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明崇祯帝—开眼看世界第一位中国帝王(明末西学东渐) 】

新科状元

<P>【 大明崇祯帝—开眼看世界第一位中国帝王(明末西学东渐) 】</P>

<P>　 在大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有很多闪光点，比如他始终支持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支持士人们修习西方数理知识，支持新的科技（比如西式火器和西式水利）用于国家建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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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美东先生的一篇关于晚明科技的总结性文章认为[1]，当时“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更是锦上添花”，当时中国科技的特点是“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写，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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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启是明末科技融合中西、走向近代的关键性人物。1934年竺可桢先生撰文《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将徐光启和同时期的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相比，他们均是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但徐光启在重视实验科学之外，对于公理演绎法也特别强调，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所没有的，也超过了培根只强调经验的科学归纳法。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最重要人物，但他的影响似乎只及于明末。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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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帝重视科技，应该和当时的时局有关。当时的明王朝屡经天灾人祸，已经是风雨飘摇中。崇祯帝的能力值得怀疑，但他励精图治的意念极强，“科技兴国”是这种意念中的一环，由他一直大力支持火器研究可看出。崇祯帝一继位，就重用西学的领袖徐光启，而重用徐光启又引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修订“大明崇祯历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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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大明崇祯历书》。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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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载：“大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奏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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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崇祯历书》卷帙浩繁，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采用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其参考的书籍，大部分已可明确考证出来，比如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在当时而言都是很新的成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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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成，但过了近十年崇祯帝才下诏通行天下，一方面是因为时局动荡，一方面是因为保守派人士的反对，代表人物是魏文魁。魏是一位土产天文学家，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写了《历元》、《历测》两部书，攻击徐光启的西法。魏文魁以布衣身份上书崇祯帝，作为外行，崇祯帝自然无法判断，他命魏文魁组成东局，与徐光启领导的西法历局争论。和魏的辩论，徐光启记载在了《学历小辩》一书中，其标题是“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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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历一》：“时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测又独验。