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中国古代社会DNA大发现：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居然 · 发表于 2005-11-14 15:40:41

冯远理 
　　王小波先生生前曾说过一句让我无法忘怀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是奇怪，简直不可思议，一流作家只有三流的名声，而三流的作家往往享有一流的声誉。小波先生生前一直不被国内的主流话语体系接纳，著作无法在大陆出版，死后才声名鹊起，但此前他早已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圈中家喻户晓。以小波先生的睿智和洞察力，他不会不明白其中原委。由他嘴里说出这些话，总让人感到无奈、悲愤和凄凉。作家如此，学术界也差不多。那些只知道上奏折的御用文人，那些只知图解上司文件和政策的“理论家”，不是到处被人请去作“辅导报告”，成为某些达官贵人坐上宾吗？不也是报纸上留名，电台上留声，电视上留影的名人吗？而那些坐得十年冷板凳，一心想学术立国，再艰难也要为国家“留一点自由思想种子”的真正学人，除了在圈子里为人所知外，大都在社会上默默无闻。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先生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学者。
　　我最初了解王学泰先生是在报刊上零零星星的读到他的一些文章，但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我才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忽略了学泰先生。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它让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游民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中国学人对其关注一直不够。据学泰先生考证，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但杜亚泉先生的研究在90年代才由王元化先生表达出来。杜先生虽然对游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大概在1988年，学泰先生开始了对游民的研究，经过十年努力，我们现在终于见到了这本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关注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按照学泰先生的观点，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是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是世代相传的，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止，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他们当然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o(︶︿︶)o 唉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学泰先生认为：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次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在两宋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城市数量少，所以以农村游民为主，而且数量少。宋朝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城市规模大，城市数量多，这样大批的游民就集中在城市，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社会。
　　由于游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正统思想和行为显得格格不入。例如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的观念是十分强烈的。游民的典型代表关羽和张飞与刘备结拜，为永绝后念各自约定杀光对方的家人。反社会，反正统可以说是游民和游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反社会仅仅是破坏而已。他们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愿望和能力。正如杜亚泉先生所论述的，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的20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他说，这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
　　游民社会不是靠制度、伦理、道德来维持的，而是靠“义气”支撑的，结拜是他们最常见的形式。没有取得政权之前，他们是兄弟，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一旦排了座次，那就严格有序，丝毫也不能马虎。他们崇尚大碗喝酒、大盘吃肉，大秤分金银。对于他们自己人，他们是讲“义气”的，“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原同年同月同日死。”但对于外人，他们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可能会杀贪官污吏，但对平民百姓也从来没有客气过。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远比反抗官府的时候多。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崇尚：“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杀谁呢？当然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了。十字坡上的包子，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的人肉馅？江州劫法场，李逵的一排排板斧砍向的大都是无辜者的人头。
　　对于游民问题，过去有种看法，正如学泰先生所说，有些人一见史书上“盗”、“贼”、“匪”之类的记载緊(︶︿︶)o 唉墒桥┟衿鹨濉Ｑ?┫壬?哉庵纸馐湍Ｊ郊峋鲇枰跃芫?Ｋ?魅分赋觯河蚊癫煌?谂┟瘢?端?啊贰ⅰ度??分?嗤ㄋ孜难е兴?从车慕???酥晾??醭?┦缆揖种械男矶嗦沂烙⑿鄣纳缁嵩ㄔ炊际怯蚊穸?桥┟瘢?矶嗨?降呐┟衿鹨逵肫渌凳桥┟穹炊缘刂鞯亩氛??隳?凳怯蚊竦姆瓷缁嵝形?

居然 · 发表于 2005-11-14 15:43:30

李慎之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对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这些当然都不是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不能认为是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虽然学泰用力甚勤，搜罗极广，但正如任何一门学科开始建立时一样，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中国游民社会的起源历史，特征与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发挥。当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质，它所传世的文献，与历朝的官书不一样，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难也是极大的。正如学泰所考证的那样，虽然游民的历史很悠久，活动很广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国》、《水浒》、《说唐》这几部书才能成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进行各种活动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经历、志趣、情怀往这几部书上堆。其他如关于瓦岗寨、薛仁贵、刘知远、赵匡胤……等的著作虽然也属于类似的套路，价值却低得多。要了解游民，要研究他们，就非得像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那样一砖一石、一点一滴去搜罗，去组织材料不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这个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学泰，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与一些老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许多完全可以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目的也就是为的"绝了回心"。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
　　不能排除今后还会在什么地方发现《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然而，守株待兔总不是积极的办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对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献以外，恐怕还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访。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只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做"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为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在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著"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o(︶︿︶)o 唉、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得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竟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o(︶︿︶)o 唉亲自出来批判。o(︶︿︶)o 唉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o(︶︿︶)o 唉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虽然学泰力图分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样要上"圣文神武"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来源:网上文摘

