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

龙哥 · 发表于 2005-10-19 12:42:09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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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
 中国古代传统地把服饰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同前代一样，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服饰制度，三百余年间，尚文尚质，服饰“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1]服饰的具体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未变。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衣服变古”之议，甚者则有“服妖”之责，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
 一、“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服饰等级制度从宋初就未被严格遵行。《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载，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有诏说:“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成逾僭。”仁宗时张方平上奏曾言：“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为朝服，而卒校胥史，为制一等，其罗縠、绮纨、织文、絺绣，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2]元祐时，文彦博指出：“数十年风俗僭侈，车服器玩多逾制度。”[3]其后张耒在《衣冠篇》中也说，当时胥徒的冠服与知州、县令相差无几，公卿大夫与武官、技术官的衣冠没有太大的区别。且言：“自陛下即位以至于今，……衣冠车服之制独未为之别，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4]成书于北宋末的王得臣《麈史·仪礼》亦言当时“衣冠之制，上下混一”。
 南宋时，服饰的这种变化更趋明显。绍兴四年五月，朝中对衣服“贵贱几无差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5]赵彦卫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尺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6]孝宗时，李椿曾上奏说：“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7]略同时，梁克家记闽地三十年以前的风俗，“自缙绅而下，土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弱笼衫，富民、胥吏、皂衫，贩下户白布襕衫，妇人非命妇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戴冠用背子。”而“三十年来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原先的“等级”已不再被遵行。[8]秦桧子僖尝衣“黄葛衫”，说这是“贵贱所通用”的。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9]
 除了等级差别已“上下混淆”外，各行业原有的服饰区别也已不再严格区分。《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说：“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而《梦粱录》卷一八《民俗》记杭城风俗，谈到上述各行有各行服色之后接着说：“自淳祐(公元1241-1252年)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成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
 官府“士庶之服”常常发出某些禁令：一是对服色的限制，如宋初仍唐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紫色仅施于朝服。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昉请禁“近年品官绿袍”下服紫色。揣拱二年(公元989年)禁止民间服紫；景祐三年(公元1036 年)，有民间冠服等犯制之禁。皇祐七年(公元1055年)禁天下衣黑紫服者，也是因为“士庶浸相效”宫中衣色引起；嘉祐七年(公元 1062年)十月，禁天下衣“墨紫”等。二是禁止以金银或珠玉等奢侈品装饰器服，如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禁非命妇之家“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络、耳坠之类；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禁“金翠为妇人服饰”。三是对某些花样或料质的限制，如天圣三年 (公元1025年)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等；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段”等。宋时出现的印花丝织品，称“缬帛”；加入金钱编织的丝织品，称“销金”，民间多有生产和服用，政府也是屡禁不止。[10]
 禁令的颁布表明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所谓服制并未被完全遵行，故而朝中官员常有对服饰“逾僭”、“非礼”一类的指责。从以下一些服饰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
 上古贵族男子成年要行冠礼，认为它是“礼之始”。民间冠礼，或叫上头，虽然宋代仍保留有“上头”的习俗，但所行冠礼大为简单，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蔡襄就说：“冠礼今不复议。”北宋后期王巩说此风废已百年。[11]虽然大儒司马光、朱熹等力倡恢复冠礼，但终未能挽回其衰变之势。妇女成年古代的“及笄之礼”，宋代也已少行。
 头巾传统上为“贱者不冠之服”，陆游说“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12]时人多巾上覆帽。以幅布裹头，宋时普遍使用，不独“贱者”了。米芾《西园雅集记》中众名士所用的头巾有仙桃巾、幅巾、团巾、道巾、披巾、唐巾等，种类甚多。
 宋人常用的“幞头”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唐时，皇帝所用者脚向上曲，用硬脚。宋代幞头有直脚、交脚、朝天、顺风五等，其中直脚（平脚）“贵贱通服”。[13]幞头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常戴用。
 “重戴”，《宋史·舆服志五》说：“盖古大裁帽这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是幞头连着帽者，唐代以来就为士人所尚，后来成为某些官员的帽式。淳化二年(公元991年)，“令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又五代以来新进士亦重戴，遂以为俗。”[14]