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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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后来的满清政府。且当时满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于是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爱新觉罗.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这是他所不能预测的了。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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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的科学革命？
　　
　　明清鼎革，其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掩盖了很多我们本应该早就注意的中国近代化转型期的表现。《大明崇祯历书》的意义及其影响，便是被掩盖在明清鼎革的历史悲歌中。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认为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学被引进中国，事实上是中国的科学革命[2]：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假如我们始终冥思苦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科学革命这个问题，那么，搞清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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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明朝1630年左右，其形式不久后在欧洲那些容许人们接触新知识的地方就变得过时了。一些明朝学者很快对此作出了反应，并开始重新规定在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他们彻底地、永久地改变了人们关于怎样着手去把握天体运行的意念。他们改变了人们对于概念、工具和方法应居于首要地位地见识，从而使几何学和三角学大量取代了传统地计算方法和代数方程式。行星自转的绝对方向和它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这类问题，破天荒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天文学家逐渐相信：数学模型能够解释并预测天象。这些变化等于是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地革命。』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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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场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并非始于“西方的数学和数理天文学被引进中国开始于1630年左右”。西方数学和天文数的传入，至少应该追溯到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大明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大明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大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大明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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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对西学的迅速吸纳，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关。晚明是一段很怪异的时期，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失策中，又有着文化科技上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末世中忽然绽放出的绚烂的花朵。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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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泽宗院士曾列出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3]：《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9部都是传统科技范畴的著作，如果考虑西学的传入，这个单子还应该加上一些著作。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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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思想根源，应该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学的流行，导致了个人自我的解放和思想界的异常活跃。但王学流行，士大夫们空谈心性，崇尚玄虚之类的弊病日渐严重。颜元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联为王氏心学的最高境界定谳，是对王学谈心性的辛辣讥讽。