居然 · 发表于 2005-11-14 15:47:15

2005-09-01 中华网文史
　　田炳信·深谈系列

人物：王学泰，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等。
时间：2005年6月19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202楼
作者：田炳信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是一条通向远天远地的乡间小路，一面由远而近向你缓缓走来，一面由近而远背你缓缓而去。走来的是古老的历史，走远的是即将成为历史的历史。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在酷暑难熬的北京六月，在堆满了书籍的客厅和我谈起了他多年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交叉点上的研究话题。 
　　上图：一群农民工在城市里摆起地摊寻找工作，这一幕每天都在中国的城镇里上演。
　　极目远眺，透过历史的蛮雨障烟，在中国朝代更迭的断裂处，你会清晰地看到一沉一乱那凹凸不平的疤痕。游民像股浓浓的液体，从那断裂处流出，散发着一股刺鼻呛眼的味道。那是一个朝代再生的营养液，也是一个朝代死亡的腐蚀液。 
【流动改变了游民的思想】 
　　田炳信：我几年前就拜读过你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才发觉，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农民起义，按照你的观点应该叫做“游民起义”。请问你是怎么划分游民这个概念的？
　　王学泰：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世代相传，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址，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o(︶︿︶)o 唉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绝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并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 
　　田炳信：被抛出去后，游民的活动空间在哪？
　　王学泰：游民的活动空间就在江湖。所谓江湖就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他们脱离宗法网络后一无所有，要为最基本的生存奔走奋斗。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指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最先出现在先秦，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它最原始的意义。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失败了，或厌倦了，他便向往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也往往称之为江湖。第三就是游民的江湖，也是现在经常活跃在我们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写到十字坡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请武松吃饭时说道，“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吓得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马上下拜，武松遂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你想，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丑事没见过，什么坏事没干过，但这种“江湖”却连他们都感到恐惧。 
　　田炳信：这是一群脱离了社会管制、仇恨社会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这样的一群人一旦整合在一起，那种冲击力、破坏力、震撼力是许多显性的正统集团和隐性的传统文化抵挡不住的。o(︶︿︶)o 唉就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深。”
　　王学泰：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但流动起来的人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 
　　田炳信：游商算不算游民？他们有钱，有见识，有时也会与游民有相类似的心理路程。
　　王学泰：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商人的经商活动虽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他们作为“四民”之一，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只有汉初、晋初情况例外，这两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要求商人得穿两样的鞋子，一只黑，一只白，但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流动虽然满足了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但他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因此商人也就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荒唐岁月的劳动教养】 
　　田炳信：说到底，社会要讲一个平衡点，一旦失衡，游民增多，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大。如果警察、保安越来越多，监狱越来越多，社会就是出了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王学泰：历代都有游民，只是叫法不一样。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里讲到，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但宗法精神没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统、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然后由大家长统治，每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我们称之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者。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不必面对社会，一切由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即使犯了法，首先也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法律都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哪怕是度有些过了，官府也会认同。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也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游民则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脱序人”。 
　　田炳信：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比如罪犯在没被捉起来以前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其实游民世代都有，但宋代以前的游民形不成群体，因为游民不等于流民。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宗法在流动并未被破坏，你看福建的客家土楼就知道，他迁到那里后，原来的一套照样在运作。游民却是个体的，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要求他的性格必须改变。性格不改变，他是不可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的。
　　我之所以研究游民问题，是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也是层层领导，等级建构，然后由大家长说了算。过去每个人都生活在单位中，这个集体对你既控制又保护，所以一搞政治运动，单位就成了它的有效空间，没有单位运动就搞不起来。 
　　田炳信：现在搞不起来？
　　王学泰：搞不起来。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在单位中，80%的农民都成个体了，城市工人也下岗了，搞运动的有效空间也就没了。 
