事件身亡时也依然没有一丝改变，不见一点长进。
宁武之战除了暴露了李自成缺乏战略才能外，还暴露了李自成本人和他军队的始终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御下不严和军风不正。
大顺军在宁武关前遭受伤亡近两万人，阵亡大将四员的重创后，终于勉强攻入宁武关。然而，一场惨烈的屠城也就此开始了。
按明史和各种野史、地方志的记载，城破后周遇吉继续力战，受伤被俘，被大顺军缚于长竿上用乱箭射死，然后再遭分尸；周夫人刘氏带全家数十妇女据守公署继续反击，被全部烧死。大顺军因伤亡过大，为泄愤开始屠城，宁武一城军民，妇孺老弱无一幸免，被杀戮殆尽。
此前在榆林等地的屠城，就已经导致了不少明军将士和地方武装做出了和农民军死战到底的举动。因此，这个发生在进攻北京途中的行动，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次表现出农民军没有统一天下的政治气度和政策上的全盘构想。如果大顺军能厚葬周遇吉一家并妥善安置宁武关军民，那将给李自成和大顺军带来极大的政治声誉，并树立起一个相当良好的明君形象。
另一个问题，是李自成其实在战斗一开始遭受重挫后，就没打算继续打下去，但要注意，他并不是想弃宁武北上东进，而是准备放弃东进回军陕西。
据《明史》载：“自成惧，欲退。其将曰：我众百倍于彼，但用十攻一，番进，蔑不胜矣。自成从之。”《明季北略》也记载说：“（明军）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遁。”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最后打下了宁武。
然而他们却觉得前景并不美妙。在他们的前方，至少还有明朝五、六处军事重镇，于是如“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伺再举”一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同时还有不少记载都有着差不多的内容，大体是说大顺军即使在进了北京之后，也还不断有人在感叹道：“周总兵真好汉！杀我等数万人，若再有此一镇，我主安得到此！”。
因此屠城完毕后，李自成聚集众将开会，又一次提出了他退兵的打算：“宁武虽破，受创已深，……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大顺军领袖和他的将领们一致决定，第二天全军开拔，回陕西去休养生息。
但历史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世事无常。
就在大顺军决定撤退的当天晚上，大同总兵姜襄和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书却送到了李自成的桌子上。这使得李自成大喜若狂，马上打消了退兵的念头，于是大顺军的东进行动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李自成此前对宣、大明军的动向，是没有任何预见的。
姜、王二人这个相当于盲人摸象般的投诚举动，使得历史进程在偶然情况下起了重大变化。
如果没有这两封降书，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大顺军将就此打道回府，回陕西休养生息去了。
那也许之后的天下局势，会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所以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样子。
但是，李自成为什么一受挫就想回去呢？又为什么打下宁武后不就地休整，然后继续前进，而是要回陕西去休整呢？
如果我们把这之前的一些问题和眼前这些情况，还有李自成接手居庸关后的一系列举动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很明确地得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李自成东进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想去攻打北京，想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李自成随即接手宣府、大同，在明总兵唐通也投降大顺献出居庸关后，李自成立刻进行了一个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极其重要的行动。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行动足可以改变之后整个历史的进程，甚至能使历史的车轮就此转向。但这个行动却因为种种原因被近代大多数史家和学人们讳莫若深，以至长期以来极少有人提及，少数时候即使提起也不重视，同时也没有把它和李自成在这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有机地联系起来，似乎很不值一提或者从不存在一样。
李自成在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后，随即派出了明蓟镇总督王永吉前往北京与崇祯谈判，内容是和明王朝画地为界：“总督王永吉兵败，陷贼，贼纵之归，本兵张缙彦为请召对，……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请上择之：一如汉楚故事，画地为界；一解归诚以大将军辅政。”（《烈皇小识》）
之后，在大顺军推进到北京城下时，李自成又一次派出了明降人太监杜勋入城，再次与崇祯谈和，提出了他的退兵条件：“贼遣叛监杜秩亨密奏云：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明季北略》）
《鹿樵纪闻》：“（杜勋）见帝称贼势，劝帝禅位，不然，则割山陕分国而王，上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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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21:26:3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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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8 21: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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