晚明国事日非，在这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士大夫们开始认识到空谈心性无补于世事，于是有了晚明的实学思潮。 徐光启早期接受的也是王阳明的心学，但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似乎是正面的，孙尚扬认为[4]：“心学对徐光启的影响并未使他走上逃禅出世之路，这种影响大概只限于使他的思想具有基于善疑的开放性，从而使他既不拘于正统权威之说，亦不拘于自己已接受并较为偏受的理论（王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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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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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数学和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士大夫的阶层。高彦颐（Dorothy Ko）《闺塾师》一书曾论述明末长江下游地区闺阁中的女子，多有研习天文学的。而且，明末士人是真正的研习西方科学，与晚清维新人士们大多只是对政经文史感兴趣相比，这更令人惊讶。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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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年，中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编撰《崇祯历书》的领导者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生活的年代几乎相同，虽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无法和伽利略相比，但他们的科学思想很接近，都试图使科学数学化。伽利略在凄凉中死去，但他的科学数学化的思想事实上标志着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他的科学思想给他的时代带来了很多变化，甚至有席文所说的中国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最终如昙花一现。 </P>

<P>　　或许，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中西对比。


　  
　 附 明末利玛窦与其他教士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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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创第三期中国基督教事工的，当然要算到利玛窦，在他以前许多冒险而努力的人，都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前人种，后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而利氏苦心孤诣，亦足以耋万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迹，见之于一般记述者甚多，兹且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略述如次： </P>
<P>??利玛窦，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国习惯，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生于一五五二年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地方。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亲，曾经做过o(︶︿︶)o 唉，也希望他的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肄习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时候，有志修道，不愿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稣会，有传道四方之志。他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极端反对，欲亲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这样有三次，乃翻然觉悟，以为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习文理科学识之外，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在院立志传道印度，于一五七七年附舟历数国辗转至印度。一五八○年受司铎之职，次年得范礼安之召，乃至澳门。这时澳门已经中国政府允许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稣会士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立为主教区。 </P>