　　田炳信：也就是说，中国把人的保护和控制划为两块，一块是单位，一块就是户籍。
　　王学泰：两者二合为一，其实单位就等于户籍。早几十年，如果你被单位开除了，你甭指望能在街道上呆上半年，马上就把你送劳教去了。还有一种比劳教轻点的，叫强迫劳动。1957年春天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是针对什么的？不是针对轻度犯罪，针对的就是城市间没有工作、没有出路的那些人的，是改造游民的一种措施，等于是给你安排一条出路，所以这种劳动教养也是没有期限的，它的潜台词是：你在城市里闲呆着，又没有收入，那你不就得干犯法的事去了吗？ 
　　田炳信：就是管制起来了。
　　王学泰：也不是管制，你到那里去每个月也能拿32块钱工资，等于给你找份工作啊。 
　　田炳信：找工作干嘛不叫个好听点的名字，非叫劳动教养？
　　王学泰：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中国以前的荒唐事太多了。其实社会的本质应该是追求和谐，古人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再加上孙中山说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社会合理的形式，人与人彼此互相尊重。 
【游民的四个典型性格】
　　田炳信：人有约束和没有约束，人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是大不一样，过去有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话就带有浓厚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宗法人由于种种的局限，其见识非常狭小，个性也是萎缩的，这种人从好的方面说是特别憨厚老实；从不好的方面说，是狭隘、窝囊。当他从宗法中出来成了游民，要自己面对社会，他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所以我给游民总结了四个性格，叫游民性格。
　　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所以胡传奎唱“世乱英雄起四方”，只有世乱，这英雄才能出来。
　　第二，游民具有主动进攻性，会主动向别人进攻。这点是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宗法人所不具备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电视剧《水浒传》这首歌就写出了这个意思。就像那些流氓过来拿砖头就敢往你脑袋上拍，咱们老实人就不敢。
　　第三，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对于游民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生存，他们要在社会里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跟与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合起来干，因为群体才有力量。他们的结合方式通常就是仿照宗法制度结成义兄义弟，复杂些的就是明清两代产生的帮会。你看《水浒传》中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同样是打劫，水泊梁山做的就是对的，那些不属于梁山系统的强盗做的就不对。
　　第四，野蛮是游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们回归自然，排斥文明。儒家思想里的孝、谦、仁爱、忠、信这些宗法社会主要的文明积淀，在游民那里就没了。 
【阿Q就是一个游民】 
　　田炳信：你为什么认为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
　　王学泰：因为宋代的城市有了容纳量。宋代以前的城市是城坊制，等于是大城套着小城，长安一百零八坊，每坊都是一个小城，游民进了城也没法生活。到了北宋，汴京已是街巷制，跟现在差不多，商业又非常发达，游民进去可以谋生，渐渐地就形成了群体，也形成了第一代游走性的江湖艺人，他们把游民的故事演说给老百姓听，所以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游民创造的，而且是渗透了游民意识的一种文化。 
　　田炳信：鸟笼里的人渴望单位的保护，希望摆脱的是控制。而游民文化给他提供了获得自由的感觉，相当于弥补了他这种感情的需要。
　　王学泰：对，出来后的游民通常都想拥有一种轰轰烈烈的生命经历，故而在宋代说唱通俗文艺中出现了两类故事，一种是《水浒传》中经常提到的“朴刀擀棒”，一种是“发迹变泰”，并从宋代起在通俗笔记中有了记载。
　　《水浒传》里经常写到朴刀是什么？我做过考证，朴刀也写成“博刀”、“泼刀”或“钹刀”。《宋会纪要》中记载，利州（三峡边上的一个县）有一个转运史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文提到：“著裤刀不能携带”。著裤刀就是挂在裤子上的刀，因为宋代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的。这种刀老百姓安上短棍后就可以用来刀耕火种，安上长把（擀棒）就是朴刀。奏文说，你要是把这给禁了，老百姓拿什么种地呢。这就可以看出，朴刀介于农具与兵器之间，加上擀棒它就是极粗略的一种武器了。《水浒传》中的“朴刀擀棒”故事，写的其实就是游民的奋斗史。
　　游民游走江湖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求得生存，二要发展。游民凭什么发展？一没资本，二没文化，但他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胆量。他要发展，要做官，只有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所以“朴刀擀棒”、“发迹变泰”的故事就在宋代产生了。江湖艺人在把这些当作新奇故事讲给老百姓听时，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想发展自己，就要游走。老百姓听了这些故事，有个观念也就种在他脑子里———实在没办法了，我就造反，造反之后能做皇帝更好，不行还有机会当个官。宋代被朝廷招安的人非常多，所以宋代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上参加宋江起义的人只有36个，只是后来小说里把规模写大了。 
　　田炳信：游民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游民文化不仅影响游民，也影响到非游民，令社会游民化，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王学泰：你看鲁迅写的阿Q。阿Q到底是什么形象过去有争论，有的说他是贫农，有的说他是雇农，有的说他是革命的贫农，有的说他并不革命。我认为阿Q其实就是一个游民，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赵秀才突然中了秀才，他才想起自己也姓赵，结果让赵太爷打了一巴掌，便也姓不了赵了。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居址，住在破寺里，游走于城乡之间，只是我们过去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形象。但是可悲的是，阿Q精神却有国民性。这就说明这种游民精神不仅阿Q有，其他人身上也有。
　　这些人身上的游民文化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通俗文学、通俗小说，特别是由其改编的戏曲和说书中的文化因素，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他们听书，也看戏。阿Q连个圈也画不圆，但是他会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悔不该错杀了……”其实《龙虎斗》这出戏恰恰是写游民生活的，是写赵匡胤和他几个哥们打天下时，误把郑贤弟给杀了，这些都是他从戏文中听学而来的。
　　为什么游民文化又会影响其他阶层的人呢？因为在皇权社会中，大部分阶层是比较稳定的，唯有两个阶层不太稳定，一是最高的皇权阶层，一是最低的游民阶层。社会一有大动乱，这两个阶层的变化也就比较大。中国改朝换代、换姓一共三十多次，打江山的人分两类，一类是少数民族，像元朝、清朝，或者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像隋朝、唐朝；另一类就是游民，像汉朝的刘邦，梁唐晋汉周那5个皇帝除了石敬塘、李存勖是外族人外，其他都是游民、兵痞。我认为从五代后，兵痞就是一个特殊的游民群体。五代以前，士兵和农是合在一起的，兵农不分。五代以后，兵改成了“招兵”，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饭吃了，便招来当兵。所以赵匡胤对臣子说过：只要天下一闹，我就扩军，招来好多饥民。这招确能解决问题，所以宋代也没什么大的社会动乱，但宋代军队的动乱非常多，因为士兵没有尊严，脸上都要刻上字以防逃跑，所以五代起就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由于城市原因，军队原因，文化发展的原因，便在宋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