 上古士人所穿的“深衣”，前后深长，后世已不流行，但为宋时一些士人欣赏。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自穿，邵雍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15]对司马光的“复古”行为颇不以为然。朱熹作“深衣之制”：“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礼、宴居、交际时穿服。[16]庆元朱熹受排挤，被指为“怪服”。
 北宋中期，京师士人以浅青黑色衣蒙于外，称作“凉衫”。《江邻几杂志》说，士大夫着毛衫已受到讥讽，更有甚者的是“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袖为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北宋时，士大夫交际常着“帽衫”（衫帽）。南渡初，战事频仍，士大夫多着本为军校服装的“紫衫”，后因有“以戎服临民”之嫌而一度被废。于是士大夫皆以凉衫作为便服，然颜色改为白色，其制与紫衫相类。正是《宋史》所谓“（帽衫）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了，而乾道初指为“纯素可憎，有似凶服”被禁止。[17]朱熹曾说道：“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18]
 “背子”大袖，前襟平行而不缝合，两腋以下开叉，穿着方便。朱熹、陆游均言其先辈时没有所谓“背子”，大体在北宋后期，背子普遍流行起来，皇帝、官吏，商贾、士人等都可穿用。陆游说北宋宰臣“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朱熹说“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程大昌说：“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掖下垂而不用盖，放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19]
 “皂衫纱帽”被视为下人之服。张舜民《画墁录》记其兄服“皂衫纱帽”，被范鼎臣训斥：“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苎襴衫，系里织带也。”“短后衣”亦为非礼之服。赵汝谠年少时，着短后衣会见过访其家的叶适而被斥为“不学”。然而沈括早就说：“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20]并不拘泥一定的礼数。
 在服饰“变古”中，妇女往往比男子表现得更为大胆，更具特色，以其对衣饰的特殊敏感而常常“得风气之先”。
 宋初，妇人头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21]既无定制，自然可以花样翻新了，如前所述，朝廷颁布的禁侈令中，有的是专门针对妇女而言的。
 宋初以来“高髻”流行，东京城内有专卖“特髻”的辅作。端拱二年(公元989年)，朝廷曾令“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22]然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至仁宗时，宫中所尚之白角冠梳，有至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李廌《师友谈记》说，早时禁中贵妇等“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白角冠正由此而来。皇祐时，诏“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但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23]《麈史·礼仪》也记说，仁宗时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记”，禁用鹿胎、玳瑁后，有为假玳瑁形者，角长二三尺，登车檐皆须侧首而入；俄又编竹为团，谓之“团冠”；又屈四角，下至于肩，谓之“亸肩”；又以团冠少裁其两边，高其前后，谓之“山口”；又短其角，谓之“短冠”。后来则一用“太妃冠”，以金或以金涂银饰之，或以珠玑缀之。又，仁宗时，朝袍有染紫为黝色者，此乃禁色，士大夫慕而不敢用，而妇女却有以为衫或佩带者。朝廷常禁民间妇人以金珠装缀衣服，又尝禁妇女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等，[24]种类和花色均极丰富。
 袁褧说：“汴京闺阁汝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把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或者以银丝“屈曲作花枝插髻，后随步辄摇，以增媌媠”，称为“步摇”。[25]
 南宋初周煇谈到，自其孩提时，“见女妇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26]是乃当时妇人服饰多变的真实写照。妇女们追求新颖、美观的装束，其中冠饰特别令人注目。李心传说，中宫常服包括有：真红罗大袖、真红罗长裙、真戏罗霞帔、真红罗背子、黄纱或粉红纱衫子、熟白纱裆裤、白绢衬衣、明黄纱裙子、粉红纱抹胸、真红罗裹肚、粉红纱短衫子等，实与士大夫家无异，故对贾生所谓“娼优被后服”颇生同感。[27]
 南宋末年，农村仍有白角冠流行，毛珝《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诗云：“田家少妇最风流，白角冠儿皂盖头。”诗中所言“盖头”，是在宋代一些士大夫的提倡下流行起来的一种头饰。司马光《家范》中有妇人出外须“拥蔽其面”的规定，朱熹在福建任上，曾令妇女出门须用花巾兜面，后来称为“文公兜”。[28]

龙哥 · 发表于 2005-10-19 12:42:50

二、“胡服”与汉服的交融 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幼，皆便于涉草。”[29]宋代屡次下令禁止士庶和妇女仿效契丹人的衣冠和装饰。如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30]《江邻几杂志》载：番俗“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闻于都下妓女，而士人家反慕效之，曾不知耻”。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又下诏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宜严行禁止”。[31]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和宣和元年(公元1119 年)，又两次禁止百姓穿戴契丹服装，如毡笠、钓墪（妇女袜裤）之类。[32]这说明违禁者极多，大有无法禁绝之势。据袁褧记载，徽宗(公元1101-1125年)初，汴京妇女们“作大鬓方额”，后又“尚急扎垂肩”，旋又“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还有“茔面丸”、“遍体香”等用品，都是“自北传南者”。契丹服装的颜色，如“茶褐、黑绿诸品间色”，也在这时传入汴京。[33]而契丹原有的小袖圆领衫也逐渐成为汉族服装，如宋公服“曲领大袖”乃是。[34]政和时，袁祹为教坊判官制撰文字，曾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正如苏辙《燕山》诗说：“左衽今已半。”