<P>??利氏到了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华语，因为范氏鉴于前此诸教士工作的未获成效，乃由于不懂华语之故，于是命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后来，因为他们能操华语之故，获得总督嘉许，使耶稣会得由广州而入肇庆，立定了传道的基础。先是广东总督名叫陈瑞，起初到任的时候，便借口调查澳门葡侨之名，乃传令召澳门首领门多萨(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萨阿主教(Don Leonardo de Saa)到肇庆总督府质问，其实他别有用意。这消息传到澳门之后，一般侨商，成为不安，恐怕有什么不幸的来临。不得已选派两个能说华语的人员，代替前往，于是令检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门多萨，罗明坚代替萨主教，来到肇庆，向总督从容陈辞，并呈献所带布疋、丝绒、水晶镜等约值二千余元银两之物，总督遂变其傲慢态度，款待礼遇，留居府内十五天之久，又以罗明坚酷好文学，赠给他们许多中国书籍。罗明坚见时机可乘，便向总督请求驻所，以便留此学习中国文字，虽然未得允许，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后罗明坚得几次谒见总督，在肇庆建立了根基。 </P>
<P>??二年以后，罗明坚乃带了利玛窦(一五八三年)到肇庆谒见新任总督郭公。肇庆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城，风景非常美丽。他们到了那里，首先谒见知府王公，按照中国习俗，行跪拜礼。知府对于这几位外来的朋友，十分殷勤。他们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块远离市尘的空地，可以为建筑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带他们到西门外江边观看地方，离这里不远正在建筑一九层高的八角塔，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择定一角。罗明坚便回澳门计划建筑经费，利玛窦一人留在肇庆。因为他学习中国语还不过二年工夫，对于各种事务的处理，自感非常困难。官厅虽然允许他们建筑，而民众却异常反对，于是引起了骚动，谣言蜂起，几乎酿成大狱。幸亏那个知府加意保护，张贴告示，说明教士来华理由，经过六个月的口舌，风潮方始和缓。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欧式的，下层一共五间，中层暂作教堂的一间客厅，上层为教士们住室，前面有一个阳台，从远处看来，式样非常美观，而且与旁峙的九层高塔互相辉映。人民少见多怪，哄动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庆。他本是长于数学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大尺寸，改绘成中国字的地图，将中国本部十五省绘在中央，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却投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他把这地图与浑天仪、天地球考、时晷、报时钟等物，赠于当道，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并佩服他们的学问而得一般学者的尊敬。罗明坚既然跟着卸任的总督到绍兴去了，利玛窦便独当一面的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学问使人佩服，并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横逆之来，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个从后面墙上进来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个人觉得很惭愧。自然这样的事情便传布开来，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称赞，他们在肇庆，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学习中国语言，并且研究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五经子史，都能明晓其意义，据此著书立说，发明教义。他欲实现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他要『在中国成中国人』，于是他也像罗明坚一样在饭食起居仪节生活上都完全中国化，穿着和尚的服装，而改变欧洲的习惯。后来遇到瞿太素，才劝他改穿儒服，废除僧名。那时有因爱慕其学问，而来跟从他的，如钟铭但黄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来请求祈祷的，于是在肇庆便有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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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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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五八九年一个新任总督叫刘节斋的，他羡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夺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门，但却不愿居一恶名，所以仍旧叫教士回到肇庆，愿偿还其房价，利氏等力辞不受，只望在别一城中居住，总督遂指定韶州南华寺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传教工作，遂因此向北推进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请在城河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鉴于前次的纠纷，不复用欧洲式，建成华式的住宅及礼拜堂各一所，时在一五八九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长子，文懿公有数子曰汝夔，日汝稷，曰汝说，后来殉国的瞿式耜是汝说的儿子，也是个热忱的基督徒，可见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响于其后来的家庭。)