居然 · 发表于 2005-11-14 15:49:01

【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 
　　田炳信：我研究过单位问题，我认为单位的确很像宗法制度。只要你跟单位领导的关系搞得好，即使犯点小错，甚至犯点小罪，他都可以帮你兜着。所以现在有些人还很怀念单位的保护功能，但它的控制功能就不喜欢了，你说对不？
　　王学泰：我们不把解放后的单位制度比作宗法制度，但它的很多地方的确很像宗法制度。我们现在老说o(︶︿︶)o 唉，其实o(︶︿︶)o 唉的本质就是本属于为公共服务的权力，被掌握了公共服务权力的人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里又包括谋取经济利益和谋取政治利益两种，后者有时就会对你进行迫害。你如果跟单位的领导不和，他能把你整得死去活来。凤凰卫视台的《人间冷暖》节目讲过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一个工人的故事，就因为他把公家购买工具剩下的十几块钱借给一个急用的工友几天，就被工厂领导以“挪用公款”的罪名送去劳教。“文革”时，领导又二话不说把他弄到江西一个农场劳动。许多年后回到上海，户口一直无法恢复，二十多年来都过着无户口的“黑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工作。他没有户口的唯一一次好处，就是有次他被汽车撞成重伤，人家以为他死了，便送到火葬场，火葬场发现他没有户口，说什么也不给火化，要找到证明才行。结果三天后，他醒过来了。没户口又救了他一命。
　　所以从这件事来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应该说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公民的权利，都有公民的性质，这样它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而不能说，改革完成后，它从半宗法制社会中出来，又转到了另一个仍然是宗法充斥的社会。 
【避免动荡要建公民社会】 
　　田炳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单位冲击很大，游民文化的影响现在是扩散了还是缩小了？
　　王学泰：我们现在的单位人跟过去的宗法人有类似之处，但单位人不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而是靠职业分工，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也跟过去宗法制社会中宗法人变成游民的情况不同。首先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就能够容纳大批从单位游离出来的人，社会容纳力比过去强多了。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和思想状况跟古代不一样。古代遇到游民问题，政治家、思想家没什么新的办法，只能提出一个“驱游民说”，就是把游民再赶回土地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土地容纳不下他。 
　　田炳信：我们当年不也搞过下放吗，由于苏联从支援变成封锁，城市项目萎缩，很多人便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王学泰：过去驱游民也好，现在的措施也好，都是行政上的，实际上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可以回顾一下，封建社会特别繁荣的城市，后来都凋零了，因为当时农业的容纳量是有限的，只能大概养活25%的人口，就是有75个人当农民，就能再多养活25个非务农人口。如果城市太繁荣了，游民太多，超过了25个人这个数目，就会开始动乱了，实际上到20%的数目就意味着社会动乱了，这是当时经济的一个平衡点。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不同了，全球一体化，人口再多，你有钱就行了，什么都可以买到。但古代社会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粮食问题没法解决。
　　但是，现在单位人出来后造成了一些类似游民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要动乱的一种势头。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让单位人出来后变成一个完全的社会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单位人从单位出来后，脱离了保护，也脱离了束缚，是很像游民了，但他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公民，不仅他们，那些有单位的人也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公民。我们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有“一治一乱”之说呢？就因为有大批游民从社会中游离出来，他们成为历来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和重要力量。 
【“仇富现象”与李逵杀人】 
　　田炳信：解放后我国通过单位和户籍制度，很早就把游民问题固定下来了。封闭其实就是对落后管理的一种保护，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把所有的人固定在一地、一时可以，一世绝对不行。现在的社会是个动感社会、流动社会，各种思潮、想法、说法多如牛毛，社会的管理难度比以前大了许多，尤其是这些年，在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仇富心理正在悄悄地蔓延。