[35]政和初，朝廷下令禁止“著北服”，“不得辄戴毡笠子”[36]等。 孝宗时有人指出：在临安府，归附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而“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又有言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今来都下年来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岂特习以为仪略无愧色。”甚至说“又身披虏服而敢执事禁庭”，[37]说明几乎已完全与北方民族“混一”了。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八月，朝廷“禁士庶饰服侈异及归正人胡服。”[38]在北方金银人统治地区，汉人衣饰的改变就更是必然的了。范成大于乾道六年(公元 1170年)出使金国，见其地汉民习俗已深受女真影响，其《揽辔录》说：“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尺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朱熹也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39]这是说得不错的，宋朝的服装，大抵只有“祭服”、“朝服”等或如司马光等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还保留了汉制，其他都是从“胡服”变化而来或受其深刻影响。 影响是互动的，宋朝周边少数民族也深受汉族服装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民族早期服饰等级并不严格，南下后，方仿汉制制定了严格等级关系的“服制”。 《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载：契丹人早年“网罟禽兽，食肉衣皮。以俪鹿韦掩前后，谓之鞸。然后夏葛、冬裘之制兴焉”。辽大同元年(公元947年)正月，契丹入晋，于汴京受百官贺。同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契丹入主黄河流域后，在服制问题上采用汉、契丹两制并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所定“国服”，带有很强的汉制影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真宗时路振奉使契丹，在幽州见居民棋布，“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显然已有汉化者。后见“虏主，……衣汉服，黄纱袍，玉带”。正如他所说：“（契丹）自与朝廷通好已来，……服冠带以却毡毳”。[40] 契丹人显然并不喜好仿汉制的官服，真宗时，宋官员使辽，辽主见汉使时“强服衣冠，事已，即幅巾杂蕃骑出射猎矣”。[41]《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记辽使着本民族服饰，而其副使则着汉服。 西夏统治者时常受宋的封赏，锦衣之赐为其大宗，李德明曾说“吾朝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是受宋服饰影响而不可低估。虽然西夏王国的创立者元昊反对其父附宋而“衣锦绮”，以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元昊立国后，“制衣冠祢，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建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衣冠制度，“始衣白窄衫，毡冠红裹，冠顶后垂红结绶”。文武百官服饰包括服色各不相同，而规定“民庶青绿，以别贵贱”。[42] 金朝“服制”的汉制影响也十分明显，金立国后，仿宋制逐渐制定了舆服制度，总的情况如《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中》所述：“金制皇帝服通天、绛纱、衮冕、逼舄，即前代之遗制也。其臣有貂蝉法服，即所谓朝服者。章宗时，礼官请参酌汉、唐，更制祭服，青衣朱裳，去貂蝉竖笔，以别于朝服。惟公、朝则又有紫、绯、绿三等之服，与夫窄紫、展皂等事。”金朝服制是从立国之初直至章宗明昌年间(公元1190-1196年)经过多次才制定完成的。金熙宗“雅歌儒服”，海陵王“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位著而慕之”。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六月，海陵王“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43]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定官民衣服之制，规定士人及官员方“许服花纱绫罗丝紬”并妇人“妇人许用珠为首饰”。又为王公及士庶人制定了“衣服通制”，目的是“使贵贱有等”。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世宗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均表明受汉人服饰影响日益强烈。[44]也正如《金志·男女冠服》所说：“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 对庶人之服也加以了许多限制，这在金人立国之前基本是不存在的。例如大定年间规定：庶人止许用絁?、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等做成的衣服；头巾、系腰、领帕只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妇人不许用珠翠钿子等物为首饰，翠毛除许装饰花环冠子外并禁止。兵卒只许服无纹压罗、絁?、绢布、毛褐。奴婢止许服絁?、绢布、毛褐。倡优除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外，私服与庶人同。又“以吏员与士民之服无别”而制定悬书袋之制，各司吏员须佩悬不同标志的书袋，以便有司检察。 南方民族亦然。湖南全州之西溪洞粟氏，聚族五百余人，柳开于雍熙四年到此任职，“为作衣带巾帽。”于是粟氏归附，柳开作《时鉴》文刻石戒之。咸平二年，宜州部送“骚扰边鄙”的溪洞蛮酋三○余人赴京，被释罪后，“赐锦袍、冠带、银、帛”等物而遣之。[45]《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记南蛮五姓番入拜，“旋赐汉装锦袄之类”，受至宋人服饰的影响也是必然的。《岭外代答·海外黎蛮》说：“熙宁中王祖道伐定黎峒，其酋亦有补官，今其孙尚服锦袍，银束带，盖其先世所受赐而服之云。”又言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李心传记海南黎人：“女工纺织，得中国绮采，折取色丝，和木棉，挑织为军幕。又纯织木绵吉贝为布，与省民贸易。”[46] 三、“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 “服妖”之说，由来已久。《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说：“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谓：“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亦即所谓奇装异服了。虽然此言谬甚，但却有点“歪理正中”，在当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服妖”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表象。