他本来认识利氏于肇庆，适过韶州，谈论甚契，愿奉为师。本来他想从利氏学得仙丹，却不料所学的乃是宗教真理，与数理几何等学问，历时不久，颇有心得，所以后来在一六○五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问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三，尚未有子，能为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谷。太素本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得其揄扬于缙绅之间，利氏之名遂大噪。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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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曾乘暇游南雄，遇见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为契合，遂得在南雄暂住，为若干人授洗。时同伴麦安东(Antoine d'Almeyde)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相继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单。适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至韶州(一五九四年)遂共商赴北京计划。次年跟随起复之大吏姓石的少司马同行，想借此以至北京。逾梅岭后，溯赣江而上，要经过十八滩，波涛险恶，所乘之船触滩沉没，全船之人皆落水，随行的青年名(Jean Barradas)者惨遭溺毙。利氏自己既没水中，不谙游泳，度无生望，忽手触一绳，乃得脱险。不意该大吏忽然变计，深恐携一外人入境而获咎，欲把利氏遣回广州，几经力请，始许带至南京，而该大吏本人则陆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为官吏所容，复还江西，至南昌，心颇懊丧，适有医士王继楼者，本相识于韶州，至是见利氏至，殷勤款待，赖其见容，得识城中士人。时江西巡抚陆仲鹤，邀见甚喜，利氏以其所著书并三棱镜献之，遂得留居于南昌。由此，得谒见建安王，王甚欢迎之，握手而言日：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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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 </P>
<P>??利氏便著成交友论一卷献之。时适同会稣若望(Jean Soerio)带了些金钱来，遂租得小屋同居于此。从此利氏之名愈著，过访者户限为穿，有见其太烦而劝其托词不在以谢客，利氏答曰： </P>
<P>??『天主不容我作伪言，宁愿过客倍增，不愿言行背道。』 </P>
<P>??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与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一五九八年适有旧相识王忠铭，新授南京礼部尚书，将入京觐见，路过韶州，原欲携带利氏入京，继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静至南昌，将与利氏同至北京。 </P>
<P>??先是利氏在肇庆时，绘有地图一幅，为赵心堂所得。时赵公方将开府姑苏，适王忠铭带利氏到南京，赵公馈送礼物中有此地图，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图本为利氏所作，乃作书以告赵公，赵公喜出望外，具车以邀利氏，相得甚欢。利氏并出天主像，赵公悬之于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礼，并遍请当道诸公，同为瞻仰，畅谈十余日。时王忠铭已先北上了，赵公乃命人护送入京。时正因中国与日本因朝鲜事发生战争，流言外国人为日本间谍，为避嫌计，不得已使郭居静迳返南京，自己则往苏州访瞿太素，太素劝其在苏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甯赴镇江休养，至一五九九年仍还南京。时王忠铭已就南京新职，介绍许多官吏与之订交，一般士大夫，咸以与利氏订交为荣。郭居静亦由山东来会。商量建筑住所。户部刘斗墟曾于洪武冈建有住宅一所，因常为魔扰，愿让给利氏，视之，极为满意，即奉天主神像于其中，夜与郭居静钟念江迁入同居，安然无异。次日诸相知过访，咸以为邪不胜正，始知堪舆择日之俱属妄诞。有太史王顺庵者，博学多闻，常有志于度数历法之学，知利氏精此学，乃令张养默先就利氏受业，习之既久，于浑仪度数，始有所得，乃喟然叹曰：『彼释氏之言天地也，但闻一须弥山而日月绕其前后，日在前为书，在背为夜，其言日月之蚀也，则云罗汉以右手掩日而日蚀，左手掩月而月蚀，言地在须弥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国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测者，尚创为不经之谈，况不可测度者，其空幻虚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测验可据，毫发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细，圣教之与释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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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名士吴左海李卓吾亦皆订交利氏，赋诗为赠。又尝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学识为当时人所惊服者类此。