　　王学泰：现在有人看到一些富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便惊呼中国人中有一种“仇富现象”，我以为这个词组不太准确，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谁也跟钱没有仇”，所以严格地说应该是“嫉妒别人富”，特别是嫉妒我们这一代“新富”。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是一文不名，为什么不出十几年几年，有的人便身家暴涨达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他们中间有许多为富不仁和“第一桶金”来得不太干净的，便使得平民百姓的心理失衡。
　　其实，在社会底层还存在着另一种“仇智现象”，却不被人们所关注。这种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视是有传统的，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分析游民平等观时就提出，《水浒传》作者的理想“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在国人中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但其野蛮与反文明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游民为什么有着反智倾向，是因为这些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也就是现在一些人热衷恢复的“传统”）所抛弃，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近赤裸的，也就是说在野蛮状态的，但这种状态又被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是“天真未凿”。小孩子是天真未凿的，但小孩子没有破坏力量，可是李逵要用蒲扇似的巴掌打你一下，你会是什么感受？有力量而无文明，本质就是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李逵抡着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是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在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 
　　田炳信：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平衡，问题是这种不平衡追本溯源，要有个合理的解释。就像俗话说的，天条可犯，众怒难犯。
　　王学泰：我觉得游民问题在当前已非常严重，特别是民工，他就是游民，不是流民，包括下岗人员。现在就是立一万个法也解决不了农民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将来的社会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相互补充中求稳定。没有一个领导能说，这些利益都是我的，我想给你一点就给你一点。只有解决了游民问题，才是避免社会“一治一乱”的一个主要保证。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贫富不均，实际上我们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手头掌握了那么多钱，可以为解决社会不公提供经济支持，而不能把这些钱用在公费旅游什么的上面，给糟蹋了。
　　田炳信：那些钱给农民做点事都够了，马路上也别今天修了明天拆。当年日本人从我们这儿弄到的钱，都搞教育设施了，提高国民素质。
　　王学泰：很对。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兵书上讲的。货如轮转，人如潮涌，这是商人企盼的。风从群鹰击，云从万马来，这是画家调颜运笔的气势。峨帱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这是游子历经千辛万苦后回归故里的感受。出没波涛三万里，笑谈古今几千年，这是文人墨客出游的情怀。
　　古语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我说，静而有动，动而有静，人也，天也，地也。从自然到社会，从苍天到大地，从远古到当下，一个动字横贯东西，跳跃南北。一个逝去的朝代，一个正在添枝长叶的朝代，都离不开动极自然静，静极自然动的规律。褒贬是史学家的事，好坏是道德学的事，成败那是后人谁都可以评说的事。
前沿思考
●游民绝大多数在城乡之间流动，并有过冒险的生涯或非常艰辛的经历
●这是一群脱离了社会管制、仇恨社会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破坏力惊人
●我们的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也是由大家长说了算，对你既控制又保护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游民创造的，而且渗透了游民意识
●“仇富现象”这词不太准确，“谁也跟钱没有仇”，所以应该说“嫉妒别人富”
●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但其野蛮与反文明是因素之一

苏小妹 · 发表于 2005-11-14 19:57:39

莫说中国，莫说王小波。就是西方各国，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作家，生前不被认可，潦倒一生的还少么？？

满江红 · 发表于 2005-11-26 21:03:08

游民是中国宗法社会秩序的副产品，是中国古代的顽疾，一旦条件适宜，就会发作，导致社会大崩溃，重新洗牌。不可怪罪这些人本身，而应当从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上探究本源。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动荡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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