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这个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崩溃，私人土地占有制普遍流行及两税法的实施，生产者对国家或具有身分性的豪强地主的依附关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也就是说，严格的等级“身份”已经有了松动。二是宋代民族政权林立，北方先后有辽、夏、金，西南有大理等，南方还有大量的散居民族。各民族人民或政权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使得宋代各民族的交融不断加深。在此两大背境中，人们的衣饰也随之而“变古”，自然难逃“服妖”之责。 沈括说，“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故又叫垂肩冠，议者指为“服妖”。[47]真宗时，“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皇亲与内臣所衣紫，进而色深成黝色。士庶浸相效仿，言者以为“奇邪”之服，然屡禁不上。“（衣饰等）由贵近之家，仿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鬻簪珥者，必言内样。”[48]说明宫中、朝中装束往往对社会的服饰风尚起着重大影响，是流行服饰的一个源起点。“逾制”则称为异服或“服妖”，这便是常人所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 两宋之际，金人大规模南下，世风突变，宋朝廷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服妖”之说尤盛。南宋后期世事多变，“奇装异服”也十分流行。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条说：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被指为“服妖”。陆游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又说：“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时人以之为“五行”示警，倒应验了大变动时代中的“风俗狂慢”。如《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载：“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行都豪贵竞为小青盖，饰赤油火珠于盖之顶，出都门外，传呼于道。珠者，乘舆服御饰升龙用焉，臣庶以加于小盖，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竞以胎鹿皮制妇人冠，山民采捕胎鹿无需遗。时去宣和未远，妇人服饰犹集翠羽为之，近服妖也。……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唐志》琉璃钗钏有流离之兆，亦服妖也，后连年有流徙之厄。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窣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曰‘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服妖”说本是汉儒据“五行”说和天人感应说而演生出来的，以此亦知“五行”学说在宋代仍然保持有相当的影响。 南宋淳祐庚戌(公元1250年)，史绳祖撰文说：与三代相较，衣裳冠履“乖甚”，古代有冠而无巾，“近代反以巾为礼而戴冠不巾者为非礼”；朝服幞头，“乃后魏狄制、后唐施长脚以别伶优之贱，至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履、有屐而无靴，武灵王之后用靴。北宋末尝变靴为履，高宗时又变履为靴；后魏胡服便于鞍马，遂施裙于衣，为横幅而缀于下，谓之襴，成为“今之公裳”；庆元间“四凶”劾朱熹，“以深衣冠履而为怪服、妖服”。[49]凡此诸条，史氏以为皆“变古”之制。此言大体道出了宋代服饰上的两个变化，即：一是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饰深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宋时于较新奇的冠帽、衣裳以至鞋履，不时有“服妖”的指责，正好说明宋代的服饰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肇启了华夏民族服饰的改变之风，但习俗的改变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沈括所提到的北齐(公元 550-577年）短命王朝处于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时代末期，中原固有的衣冠服饰不断受到北方民族的冲击，以至“变节易度”成为常有的事。 延至宋代，关于“胡服”与汉服之议仍十分激烈。从上可知，“复古”和“变古”之间，往往是交相争替的。不能说所有的“复古”都应该否定，所有的“变古”都值得肯定。强化“服制”和“逾制”之间，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招法。古代也不乏明识之士看到固守前代“服制”是行不通的。前面提到的元祐二年文彦博等要求“改易衣服制度”时，右谏议大夫梁焘就指出：“古议虽颇有可行之文，然在于人情，实为未便”。文彦博还说，重建上下有分的“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风俗淳俭，太平立致”。[50]所谓“淳俭”之风，在这里不过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等级制度的代名词。而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的，其要“复古”，岂可得乎？！对专制禁令的突破正是社会走向成熟的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古代“服妖”现象的出现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功能。 史绳祖所谓“衣服变古”，乃指宋人而言。由上观之，宋朝周边民族衣服何尝又不“变古”！制定明贵贱的服制本身就是一种“变古”的举动。这种文化交流的互补性或互动性有其内在的规律。在民族交融史上，这是一个富于研究价值的课题。就服饰而言，虽然宋与周边民族的衣服在“变古”，在互相吸收，但都可以说是在顺应时代而进步。就“时代”而言：宋周边民族在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寻求自己前进的落脚点而仰慕“汉官威仪”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到宋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统治者得到了较前代为多的人身“自由”，表现在服饰上是“风俗狂慢，变节易度”的“服妖”现象大量出现。一般说来，不同民族的这种趋动均是本民族进步的体现，人类文明的这种看似相悖而实则遵循着自己前进的理路，是乃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野塘花落 · 发表于 2006-10-27 22: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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