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岁之武官，洗名为保禄，后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时奉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礼拜堂中公开礼拜，郭居静将此情形赴澳门报告，并请派辅助之人，不久，郭氏偕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同来，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务，利氏则偕庞氏作北京之行，时在一六○○年，所带页物，有大小自呜钟各一，油画三幅，内圣母像一，耶稣偕约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镜数面，三棱玻璃柱两面，圣课日祷书一册，手琴一具，万国舆图等。被内臣马堂，截夺贡物，自行上奏，奉旨使殿召见，命内臣学习西琴，并问西洋曲意，利氏乃译西琴八曲以进，帝尤爱自呜钟，命此二外国人留居京师，并赐月俸。向例外臣贡物，必由礼部呈进，今因利氏迳由内官直达，礼部大臣认为越级，颇示不满，后经利氏说明马堂强夺邀功之事，方释嫌怨。利氏虽留京师，却居夷馆中，乃具疏请命，冀能于两京或吴越，得一居所，未蒙报可，后经礼部赵邦靖周旋其间，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后赵公因事去官，利氏独往唁慰，赵公感激相知，归而研究利氏天学实义一书，颇多领悟。利氏住京师几十年，时与名公巨卿论学，宾客过访，络绎不绝。每接见宾客时，轭言天主教理，一有宾客，则倒屐出迎，虽在抱病呻吟之时，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则呻吟如故，无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因此，交游日广，人多乐以相亲，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闻人，颇多受洗入教，徐光启李之藻即其中之一。时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余人，徐光启本于一六○三年领洗于南京罗如望(Jean de Rocha)，次年为翰林，至一六三二年入阁为尚书，为当时华人信道中最有贡献的一人。李之藻从利氏学西学，深佩利氏器识，适患重病，以独居京师，乏人照料，利氏朝夕于床第之间，为之调护，及病笃时，乃劝其立志奉教，遂为施洗，而病亦渐痊，后为基督教多所著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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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九年利氏曾创立信徒团体，名曰天主母会，在会之人，相约以德行范世，瞻养穷人为务，按月聚会，互相策励。其日常工作，除为志愿受洗之人讲说教理外，又尝努力学问，于中国文学，造诣甚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故其在应对周旋之时，往往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本其于中国学问的素养，从事著述，一书之出，莫不受人称誉。教内外人士，致书请问的，日有多起，辄手自裁答，虽缕缕长言，亦不惮烦。又尝就北京建筑大礼拜堂，亲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剧，劳苦不辞，乃至促其年寿，于一六一○年五月十一日卧疾不起，年仅五十七岁。遗命以龙华民(Lonsobardi)继其后任，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葬地，乃以借没杨内官私创二里沟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赐为利氏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与南京南昌韶州诸士大夫都来参加葬礼，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资纪念。内臣中有以为外臣赐葬，向无此例为言，宰相叶向高乃曰：『遑论利氏之道德学问，即就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亦足当葬地之赐。』此利氏之死。实予基督教在中国以莫大影响。当利氏临终之前，曾致书于其同僚，有云『我思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良法，莫为我死。』果然，他不平凡的死，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伟绩。其生平所著汉文书籍甚多，当于下文另述。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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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利玛窦逝世时的教会情形，从上述的一篇传记里，可以知道当时已开设教会的，有下列的几处： </P>
<P>??(一)肇庆府。于一五八三年建一住宅。 </P>
<P>??(二)韶州府。于一五八九年建立教堂与住宅。郭居静于一五九四年到此工作。到一六○六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P>
<P>??(三)南昌府。于一五九五年，以六十金买一小房作教堂，一六○七年李玛诺又以百金买一较大之屋立堂。一六○九年时有教友约三四百人。 </P>
<P>??(四)南京。于一五九九年建造堂宇。 </P>
<P>??(五)北京。于一六○五年以五百金购一屋建立圣堂，即为南堂。


??(六)上海。于一六○八年由徐光启郭居静开教，建立堂宇，二年中受洗者有二百人。 </P>
<P>??(七)杭州。于一六一一年由李之藻郭居静开教。 </P>

新科状元

<P>当时奉教人中有名望的，如(一)瞿太素，江苏常熟人，大宗伯文懿公长子，一六○四年领洗于罗如望之手，圣名依纳爵。(二)徐光启，上海人，官至礼部尚书，一六○三领洗于罗如望，圣名保禄。(三)李之藻，杭州人，一六一○年病笃时在北京领洗于利玛窦。(四)杨廷筠，杭州人，一六一一年在本地郭居静手领洗入教。(五)冯应京。安徽盱眙人，读天主实义而受感。(六)李天经，河间吴桥人，以进士仕京师，由徐光启劝导而入教。(七)张寿，李之藻门人，与其师同受洗于利玛窦。圣名弥额尔。(八)孙元化，嘉定人，在北京受徐光启感化，于一六二一年领洗，圣名依纳爵。(九)王征，陕西泾阳人，官至布政司，圣名斐伯理。(十)韩霏，山西绛州人，在北京与徐光启善，圣名多默。(十一)段哀，山西绛州人，亦在北京做官时奉教。(十二)金声，安徽甯人，崇祯进士，与徐光启善而奉教，其女守贞不嫁，亦奉教(十三)瞿式耜，为瞿太素之侄，万历进士，后殉国。(十四)张赓。福建晋邑人。与利玛窦同时同工的人，除上述罗明坚为其先进外，如：麦安东，是葡萄牙人，他的号叫立修，在一五八五年偕孟三德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利玛窦传教内地工作，曾随罗氏至绍兴，并与利氏共事于肇韶州，一五八九年病殁。 </P><P>??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也是葡萄牙人，号叫甯寰。一五七二年至印度，奉范礼安之命，辅罗利工作于澳门，后经罗氏带往肇庆，总督会面询其会否思家，乃答曰：『永与华人处，是我愿也，』后因肇庆教士为总督所逐，相率至韶州，劝导青年华人入教，不久，孟氏遄返澳门。一六○○年病殁。 </P><P>??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意大利人，号叫镇宇，一五九○年奉范礼安之召，来至澳门，以麦安东病殁，赴韶州，继其职，抵韶不久，有盗夜劫其室，被盗砍伤其头，并伤仆役三人，官捕得盗，判处死刑，石氏等请宽其罪，仅杖二十释之。助利氏传布教道。体魄虽健，然预知不寿，未三年果病终。 </P><P>??郭居静(Lazrus Cattane)。亦意大利人，字曰仰凤，石方西病殁，利氏独居韶州，郭乃召氏来助。利氏第一次赴南京时，留韶管理教务。后偕利氏同赴北京。及还南京，被遗归澳门报告旅行经过。事毕遂携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至南京，利氏最后离开南京时，郭氏留居南京，管理南京南昌韶州等处教务。后来范礼安卒，郭氏遂继其视察之职，留居澳门。会荷兰人因嫉葡萄牙远征得利，乃遗海盗扰沿海岛屿，并欲谋据台湾，进取澳门，于是葡人设防以备。华人见之，遂有外国人谋据中国，推郭氏为帝之流言，且有不良教徒，以教士们不袒庇其讼事，怀恨于心，又从而煽动。酿成焚烧教堂的暴动。流言既炽，教士等处境其危，两广总督派人调查，召见郭氏，欲观其武库，郭氏导之入图书室，乃指其藏书曰：『此我所持以谋据中国之武器也。』又导之入学校，而指其学生曰：『此我将率以侵据中国之兵卒也。』流言之不实，至是始为之释然。这件事体是在一六○六年。后带熊三拔(de Ursis)来中国，及至南昌，三拔到赴北京，郭氏则止南京。时徐光启因父丧回上海，道经南京，邀郭氏同往开教(一六○八年)。时上海因商业兴盛，已成重要城市，居民约四万户，人口约三十万人。以徐光启位高望重之故，易于号召，得建一华丽教堂。郭氏居上海二年，受洗者有二百人。复奉新会督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之命，偕同金尼阁(N．Trigult)钟巴相赴杭州开教。李之藻是杭州人，已在北京受洗，时亦因丁夏在籍，力助开教事业，并劝其友杨廷筠入教，徐李杨三人，实为当时开创教会之三大柱石。杭州亦建堂施洗，日臻兴盛，两地教会，皆由郭氏主持，居杭州约三十年，至一o(︶︿︶)o 唉○年逝世，年已八十。 </P><P>??龙华民意大利人，号曰精华，一五九七年到中国，先在韶州传道，遭受甚多困难，仇教的民众和尚，屡加侮陷。一六○三在韶州靖村建立教堂，此实为中国首建立之教堂，以其尚在利氏所建之北京教堂以前故。一六○九年被召至北京，任中国全国会督，其第一工作，即为编纂洗礼语，其意见与利氏不同，所以为引起后来礼仪问题讨论的导火线。一六一六年南京教案起，在华教士，尽被驱逐，及至一六二二年熹宗帝以与满州战事，乃召回诸教士，谋军事上的帮助。龙氏得与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同至北京，仍做传教工作，并常至山东泰安传教，劝化受洗甚多。年九十五，因跌伤而去世，时已为清朝，顺治帝赐葬银并致祭。


　
??罗如望(Jean de Rocha)葡萄牙人，号曰怀中，一五九八年被派至韶州，后来复派至南京，曾为瞿太素及徐光启施洗。南京教案起，偕一中国修士邱良厚避难建昌，在建昌也曾为一名翰林万玛窦全家施洗。后来从建昌至福建漳州开教，又至江苏嘉定传教，并建筑教堂一所。当南京教案时，曾与徐光启起草奏疏，辨明沈涔之诬。熹宗召回北京并任会督，次年(一六二三年)去世，葬杭州方井南。徐光启闻讣，全家持服，如遭父丧。 </P><P>??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西班牙人，号顺阳，一五九九年至澳门，范礼安遣往南京与利氏同工，利氏第二次入京，携以同往，得其助力不少。曾赴近郊各村庄传教，领洗者数十人，利氏死后，为之奏请葬地。奉朝命改正历书，被暴徒殴击，几濒于死。南京教案起，卒被驱逐，甫至澳门，得疾而死，时为一六一七年。 </P><P>??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意大利人，号曰有纲，一六○六年被派至北京，利氏令其精研中国语言。时因中国钦天监推算差错，朝命庞迪我与熊氏共同修历，著书推其经纬度数与日蚀。结果，虽遭官吏嫉恨，却得万历帝的欢心。及至南京教案起，熊庞二氏同被驱至澳门。一六二○年病殁。 </P><P>??李玛诺(Emmanuel Diaz Senior)号曰海狱，一五八五年至印度，一五九六年任澳门会团长，并视察韶州南昌南京教务。一六○四年至北京，偕郭居静南下。次年摧中国修士邱良厚返南昌传教，受洗者有二百余人，并劝化一明朝宗王全家受洗。四年后重返澳门任团长职，后又奉命视察各处教会。一六三七年曾上书主教，自言居东方五十一年，任布道长或谘议逾四十九年云云。一六三九年病殁于澳门。 </P><P>??费奇规(Gaspard Ferreira)葡萄牙人，号曰揆一，曾至北京协助利氏，做培植教友工作，自任讲授之职，因而受洗入教者有一百四十人之多。后兴阳玛诺共管韶州教务，曾在建昌建一教堂，清兵入关，乃退回广州传道。 </P><P>??上述诸西教士，皆与利玛窦有直接关系，同时工作的人，尚有若干中国人士。在当时传教工作上有相当贡献的，除上述之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外，如： </P><P>??钟巴相，一名铭仁，是第一个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号叫念江，广东新会人，谙西方语，曾任利氏舌人，从行数年。时华人信教颇易遭受意外困难，在韶州曾受刑负枷，被驱逐后，又在杭州受杖而幽禁，随利氏至北京后，复受第三次的禁锢，皆因其宣传福音之故。在南京教案中受苦最多。一六二二年殁于杭州，入教凡三十二年。 </P><P>??黄明沙，偕钟巴相同入耶稣会，偕传教师入内地传教，在南闵曾说瞿太素入教，后至南昌传教，旋奉视察员之召至文州。时正流言葡萄牙人谋反甚盛，氏为新入教而背教者诬告于总督，谓为郭居静之间牒，捕之入狱，备受苦刑，问无实据，本可释放，不意彼告诘者，复诬以私藏火药，乃被囚禁，受重笞，体无完肤，次日复遭刑讯，抵狱即死，年仅三十三岁，时在一六○六年。 </P><P>??游文辉字含机，澳门人，一五九八年随利郭二教士在南京传道，一六○五年得范礼安之许可，入耶稣会为修士。后随利氏至北京，当利氏临终时，彼曾在侧。一六三○年殁于杭州。 </P><P>??雷安东也是澳门人，在北京入耶稣会，常偕庞迪我传道近畿各村庄，虽体弱多病，仍能不辞劳苦。为费奇规伴侣，遗至韶州休养，后又由韶州赴澳门，殁于舟中，时在一六一一年。 </P><P>??邱良厚字永修，也是澳门人，父母皆基督徒，故自幼即入教，后为副教师，偕罗如望居南昌建昌数年。一六二一年随毕方济(F．Sanlbiasi)至北京，为龙华民之勤劳伴侣，受其劝化而受洗者甚多，其中有经龙氏施洗之太监庞天寿，亦为邱氏劝化之功。一o(︶︿︶)o 唉○年殁于北京。 </P><P>??钟鸣礼，字若翰，与其父念山其兄鸣仁同在澳门入教。当其兄随利氏赴北京时，他留居在江西南昌，后从王丰肃于南京，遂入耶稣会。利氏既死，曾往北京会葬。在南京教案中被刑残废，几濒于死，其为道受难如此，不意在一六二一年，被会中除名。



　
??石宏基，亦澳门人，字厚济，一六一二年随郭居静至杭州，次年随林斐理至处州，又曾在南京绛州建昌等处传道。 </P><P>??邱良禀，字完初，生于澳门，或为邱良厚的兄弟，一六一○年入耶稣会。在韶州修院肄业时，被拘入狱，备受苦刑。被释出后，曾奉派往安南南坼。长于日才，劝化多人入教。 </P><P>??倪雅各，字一诚，生于日本，范礼安遣之回中国工作，一六○四年随李玛诺至北京，入耶稣会为修士，居北京多年。 </P><P>??凡此诸人，乃利玛窦前后中西同工的几个重要人物，是创造这一时期中国基督教的有力分子。此后在明末清初之间，尚有几个重要西国教士，像葡萄牙人阳玛诺，在一六一一年与费奇规同至韶州，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一六一○年至澳门，次年被派至南京，又工作于杭州北京等处。又有意大利人艾儒略(Jules Aleni)一六一三年被派往北京，曾至开封访求犹太教经典，后劝化杨州某大吏信教，教名伯多禄(Preire)。因伯多禄任职陕西之故，随赴陕西，后由陕西至山西，劝化若干人信教，又赴常熟为瞿太素之侄进士式耜施洗，名公巨卿与之往还者甚多。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亦意大利人，一六一三年被召至北京，南京教案起，被逐南还。山东巡抚孙元化留之居嘉定，后仇教事息，潜入北京匿居徐光启宅。后至上海松江开封南京各处传教，颇为明末隆武永历诸帝尽力，冀挽颓连。葡萄牙人传汛际(Francois Furiado Heurtado)一六一八年随金尼阁来中国，初在嘉定，后至杭州与李之藻相随，李之藻死后，便至陕西西安，在该处建立教堂一所。与艾儒略分主南北两教区：南区包括南京福建湖广浙江江西两广，由艾氏管辖，北区包括京畿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四川，由传氏管辖。日耳曼人邓玉函，亦与金尼阁同来，被召至北京，助熊三拔等修历，因南京仇教事起，乃南归，迨事平，复召西士修历；时在北京者，仅龙华民与邓氏二人，乃命邓氏主其事，迨邓氏于一六三○年卒，汤若望罗雅各继续其未成之业。说到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也是日耳曼人，对于中国教会，在欧洲教士中占重要地位。当邓玉函卒后，朝廷召汤氏入京继其修历之任。中国历官颇嫉恨之，得徐光记以阁老地位加以庇护，故未遭意外。光启将死，曾托其他信教大臣，为之保护。当时汤氏曾为若干太监施洗，其中以若瑟与庞天寿为最著名，若瑟在宫庭内传道，宫内妇女太监及后妃因而信教者有二百余人。满清入关，顺治帝亦甚宠眷汤氏，呼之日玛法(Mota满洲语父也)。氏曾致书欧洲母会，请派会士来华，因已得皇帝自由传教之许可。自一六五○至一六o(︶︿︶)o 唉年间，受洗者逾十万人。后以杨光先反教之故，与当时同工神甫南怀仁利赖思安文思入狱，几丧性命。其生平事迹，可与利玛窦相比。同时在上海经营教务的，如意大利人潘国光，后来为南京主教的则为南怀仁，皆天主教中的有名教师，其他不及详举。 </P><P>
??在此，我们应当补述明末皇室与西方教会的关系。自满清侵入北京，大明崇祯帝殉国，大明福王称帝于南京，迨南京失守，大明唐王称帝于福建，号曰隆武。隆武被执，丁魁楚瞿式耜奉桂王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永历是大明万历帝之孙，在位十五年，端赖奉教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焦琏等之力，支此残局。永历太后及皇后奉受洗进教，太后圣名赫肋纳，皇后圣名亚纳，太子亦因病受洗，圣名公斯当定。同时，宫中领洗的有五十人。太后曾遣使至澳门献祭、并欲遣使至罗马谒教皇，庞天寿本愿自往，太后以其年高报，乃改派卜弥格神甫前往，于永历四年起程，持国书二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稣会长，信中请求为大明祈祷太平，并多派教师来中国传教。庞天寿亦备上教皇书带往。卜神甫在途历二年始达罗马，适教皇因诺增爵故世，乃谒新教皇亚立山大第七，得教皇回书，及回中国，太后已死。永历帝卒不能复兴明室，与太子共殉国于云南，其皇后及宫女等均送至北京，居于别宫，不能得见神甫，只有几个女教友，时常去安慰她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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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茶

<P>感慨~</P>

仕民天下

有一定道理，虽然喜欢明朝，但盲目吹捧也是不好的！！